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特朗普发布了一幅他貌似基督兼医生、教皇是病人的图像。这无疑亵渎了教皇以及整个基督教。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特朗普的内心。他已经是美国总统，但还想当上帝。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这是一个凡人在手握大权时头脑膨胀的通常表现。这种膨胀在历史上曾经成功过，表现为那些政治领袖同时兼任上帝代表的制度。这就是政神合一的制度。但同样是历史证明，这种制度的致命之处是，一旦凡人领袖变为神，他就“没有错误”，实际上就失去了纠正错误的机会，最终导致失败：商纣王自焚于鹿台，日本惨败于二战，文革收场于四人帮的垮台。尽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它禁止设立国教，堵住了政神合一的邪路，但这挡不住特朗普想当“最高领袖”的妄想。他也想一言九鼎，让所有人闭嘴，包括天主教世界合法的耶稣的代言人——当今教皇。原来他的最高理想就是仿效他要打击的伊朗，设立一个高于政治权力的神权。于是这场战争就成了神权与神权之间的战争，最终受害的是伊朗人民，他们被两个神权内外夹击，…… 还殃及世界。（2026年4月15日）
盛按：这篇十几年前的发言，主要讨论国家体制或政治结构的宗教基础问题，以日本现代神道教的孕育、诞生和利弊为线索。它不仅使用了古代神道教的资源，还借鉴了儒家有关祭祀的资源。这与朱舜水及其水户学派有关，该学派传人提出了“国家神道”概念，为以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宗教基础。然而宗教基础也要避免政神合一和激励战争的错误，才能给一国家民族带来正面的稳健的政治结构。（2025年3月25日）
我本人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有一个契机，让我稍微多了解了一下日本，主要是到日本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今天9月份又去了一趟京都。京都应该说凝聚了很多日本的历史，那边的世界文化遗产很多，除了像皇家的和当时的将军的一些遗迹以外，有两大类，一类是寺庙，就是佛教的寺庙；还有一类是神社。我肯定是对神社更感兴趣。因为在中国有佛教寺庙，但是没有神社。而神社是日本非常独特的文化，所以我在这方面非常关心。
在京都附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社叫伊势神宫，一般人不太去，但实际上是日本的地位最高的神宫，应该说近代以来日本的神道教，最初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跟我们现在这个大觉寺很类似，它是皇家的神社。
我没有抽出时间去伊势神宫，我去了趟下鸭神社。这张图片是下鸭神社，这是很多神社中的一个，它确实有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非常质朴，不但颜色和材料，结构和外形上也是非常质朴的。确实有一种日本独特的美，这是许多神社中的一个。这个下鸭神社也是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日本有很多神社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为了满足好奇心，去日本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子安宣邦的书叫《国家与祭祀》，是想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传统，因为我开那个会题目是叫“东亚经济的国际整合”。我的想法就是，经济整合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政治整合，而政治整合的基础是文化整合，所以我必须对这方面有所了解，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从伊势神宫开始讲的。让我很惊讶的是，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原来对日本有偏见，认为日本没有理论，但是这本书讲得非常深入，我觉得很好。
另外一本书是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这本书也是非常好的，这本两书可以互相参照看。我受了这两本书非常大的启发，才有此番的议论。
首先讲讲我对制度的非常简化的一种理解。制度就是制度结构，它不是平面的。一个制度结构可以由很多制度安排来组成。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划分，制度结构是由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组成的。有形制度就是能看得见的，可以用文字精确描述的，而且可以实施奖惩、以促使人遵循制度的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一般是政府、市场和企业等等。还有一类是无形制度，像宗教、文化、习俗和家庭等等，它是没有严密的文字描述和通过奖惩手段来执行的。它没有什么奖惩手段，它只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但你不这样做也无法惩罚你。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主要是由这两大类组成。关键在于，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者一般比较忽略无形制度的功效，是因为无形制度一般来讲不是那么显然，不是那么能够了解和描述。所以它一般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很重要。
最近我比较关注无形制度，觉得对无形制度应该有一个更细的分析。无形制度的功效有两类，一类是在较小范围内的，人和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有点小冲突，它可以去调整，比如我不小心踩了你的脚，我说“对不起”，你说“没关系”；或者是自我约束，比如在公共场合，漂亮的寺庙、园林里，不要随便丢垃圾。这些是在较小范围的功效。但较大的利害范围里就做不到了，因为利害太重，道德就不起作用。有形制度通过可操作的奖惩让人们去遵守。但有形制度总有缺口，有缺口就需要自律制度去弥补，自律制度的基础就只能是一些无形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让人自觉遵守。除了利害较小的范围，无形制度在另一个极端情境中也有功效。这就是在政治的最高层次上起作用。对政治最高领导人，虽然有各种有形制度约束，但我们知道从来不存在完善的约束，如果没有高于政治最高领导人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在这些原则下政治最高领导人的自律，一个政治结构就不能正常运转。其实任何一个机构都有类似的问题，机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能自律，靠他律制度不能实现完善监督。这种高于最高领导人，又约束最高领导人的基本原则就是宪政原则，是从无形制度中提炼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宪政原则是一个社会整个制度结构的基础，有形制度建立在此之上，它也使得一个社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自觉遵守。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违规，任何一个有形制度都是不完善的，因此必须要有自我约束的东西。所以说有形制度的根基是宪政原则，是无形制度，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基础。
比如历史上的犹太教的“摩西十诫”是不是法律？我认为最初不是法律，只是一套行为规范和规则。摩西十诫是摩西在西奈山见了上帝，上帝告诉了他，并让他回来如此说的一套宗教原则，但后来却成为了犹太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一套基本原则。现在看来这些戒律好像是废话，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初期的根本原则。
中国历史3000多年延续到现在，很多基础性的原则产生于上古时期。《尚书》里周公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宪政原则，还有《论语》，也是基础性的原则。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已经发展出一些基础性原则，而这构成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宪政基础。梁漱溟说过，《四书五经》就是中国的宪法。
下面讲讲神道教的问题。
神道教到底是什么？前面的两本书讲，现在我们看到的神道教，实际上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宗教，它是明治维新时期才出现的，所以说不是一个很有传统的宗教。它怎么来的？明治时期，应该说从幕府时期开始，日本面对西方的挑战，美国、俄罗斯开了炮舰过来要求通商，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日本面对挑战就要起来应战，方法就是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主流的理解中，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只是一套有关政府的规则，如民主和法治等。但日本的文化精英除了这些以外还看到了宗教维度。因为宗教原则就是宪政基础。子安宣邦讲，这些当时的日本文化精英清楚，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是基督教加上民主制的世俗政府，而不是简单的民主与法治。
我们的教科书里说，明治维新是学习西方的有形制度，学英国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开国会，建立各种各样的文官体系。但忽略了一环，就是它的宗教基础。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前，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就有思考。我寻找这样一个脉络的时候，翻了翻历史，发现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户学派”。水户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当时的江户附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叫朱舜水到了水户。他是明代遗臣，明朝被清灭后，他去日本搬兵抗清复明，五渡日本。后来因为复明没有希望了，就留在了日本。但留在日本后，他对日本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专门研究朱舜水的人说，传承朱舜水的有三个日本儒学派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就是水户学派。水户学派有几代传人，最开始的是德川光国，师从朱舜水，后来传承下来，其中有一个水户学派传人叫会泽正志斋，也叫会泽安。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写了一本书叫《新论》。在明治维新几十年前，即1825年就提出了所谓的“国家神道”这个概念。他使用了日本古代的传说资源，提出了“天照大神”的概念。建立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有关祭祀的学说。《易经》里有“圣人以神道设教”之说，他变为“天祖神道设教”。天皇的祖先就是“天祖”，是他们创设的概念，当然已经被神化了。他还使用了《礼记》、《尚书》中大量讲到的周朝祭祀的儒家资源。所以说近代以来是他最初提出了日本的神道教方案，后来逐渐形成。根据这样一种创设，神道教思想被日本天皇接受，幕府时期，倒幕派和支持幕府的军队打仗，但最终的结果是幕府被打败了，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政于天皇。在这种背景下，神道教具备了政治条件。明治时期被正式设立。
当然，虽然神道教是以儒家资源为基础创设的，但是它对儒家做了重要的修正，我称其为儒家的修正主义。
第一，天神与天皇祖先合一。天皇家族是神的家族，他的祖先就是天神，天神就是上帝，这是合一的。这种神和政治领导人合一的概念与儒家是明显不一样的，因为在儒家里面，天和天子是两个词，天子是天的儿子。“天子一爵”是说天子只是人间的一个职位，一个官爵，再大也是凡人，这在周之后的儒学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
第二，忠孝合一，忠在孝前。这与儒家不一样，因为儒家是忠孝两分，孝在忠先。
但这种修正非常微妙，是儒家的一个修正主义，但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把神道教作为一种为日本民族国家服务的工具。其一，它确立了天皇统治的合法性。原来天皇也是世袭，但经常没有实权。这样做就以神圣合法性作为基础，即天皇和神、上帝是一回事。
其二，实现国家认同。据说原先是没有仪式的，后来才有。比如对着日本国旗喊天皇万岁，向天皇鞠躬，并逐渐养成了一种国家认同。
其三，凝聚了民心。我们知道祭祀是聚集民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其文化功能是进行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
还有，因为天皇就是上帝，代表最高正义，所以你们要服从。日本人非常遵守纪律，祭祀起到了这样重要的作用。
这样，神道教就成为现代日本民族国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的设计中，神道教不是一个独立的宗教，而是日本民族国家和政府结构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第一，在理论上天皇是主祭人，但后来发展为天皇参拜。第二，靖国神社的设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神社，包括伊势神宫，它们都是明确的政府机构。“二战”日本投降之前，靖国神社属日本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管。第三，它有彰显为国捐躯的英灵的功能。靖国神社供奉的都是日本军人，所以神道教有一种国教的性质，是国家神道。
经济学讲国家，就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公共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内的公共物品，包括提供司法、秩序、公共安全和环境；对外就是战争，战争包括两类，一类是自卫战争，另一类是扩张和侵略，这也是公共物品。比如，如果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赢仗了就要中国赔2亿两白银，这是日本人的公共所得。同时战争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军队和武器外，还需要有精神力量。因为军人要不怕死，勇敢去打仗，任何一个国家和军人都不会忽略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分析也不能忽略。
宗教的作用是什么？我理解主要的功能是道德教化和超越生死。超越生死是一种对死的恰当态度，解决死后灵魂去哪的问题。宗教能够安定你的灵魂，缓解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对死亡采取一种非常坦然和淡定的态度。我们知道，很多不信教的人对死惶惶不可终日，信教的人不是这样的，但这种功能可能被国家所利用。
会泽安在《新论》中说，“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很简单，这样做你就能够非常从容和淡定地面对死亡了。在战争中如何利用？甲午战争刚结束，福泽谕吉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其实是呼应《新论》里的话。举行大祭礼的含义很简单，就是让这些死者能够受到彰显，让生者，包括死者的父母、妻子都能够感到光荣。这样后来的生者就会继续为天皇战斗。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在靖国神社举行了第一次阵亡将士的大祭礼。靖国神社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为天皇战死的人死后当作神祭拜，这是与很多国家和宗教不同。但在日本，这些人死了以后就是神，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种对死者非常高的定位。我们知道，一般人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可以到天国，但并没有说把你当成神，而日本的神道教把为日本国家和天皇战死的人称为神。所以这就起到了采取像招魂仪式、大祭礼那样非常强的激励作用。高桥哲哉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一个参加祭祀仪式的日本母亲的话，来说明激励的效果：“可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这么风光地祭奠着，高兴得来了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小泉首相去参拜的含义。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中国人恨日本人很残酷、愚蠢，以及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从来没有说日本人胆小和怕死的，为什么？我觉得答案就在这里。
我再做一些评论。
第一，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一，日本的文化精英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组成实际上是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的结合，而不只是看到有形制度。他们知道制度是世俗政权加上宗教基础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制度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犯错误。
其二，神道教的创设至少对日本来讲有正面的作用，它起到了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凝聚民心和激励斗志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不能否认日本在亚洲现代化过程中走在前面。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神道教同时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做一个肯定的判断同时要清楚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政治领导人和神合二为一，将有限当成无限，局部当成整体，认为天皇是全知全能的，不会犯错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当作最高的正义。所以日本领导人一旦犯错误就会走极端，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旦和他国的利益相冲突，就要以日本的利益为重，并且不惜诉诸武力。这是很可怕的。当然，如果天皇要做好事，比如说号召日本人向中国捐钱，国民都会捐，但要去中国打仗，也都去打，别人没有办法约束。
第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近代国际规则下，民族国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在武力上与其它国家竞争。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与当时的规则有关，即胜者能获得奖励，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获得了很多奖励，别国割地赔款，一直到甲午战争，它的战争收入是巨大的。但神道教是为一个以战争为目的国家服务时，只会加剧战争游戏的惨烈。毫无疑问，发展这种国家宗教，只会让人都不怕死，互相凶残地打仗，并且打得非常惨烈。
第三，国家神道强化军国主义更激发了日本人使用武力解决与邻邦的争端，甚至在具有武力优势的时候侵略他国。这就使得日本有意去扩张和侵略中国。当然，这种念头的反作用就是会招致他国的反抗，最终导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
我们再将神道教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做一下比较。
神道教的特点是，其一，政治领导人与神的关系是天皇和神合一，这导致了天生的统治合法性；其二，政府与宗教结合，神道教的设置是政府的一部分；其三，崇拜和忠诚的对象是忠在孝先，也就是国家优于家庭，忠诚对象是日本国家的象征的天皇；其四，宗教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神道教对死的解释被用于鼓励在战争中的牺牲精神。
而儒家是祖先崇拜，不是天皇崇拜，也不是皇帝崇拜。《孝经》里讲“严父莫大于配天”，就是说尊重祖先莫大于把祖先和天一起祭祀。“配天”就是说天是最大的，祖先再大也是配祀。这很明确地划分了祖先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祖先能够和天一起祭祀是非常光荣的事，这导致的结果是没有天生的统治合法性。《尚书》里“天命说”非常突出，说得天命才有统治合法性，也可能会失天命。什么叫失天命？就是实施暴政，失民心，个人荒淫无度，没有道德约束。失天命就意味着没有统治合法性。武王伐纣是因为纣是一个独夫，已经不是天子了。这在儒家看来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儒家只是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国教，因为中国还有道教、佛教，它们有时在政治上也占上风。
第三，崇拜的忠诚对象是家庭祖先。皇帝也要讲孝，《孝经》讲天子之孝，不是说他只崇拜自己的祖先，而是说如果你要孝敬你的祖先，维系祖先传下来的天下的话，就要对天下的老百姓好，才能维系统治，才对得起祖先。这与日本神道教不一样。
第四，儒家与战争的关系。儒家没有鼓励人们在战争中牺牲，当然这个可以有更多讨论。早期有些文献，像屈原的《国殇》就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诗句，但这没有成为儒家文化主流。
再看基督教。第一，政治领导人和上帝是两回事。这可以从摩西去见上帝的故事中知道。第二，基督教和政府的关系。基督教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国教，当今世界中基督教在一些国家中是国教，像英国的圣公会就是国教，其政府在财政上有稍微的支持。但在很多国家中不是国教，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像在美国，新教是主流意识形态，但不是国教。美国没有明确的国教。第三，基督教中，崇拜和忠诚的对象是上帝。第四，基督教与战争的关系。我觉得基督教有激励人在战争中牺牲的功能，以帮助国家打赢战争。比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就是因为他梦见了十字架，并因此打赢了仗。
日本的神道教对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反观中国现代化的一些失误。失误在哪？就是忽略了宪政框架基础。当时我们学习明治维新就搞“戊戌变法”，提出君主立宪、三权分立、设立国会等等，但忽略了基本的宗教信仰，或者叫类宗教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作为宪政框架基础的作用。当然也有人，如康有为主张搞孔教，但没有成为文化主流，也没有付诸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机构没有神圣性的合法性来源是非常大的问题，而日本在建立近代国家结构的同时，创立了神道教，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国家结构，这是它的优点。
第二，中国近代以后，文化精英们抛弃了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而日本的神道教却充分地利用了儒家资源。水户学派实际上是儒家的一支，它充分地利用了《易》、《礼记》、《尚书》和《朱子语类》等。虽然日本人作了修正，但我们说的这是一种对文化资源的恰当态度，而我们中国人要反省。
那么，我们怎么建立一种恰当的宗教与国家关系？我觉得第一，神要高于政治领导人；
第二，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有主流意识形态，但要保护和尊重其他宗教。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的关键，在于把是否把政治领导人和神合二为一。所以说政治领导人和神要分开，人神分明。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国教不重要。
第三，宗教崇拜和忠诚的对象不应该是国家和政府，但可以是家庭祖先，可以是上帝。
第四，宗教对死的解释不能用于鼓励战争中的牺牲，因为这只能加重战争的惨烈。
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神道日本？
第一，改革神道教，天皇与神脱钩。可能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因为这等于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宗教提出了要求，这是干涉内政。但我觉得，政治领导人和神合一的结构，历史证明是一个危险的结构。邻国日本是这样，中国就不得安宁。
日本神道教所谓的政治领导人和神的合一，实际上是中国商代的特点。商代祭祀基本上是所谓的商代祖先和上帝合一，这有很多文献可以证明。但有一个商周之变，在《尚书》里有充分的体现，即武王伐纣。武王在“牧誓”里强调天命的概念，说商失去了天命，天命现在在他那里。什么意思？就是说商的领导人肯定不是神，也是一个凡人，现在他失去了天命，我来接替他。从商到周的变化就是从“祖神合一”变为“祭祖配天”。从万世一系到天命论，即统治得好就有合法性，统治不好就没有合法性。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革，文化在变革中发生了变化。
用这个商周之变来看日本，即二战失败对日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个巨大的变化，对日本来讲也应有一种文化变革。但为什么直到现在，日本的右翼还那么强势，不少日本首相还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巨大冲击来自于外部，而不是内部的革命。如果是内部革命，变革是非常容易的；外部革命，日本人会认为战胜国对他们不公，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日本二战的失败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事件，它引起日本文化精英的反思，中国文化精英也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给他们提出建议。
第二，政教分离。这一点已经做到，战后盟军占领军给日本政府的发的《神道指令》中就有政教分离的要求，并被写入了日本的宪法。现在靖国神社不是日本政府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宗教法人。只是这些年一些人总想把靖国神社与政府拉近，右翼总想把神社和政府拉近。还有些人想出其它方法让靖国神社重新与政府结合，他们说神道教不是宗教。总之要变着方的恢复二战前的结构。所以美国人的《神道指令》的原则我们要支持。还有一点要借鉴美国，实际上美国基督教是主动的政教分离，不是被迫的，因为基督教认为和政府靠得太近没有好处。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过这个问题。
第三，神道教崇拜的忠诚对象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原则。
第四，宗教不能为战争服务。子安宣邦和高桥哲哉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认为他们代表着日本文化精英的一个方向。子安宣邦讲“祭祀之国家就是战争之国家”，当然从中国角度上讲这不准确，因为祭祀家庭祖先的国家不一定是战争国家。但在日本角度上，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靖国神社祭祀的要害是为战争服务。其实二战后，各个文明社会的宗教为战争服务的功能在减弱。高桥哲哉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反对靖国神社的建议，他说靖国神社背后所包含的神道教的逻辑是歌颂战争彰显英灵。他说中国现在的态度比较暧昧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只想在政治上妥协，说只要把14个甲级战犯给分祀出去，中国就没意见了。他说其实这样做更糟。为什么？假如把这14个甲级战犯分祀，首相还去参拜靖国神社，你还抗议吗？因为那里同时还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乙级战犯，而且大多数是在侵华战争中死去的。他说中国人要看清楚靖国神社的根本性质，不要简单地看象征性的14个甲级战犯，那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所以，我觉得他的建议非常好。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谢谢大家。
（2007年11月3日在“西山论道：东西方宗教的定位和展望”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