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纪念李文亮医生以身殉职四周年，再发此文。（2024年2月6日）
盛按：最近看到“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及，禁止“非公”机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真替它感到尴尬。首先它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机构，没有资格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事务进行干预；其次它向它欲侵犯其权利的对象征求意见，真是荒唐得令人瞠目；再次，它所欲达到的目的，对这个社会是严重侵害。它似乎不知道大饥荒和文革时所谓“公有”的传媒封锁真相和制造谎言的历史，忘掉了前年“公有”传媒封杀新冠病毒的信息，并训诫李文亮等几位私人信息披露者；无视一些所谓“公有”传媒伪造瑞士专家，歪曲外国领导人言论的劣行；就在刚刚，在河南和山西的雨灾时，真正丰富的信息不是来自所谓“公有”传媒，而是来自民众的自媒体。中国自古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侵夺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颠覆这一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原则，企图掩盖错误、压制批评，甚至对统治者也没好处，更是将社会置于万马齐喑、谎言充斥的境地。再发此文。（2021年11月13日）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