从1992年算起，我在《读书》上发文已有三十余年。《读书》上的文章比较轻松，往往是我有一个想法，无论是否读书得来，又觉得很有趣，也很有价值，就动笔写出。当然大多数想法还是读书得来的。这反映在我的随笔中，我正在看某人或某类的书时，援引频率就高一些。例如有些时候引用哈耶克比较多，某些时候康德比较多；有些时候多谈自然神论，有些时候多谈普通法。总之在《读书》上发文章是我与别人分享自己思维愉悦的一种方式。
回头看来，这些文章还是值得一读。我说过，《读书》是一本“非专业知识分子的杂志”，它的读者多是想从中获得一些专业之外的知识或情趣；所以我写的时候也有这种自觉。最开始，我的随笔还是围绕着经济学，目的是给非经济学的读者介绍一些经济学的精彩理论或最新进展。当然，由于我当时热衷于制度经济学，文章多涉及科斯，布坎南或哈耶克。逐渐地，我不知不觉地向其它领域扩展，如人文领域，国际问题，认识论，历史，法学，科学方法论，宗教，哲学，生物学甚至艺术。我当然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只是觉得我的关注范围没有一个叫作“经济学家”的边界限制。
虽然写其它专业领域的读书心得在专业内人士来看是“不专业的”，但在这时，与我写经济学的随笔不同，我是以外行人的身份来写其它领域的书籍对我的启发，即使理解不到位，也是“创造性误读”，而这是思想发展的重要形式。况且也许没有专业内的教条，反倒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新。读者或许能从这些文章中看出游荡的灵感。而从另一层面来说，相距较远的知识之间随机碰撞，不仅会带来思想创新，还会很有趣。而有趣，其实是人们探索学问的最强大动力。对于我，如果我自己都不觉得有趣，我还会给别人讲吗？
如今我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其中绝大多数发表于《读书》杂志，后来、尤其近年来也有一些发表在《南方周末》、《FT中文》或《随笔》，有个别文章发表于我的博客《盛洪教授》。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在天则所被关闭以后，时间比较充裕，读书多了一些，写的这类文章多了一些，都给《读书》恐怕频率高了些。这些其它报刊也是很优秀的。不过即使不在《读书》上发表，它们都是类似“读书体”的。
读书体的文章是比较好读的。这不是专业文章，没有那么多的专业术语。我的文章选题也是兴之所致，往往是读到一本好书，或到某地旅行，激起了对某一问题的兴趣。所以这类文章放在一起，也看来不是某一类专题，读起来不至于沉闷，经常变换且主题多样。不过，在这些互不相干的主题之间，也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经。这就是我的看家本领——制度经济学。往往在不同领域或事物中所包含的有关制度规则，激活了我的兴味。所以它们是“形散而神不散”。
这些文章论题各异，标题各有千秋，我为什么要选“能不忆唐宋”作为本书的书名？我通常会用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题目命名书名；在相差不大的选择中总得选 一个。另一个原因是，在数十年对中华传统的“耻辱熏陶”后，现在的大多中国学者即使不骂传统，也羞于赞扬。我是要坦率地说出我对某一段传统的热爱。“能不忆唐宋”，不仅因为唐诗宋词，而且缘于士大夫们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风骨。怀念这个时代，不是因为它没有缺陷——是人都有缺陷，他们的历史也是，而是唐宋士大夫们至少比贬低他们的那些人要勇敢、智慧、高尚和优雅得多。
2023年12月4日於五木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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