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经济政治分析与评论

盛按：最近揭露电诈的徽剑（吴凯）被买凶杀害的事件引起舆论关注。批评者认为对凶手的刑罚过轻。我赞同此议。因为这不止是一桩普通的杀人案，而且还违背了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利。这意味着政府不仅有义务约束自己及其官员不能压制批评政府和揭露真相的言论，而且有义务通过公正司法惩罚以杀人或死亡威胁剿灭自由表达声音的凶手及买凶者，有义务让所有公民免于自由表达的恐惧和死亡威胁。如果让凶手及买凶者逍遥法外，揭露犯罪的声音将因恐惧而消失，如电诈一样恶劣及大规模的犯罪还会继续。凶手及买凶者不仅杀了一个人，而且通过对揭露罪言论的扑灭，让罪恶继续施行杀害和伤害更多的人。轻判漏判恶果如此，怎能捍卫公民的财产、生命和自由表达的宪法权利呢？（2026年10月30日）

盛按：于凯律师提出废除“寻畔滋事罪”，在司法部门前举牌主张律师权利，都是宪法第35条明确宣示的公民权利，即自由表达的权利。他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和舆论支持，是因为这关乎大陆中国公民的尊严。这与尊严何干？尊严并非来自财富，而是来自权利。如果宣称站起来的人民的权利实际上不能落实，就等于没有这些权利，就等于受到污辱。尊重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或她的权利。而“寻畔滋事罪”本身多是用来架空和剥夺这一宪法权利的，如压制对滥权的揭露，维权的抗争，示威和请愿，批评和谴责。讽刺地，它也是用来拘捕于凯这个提出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的人的理由。所以这不是公安局与一个律师之间的对抗，而是护宪还是违宪的较量。拘捕于凯律师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抗宪法第35条的违宪行为。（2026年4月2日）

盛按：刘虎事件的要害是，权力对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原则原则的违反和破坏，为此不惜进而破坏法治。自由表达和批评不是因为宪法规定才成为权利，它是古今中外早已存在的文明规则基础，是民众的自然法权利，是一个国家的健康有效存在的社会机制。宪法只是传承和宣示。违反和践踏这一权利不仅会造成这一特定事件的损害，而且还有着摧毁宪法治理结构、使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外溢效应－－这就是网上对成都官方的信息作相反理解的原因。社会不仅要阻止权力破坏宪法原则，而且要阻止权力因此而进一步破坏司法体系的犯罪——滥用警力和枉法裁判。这是罪上加罪。对于成都当局，它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做是适得其反、欲盖弥彰的。我原来不知道刘虎是谁，他揭露的四川浦江县委书记如今已“名满天下”，受到百倍关注。他更加难以逃脱对他罪恶的严惩。对于它的上级来说，这次抓捕媒体人事件造成的破坏超出了成都地区。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负外部性，或公共灾祸（public bads）。该上级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恶行买单，为波及全国的恶果背锅。这一事件也提醒国人，区区一个县委书记就敢对抗和蔑视宪法，国何以堪？与那个宪政尚存的国家相比，虽然它的总统也抓了记者，却很快被释放了，说明了第一修正案的威力。此岸的权力也要学会对宪法的敬畏。不要比芯片，而要比宪法。（2026年2月5日）

盛按：【又是一个“宇”】罗帅宇因举报活摘器官而被“自杀”，当地警方出具的“情况通报”却坚持认定自杀，在罗帅宇父母揭露的大量事实面前，折损殆尽的权力公信力无法让人相信，反而让人更加确信这绝不是一个刘医生所能为。这样的事实：不配作人的生物只有靠剥夺他人生命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们只有靠杀人才能维系这个邪恶机制，可谓“率兽食人”。胡鑫宇，罗帅宇，都是“宇”，就是宇宙，就是天下。鑫宇，帅宇，就是好的天下，就是有文明规则的世界。杀了他们，就击穿了文明规则的底线，可谓“亡天下”。（2025年6月16日）

盛按：最近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裁判TikTok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上诉败诉。其理由是第一修正案不适用于“敌对外国”。两国之间既没有开战，也没有领土纠纷，为什么是“敌国”？关键可能是“敌对的规则”。何以见得？君不见该国的同类企业——谷歌、亚马逊、推特和脸书在此岸市场的境遇，它们为什么没有依据宪法第35条起诉？因为在这里宪法不可诉，它们没有手段作一抗争。宪法第一修正案与宪法第35条表面上看很类似，但实践上南辕北辙，这就是规则的敌对。如果规则敌对，就早晚产生对抗。那么一个企业为什么要背上“国”的包袱？这是因为这边的权力白纸黑字明示：要在民营企业内建立党支部，以及《情报法》规定企业要配合情报工作。那么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定性条款，针对一个企业的禁令又如何与它相谐呢？是因为它有制度保证自己不去干预表达自由，却担心规模庞大的外国权力去干预。并且它也找到大量证据。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去除“敌对的规则”，切实实施表达自由原则。首先消除对本国宪法的敌对，才能消除与别国的“敌对规则”。（2024年12月10日）

盛按：燕郊当局驱赶记者、甩锅事故原因已经不算滥权的新低了，因为已经低无可低了。之所以激起众怒是因为其“迅速”和“公然”。“迅速”是指它第一时间编造出“炸鸡店燃气爆炸”的谎言，且不说撒谎神速，良心也没挣扎一下。这说明这种作法已成权力操作定式，长期相沿成例，且非常普遍。“公然”是说它违宪违法的行为比合法行为还做得理直气壮，不仅驱赶记者，而且把压制真相的黑手伸到了西安，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在做与自己职责相反的事情，是在犯重罪。好消息是，它成了过街老鼠，是因为全民的宪法权利意识高涨，民众明白第35条宣示的权利是各项权利的根本保障。（2024年3月16日）

盛按：最近发现违反宪法第35条的另一个严重弊害。这就是压制不同声音，只许一种声音，会破坏舆论环境的自然生态，使得社会心理走向极端。而一个社会就如一个人，如果只听一种声音，就缺少中庸态度，就没有处理事务的分寸感，对综合效果的权衡，对数量边际的把握，就会用力过猛，反应过度，结果会伤害自己。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纠正这个极端，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同权力干预价格会使其上下震荡，干预舆论会使其在极端间跳跃。维护表达自由，才能使舆论生态自然波动。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两端”就是各种不同意见。（2023年9月3日）

盛按：祝贺江西当局认定被称为“鸭脖”的异物是鼠头，终于跳出了滥权者遇到批评时的标准套路——掩盖事实，压制不同声音，坚持谎言，消灭所有质疑，…… 它就一举摆脱了一个终生负债。比起那些坚持撒谎到底的滥权者，这是一个明显好的结局，它的心可以放轻松了。因为滥权压制质疑的声音，并不能消除公众心中的怀疑，反而给他们更大的想象空间，反过来使自己背上沉重负担，它必须以后时时处处圆谎。掩盖真相会使自己一时逃脱对社会的负债，但因此而欠的心债比实债要重得多，其实并不值得。然而江西当局这一明智之举，并非因为它很聪明，而是自由表达的力量通过它的内心起作用，最后战胜了滥权的冲动。这再一次告诉我们，没有自由表达，就没有真相。（2023年6月19日）

胡鑫宇案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江西警方关于此案的“通报”一出，又激起普遍质疑。从这一个案来看，“通报”关于胡鑫宇自杀的断言确实有不少明显的疑点，这已为不少网民或专家所指出。更一般地，这一现象涉及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已有法学教授著文指出了这一点（韩旭，2023）。这其实是比胡鑫宇案更应让政府担忧的事情，也不仅是江西一个地方的事情。已经有多项事实证明，政府“通报”远离可信真相。如徐州铁链女事件的政府通报，唐山打人事件的政府通报等。实际上，无论胡鑫宇是自杀或他杀，江西当局说的是实话或假话，都已经对政府公信力无所增减。重要的是政府应对这一事件的作法和形式。本人无意就此案作出技术上的判断，扬长避短，我却可以就政府公信力问题说点儿意见。

先假定江西当局说的是真相。但关键是如何让民众相信这是真相。看一看“通报”的跟帖就知道，仍然有大量的人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在于，“通报”的内容要与“通报”的环境和形式相一致，相谐调。我们注意到，在“通报”的后面部分，有一段杀气腾腾的话，“少数人为博眼球、蹭热度，引流牟利，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拼接炮制虚假视频，造成恶劣影响，扰乱社会秩序。……公安机关已对少数故意编造、传播谣言的人员依法进行了打击处理。”如果“通报”说的是真的， 这样做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真相已经揭穿了谎言，让造谣者名誉扫地，已经是惩罚了。从社会效果来看，真相会胜过谎言，让更多的人相信。“博眼球”只能说是一种不良动机，不是犯罪。再说除极端情况（如当下危险），只能用言论对抗言论，无需动用暴力。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宪法第35条保护的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当然也有边界。我们可以参照同样有“表达自由”宪法原则的其它国家来看这个边界在哪儿。如美国有第一修正案，规定了与大陆中国宪法第35条同样的表达自由原则。在这个国家的正统解释中，只有会造成当下伤害的言论才应被禁止，如在电影院里喊“着火了”。在2003年的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中，法庭宣判一个在公路旁点燃十字架的白人有罪，他的行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因为燃烧十字架行为已经对他人造成了直接的心理恐惧。后来这个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投票认定弗吉尼亚州的《禁烧十字架法》合宪（何帆，2010，转引自2017）。因而，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身体的或心理的）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这就是自由表达的边界。而在这一界限内，所有表达都应受到保护，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真相还是谣言。因为如果不允许错误的言论，就等于没有表达自由，因为当局就有可能将它不喜欢的言论说成“错误言论”，并加以压制。例如在文革中，“只要香花，不要毒草”，结果是万马齐喑。

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江西当局所说的“谣言”，没有一项符合“造成当下伤害的”。再仔细看看，它们大多是对当局通报的信息提出的怀疑。江西警方所说有“120余种谣言”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其中大多数是网友的猜测，这更不能说是有意造谣了。至于那些有意拼接、摆拍的信息，虽可说是制造了虚假信息，但也属于猜测的一种形式，只要用真相加以揭露和澄清，遭到舆论谴责，就无需进行抓捕。更何况，“谣言”的本意已被大陆中国的地方当局不止一次地解构了。最著名的一次，当属2020年初，武汉警方以“造谣”的罪名训诫了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事后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对他们的训诫导致了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延误，使社会错过了防疫的最初重要关头。这种把真相说成“谣言”的事例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而在另一面，官方通报却经常隐瞒真相，给出虚假信息。如徐州铁链女事件中的当地政府的几次通报，都不能保持前后的逻辑一致。因而当江西当局企图以打压“谣言”的方式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相，即使确实是真相，已经不起多少作用了，甚至是反作用。

在形式上，如果一个人要表现出自己说的是真话，就要允许不同意见和批评，只有经受住质疑的千锤百炼，真话才能显其真。真相的特点是，面对无论什么样的质疑，它会始终保持逻辑一致；它也会在细节上不厌其细。而谣言不可能编得滴水不漏，它经不起多方怀疑 和质问。如果保留那些所谓的“谣言”，让民众将“谣言”与“真相”一一比对，而真相不怕任何细节的拷问，真假立判。这是让人相信真相的最好方法。如果一边要别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一边又使用暴力禁止不同意见或“谣言”，是没有可能的让人相信的，而且还失去了用“谣言”反衬真相的机会。禁止别人说话是一种行为语言，实际上是宣称，“我没有道理，但我有拳头。”这是常识。因而，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上，不少质疑声音被删除和限制，据官方消息，至少“有138个账号被处置”，就是与“官方通报是真相”不相谐调，这是在形式上让人生疑的拙劣作法。再者，当局在发布信息时，如果不能保持至少表面上的中立立场，就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中立性的形象，也就把自己贬低为事件中的一方。这种姿态本身就是让人怀疑的。

再假定江西当局说的是假话。那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因为即使说的是真话，只要还继续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人们也会根据这种环境和形式，而不是根据具体细节，采取怀疑态度。更何况是假话。既然是假话，就不可能不破绽百出。因为一件事情是多方面的，人的智力是有限的，说真话尚且不能穷尽细节，说假话更是顾此失彼。因而，谎是不可能编圆的。如果自知是谎话，就会更加心虚，就更不愿看到民众的穷追猛打，就会更借助于滥用公权力以禁止来自各方的质疑。然而这样一来，当局在环境和形式上就愈加与说真话的环境和形式大不相同，人们更没理由相信这样的当局通报。看一看徐州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民众还会相信当局的说法。

从长远和全局看，政府公信力的丧失首先是政府不遵循宪法第35条的结果。一方面，不管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政府都要宣布其它说法是“谣言”，滥用公共暴力禁止或限制这些质疑，如删帖，封号，训诫，甚至拘留。这种做法表面上减少了或者消灭了对官方说法的质疑，却不可能消除民众心里的疑问，甚至加重他们的怀疑。再者，对官方暴力手段的恐惧使人们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见闻或看法，使得整个社会的信息严重扭曲，而离真相更远。但这种情况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发生变化，或在政府改变政策后政府操纵的信息也会发生变化，使得当局原来以暴力维持的说法被动摇，使民众发现当局原来说的并非“真相”。如疫情以来的几次变化，病毒从“不会人传人”到“人传人”，奥密克戎从“洪水猛兽”到“并不可怕”，这都会加深民众对政府信息的怀疑。在这时，当局说的话是真话或假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话的形式——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当局可以“谣言”的名义禁止其它言论，久而久之，官员们可以不在乎他们自己是否说的是真话，因为可以用强力使社会上只有自己的一种声音，而消灭所有其它声音。他们也没有必要把话编圆，因而我们看到各地当局的信息发布越来越没有逻辑一致性，甚至越来越缺乏基本常识。更进一步，如果可以将“有事”说成“没事”，“坏事”说成“好事”，就没有必要努力工作，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当出现问题时，出现民众的抱怨时，简单地让受害者闭嘴，通过操控舆论加以否认，就会更为轻松。这只能导致各地官员不努力工作，甚至滥用权力以侵犯权利的方式为自己牟利，而由于他们的劣迹不会暴露出来，仍可以高枕无忧。这会导致各地政府越来越偏离它们本来性质，恶化当地的公共治理环境，而为了掩盖这些问题，当地当局进一步滥用公权力压制对问题的揭露，而把所有批评和揭露都诬为“谣言”，而这与民众的感受又进一步拉大，造成政府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

所以，恢复政府公信力任重道远。一个最重要的作法，就是要遵守和维护宪法第35条——自由表达原则。如果一边想重建政府公信力，一边又要破坏宪法第35条的自由表达原则，就不可能做到。道理前边已经讲了。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滥用公共暴力禁止自由表达的政府说的是实话。最近人们看到在江西当局有关胡鑫宇案的新闻发布会，提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央媒，其他记者只是陪衬（就是你啊，2023），显然是当局想控制提问的范围，使之不要超出它准备好的范围。这种事先编剧本演戏式的新闻发布会从形式上就不会让人信服。只要不能自由提问，所谓“真相”就不是真相。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真相。况且这反映出江西当局长期没有经历自由提问的历练，应对能力大大退化，官员也因此变得更加愚蠢。反过来，只有完全遵守宪法第35条，让民众和新闻界自由地反复拷问，才有可能让人们相信它说的话是真话。如此长期坚持，才有可能终有一天恢复政府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韩旭，“从胡鑫宇案看政府公信力”，《侠眼》（微信公号），2023年1月30日。

何帆，《大法官说了算》，法律出版社，2010；转引自“大法官说了算(6) ”，《搜狐》∙《书虫子》，2017年10月7日。

就是你啊，“胡鑫宇事件发布会上，‘不懂事’记者和他们最后一丝骄傲的倔强”，《知乎》∙《就是你啊》，2023年2月6日。

2023年2月8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经济政治分析与评论

盛按：据报道，最近联邦法官裁定，美国司法部解雇联邦检察官莫琳・科米的行为非法。指该解雇违法又违宪。这是美国司法审查又一次发挥效力。对莫琳・科米的解雇不仅是因为她是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的检查官，而且是詹姆斯・科米的女儿。他是联邦调查局前局长、亦是特朗普的批评者。特朗普的司法部正在对他进行第三次诉讼。这个解雇显然有很强的政治动机。这次的法官裁决支持了本文的判断：除了有一些小的瑕疵，“司法审查制度基本上是有效的，法官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能独立裁决，在重大问题上仍可以不畏惧总统的施压”。这正是美国有希望的地方。（2026年10月28日）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司法审查制度。只要公民或机构对某项立法或行政命令的合宪性有质疑，就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在美国，有108所联邦法院，其中分布于各地区的联邦法院有94所，13所上诉法院，当然，最高法院只有一个。如果法院裁决立法或行政命令“违宪”，它们就应被推翻或撤消。当然，如果不服判决还有上诉程序，但到最高法院为止。最高法院裁决则作为最权威的判例在司法体系中产生重大影响。一般认为司法审查制度在原来宪法中没有规定，而是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裁决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法官马歇尔以授予法院管辖权的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宣称法院没有宪法权力支持原告的请求。于是这树立了一个司法审查是否“违宪”的先例，它虽然谦抑地否定了自己具有相关特定权力，却在制度上赋予了法院更一般的权力 —— 司法审查的权力。

其实，这种司法审查的权力本来就是宪法的原意。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在一部限权宪法中，法院的完全独立性至关重要。所谓限权宪法，是指对立法机关的权力做出某些限制的宪法。…… 在实践中，这种限制只能通过法院的中介来执行，法院有责任裁定并宣布，任何违背宪法明确规定的法案皆为无效法案。”宪政就是限政。所谓“限政”，就是依据宪法对权力的分配，对超越权限的行为加以制止。三权都可以互相制衡，但其中比较专业的一维就是法院，它的裁决理论上是中立的，可以裁决任何两权之间的权力冲突。针对有人提出“这样的准则可能暗示了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质疑，汉密尔顿说，“一个代议机构，如果它的行为有违人们委托其代议的初衷，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是无效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说：代理人的地位高于委托人；仆人的地位高于主人；人民代表的地位高于人民；……”（2014，第468页）

人民当然有权否决代议机构通过的违反他们意志的法案。然而在实际中“人民”无法具体操作这件事情，所以“新宪法草案将法院设计成人民和国会之间的一个中间机构，以便法院在各种情况下监督国会的行为不超出人民授予他们的权力范围。解释法律是法院正当的专门职责之一。而宪法，事实上，应该被法院视为最基本的法律。因此，解释宪法以及立法机构制定的其他任何法律，都应该属于法院的职责范畴。”（汉密尔顿，2014，第468页）美国宪法是美国国父们从普通法传统中提炼出的精华，经制宪会议的激烈辩论和妥协，最后经超过三分之二州的投票批准才得以生效。宪法精神就等同于或接近人民的长远意志，依据宪法裁决某项法案或行政命令是否违宪，就是判断它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

在这里，设立法院监督立法和行政就是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一环。这并不表明法官比立法者或行政官员更高明，毋宁说他们不分优劣。这只是制度安排的妙处：他们分属于不同政府分支，他们的角色决定了他们之间必然互相制衡。而在这三权之中，汉密尔顿指出，司法权是最弱的一维。它既没有总统的任命权和军权，也没有国会的立法权和财政权，“既没有强制力量，也不能靠主观意志行事，只能根据既有法律进行判决”；因而“司法部门本身完全不会对自由构成任何威胁，但是如果它和行政部门或者立法部门联合起来，就可能威胁整个社会”（2014，第467页）。所以要保证司法部门有效履行其限权职能，最重要的是保证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不是随便说说就有了，它需要具体的制度操作。真正有效的司法独立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才确立的。光荣革命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法官不再由国王任免，而是由议会任免。如此，法官才真正可以独立裁决涉及国王命令的纠纷。而如果国王命令不能被中立裁判，国王的权力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真正的司法独立——法官不受国王的任免是保证“王在法下”即宪政的有效制度安排。然而这种变革到了美国却还被认为是不够的。“因为短期任职的法官，不论是如何任命的，也不论是由谁任命的，他们的独立精神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严重影响。”（汉密尔顿，2014，第471~472页）所以法官应该长期任职甚至终生任职。汉密尔顿说，“因为司法部门自身的软弱本性，它会不断地遭到其他两个部门的压制、威胁与影响；除了让法官永久任职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增强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和坚定立场。”（2014，第467页）所以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官“如果尽忠职守得继续任职”。

现在看来，美国国父们抓住了宪政的要害，他们太有远见了。特朗普与所有前任总统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毫不掩饰扩张总统权力、突破宪法限制的动机。尤其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以后，这种倾向越发明显。这对美国是坏事，但对于宪政研究来讲却是好事。一个制度，它的功效最突出地体现在“破坏性实验”之中。以美国现状来看，它的宪法已经屡遭挑战和破坏，公民的权利 —— 甚至是生命权已经遭到侵犯。但对特朗普政权的司法诉讼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据Just Security统计，截止2026年7月4日，在第二任期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对特朗普政权的司法诉讼已高达876起，远超奥巴马时期（8年）的78起，小布什时期（8年）的76起，也远超其一期（4年）的138起。这既说明了特朗普政权违宪行为太过频繁，也说明美国各州，企业，组织和公民运用司法审查手段的反击强度。这在检验司法审查制度以至整个宪政制度是否Can long endure。

我们大致梳理一下，特朗普违背宪法、扩张权力的行为都是很致命的。根据美国宪法，公民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屡遭特朗普政权的侵犯；战争权属于国会，但特朗普政权不经国会批准就发动了战争；关税权也属于国会，但特朗普政权擅自加征关税；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用于对外战争的，不能用于国内对付政敌，但特朗普宣称军队要对付“内敌”；“人生而平等”是美国的立国信条，其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不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特朗普政权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公然在城市中拘捕他们认为的“非法移民”，而且还拘捕甚至枪杀美国公民；美国白宫的建筑，首都华盛顿的建筑及其名称都是应经法律正当程序加以改建或修改，但特朗普却擅自改动；还有，特朗普政权通过诉讼和解，擅自使用联邦财政资金设立有政治倾向的基金会，等等。

在特朗普违反宪法的各种行政行为中，涉及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行为是最为严重的。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所保护的自由表达权利，是公民各项权利中的重中之重。有了这项权利，才能披露出其它权利受到侵犯的事实，才能加以补救。而特朗普一反美国历届总统冷静对待各种批评的一贯作法，直接进行打压。美国民众及其机构长期以来是生活在自由表达的环境之下，他们必然对特朗普这种反常的打压奋起反抗，采取的手段主要就是提起诉讼。据Just Security的收集，至少有33起诉讼案涉及此一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哈佛大学诉特朗普政权以撤销政府资金要挟哈佛改变其学术取向和招生政策，2025年9月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判哈佛胜诉（Just Security，2026，1:25-cv-10910）。特朗普政府于当年12月提起上诉，并在2026年2月继续以“索赔”威胁哈佛大学。

另一桩案件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 · 凯利诉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凯利作为退伍海军舰长与其他五位参议员，鉴于特朗普政府滥用军事力量打击“内敌”，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派往各州（市）镇压当地的和平抗议活动，发表了号召军人不要服从“非法命令”的视频，受到国防部降低其15年前退休时的军衔及薪资的威胁。2026年2月地方联邦法院签发禁令，叫停降职降薪程序（Just Security， 2026，1:26-cv-00081）。被告上诉。在6月的上诉法院听证会上，法官倾向于维持原判。

另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件是“8647”案件。特朗普政府诉前FBI局长科米，称其在自媒体中摆出“8647”图案是威胁总统生命。实际上“86”在美国英语中有多种含义，包括“取消”，“售罄”，极少时候有“干掉”的意思，被特朗普政府解释成“威胁生命”似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有文字狱的色彩。与之相关的案件是“美国现在问责”组织在国会山附近的示威中打出“8647”的旗帜，呼吁弹劾特朗普，国家公园署和国土安全部特勤局要求撤下该旗帜，该组织诉诸法律。2026年6月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8647”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Just Security，2026，1:26-cv-01385）。

目前看来，还有大量其它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诉讼，其判决都有较高概率不利于特朗普政府。如美联社诉布多维奇案，因其拒绝使用“美国湾”称谓而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Just Security，2026，1:25-cv-00532）；NPR/PBS诉特朗普政府，因其被指“观点歧视”而被行政令终止联邦资助（陈思佳，2025）；凯森卓·罗萨多和克雷索集团公司诉司法部长邦迪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因其设立的分享和记录ICE信息的脸书组和苹果应用被被告强迫相关公司去除（Just Security，2026，1:26-cv-01532）。上述这些案件的原告均在初审胜诉。只有美联社的案件在上诉法院遭受挫折，判决白宫在上诉期间可禁止美联社采访，仅在东厅不能禁止。

在各种诉讼中，最引人关注的应是对特朗普关税的诉讼。所谓特朗普关税，就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之初，以要实行“对等关税”为名，实际上是以贸易平衡为目标制定关税，对所有国家基本加征10%的关税，又以其它名目再向一些国家向上累加。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征税权属于国会，其中包括进口税。只是特朗普钻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空子，宣称美国处于“紧急状态”。宣称在此状态下，总统有权管控经济事务以应对境外威胁。对此引起不少诉讼。其中学习资源公司和V.O.S精选公司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院以6：3的投票裁决特朗普政府败诉，认定特朗普援引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予总统关税权（Just Security，2026，1:25-cv-00066）。

当然特朗普并不甘心于屈从于法院的裁决，败诉第二天他又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加征临时15%关税最长到150天。针对他这一作法，3月5日，俄勒冈州等24州又联合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的新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日裁定，特朗普的这一新关税依然违法（Just Security，2026，1:26-cv-01472）。特朗普仍然不服，继续上诉。特朗普还就推迟90天退还非法征收的关税向法院申请，于3月2日被上诉法院驳回。3月4日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又下令，要求美国海关启动全行业退款，覆盖所有进口商。在此之后，特朗普政府又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以“强迫劳动”为由拟向中国等60个国家征收10~12.5%的额外关税，这仍可以被看作关税之争的继续。

另一个重要对抗之处在于，特朗普总统将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接管指挥权，并用于镇压各州对ICE滥权的反抗，同时也有着威胁和震慑政敌（民主党）的意味。美国宪法本无国民警卫队的条款，其对应前身是“民兵”。后来美国立法将“组织有序的民兵”视为国民警卫队。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征召民兵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及抵御入侵”；当民兵被征召时，总统兼任各州民兵总司令。而实际上在特朗普联邦化国民警卫队的各州（市）中，并未发生叛乱或入侵，只是出现了当地民众抗议ICE的暴力执法，因而不满足联邦征召民兵（即联邦化）的条件，并且国会也并没有“征召”，总统也就没有权力担任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

因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于2025年6月诉特朗普，北区联邦法院很快发出禁令，认定总统越权，之后第九巡回法院于12月裁定，联邦政府须将加州国民警卫队指挥权交还纽森（Just Security，2026，3:25-cv-04870）。其它被联邦化或部署了国民警卫队的各州（市）的诉讼也基本上胜诉。如华盛顿特区政府起诉，地区联邦法院裁定长期驻军执法违法（Just Security，2026，1:25-cv-03005）；又如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诉讼，最后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裁决，联邦暂不得向芝加哥派兵（Just Security，2026，1:25-cv-12174）。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同类诉讼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又经反复，最后地区法院仍禁止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Just Security，2026，3:25-cv-01756）。大多此类诉讼都是以特朗普政府的败诉而告终。只有两个例外，一是哥伦比亚特区，它由于没有州权，被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总统对国民警卫队拥有更大权力（Just Security，2026，1:25-cv-03005）。一是田纳西州，它是共和党州，州长同意派驻国民警卫队。经过司法审查，关于联邦化的总体结果是，国民警卫队进驻州（市）的情况基本上被制止了。

另一个引起大量诉讼的案件涉及“非法移民”。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这都涉及到美国宪法在基本人权方面视“任何人”是平等的， 他们的基本权利在美国是受到保护的。美国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第十五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无论何种肤色，种族和以前是否奴隶，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种权利平等的规定也会溢出影响对外国人的基本取向。而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在根基上是意识形态的，在实施过程中依赖于对肤色的辨别，是一种被掩盖的种族主义。ICE人员戴着面罩在大街上抓人，强化了他们不负责任的滥权行为，造成社会上的恐慌。更有不少白人公民抗议他们这种作法，他们也蓄谋对这些抗议者施加暴力，枪杀了古德女士和普雷蒂先生。这已经造成了对公民和外国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是生命权的侵犯。

面对ICE对人身自由的威胁，大量的被拘捕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据路透社，到2026年2月有愈20200多起，其中至少4421起案件中，被超过400名联邦法官裁定ICE的拘留行为违法（斯蒂芬·普拉格，2026）。针对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卡萨公司等就此诉特朗普政权（Just Security，2026，8:25-cv-00201），多地联邦地区法官签发初步禁令，认定其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亦维持禁令。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投票裁决该特朗普行政令违宪（颜亮，熊茂伶，2026）。还有特朗普政权以墨西哥边境“入侵”为由，发布行政令暂停边境非法越境者申请庇护/暂缓遣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提起诉讼，联邦地区法院裁决该行政令违法，特朗普政府继而上诉（知足濯清泉，2026）。

再一个涉及宪法原则的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权改变政党力量对比。美国宪法中虽然没有有关政党的规定，但其精神是分权制衡和公平选举。即避免任何两权联合扩大和固化政党优势，破坏公平竞争。任何政党不应利用其执政而改变政党竞争在规则上的平衡。而在特朗普二期以来，他赤裸裸地利用行政权力改变两党竞争格局。一种作法是在惯例时间 —— 10年未到的时候，就提出重划选区，将民主党优势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打散，将其选民稀释到共和党的优势选区中，以此获得选举利益。另一个操作是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建立全国性合格选民名单‌，强制各州按该名单邮寄投票；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要求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形码的安全选票信封；并提出以收件日而不是寄出日判定投票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破坏宪政的作法，其目的只是为了其一党长期持久执政，这是一个走向独裁的可怕取向。其结果会根本改变美国的宪政民主性质。

在得克萨斯州（League of United Latin American Citizens (LULAC) et al. v. Abbott），阿拉巴马州（ ‌Alabama v. Alabama Democratic Conference‌），弗吉尼亚州（Virginia House of Delegates v. Virginia Redistricting）等州，针对选区重划的诉讼都在地区法院得到了支持，以违宪为由推翻了共和党提出的选区地图，但到了最高法院则又被否决，仍维持共和党选区地图。其结果就是增加了共和党的选举优势。有些州的民主党也针锋相对，采取同样方法重划选区地图，如在纽约州，但遭共和党诉讼，被州法院裁定违宪。而在加州，民主党提出的选区地图，被共和党起诉。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加州共和党人的紧急中止申请，批准该州启用民主党的地图（Trump et al. v. Bonta‌）。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制订选民名单和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措施，2026年4月3日，由23个民主党主导的州+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宾夕法尼亚州长共同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Just Security，2026，1:25-cv-10810）。该诉讼核心主张是，‌美国宪法赋予各州主导选举管理的核心权力，总统未经国会许可单方面修改联邦选举程序属于违宪行为。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6月25日裁决，选民资格仅由各州保留，总统无权干预邮寄选票事宜。6月29日最高法院以5：4裁定邮寄选票有效性以寄出日为准（海洋，2026）。

还有一些虽然局部，却是公众关注的案件，如白宫改建案件。在历史保护组织的申请下，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下达初步禁令，要求暂停该项目。因为总统只是白宫的代管者，并非所有者，没有改建权力（中华网，2026）。又如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案件。特朗普改组该中心董事会，自任董事长，并将自己的名字加在中心名称之前。此举遭一名董事起诉，一审裁决拆除特朗普相关标识，特朗普上诉被上诉法院驳回。6月13日，该标识被拆除（第一财经，2026）。另一件案件是“反武器化基金”案件。特朗普利用其诉司法部的和解协议，从司法部自有“判决基金”中划出‌17.76亿美元‌设立，用于赔偿自称在前政府时期遭受“政府武器化”迫害的个人。这很有可能用于资助那些1月6日骚乱者，奖励其政治支持者。在民间组织诉讼后，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叫停该基金，并在后来下达无限期延长的禁令（中华网，2026）。这三个案件虽表现为个案，却象征性和影响面极大，容易直观和理解。它们象征着司法权对行政权越权行为的反击和约束。

总体来看，所有这些诉讼大多数以特朗普政府败诉或不利于它的判决结束。据Justice Security统计，截止2026年7月4日，原告胜诉的案件为282件，特朗普政权胜诉的有133件，还有461件等待法庭宣判或其它情况。原告胜诉率约为68%，应是不错的成绩。由此我们应基本肯定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它在正常情况下，还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裁决，并且有效地阻止一些重大的总统越权行为，挽救了美国宪政免于崩坏的局面，尤其是终止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被用于打击“内敌”，宣布加征关税违宪和非法。

九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六名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其中三名是特朗普提名；三名是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在2025年12月部署国民警卫队案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6：3判决特朗普败诉。其中有五名共和党大法官投了特朗普的反对票，特朗普提名的三名大法官均投了反对票；在2026年2月全球关税案的6：3的投票中，也有五名共和党大法官、包括有两名特朗普大法官投票反对他。这说明他们在这时没有以党派站队。同时也意味着有民主党大法官投票支持特朗普，他们也没有以党派站队。6月29日最高法官以5：4裁决总统干预邮寄选票违宪，也有两名共和党大法官投了特朗普的反对票；更在6月30日以6：3投票维护“出生公民权”，也意味着有三名共和党大法官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这显现出汉密尔顿强调的法官永久任职的作用，以及他们自己对美国宪法的忠诚，使得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裁决，而没有党派政治的考虑。

并且，美国宪法不仅是一纸文本，而且是现实的传统，即形成民众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代代相传，一旦遇到类似情形，他们就不假思索，按习惯行事。他们之所以如此习惯，是那些著名案例提供了行为规则。例如表达自由原则早就体现在一些著名案例中。早在美国独立前，1735年的曾格案就树立了保护出版自由的先例，以“真实陈述不构成诽谤”为由判出版商曾格无罪。又如1971年《纽约时报》诉美国案，当时法院判披露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的《纽约时报》胜诉。在凯森卓·罗萨多和克雷索集团公司诉司法部长邦迪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诉状中，原告援引该案判词，说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即使这些批评“让当权者难堪”（Just Security，2026，1:26-cv-01532）。这符合美国主流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般解读，除非有“明显和现存的危险”（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14~38页），所有言论都会受到保护。

这些著名判例也在保护着美国民众形成他们的现实传统。经过250多年的历史，当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行政权的威胁时，他们会坚信，借助于司法审查，他们的这种权利会受到保护。因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仅以其独立性，以其对宪法的忠诚，而且背靠美国普遍认同的传统，他们很大概率或不得不做出保护民众宪法权利的裁决。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现实的传统，很难在短短几年的行政打压下被中断。当然，司法程序也给予了特朗普政府反击的手段。特朗普在一审败诉后仍能利用上诉改变结果。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从结果看，美国的宪法传统虽然受到冲击，却基本健全。6月初特朗普在接受NBC采访时摔掉麦克风愤愤而去，说明新闻界在特朗普百般打压下，仍敢于与之争辩。

然而这个表面胜利还是要打折扣。第一，从绝对数来讲，特朗普二期的诉讼案件暴增，可能说明特朗普政权的一种策略，就是以数量取胜，即以增加违宪行政行为的数量来获得越权实效。这样即使考虑到司法审查，也有一定的概率突破这道制约。第二，相较司法部门，行政部门的行动灵活且迅速，它可以“雷厉风行”，而法院审判是要走程序的，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上诉制度，即使一审败诉，行政部门还可以拖到上诉，即使最后终审败诉，已经拖了很长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它已经作了很多（坏）事。如ICE已经抓了很多人，而且还杀了人；又如加征关税恶化了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导致关税报复，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不稳定；已经造成了既定的损失。

再者，在一些没有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重要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显现了一些党派考虑。如在选区重划的诉讼中，依靠共和党法官的多数，最高法院都推翻了地区联邦法院的裁决，维持共和党重划选区有效。这说明，法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党派政治，只是对于不同的案件这种考虑的强度不同。对于关税和国民警卫队这样的关系到当下经济社会局面的案件，他们更倾向于忠于宪法，避免更坏情形的发生；而重划选区案件没有对经济社会当下局面的直接影响，且涉及党派的政治利益，党派倾向还是不会被完全压制住。然而，同样是重划选区的裁决，在对加州共和党人诉讼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却是一致同意地驳回了该诉讼否定民主党地图的请求，可能是共和党大法官为了显示裁决一致性和平衡的考虑，而民主党大法官则是表现了些许党派立场。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作出裁决，允许总统随意罢免独立监管机构的委员（除了美联储）（金融李律师，2026），这次裁决不仅表现了明显的党派分野——有利于当下的特朗普政权，而且永远地扩张了总统权力 —— 无论是哪个党的总统。

即使在被裁决败诉的案件中，特朗普还有最后一招，即拒不执行法院命令。例如遣送萨尔瓦多航班案。联邦法官下令已起飞的遣返航班调头，但特朗普政权辩称法官口头指令“不具书面约束力”，仍继续遣送。又如伊利诺伊联邦法院裁定违宪并要求释放被关押移民，政府官员称裁决“无约束力”并继续关押。再有，法院裁定解除特朗普就职日对近20亿美元对外援助及部分州联邦资金的冻结令，特朗普政权未在期限内拨付。总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15个月中，特朗普政权在至少31起诉讼中违反法院命令。这约占法院暂时阻止政府行动案件总数的八分之一（2026，壹小寒）。还有，在法院下达人身保护令后，ICE拒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继续羁押不经法律正当程序拘捕的人。

还不仅如此，特朗普公开对作出不利判决的法官破口大骂，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扬言要弹劾这些法官。如在全球关税案的败诉后，特朗普大骂法官们是“傻瓜和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走狗”，他提名的戈萨奇和巴雷特大法官“让他们的家族蒙羞”（解读国际国内热点，2026）。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特朗普长期部署国民警卫队执法违法后，他当天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作出判决的法官“完全越权”，并进一步放话要弹劾那些“蓄意破坏国家安全”、阻挠国民警卫队部署政策的联邦地区法官，声称白宫将推动相关国会议员发起弹劾程序。

特朗普的作法就是要直接打击或挤压制衡行政权的司法一维，这相当于破坏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美国宪政体制，相当于在颠覆美国本身。宪法规定，弹劾只适用于“叛国、 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 的情形。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针对特朗普的作法说，“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已明确认识到，弹劾并不是针对司法裁决分歧的适当回应。”（肖佳，2025）如果能够因法官裁决（即使是错误的）而发起弹劾，就等于扼杀司法独立。罗伯茨继续说，可以对裁决内容提出批评，但“针对法官的个人敌意是危险的，必须停止”。这些回应是恰当的，反映美国的一贯传统，即法院作为三权中的最弱一维，应予尊重和保护，而不应加以挤压。美国历届总统也基本上是尊重法院裁决的，即使是尼克松面临对自己的严重不利后果，也在法院命令下交出了录音带。

关于特朗普二期的司法审查，以及相关的争斗和争议，还是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来自特朗普阵营，他们将法院对行政命令的否决或禁止称为“司法政变”，或“司法暴政”。副总统万斯说，“法官无权控制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 ，这说明他认为的“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可以由自己来定义，而不是宪法；特朗普说，“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 ”其含义是，只要他认为或声称自己在“拯救国家”——目的是对的，就可以违反任何法律。特朗普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唯一对他自己的限制就是他的“道德观念”，等于是在说对他没有外在限制。这种观念在另一次被问及“是否体会到权力上限”时更为直白，就是“没有限制”。这是历代专制君主的陈旧逻辑，早被近代民主革命所否定。宪政的基本逻辑就是，没有一个凡人是完美无缺的，必须用外部的强制力将其置于“法下”。特朗普的这种说法除了暴露了其暴君思维以外，没有任何辩护的力量。

再有一种观念是特朗普的外部的同情者或拥护者，他们认为特朗普在做“好事”，如“摧毁深层国家”，“排干华盛顿沼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驱逐非法移民以减少犯罪”，“用关税逼迫各国零关税”，“保卫传统道德”，“减少财政赤字”，等等，为达到此目的，应不惜动用非常手段，包括违反宪法。即使我们认为这些“好事”真是好事，也没有理由在违宪的情况实施。因为这恰是宪政民主的要义，即做“好事”也不应以违宪的手段去做。从长远看，即使法院因特朗普所做的“好事”网开一面，也会树立一个坏的先例，使以后的总统也可以违宪行事，去做“坏事”。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并不是要达成某一特定目的，它只保证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更有人说，既然特朗普是民选出来的，他的行为就代表了“民意”，就如特朗普所说“我只是在做选民希望我做的事”，法院禁止他的行为就是违背民意。这仍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不理解。民主制度只是选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总统，但不能保证他完美无缺。他上台以后仍不能放松的约束，因为权力就是对人性弱点的诱惑。这就是美国国父们创立三权分立制度时的用意。如果因为总统是民选的而让他任意而为，那就只需要设立投票制度就可以了。行使三权的都是凡人，不管用什么程序让他们任职，也都不能放任不管。

还有一种说法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作出的判决是“文本主义”或“原旨主义”的，缺少对“宪法精神”的理解，或对立宪时行文包含内容的理解，未必符合宪法原意。其实，对“宪法原意”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最稳妥的还是依据其字面意思，即使这个字面意思并不代表宪法真意，却是最少争议的，确定性最高的。这相当于我曾提出的“二阶道德”。“一阶道德”是直接能看到实施好处的道德，“二阶道德”是指遵循规则本身就是道德。只要宪法有一个标准，遵循就是好，否则就是坏。如果认为宪法的某一规则有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修宪。如果“出生公民权”真的会给美国带来坏处，可以通过提出宪法修正案来取消。不过过程比较漫长。这正是改变基本规则恰当的长度。

况且，特朗普所宣称的“好事”，可能表面上看是好事，但经济社会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也是复杂的，其中有很多因果链环，有多种因素，很多事情并非能够一眼望穿，实行的结果也许事与愿违。如用加征关税逼迫制造业回流美国，可能因为也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成本，而难以奏效；况且贸易平衡的目标对于“出口美元”的美国模式来讲可能是一种损害。又由于强力驱逐无证移民而使劳力短缺，抬高了劳动力成本；并且为配合其政策，强调移民的犯罪倾向时，难免掩盖了移民的优势，未必对美国有利。而有些目标大概率是虚构的，如“深层国家”或“华盛顿沼泽”，是为了打击政治反对党而杜撰的。马斯克为此而设立“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地砍掉联邦政府中的没有现金收入的部门，如国际开发署，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损害。为了这些事与愿违的或虚构的目标而采取违宪行动，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

另一种看法来自大洋此岸。他们认为特朗普违反宪法，对抗法院命令恰是证明了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虚伪”。这是一种对宪政民主制度持否定态度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特朗普对抗法院命令是这种制度的失败，而没将其看到这是人性弱点在限定制度下的显现。实际上，从美国宪法来看，它并没有排除出现个别现象，在宪法框架下与其它部门严重冲突，并且有可能毁坏整个宪政制度。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因而双方在频繁出招，而且护宪一方略有优势。总体来讲，宪政框架仍然存在，那些重大的违宪错误被最后阻止，如关税案和国民警卫队案。这种认为美国宪政制度已经失败的看法，是想急于掩盖“宪法不可诉”制度的更糟结果，自然会偏离中立观察的立场，看不到司法审查恰是宪政真实的屏障。

最后的看法就是用宪政民主原则衡量的看法。这种看法肯定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但还不完美。从以往250年的历史来看，它基本上发挥了好的作用，明证就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强大且繁荣的社会。只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尤其是其第二任期以后，这一制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一个总统频繁地违反宪法，并且对法院的违宪裁决或置之不理，或拖延执行。现在看来，司法审查制度基本上是有效的，法官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能独立裁决，在重大问题上仍可以不畏惧总统的施压；但也有一些小的瑕疵，如仍有一些政党政治的倾向。而在执行法院命令方面，却出现较为严重的问题。这是如汉密尔顿早就讨论过的问题，司法是最弱的一维，关键是它没有“执行力”。不过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违宪问题，说明美国宪法框架还有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选举制度似乎不能克服民粹主义倾向和广场效应带来的群体意识，使得特朗普这样一个无视宪法的人当选。而在美国宪法的设计中，似乎对选举制度能选出好总统过于乐观。如汉密尔顿说，“这样的总统选举流程提供了足够的可靠性，可以保证总统职位永远不会落到某个资质不能完美满足要求的人身上。”（2014，第413页）美国宪法最初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任期没有限制。后来的任期惯例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创的，他在两个任期以后就不再谋求连任总统。直到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才规定总统只可连任一期。然而特朗普的例子说明，即使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可对宪政体制造成重大破坏。所以美国宪法似乎应改善总统选举办法，加上判断候选人是否遵循宪法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总统违宪发布行政命令，他又通过上诉拖延执行法院命令的时间，甚至干脆不执行法院命令，由此造成了重大社会损害，就不是禁止其继续其行政措施可以避免的。这些损害相当于犯罪，应该增加对违宪的破坏性行政行为采取更加严厉的定罪和惩罚，以能威慑总统。还可对于违抗法院命令超过一定数量的总统，启动弹劾程序。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总统利用行政权，联合立法权或司法权改变政党竞争的公平性，将会导致某一政党的长期甚至永远执政，会破坏政治竞争的基本规则，进而颠覆美国的宪政体制。因而美国宪法应对利用行政权改变政党力量对比的行为予以禁止和惩罚。

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宪法规定了修宪程序，保证了宪法在稳定性的前提下，又有改善的空间。200多年以来，美国通过了27个宪法修正案，皆是对最初宪法的修正或补充。特朗普的违宪及对抗法院命令的行为是美国的一个惨痛教训，它必然引起对宪法漏洞的思考，并引致修宪行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违宪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表明美国宪政制度自身修复能力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陈思佳，“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起诉特朗普，称其行政命令违宪”，《观察者网》，2026年5月27 日。

第一财经，“特朗普名字被移除”，《第一财经》，2026年6月15日。

海洋，“总统反对无效 美最高法未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新华网》，2026年6月30日。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解读国际国内热点，“怒不可遏！特朗普公开羞辱两名大法官让家族蒙羞，1750亿美元关税退款成烫手山芋”，《解读国际国内热点》，2026年2月24日。

金融李律师，“最高法院推翻了91年的先例：加密监管的”独立时代”正式终结”，《金融李律师》，2026年7月2日。

邱小平，《表达自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斯蒂芬·普拉格，“美法治基石被凿穿：法官4400次裁定违法，移民局竟公然抗命”，《 网易号》，2026-02-15。

肖佳，“美首席大法官驳斥特朗普弹劾联邦法官的言论：基于美国宪政原则看待此事件”，《律营看世界》，2025年3月20日。

颜亮，熊茂伶，“美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新华社》，2026年7月1 日。

壹小寒，“31次违抗裁决，特朗普政府被指藐视下级法院，法官斥侵蚀三权分立”，《壹小寒》，2026年5月3日。

知足濯清泉，“美国法院的裁定已经出来了，特朗普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违法？国防部还公开表示了抗议，这样一来他可真是进退两难了”，《知足濯清泉》，2026年4月28日。

中华网，“国会山暴徒要拿纳税人钱了？特朗普‘反武器化’基金的惊天黑幕”，《新浪财经》，2026年6月4日。

中华网，“特朗普炸了！4亿白宫宴会厅被紧急叫停，司法部火速上诉”，《新浪财经》，2026年4月2日。

Just Securit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 Harvard Faculty Chapter v. Department of Justice (D. Mass.) （1:25-cv-10910）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Kelly v. Hegseth (D.D.C.)（1:26-cv-00081）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Accountability NOW USA v. Griess (D.D.C.)（1:26-cv-01385）。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V.O.S. Selections Inc. v. Trump (Ct. Intl. Trade)（1:25-cv-00066）。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Newsom v. Trump (N.D. Cal.)（3:25-cv-04870）。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Casa v. Donald Trump (D. Md.)（8:25-cv-00201）。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The Associated Press v. Budowich (D.D.C.)（1:25-cv-00532）。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Rosado v. Bondi (N.D. Ill.)（1:26-cv-01532）。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The State of Oregon et al. v. Trump (Ct. Int’l Trade)（1:26-cv-01472）。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Illinois v. Trump (N.D. Ill.)（1:25-cv-12174）。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Oregon v. Trump (D. Or.)（3:25-cv-01756）。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District of Columbia v. Trump (D.D.C.)（1:25-cv-03005）。

Just Security，Litigation Tracker: Legal Challenges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s：State of California v. Trump (D. Mass.)（1:25-cv-10810）。

2026年7月6日于五木书斋

2026年7月7日首发于《FT中文网》

盛按：最近又有新的一轮强制交社保的“运动”，增加了强制力度。理由是交纳社保的比例太低。但这是社保的高垄断价格所致，许多企业交不起，交了就要关门，或者减少用工。我在七年前的这篇文章指出，这个“运动”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第一，社保具有准商业性质，把它改为强制交纳，不仅剥夺了企业自愿选择的权利，还等于将社保看成税，相当于加税。这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打击。第二，社保已是垄断，如果再加强制，垄断高价就被合法化，没有竞争压力，社保机构也可高枕无忧，不会考虑改进保险服务。第三，强制企业交足社保，等于增加企业成本，减小市场竞争力和销量；还要强制“灵活就业者”交社保，就更令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这使居民收入进一步下滑。第四，在经济放慢时期强力推行此种作法，只能增加悲观预期，加速经济的衰退，缩小税基和社保基础，进一步恶化财政和社保境况，又引致恶性循环。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举措。（2026年10月20日）

盛按：最近看到最高法关于“社保”的司法解释，主张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缴社保”的协议无效。这看上去像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其实不然。这相当于强制购买垄断产品。我们知道，社保体系是一个没有竞争压力的、且可按行政规定收缴资金的机构，它的价格更是可以单方面制定的垄断高价，企业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地位，因而是虚高的。一个社会保持一定比例的不买社保的人，是相对于购买的自由选择，他们会对垄断的保险体系产生压力，使它们不敢将垄断价格定得太高。即使在实行全民医保的英国，私营医疗机构仍占15%的市场。强制让企业缴社保就是强制性地增加企业成本，只能进一步恶化现在的经济颓势。我在六年前的这篇文章批评了当时要将收缴社保资金的职责由人保部门转交给税务部门，指出“社保价格已经明显虚高16.3%，并在多年中积累了7万多亿元的余额，这说明社保规定的社保扣交比率偏高，本应向下调整，但‘社保转税’的作法竟不仅要将虚高的社保价格用法律固定下来，还要提高55.7%的水平，并消灭一切不交社保的企业，这真是南辕北辙，逆真正改革的方向而动。”（2025年8月7日）

据说将收缴社保资金的职责由人保部门转交给税务部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于2018年8月20日一个会议“部署”的。雷厉风行，8月28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裁定强制追缴某公司过去10年的社保资金200余万。这引起普遍恐慌。后来又据说这一措施要在2019年全面实行，更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又对企业加上重重的一击。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老板们不愿意再扛下去了？”的文章中引述一个老板的话说，“下个月就要实行的社保改税，人事成本直接会上升百分之三十左右。”大概是负面反应太多了，后来听说国务院勒了一下手刹，“暂停”社保转税。

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社会保险制度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但不是这个方向。保险制度的基本目标，就是减少不确定性，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偏好。他们宁愿要捏在手里的100元，也不要掷硬币得到的200元。但保险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如道德风险（骗保或故意疏忽），逆向选择（健康的人不买），管理成本等。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带来价格上涨，这里主要指的是医药价格。我们2017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国医疗制度的理论分析、效果评价与改革方案》发现，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在保险体系下的消费者自付率与医药价格存在着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自付率越低（保险赔付率越高），引起的医药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在极端情形下，如在独家垄断的情形下，价格上涨的倍数约等于自付率的倒数。即如果自付率是10%，则价格则为原来的10倍。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购买了保险以后，会把已支付的费用看作沉没成本，他们在就医时真正考虑的成本是当时的边际成本。这除了看病时间等成本外，就是医药费用的自付部分。如果自付率是25%，100元的医药费用就只支付25元，这对他来讲，就相当于医药价格下降了，他可以多买。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一般认为更贵的药效果会好很多，并且如果他买更贵的药，保险报销的绝对量就会增加，如200元他将报销150元。由于存在着“保险幻觉”，他会认为他赚了150元，比买100元的药报销75元更多，他就更有可能购买更贵的药。我们为此研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17.8%的人有为医药费达到保险起付线而凑单的倾向，有11%的人有为家人亲戚多开药的倾向，有71.5%的人认为医生有诱导过度医疗的行为。

如果这种因参加保险而产生的计算变化乃至行为变化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则众多投保人的此类行为就会将医药价格水平抬高。这种保险制度的弊端到了我国就更为严重。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还不是典型的商业性保险体系，它具有垄断性和半强制性。一个覆盖全国的社保体系是没有竞争者的，所以是不能从市场竞争中发现合理价格，而会给出一个垄断价格，并且还带有行政的半强制性。所谓“半强制性”，就不是双方自愿的交易，就更加强了垄断价格的偏离程度和负面作用。结果是，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有42%的人认为即使在自付的范围内，医药价格至少是“偏贵”。

我们对此构造了一个经济学数学模型，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数据，我们估计我国医疗社保推动我国的医药价格水平上涨了73%，使消费者多购买了21%的医疗服务或药品，即所谓“过度医疗”。综合起来，使医药费用增加了110%。从宏观角度看，我国的医药费用的相对价格，即人均医药费用占人均GDP的比重迅速提高，从 2008 年的占人均 GDP 的 4.03%上涨为 2015 年的 5.22%。最重要的是，医疗社保带来的成本甚至高于它所带来的“确定性”好处。在不少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估计这个“确定性”好处大约等于人均GDP的2.25%。按照2014年的数据，我国现有的医疗社保制度带来了约2640亿元净损失。见下图。

图1  保险好处与成本比较

数据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医疗制度的理论分析、效果评价与改革方案》，2018。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医疗社保制度没有解决保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大病重病的医疗费用报销的问题；却带来了不少“小问题”，它更多地是解决小病（门诊）的医疗费用问题，而这本是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一般都能承担，而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报销游戏，在这个人人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游戏中，他们实际上吃了亏。当真正需要保险起作用的时候，即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时，医疗社保却用支付上限（一般最多30万元）回避掉了。而现在的商业保险，如平安保险，每年支付460.5元，可保大病最高报销50万元；泰康保险，一个无社保的36~40岁的人支付1224元/年，就可以在大病时报销至多600万元。要知道，在现有社保体系下，按照9.5%的扣款率，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职工一年要交5700元的医疗社保。

在医药费用严重偏高的基础上，保险费用还显著偏高。因为如前所述，社保不仅垄断，而且半强制。综合各类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老，医疗等，我们也能发现社保价格明显偏高。关于强制性垄断高价的证据，就是社保基金一直保持着巨大余额，到2017年已达77312亿元，从2008年到2017年，平均余额占社保基金收入的比重高达18.3%。这意味着即使在低效使用社保基金的情况下，考虑管理费用约为2%的情况下，这种半强制性的社保定价还高出成本16个百分点。而这个巨大结余部分，可以用于低风险投资，增值部分可以返回基金用于保险支出。但我们现在在网上查不到相关数据，因而在公众监督的视野之外。

社保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尤其是医疗社保，更应利用市场机制抑制住医药价格的上涨和过度医疗，把我国医药的相对价格水平（人均医药费用/人均GDP）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既然保险体系下的自付率与医药价格成反比关系，既然小病（门诊）保险并不是保险制度的目的，我们的改革思路就是，要去除小病保险，把重点放在大病保险上，并将自付率提高。我们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取消小病（门诊）医药的保险安排，而将大病（住院）保险的自付率提高到70%；如果有人的大病费用高出当年收入的40%，则可由国家设立的大病重病救助基金报销，据我们模型的估计，这个基金的规模2000亿即可。有人可能会对这一方案提出反驳，因为这似乎大幅度减少了人们的福利。其实不然。因为现有的医疗社保是有成本的，企业和个人要在扣除相当于工资9.5%的资金，而我们的改革方案中，只需扣除3%。总体而言，改革将会带来46.7%的医药费用的节约。

在解决医药价格问题的基础上，还要解决保险市场价格虚高的问题。这就是要将半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转变为自愿性的商业保险，同时促进商业保险公司间的竞争。社保半强制性地将所有人纳入到社保体系中，人们就没有“不买社保”的选择权利，就不可能在“买保险”和“不买保险”之间进行成本收益权衡。从宏观角度看，“无保险”就是这个垄断的“社保”的竞争者，不买保险的人实际上在边际上产生巨大的压力，使得垄断的社保不至于将价格抬得太高。例如美国无保险人口比率约为15%（2008年），英国即使实行了全民医疗体系，私营医疗机构仍占15%的市场。无保险人口的存在不仅对保险价格产生压力，而且促成医药市场的真实价格体系，这又为保险公司制定医药成本提供了市场信息参照。奥巴马医改本意是要实行医保全覆盖，但没有多少年就弊端丛生，其中包括本文所指出的弊端，最后又被废除。

回头看一下“社保转税”。与社保相比，税就是完全强制性的，如果不交社保，只是违反了行政规定；如果不交税，则触犯了刑律。因此“社保转税”不是一个技术性变化，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问题。为什么是权利问题呢？因为社保只具有半强制性，仍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要求。许多企业不交社保，是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对它们有利；而它们不交社保又是应工人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很大，当遇到经济不景气，他们就会裁员；而工人的流动性也很大，一旦被裁，就到别处去找工作，或回家乡；而社保却带不走。所以他们宁肯要现金而不要社保。企业和工人的这点选择空间，其实有利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幸亏社保没有那么大的强制性，所以才能让企业和工人有这样的选择自由。所以，社保转交税务，就是对公民和企业权利的削减。

更何况，过去多年的现实是，交纳社保的企业和工人也没有按社保要求的比例去交。大多数企业只以基本工资为基数交社保，此基数低于全部收入。按照宋晓梧的估计，2015年实交社会养老保险基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55.7%。反过来说，一旦要求按照社会养老保险要求的比例像纳税那样扣交社保资金，企业和工人要多交55.7%。这显然是骤增了一笔成本，几乎没有企业能够承受。如果交社保还要强制的话，企业没有任何通融余地，很多企业就只好关门大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在实交率较低的情况下，如前所述，社保价格已经明显虚高16.3%，并在多年中积累了7万多亿元的余额，这说明社保规定的社保扣交比率偏高，本应向下调整，但“社保转税”的作法竟不仅要将虚高的社保价格用法律固定下来，还要提高55.7%的水平，并消灭一切不交社保的企业，这真是南辕北辙，逆真正改革的方向而动。

孟子曾将最佳税率（十税一）称为“尧舜之道”，高于此者被称为“大桀小桀”，即为“暴政”之意。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说，“不要只考虑税收。”因而古今文明国家对加税（税种，税率）持极为严格和谨慎的态度。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经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如果用收税的形式征收社保资金，不管表面上是否仍叫“社保”，实际上是增加了一种“税”，因为由国家“强制性征收”的就是税。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只是行政部门，没有立法权，所以他们的“决定”也没有法律效力。况且《立法法》第八十条又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这几个行政部门通过内部工作会议的“部署”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却作出了减损公民权利的“决定”，显然是对立法权的僭越和对法律正当程序的蔑视。

最后，这几个行政部门的“部署”似乎也没有在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和四中全会确定的“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的原则，而是通过“社保转税”让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以及用部门“部署”的方式违反《立法法》这个宪法性法律和法律正当程序。这是令人震惊的。这也说明，上述两原则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很难。我们还能经常发现大量的行政部门通过“意见”或“规定”不断地蚕食《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首先需要行政部门要有宪治意识，时刻警惕自己不能越《宪法》和《立法法》雷池半步。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法律界及时指出这种僭越立法权的行为，提醒社会和行政部门，及时纠正这样的错误。根据《立法法》和上述中共两原则，所谓“社保转税”，不是“暂停”就可以了。它本不该“开始”。

                                        2019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19年2月12日同步首发于《FT中文网》和《中评周刊》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近半年以来，大陆中国股市虽一度有所增长，但之后又有更大下降，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比半年前都略有下降。这说明企图人为营造“股市繁荣”，以“财富效应”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思路是错的，这在理论上就是错的。我在一年前的这篇文章中指出，“当局意识到增长还有潜力，却没有意识到、或虽意识到却不愿承认其根本原因是‘改开逆过程’问题，所以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是作表面文章，或是本末倒置。表面文章如前述《民营经济促进法》；本末倒置则是将结果视为原因，企图用行政手段改变结果，以解决根本问题。如为什么经济不振？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前述制度问题导致民众没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因而从市场获得的收入不足。然而当局认为这是因为民众手中的钱太少，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增加民众的收入，这就是企图用刺激股市来增加民众的财富，以“财富效应”促进民众花钱。在当局各种政策的刺激下，最近大陆中国的股市确实长了一些，上证指数从年初的3200点涨到3800点，有点像牛市快到了。但这种趋势持续不了多久，更不可能以股市财富带动经济增长。”（2026年9月28日）

用克强指数计算，2025年截至8月，大陆中国的GDP增长了2.6%[注]，剔除物价因素，约为3%。这表明经济呈低速增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比起负增长，这是好事；比起经济增长潜力，它还差一些，因而是坏事。我在对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分析中，都借用了克强指数来估计经济增长，再剔除通胀因素。2016年和2017年为7~9%不说，自2018年以后，2018年的GDP增长约为－3.2%；2019年约为－0.1%；2020年约为2.3%；2021年为6.9%；2022年为1.7%；2023年4.7%；2024年3.4%。2025年头8个月的经济成绩好于之前的两个负增长，和两个低增长，却从前年和去年的增长水平逐年降低。这大致反映了近年来的增长态势。

评价经济表现不仅要看增长的实绩，还要看它是否达到了经济增长潜力使之能够达到的水平。大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城镇化的潜力。大陆中国前些年的高速发展，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对城镇化的需求。自1996年以后，人口城镇化率迅速提高，到2024年已达到67%。然而这一数字离城镇化的完成还有距离，按大陆中国不太高的标准，却也大致在80%或更高的水平。这说明大陆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还会有对城镇化的巨大投资需求。这一需求远远超越任何产业的投资需求。它包括对城镇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对房地产及商业设施的投资。不仅如此，城镇化还带来大量人口的收入显著增加，他们对商品需求的超常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盛洪，2006）。我曾估计，单就城镇化一项，大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约5~6%。

图1   大陆中国城镇化率和城镇化率速度（2005~20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然而这一城镇化的趋势在近年来逐渐减慢。城镇化率的提高从2008~2014年的每年约1.5~2个百分点，降低到近年来的0.5~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城镇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从原来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约1000万人，这就明显减少了对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的投资需求，减少了因产业转变而增加了收入总量，也减少了城镇市场的商品需求量，因而显著地减少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城镇化的投资需求与进城的人数有关。2016年我根据当时的数据估计，按2000万人计算，一年的城镇化市政投资需要2.5万亿。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广义的城镇化投资还要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以及建筑业； 还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金融， 租赁和商务服务，和房地产的投资，总投资约40万亿元（2017年），占当年全社会固定投产投资的 62%；并预计到2020年，广义城镇化产业约占GDP的48%（盛洪，2021）。

如果城镇人口增量减少一半，上述判断就不对了，相应的广义城镇化投资也大约会减少一半，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就会降到约30%，占GDP的比重就会降到24%左右。没有任何一个产业的衰退会产生如此大份额影响。从2015年到2023年 数据表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从8.6%降到3.1%，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与城镇化更为相关的房地产投资连续三年下降10%左右（见下图）。房地产产业中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因而对城镇人口增量的减少特别敏感。而在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大概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正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公共工程的重点；制造业投资也有国企投资加大和海外市场带动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明显下降，却还不是负数。但究竟投资需求大大减少，这是为什么现在的3%增长率没有达到增长潜力所允许的水平的原因之一。

图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2015~20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那为什么城镇化率的增长减缓了，即为什么每年进入城镇的非城镇人口显著减少了？这是因为城镇化的动力减弱了。什么是城镇化的动力？这就是经济发展本身。具体到任一城镇，就是该城镇的产业市场的扩展。根据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分工的另一面是经济规模。克鲁格曼的研究指出，规模经济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等，2005，第70页）。聚集正是城镇的特点，这就是人口密度的增加，这会带来交易节点和频率的增加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导致集聚租的产生（盛洪，2013），各种要素的收入较之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如农村）要高一些。这会推动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流向这个聚集之地。这就是城市化过程。而所有这些结果都来源于最初的市场需求。而一个城区市场扩展会有多远，取决于经济制度，即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和稳定有序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有大发展的原因。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产权制度遭到破坏，市场受到不当干预，市场就会萎缩，城镇的市场范围就不能维持现有的聚集规模，城镇化就会减速甚至停止。

因而，现在大陆中国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开进程被中断，甚至倒退。有人会问，关于保护民企产权，当局似乎做了一些事情，为什么不起作用？关键在于，这些事情都只是表面上的。如最近颁布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似乎作出了保护民企产权的姿态，然而细读该法，却没有发现有相关的法律增量（盛洪，2024），即没有比已有法律体系增加任何法律手段供民企使用以抵御权力的非法侵犯。据凤凰网风财讯统计，今年以来已有37位企业高管被留置，其中4位自杀身亡（风财讯，2025）。一篇题为“企业家痛陈遭刑讯受伤  监察委人员：这是留置严肃性带来的”文章（财经头条，2022）却在境内被屏蔽。这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是监察委人员认为留置致人受伤是正当的，所谓“严肃性”可以使其无视法律。其二，即使事后喊冤，权力也要极力掩盖。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民营经济促进法》还有什么用。

留置是一种监察系统为反腐而设立的强制性措施。在大陆中国的司法现状下，留置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酷刑和刑讯逼供的特点。而企业家之所以与反腐案件沾边，只是因为在大陆中国企业获得经营特许或特定资源要与权力打交道，他们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要挟，他们本不应受到与腐败官员同等的对待。但在那篇关于被留置受伤的企业家的文章中称，监察人员谎称该企业家儿子已死，并威胁要留置其妻子，是明显的精神酷刑；体检表也证明，他遭受了肉刑（财经头条，2022）。既然监察人员认为这是正当的，也没看见对此类行为的禁止和惩罚，我们也可以想见，其它的留置都有类似情形，也不难找到留置后自杀的原因。就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之前，《监察法》出台将原来最长留置期六6个月延长到理论上可达13个月，又进一步扩张了已经被滥用的监察权力。

或有人说，这些留置的企业高管只占全部企业家的很小一部分，不会有太大影响。这种人就要问一问一个儿童的脑筋急转弯：树上有十只鸟，打下一只，还剩几只？这些留置酷刑所残害的不仅是几个当事人，而且在整个企业家群体中造成了寒蝉效应。留置带来的自杀结果，以及法律程序的不透明，监察人员行为的不受约束，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他们自己，自己能不能承受这样的酷刑。这会带来普遍的悲观预期。汪林鹏在留置后自杀表明，任一个巨大的产业，他都可以评价为零，毫无留恋。暂且还活着的人对自己的商业资产还有多高的评价？一个经济，产权基础受到威胁，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就犹如大树的根被挖出，再浇多少水、施多少肥都没用，宣称已经尽力培育大树了，只能是自己骗自己。

另一个普遍存在的侵犯企业权利的行为是被称为“远洋捕捞”的犯罪行为。这实际上是某些公检法机关为了捞取利益，打着执法旗号，瞄准一些盈利较好的企业，跨地区抓捕企业负责人，并施以酷刑，以敲诈企业或个人的钱财。虽然当局也在谴责这种行为，但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一起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审判和惩罚。最好的结果似乎是“纠正”，即释放被拘押的企业负责人，退还款项。实际上，这种行为是比山匪绑票还要严重百倍的罪恶，因为它是打着政府执法的旗号，有很大的欺骗性，也反过来摧毁了权力的公共信誉。并且那些假公绑票的机构经常并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将此行为作为单位“创收”的努力，这在法律上很容易作为犯罪动机的证据。对这种重罪不加惩罚的后果是，毒化了整个社会文化：使人认为只要打着政府旗号，就可以犯罪而不受惩罚。与之类似的滥权行为还有“小错大罚”，“以刑化债”，等等，都是滥用公权牟利的赤裸作法，也没见受到惩罚。

然而，还是有些例子证明，情形似乎没那么坏。如DeepSeek的异军突起，《哪吒2》登上全球动画电影票房首位，潮玩拉布布更是疯狂，一年销售额超《哪吒2》，达到130亿元。还有大陆中国的外贸“新三样”——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的出口，已经达到让外国企业恐慌的地步。DeepSeek的成绩不可夸大，它不过是显著降低了大模型的成本，并没有战略性的突破，并且它生长在杭州这个较为保护企业、鼓励创新的城市中，并没有普遍意义。《哪吒2》和拉布布也都只是个案。这三个例子的成功有着一鸣惊人的意味，还没来得及让权力盯上。关于“新三样”的贸易成就，更是因为国际市场要比国内市场稳定和可信赖。这些成功固然值得我们庆贺，但只是个案或局部成功，如电动汽车出口从2019年到2024年增长了7.8倍 ，但目前只占出口总额的0.86%（陈菁晶、孙晓红，2025），不可夸张为普遍现象，而为现有的制度缺陷背书。

如果这些成功只是个案，那么约3%的正增长又是怎么来的？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制度遗产，即一个市场制度的框架基本奠立，虽然有权力不时的干预，造成预期的不稳定和对产权安全的担忧，但究竟市场基本原则仍在，成千上万的小民百姓为了生存仍要努力工作，他们虽然也会被当地的权力部门不时侵扰，但也没有退路。普通民众容易进入和从事的行业是零售业和餐饮住宿业，因而这两个行业具有代表性。据国家统计局，社会零售总额在近年来一直持续增长，约在4%~6%之间，尤其是网购总额快于零售总额的增长，最近两年约为7~9%，其中“吃类商品”增长最快，至2025年8月累计增长15%，这是人们更多地消费餐饮外卖的结果。疫情以后我不时到各地旅行，发现餐饮业逐渐恢复。零售业和餐饮业是民众普遍就业的行业，这代表了底层民众的基本姿态，为养家糊口努力，但没有扩张的野心。这就构成了大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当局意识到增长还有潜力，却没有意识到、或虽意识到却不愿承认其根本原因是“改开逆过程”问题，所以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是作表面文章，或是本末倒置。表面文章如前述《民营经济促进法》；本末倒置则是将结果视为原因，企图用行政手段改变结果，以解决根本问题。如为什么经济不振？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因为前述制度问题导致民众没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因而从市场获得的收入不足。然而当局认为这是因为民众手中的钱太少，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增加民众的收入，这就是企图用刺激股市来增加民众的财富，以“财富效应”促进民众花钱。在当局各种政策的刺激下，最近大陆中国的股市确实长了一些，上证指数从年初的3200点涨到3800点，有点像牛市快到了。但这种趋势持续不了多久，更不可能以股市财富带动经济增长。

股票的价值归根结底是企业的效率，当经济低速增长时，企业效率不会明显增长，股价如何大幅增长？诚然，在企业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货币需求的增长也会增加股价，但这只是暂时的，偏离均衡的，正如巴菲特所认定的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股票， 是不值得购买的。人为造成的高价格终究是会跌落下来的。况且一般民众不会将股市中暂时赚到的钱当作稳定的收益，进而扩大自己的消费。更进一步，在当局不断刺激经济的背景下，企业也会对当局行为有“理性预期”，认为这只是来自扩张政策的“需求”，而不是来自市场的真实需求，因而不会增加产量，而只会提高价格。而实际上，当局借用的刺激股市的资金来自一些大型国有机构，它们有着自己的利益。由于挟以巨大资金，它们难免会操纵价格，最后导致大量散户大败亏输，反而减少了他们的财富，也就起不到用“财富效应”刺激经济的目的。

只作表面文章，营造牛市假象，不仅使目前经济低速成长，而且还会在未来若干年后使经济更加低速。今年的增长速度较前两年梯次降低已经显示，近些年投资的减少开始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除了前述国内投资不足，外商投资也在明显减少，近两年是－13.7%和－28.8%。这更是雪上加霜。今年8月份，据统计对美国的出口骤降1/3（倪刃，2025），北京的社会零售总额也下滑11.4%（伊洛，2025），这些指标具有预兆性。可以预期，如果不扭转改开逆过程，若干年后经济将会出现持续的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到那时不仅是经济问题了，还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8月16~24岁（不包含在校生）的城镇人群的失业率高达18.9%，在增长速度继续下降的若干年后，失业现象会更为严重。这可不是靠制造牛市可以粉饰的。朴素的逻辑是，与下行的经济背道而驰的貌似牛市不可能持久；简单的硬道理是，在企业家普遍恐惧的社会中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增长。

[注] 在本文中的“克强指数”的三个分量是，到2025年8月，货物周转量增长率（4.9%，权重25%），货币供给量（M1）增长率（2.72%，权重35%），发电量增长率（1.5%，权重40%）。

参考文献

财经头条，“企业家痛陈遭刑讯受伤  监察委人员：这是留置严肃性带来的”，《新浪财经头条》，2022年8月16日。

陈菁晶、孙晓红，“全年出口将达700万辆 | 2025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出口分析”，《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信息资讯》，2025年9月4日。

风财讯，“今年已经留置37位老板了，创历史新高”，《凤凰网》，2025年9月5。

倪刃，“8月中国对美出口骤降33.1%，背后的真正考验”，《倪刃聊经济》，2025年9月14日。

盛洪，“城市化时代：我们面临的巨大市场前景”，《新青年 . 权衡》，2006年2月。

盛洪，“交易与城市”，《制度经济学研究》，总第四十一辑（2013年第3辑）。

盛洪，“为什么不受约束的权力会瓦解中国奇迹？”博客《盛洪教授》，2021年10月21日。

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等，《空间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伊洛，“北京8月社零同比-11.4%，限额以上-17.4%”，《伊洛》，2025年9月16日。

2025年9月22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最近，特朗普与《第一修正案》的战争又进行了新的回合。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借口，取消CNN，MS NOW和Politico进入白宫的采访资格。不出所料，这三家媒体立即予以反击。它们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将特朗普告上法庭。它们没有报道假新闻吗？根据我的观察，基本没有。顶多有些倾向性。其实即使它们报道了假新闻，自会受到声誉损失的惩罚；总统也没有理由以“假新闻”为借口取消采访。这是因为更有可能的错误是，握有最大权力的总统会以“假新闻”为借口打击新闻界的不同声音。这会动摇美国的国本——自由表达。令人振奋的是，美国五大电视网立刻以停止报道特朗普以示抗议。更引人注目的是，被视为“共和党宣传部门”的福克斯（Fox）也参与其中。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传统，我们可以预见，特朗普大概率会败诉。（2026年9月24日）

盛按：最近美国司法部二度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案件引起关注。诉状指科米曾在自媒体上摆放了“8647”图案，被解释为威胁总统生命。这让人震惊得以为美国开始了文字狱。查了一下，86除了是数字，它在美国还做为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指“某菜品售罄”，“取消某镜头”，“拒绝服务”，“终止会议”，“驱逐危险人员”，在极少的情况下被用于“消除物理存在”。在多种含义中选择自己认为的意思，并用于加罪批评者，显然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保护公民的自由表达，只有“当下明显的危险”的言论，如在电影院中高喊“着火了”，才不在保护之例。8647显然不沾边。如果科米真判有罪，不仅是一个恶例，而且是对第一修正案的摧毁，等价于摧毁美国。不过凭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她没有这样一种将法律作为打击政敌武器的传统，对第一修正案的珍视如同他们的爱国。（2026年5月6日）

盛按：最近看到特朗普声称要“绞死”号召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的国会议员，惊讶他的底线又创新低。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因为宪法设立军队是对付外敌的，而不是对付国内人民的。特朗普已经扬言要让军队对付“内敌”——反对党，这是公然更改军队的宪法性质。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条款也强调，”没有人必须执行违反美国法律或宪法的命令”。而特朗普诬称他们是“煽动叛乱”也应套在自己头上。因为说到底，国家就是一组规则，就是宪法。特朗普二期以来不断地扩张总统权力，突破宪法框架，几乎是在拆毁美国。这才是真正的“叛乱”。（2025年11月24日）

《第一修正案》，一直是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它宣示了自由表达原则。围绕着这一原则，美国上演过许多精彩剧目。近来吉米 ∙ 坎摩尔事件或许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件。2025年9月17日，美国广播公司（ABC）无限期停播了吉米·坎摩尔的《深夜秀》，原因是他在报道柯克遇刺事件时，间接地说凶手是MAGA运动的人（Anthony Robledo，2025）。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但也有部分事实；至少比特朗普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后者坚持说这是左翼分子干的。ABC暂停这样一个有22年历史的节目实属罕见。按照我们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这是不可能的。自由表达包括错误表达，它可以用正确表达来对抗和纠正。这已经是对犯错误的人或机构的惩罚了。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不是好的时代。这背后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施压。

当时远在伦敦的特朗普为这一行动叫好。在这之前，他点着名要让坎摩尔下课。实际上，这只是他上台以来的一系列作法中的一件小事。这一系列作法可以冠之以“违宪压制自由表达”。从对哈佛大学等高校施压以遵从他的言论尺度（Reuters, 2025），到干扰学者到国际论坛上发言；从因统计数字不合心意解雇联邦劳工局局长，到派国民警卫队镇压洛杉矶的抗议；从威胁弹劾给予他不利判决的法官（Nina Totenberg，2025），到恐吓发出不同声音的传媒，所有这些行动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压制住对真相的揭露和对其政策的批评。特朗普甚至用吊销电视台的执照来让负面的评论闭嘴，因为理论上这些频道执照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的，因此很可能使不少传媒就范。

提起联邦通讯委员会，使我们想起了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它是其获奖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的前奏。这篇论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FCC的前世今生。它的前身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起因是广播业的崛起使电台林立，它们使用的无线电信号互相干扰，甚至影响到海军和航船的通讯。于是成立一个政府机构用于颁发无线电许可，分配频道（科斯，1994，第45~51页）。这本是一个技术性职能，但一旦由政府机构颁发许可，就可能扩展到对广播内容的审查或限制。但这样一来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宣示要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为此辩解的法官和教授说，因为可用的无线电频道资源稀缺，所以要在竞争的申请者之间选择，一个筛选的维度就是对内容的审查。

科斯教授反驳说，所有经济资源都是稀缺的，但社会现有的机制已处理得很好。这就是产权制度和价格体系。他说，“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无线电频率使用者不应有与其他商人相同的地位。”（第76页）“如果广播业不脱离常规，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一产业不采纳通常的做法（权利转让与法规相结合）？”（第77页）既然报纸、期刊和书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受政府对内容的审查和限制，而广播业是新闻业的一员，为什么不能得到同等对待？他引述最高法院的声明，“我们毫不怀疑电影像报纸和无线电一样属于新闻业，它们的自由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第52页）科斯教授支持拍卖频谱使用权使之私有化的建议，回击了因无线电频谱是公共资源而要求管制的论调，“没有理由认为不应有私有频率产权”，“既然一般都认为私有产权和价格体系在其它领域中的使用均于公众有益，那么在广播事业中为什么就不应该使用呢？”（第86页）

科斯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于1959年发表的。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预算协调法案》，其中授权FCC以拍卖方式分配无线电频谱，自1994年起就成为FCC的正常操作，而没有对内容的审查。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它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无线电信号之间的互相干扰问题。在获得许可的频道内广播，就基本不会干扰到另一个频道，而如果两家电视台的信号互相干扰，也可通过谈判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公共资源的性质和私人电台之间看似冲突的性质。通过“价高者得”的规则获得频道使用权，说明中标者已支付了成本，就有权利使用它。如果在其它领域私人产权和价格机制能够导致公共利益的改善，无线电经营机构为什么不能？我们今天在FCC的网站上，看到它的一个职责是“负责管理和授权商业用户和非商业用户（包括州、县和地方政府）的无线电频谱。”主要方式是拍卖，费用包括“支付FCC 拍卖的许可证的预付款、首付款和后续付款。”

特朗普已经在诉ABC电视台的另一件案件中胜诉，获得1500万和解款（风鸣拾夕，2025）；他还威胁起诉《纽约时报》，要求150亿美元的赔偿（Curt Anderson，2025）。这种官司的胜败决不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公正裁决。 按特朗普的一贯风格，这背后有他滥用总统权力的施压。他曾威胁说，他要弹劾做出不利于他的判决的法官。他后来说，应该吊销更多电视台的执照，因为它们的报道反对他 （Lillian Rizzo，2025）。这就暴露了他的目的和手段。他的目的是想消灭所有对他不利的信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英明。手段就是违宪使用总统权力。这种动机和行为很符合集权国家和独裁者的标准，却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动用了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可以动用的权力，例如动用FCC颁发执照的权力来消灭反对的声音。

联邦通讯委员会是有颁发电视台执照的权力，但其程序是进行无线电频谱拍卖，出价高者得，而没有内容审查。在它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是否发执照为要挟，限制特定电视台的内容的事情。特朗普是想把技术性的行政程序，扩展为审查传媒内容的权力。这是僭越宪法的权力。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出面的是FCC现任主席布伦丹 ∙ 卡尔。他威胁ABC说，你们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卡尔虽然是FCC的老人，却是一直是特朗普的追随者。所以特朗普一胜选 ，就提名他任FCC主席（Wikipedia, 2025）。难怪他唯特朗普马首是瞻。他可以这样做吗？理论上，FCC主席可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没有明文禁止他不去做某些事情，尤其是不能明显地将政治倾向带入行政程序。这是假设他具有正确判断的能力和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因为他是总统提名且参议院表决通过的。为什么会这么有把握？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说，“因为总统的每一项提名都要提交参议院批准，在一项任命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开的，民众对各方势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都明明白白。如果提名不妥，公众的指责就绝对会完全指向总统。如果一项好提名被参议院驳回了，公众就会因为参议院驳回了总统的良好愿望而感到愤慨，都会去谴责参议院。如果做出了一项有问题的任命，那么负责提名的总统和负责审核批准的参议院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公共舆论的谴责。”（2014，第462页）因此总统“将耻于并且不敢将最受尊重、最肥缺的职位授予那些不称职的老乡，或者其他个人亲属，或者是只会溜须拍马、讨他欢心的无耻之徒。”（2014，第459页）

但是，在特朗普二期的现实中，这种制衡没有出现。特朗普提名的若干有争议的内阁成员，如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等，都是依赖于共和党在参院的多数获通过。在这里，只有党派划线，没有认真的审查。如赫格塞斯这个有性侵记录，缺少军事经验的电视台主持人（Wikipedia，2025）却仅靠共和党的51个席位而过关。特朗普并不怕“公众的指责”，舆论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在特朗普的白宫会议上，每个内阁成员都戴着写有“特朗普总是对的”红帽子，会议发言一派谄媚之声。很显然，这即使不是“任人为亲”，也是“溜须拍马之徒”，远离一个宪政国家对内阁成员的标准。这说明，特朗普明目张胆地选择忠于他个人的人，而不是称职的人来担任这些重要公职。

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像汉密尔顿设想的那样，因顾忌公众舆论、为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而约束自己？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民众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偏离美国国父们预期的总统来？再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美国宪法设计的选举程序会出现这样的疏漏呢？实际上，在国父们制定宪法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假定，被选上的总统一定是个君子，或按美国的通常标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行事，不会做过于离谱的事情。否则他们会遭受“公共舆论的谴责。”这是替代法律惩罚约束有正常道德操守的人的方法。所以法律可以不规定禁止的条款。但这种方法对特朗普不起作用，原因在于他就不是一个君子，或如《经济学人》杂志所称的不是一个精英。虽然他号称信基督，言行举止却像一个化外之人，如他用污辱性语言攻击政治对手，面对明显的事实撒谎，做出承诺出尔反尔，等等。

问题是，美国人民为什么会选出这样一个不是政治精英的人来作总统？从美国250多年的历史来看，美国宪法的这一制度设计还是正确有效的。在已有的总统中，绝大多数是政治精英，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的功过如何，他们起码遵守了一个总统应该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线。没有人像特朗普这样败选以后不出席胜选者的就职典礼，直接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公然把个人和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等等。只出现过一次特朗普，只占45位总统的2.2%。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只要是人类制度，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对比各种选拔领导人的制度，以及相应的历史实践，这种成绩算是不错的。当然，即使很小的概率一旦出现，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教训还是要认真总结的。

教训就是，投票制度本身就有着固有的缺陷。这已被历代学者发现并指出，从孔多塞的“循环的大多数”到阿罗的“投票悖论”，从“波特效应”到“多数人暴政”，这些理论已经揭示了投票制度可能失败，会在实践中小概率地导致错误结果。更有勒庞的“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理论，告诉我们在广场效应中，人们会失去本来的理性，被情绪化的口号煽动，听信似是而非的谬论，从众做出错误的选择。勒庞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大多政治家和宗教家是天生的群体心理专家（勒庞，2005，第6页）。他们善于利用群体心理的这一弱点。特朗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语言简洁生动，极富煽动力，抓住人们不喜欢的小事尽力夸大，善于利用新传媒形式，甚至他的缺陷——粗鲁的做派也会使蓝领阶层倍感亲切。

虽然假设当选总统遵循底线道德，美国国父们还是致力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以防万一。保证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正是这一约束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任何越权或滥权，若没有自由表达予以揭露和批评，就无从发现，也就无从约束。因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我们注意到，这是针对国会的，并非针对总统。但其宪法精神是保护表达自由。总统本应执行的是宪法精神。宪法之所以没有针对总统的规定，是因为国父们假设，总统只是执法者，他不能执行国会没有制定的法律。所以宪法无需重复。然而就是在宪法没有具体规定的空当，特朗普却实际上违反了宪法精神。他公然动用总统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他动用了军队。

事实上，当我们说，这是一场“特朗普与《第一修正案》的战争”时，就不仅是比喻，而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国家就是一个暴力机器。当掌权人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行事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但当总统违宪违法动用公共暴力时，就是在向人民宣战。在外在形式上，特朗普不仅将国民卫队派往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而且又派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直接就是一种战争形式。在名义上是压制犯罪，实际上是威胁敢于反对特朗普政策的人，威胁政治反对派——民主党人。特朗普公然宣称，美国本土正面临着“内部入侵”；美国的城市正被 “激进的左翼疯子” 摧毁。因而他要将对付外敌的军队对付“内敌”（ Brian Bennett, 2025）。这不仅企图僭越国会宣战权，而且公然改变美国军队的性质，把他们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而实际上，他正在发起一场攻击《第一修正案》的战争。而《第一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

攻击《第一修正案》就是攻击美国。想不到如此强大的美国，竟要被她的总统搞垮。这真应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际上，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自由表达的模范。在保护公民和机构言论自由方面，她有着许多著名的案例。如越战时期的美国诉《纽约时报》案，涉及该报披露美军秘密文件，以美国败诉而告终。又如，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涉及该州保护国旗的立法，以其违宪致德克萨斯州败诉。我在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旁听了有关宪法的课程。在选读的案例中，有涉及纳粹游行的案例，有涉及讲授马克思理论的案例，均以《第一修正案》原则加以保护。如此极端的言行尚有保护，普通民众的自由表达受到保护更是可想而知。在教科书中，只有在电影院中高喊“着火了”这种“当下明显的危险”行为才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可以说，美国用了约200年的时间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修正案》功不可没。

《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正式生效，但到一百多年后的1919年，才被最高法院首次用来保护表达自由（刘易斯，2010，第28页）。在这之间，存在着不少围绕自由表达的斗争。不过，《第一修正案》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在它的熏陶下，自由表达成为了美国人民的一种行为习惯。我们在美国听到世界上最多的对本国及其政府的批评，使人们误以为美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或美国人民不爱国。其实就是在这种无所顾忌的批评中，美国才成长为一个趋近理想境界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民众养成了自由表达的习惯。习惯就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它忽略功利考虑，有想法就说，有意见就批评。因而《第一修正案》就不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是现实的行为。虽然特朗普政权采取了诸多威胁，这或许使有些人敢怒不敢言，但这个总统最多只有四年的时间，与长达上百年的受到保护的自由表达传统相比，还是太短了点儿，不足以形成习惯性恐惧，让民众闭口不言。

因而，别看特朗普气势汹汹，他无法与《第一修正案》塑造的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相对抗。他与《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力量对比，显然不能以当下的利害计算。我们看到，当哈佛大学拒绝了特朗普的施压后，有12000多哈佛校友签名支持；他与哈佛大学对簿公堂，哈佛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9月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裁定特朗普冻结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是违宪的（ Collin Binkley,  Michael Casey, 2025）。当吉米 ∙ 坎摩尔的节目被迫取消后，遭到许多政治人物的谴责，甚至共和党议员克鲁兹也说“这是极其危险的”（Assandra Dumay, 2025）；许多民众更是上街示威抗议。几天以后，吉米 . 坎摩尔的节目又得到恢复，当天观众暴增至630万（NDTV News Desk，2025）。这是面对权力施压的民间宣示。肯定还有更多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很不喜欢特朗普的作法，这与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的美国舆论环境不同。这种压制某种言论的作法最终会限制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从长远看，特朗普是打不羸这场对《第一修正案》的战争的。但从短期看似乎还有可能。有消息传出，哈佛大学似乎妥协了。虽然冻结数十亿联邦资金，停止国际招生也与FCC干预电视台内容一样，是僭越权力之举，因而是违宪的。但目前美国似乎没有一种有效的法律手段加以制止，而会对哈佛大学造成当下的损害。哈佛大学以支付5亿美元和承诺运营职业学校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和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不意味着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如果他真的羸了，那美国就输了，因为她的灵魂——《第一修正案》所蕴含的自由表达原则丢了，美国不再高尚和强大。如果美国人民不甘失败，他们就必须打垮特朗普。

我们看到特朗普取得的局部胜利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否认他的政策带来的损害，通胀率上升，新增就业不足，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乏力（Economist, 2025），农业劳动力短缺，社会对峙，街区紧张。他解聘劳工统计局长，就是不满意于不利的就业数据（Aimee Picchi，2025），致使我们现在看不到相关数据。他却说“我们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时期”（Steve Benen，2025）。操纵舆论掩盖错误政策的结果只能是无法及时纠正错误，让经济社会形势越来越糟。但民众仍然看得很清楚，《新闻周刊》称，“52%的受访者认为总统的政策正在导致就业岗位减少，58%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正在损害经济。这两个数字在相同问题上较8月份上升了三个百分点。与此同时，56%的受访者表示，总统‘正在输掉对抗通胀的战斗’”。（Hugh Cameron，2025）

尽管特朗普有着大量的忠实拥护者，最新的民调显示，对他的支持率已从刚就职时的55%逐渐降到10月11日的39%（Economist, 2025）。如果特朗普用压制舆论掩盖真实情况，坚持错误的政策，美国经济还会继续恶化，支持率会进一步降低。这会最终影响下一届的大选。共和党很可能失去总统和国会多数。除非美国输了，不管特朗普是否暂时羸了，他都是输了。那就是《第一修正案》羸了。因为它是自然法——任何压制表达自由的作法都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丧失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断绝自己调整政策的后路，最后在选举中失败。那当然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向独裁的方向更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总统权力和在国会中的多数改变游戏规则，人为制造本党的政治优势，彻底打击和消灭政治对手，使美国变成一个极权国家。这时美国就真的输了。但是这样结果的概率极小。

特朗普说，97%的报道都说他坏话，所以“这不再是言论自由”（Irie Sentner, 2025）。他似乎认为他可以给“自由”下定义，然后滥用总统权力，挟持国会多数，并影响法院裁决，打击“不是言论自由”的自由。然而，美国人公认的自由的好定义是如勒纳德 ∙ 汉德法官所言，他在著名的“自由精神”演讲中说，“自由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他人想法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兼顾各方利益、没有偏见徇私的精神”（转引自杰拉尔德 ∙ 冈瑟，2024，第591页），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的意见是最正确的，并因此禁止别人的“错误”言论。他说，“自由存在于男人和女人的心中；…… 只要它存在，就不需要宪法、法律或法院来拯救它。”自由并不是宪法赋予的，自由发自人的本性，所谓“率性之谓道”，重复一万遍的谎言也不能消磨它丝毫；况且这种天性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200多年的呵护，它不胜利才怪。

参考文献

Aimee Picchi, “Trump fir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mmissioner after disappointing job numbers”, Money Watch, August 2, 2025.

Anthony Robledo, “Jimmy Kimmel pulled off-air following FCC threats over Charlie Kirk comments”, USA TODAY, Sept. 17, 2025.

Cassandra Dumay, “’Dangerous as hell’: Cruz blasts FCC’s Jimmy Kimmel takedown”, POLITICOPRO, Sep. 19, 2025.

Brian Bennett, Rebecca Schneid and Richard Hall, “Trump Signals Greater Use of Military in U.S. Cities, Warning of ‘War From Within’”, Time, Sep. 30, 2025.

 Collin Binkley,  Michael Casey, “Judge reverses Trump administration’s cuts of billions in research funding to Harvard”, PBS, Sep 3, 2025.

Curt Anderson，”Federal judge tosses Trump’s $15B defamation lawsuit against New York Times”,  PBS, Sep 19, 2025.

Economist, “264 days into Donald Trump’s term”, Economist, October 11, 2025.

Hugh Cameron, “Donald Trump Suffers Polling Alarm Over ‘Weak’ Economy”,Newsweek, OCT 06, 2025

Irie Sentner, “Trump: ‘It’s no longer free speech.’”, POLITICO, Sep. 19,  2025.

NDTV News Desk, “Jimmy Kimmel Back On Air With Record 6.3 Million Viewers, Ratings Jump 343%”, NDTV, Sep 25, 2025.

Lillian Rizzo, “Trump is threatening broadcast station licenses — what that means, and how it all works”,  CNBC, Sep. 19, 2025.

Nina Totenberg, “Trump calls for the impeachment of a judge, as lawsuits pile-up”, NPR, March 18, 2025.

Reuters, “Trump says Harvard deal is close, university will pay $500 million”, Sep. CNBC, 30 2025.

Steve Benen, “As the public sours on his economic performance, Trump tries playing make-believe”, Oct. 11, 2025.

Wikipedia, “Brendan Carr”,  Wikipedia, October 5, 2025.

Wikipedia, “Peter Brian Hegseth”,Wikipedia,  October 11, 2025.

安东尼∙ 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法律出版社，2010。

风鸣拾夕，“川普取缔幽默·“ 心灵啤酒” 堪忧 | 柯克去·《 鸡毛》 归”，《风鸣拾夕》，2025年9月28日。

杰拉尔德 ∙ 冈瑟，《汉德传：传奇法官和他的裁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

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载于《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电子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2025年10月12日于五木书斋

2025年10月13日首发于《FT中文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近年来大陆中国科技创新呈上升势头。这不仅为国内媒体所报道，而且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大陆中国已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为2025年的第10位（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DeepSeek的异军突起使英伟达的股价应声下跌，TikTok也在美国被视为一个强劲竞争者。我们也不时听到国内发出的“突破”或“领先”的信息。如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发布，“祖冲之三号”实现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等等。科技创新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得海空装备技术更新，军工通信体系成熟，智能装备快速迭代等。表现在产业上，至少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陆中国有“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还有“新新三样”，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品。在基础理论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如邓煜和王虹获菲尔兹奖。另外在基础物理与材料领域，能源与航天领域，生命与地学领域，中国科学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人问，这是否2015年当局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效果？如果把如此突出的多方位的提升归功于这一个政策，显然是过于单薄了。实际上，科技创新在多领域的突进，就不能用政策来解释。因为政策是一个短期且非制度的变量，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影响，而科技的进展则要靠制度结构的长期作用，是一个慢变量。因为科技创新首先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则是一个百年树人的过程，并且是制度结构的综合结果。我记得当初我就回答说，不要太介意这个文件。它与一些类似文件一样，只是表面样子，其实不起作用。甚至可能是反作用。为什么是反作用？因为这个文件若要有用处，就必需进行资源再配置。所谓再配置，就是对市场现状进行政府干预。干预的手段无非是一些经济激励，如贴息贷款，或财政补贴。而一旦由政府进行资源再配置，就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差甚远。

一般而言，一个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成功，要经历一系列环节，从产生灵感到构思，从研发到专利申请，从第一笔风险资本到上市，从中试到最后在商品市场上成功。我在多年前对中关村崛起做研究时，曾绘制过下面这个表。

表1  从观念到产品的交易环节

交易环节	交易功能
（1）学术互动，互相激发	形成灵感，孕育创新思想，产生技术创新雏型，培养有创新思维的人
（2）研发中互动（分工与合作）	研究与开发
（3）技术成果转移交易	技术创新成果转变为企业的资产
（4）注册企业	取得企业法律身份
（5）申请专利或商业保密	保护知识产权
（6）知识产权交易	使知识产权获得更好配置
（7）初始筹资交易	最初投资筹措
（8）取得办公地点的交易	获得办公地点及其服务
（9）购买投资品交易	获得投资品
（10）聘用合约	聘用员工
（11）企业规章制度	企业内人员激励、配置与收入
（12）信用评级	形成可辨识的声誉资本
（13）贷款交易	获得扩大生产的资金
（14）再融资	获得扩大生产的资金和部分兑现风险投资收益
（15）纳税	向政府纳税，交换公共物品
（16）申请优惠政策	获得优惠政策
（17）中试组织	实现新技术中试
（18）供货交易	委托其它企业提供零部件
（19）最终产品销售交易	销售产品
（20）售后服务交易	提供售后服务
（21）知识产权诉讼	保护知识产权
（22）改组公司为股份公司	改变企业组织形态
（23）公司上市	兑现风险投资，企业获得市场评价

我曾将这一系列的交易环节比喻为跨栏赛跑，只要其中一个栏跨不过去，比赛就会失败。例如，如果办公楼没有商品化，企业获得办公地点都很困难，企业就建立不起来。而实现这些环节的交易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交易费用。而要保证每一环节的交易行为的成功，交易费用就应相当地低，就必须有保证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用跨栏比喻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越低，跨栏越低，越好跨过，越容易完成比赛——从创意到产品销售和企业上市。如果其中一个栏太高，比赛就无法完成——科技创新就会失败。

从总体图景来看，要保证科技创新成功，要有一整套制度结构。我在对中关村的研究中，也曾绘制过一张保证科技企业发展的制度结构图。见下图。

图1   保证科技企业从创意到产品和企业上市的制度结构

        这个看起来复杂的制度结构，在1978年以前是不存在的。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的努力，基本上比较健全了。其中有两个基本制度。一是自由企业制度，它们产权明确，自主运营，其利润取决于它们的决策与行为。尤其是，科技创新的产品和工艺能够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使得它们在市场中获胜。一是技术专利制度，它保护技术发明者不会被免费模仿者侵害其独享的利益，从而鼓励创新。大陆中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恢复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大变革。1978年以后，当局对民营企业从默许到修宪承认“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再到1993年颁布《公司法》，为公民创立企业提供了制度化的通道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登记的民营企业超过6386万家，超过企业总量的92%。1984年大陆中国颁布了《专利法》，以后又多次修订，使之趋近成熟，成为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

并且，若要加速高新科技企业的崛起，并成普遍之势，另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多层次、成阵容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大陆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相当长时间才发展配套成熟。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飞乐音响首发股票，到1990年、1991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成立；从2004年和2009年深交所分别设立中小板和创业板，到 2012年新三板成立；从2019年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21年北证券所成立；…… 截至2026年7月31日，沪深主板合计总市值（含创业板）超90万亿元。2026年8月10日主板股票总成交金额近7000亿元，而这一数字在上交所成立首日仅为93万元。在此之外，民间风险资本也从上世纪90年代未开始时的300亿元，发展到2025年的行业总管理规模突破13万亿元（《文心》整理）。大陆中国基本形成 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创新企业可以享受到不同阶段的融资服务，便利了它们的发展。

据估计，自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启动以来，当局累计投入超‌1.2万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仅2016年，技术市场成交额就达11407亿元；2016年到2025年这一数字持续上升，2025年为75734亿元，这十年累计为322352亿元。当局投入仅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3.7%。当然，政策资金并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资源，即使是诱导性资金，也要看它的导向是否正确，是否资助了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申请政府资助在理论上是公平的，实际上不公平。饶毅教授和施一公教授曾批评说，“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朱慧卿，2010）。论与权力的距离，国有企业或国有科研机构近，而民营企业或科研机构远。而在国有机构内部，资金会按照权力的分布而分布，最后到不了真正有创新才干的人手里。结果是，政府为了鼓励科技创新而将本来在市场中的一部分资金挤占过来，却低效或无效地分配。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该政策资金分配及其效果的数据，这说明它本身是缺少问责的；也没听说哪一项科技突破是由《中国制造2025》政策资助的 —— 那就是没有。

以往政府投入的绩效表明，有些投入获得了成功，如核弹、航天项目，有些是失败的，如芯片。然而这两种项目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前者是一个政府集中资源支持的项目，它们的市场就是国家，在技术上有成功先例，目标也比较明确和单一，可以不计成本，而所带来的收益就是与其它国家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基辛格就曾说过，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比占领了印度支那还重要。而芯片则不然，它是靠广泛需求的市场才能生存，如果不能靠市场赢利，就无法生存（盛洪，2023）。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追求的是科技的普遍突进，如在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在一两个领域的集中投入显然是不行的，应该依赖于市场中的普遍的创新行为及其商业可行性；所导致的创新不仅是革命性的，而且是成群组地出现的。而这些创新是中央计划者所无法完全预见和计划的。

似乎一个例外是长鑫科技。它主要由合肥市国资大规模资金投入支持，经过十年努力，一经上市就得到高度评价，市值突破3万亿，一跃而为A股老大。然而，这并不是典型的政府分配资金模式。长鑫科技首先是一个民营企业，其创始人朱一明是一个在存储芯片上有成功记录的企业家。合肥政府依赖的是市场投资的方式，并在证券市场上获得回报。它遵循的是市场逻辑。导致其成功的有政府内企业家型人才的正确判断，也有运气成分。即使如此，许多评论指出，合肥模式也不应是地方政府普遍仿效的模式。因为即使政府对投资的判断达到民间投资的水平，政府也不应做如此高风险的事情。因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它的投资行为应是稳健的。民间投资可能承担风险，却不影响对社会的责任，而政府一旦亏损，就会对其履行公共义务产生影响。

实际上，在合肥政府赚钱的同时，有大量地方政府因投资失败而有巨额亏损。例如，武汉弘芯半导体项目‌投资 1280 亿元，结果资金链断裂，最终国资被迫接手承担损失。青岛国资在每日优鲜上市前夕投资 20 亿元，随后企业退市，青岛国资血本无归 。‌如皋国资投资 66 亿元于如皋赛麟汽车，但企业是虚假技术出资，最终人走楼空。‌黄冈政府向威马汽车提供重资产建设支持及专项基金，企业最终破产重整。其他知名案例，包括南京德科码半导体、铜陵奇点汽车、成都锤子科技、重庆皮拉图斯飞机以及福建吉阳光伏等项目，均出现烂尾或投资失败情况 （我可没背后碎语，2025）。‌‌‌这也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部分原因。据财政部，截止2025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48232亿。所以合肥模式只是政府投资偶然成功的一个特例，不可复制或推广。

仔细看一看那些创造了科技奇迹的企业，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他们受到自由企业制度的激励。如DeepSeek 显然是一个民营企业，它的母公司幻方量化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用算法决定投资的金融公司。它以其盈利所得投资于DeepSeek 。只是在DeepSeek 一鸣惊人以后，各级政府才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如杭州政府提供了专项资金，“国家大基金”牵头推进外部融资，等等。这些都与DeepSeek的成功无关。只能说明政府在事前并没有辨别出谁有能力进行成功的科技创新。另一个标志性的企业是华为。它虽然在美国被大肆渲染为近似国有企业，其实是一个由员工100%持股的民营企业，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0.5%。九万余持股员工大多是研发人员，2024年研发投入达1647亿元，2025年底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在5G、鸿蒙操作系统、通信核心设备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并且提出韬定律，成为芯片研发的创新性思路。这种研发人员持股的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没有的。

在几个科技创新突出的领域，都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在电动汽车领域‌，有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在机器人领域‌，有宇树科技、优必选、兆威机电、绿的谐波等，无人机有大疆；‌在AI领域，有DeepSeek，阿里、字节、腾讯、百度，华为等；太阳能电池领域，有通威股份、英发睿能、中润光能、捷泰科技等；在锂电池领域，有亿纬锂能、比亚迪、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它们都占有各领域的绝大份额，国有企业多是补充力量占有较小份额，如在机器人领域占比仅6.37%，并且经常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文心》整理）。这只能说明，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在另一端，是专利技术市场为他们提供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回报机制；最后，多层次资本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进入和退出的有效机制。

在二十一世纪初崛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大都受益于当时境外的风险投资公司。如搜狐初创期得到了IDG资本的约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新浪得到华登国际和四通利方的约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腾讯获得南非MIH集团和IDG资本的约3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阿里巴巴获得软银的2000万美元风险投资。自此之后，大陆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迅速。在近几年的对以AI为主的风险投资中，本土的投资机构逐渐成为主导。其中互联网巨头以其雄厚实力成为新一代风投的资金来源之一。如宇树科技经过了多轮风险投资，参与方包括腾讯、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美团、红杉中国和经纬创投等；宁德时代也经多轮投资，投资方包括国资（如深创投）、外资银行（如摩根大通）、国际企业巨头（如特斯拉）、主权基金（如科威特投资局）和风投机构（高瓴资本）等数十家机构；对寒武纪天使轮投资的有元禾原点、科大讯飞、涌铧投资，A轮、B轮投资又有多家公司；智谱AI获得美团、阿里、腾讯等的战略订单与资本加持；月之暗面获得红杉中国、经纬创投等的资本支持；觅蜂科技获中国电信、张江集团和红杉中国等几轮投资（《文心》整理）。

那些早就出名的高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网易，新浪，搜狐，比亚迪等，早已完成上市、资本退出获得回报的循环，是现在股市中的主力。而不少AI企业，如科大讯飞、寒武纪、金山办公、星宸科技、瑞芯微、商汤科技，均为已在2026年之前上市，成为A股或港股挂牌的成熟的AI标志企业。智谱AI‌和MiniMax‌也在2026年1月上市，DeepSeek和面壁智能正走在上市的路上（《文心》整理）。还有更多的AI企业也准备在未来上市。总之，证券市场是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的资金退出和获得回报的正常机制。现在看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建的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胜任资本循环和增殖的重任。

我们还要注意到，近年来这些成功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的特点。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如长鑫科技的朱一明。据报导他“17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美深造”。互联网的领军人物也多是改革开放后的高校毕业生。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都是国内大学毕业，或有海外留学背景。当今AI领域的风云人物，如‌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银河通用机器人的王鹤，MiniMax的闫俊杰，无问芯穹的汪玉，深势科技的张林峰‌，面壁智能的曾国洋，东方算芯的魏少军‌，佑驾创新的刘国清，等等；他们大多是80后或90后，毕业于国内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或浙江大学，少数有海外留学背景（《文心》整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改革，没有对国外学术成果的开放引进，没有与国际教育和科技同行的开放交流，国内大学培养不出这些优秀的科技－企业人才。

教育体制的改革开放，不应仅看成是接续了中断十年的高等教育，而且要看作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让教育回归正轨，不再灌输个人崇拜和政治教条，而是以科学和文化内容的教学主导。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就更加开放。一是大量引进国外优秀的教材，一是引进外籍顶尖教授，实现了科技和文化信息在国际间充分流动。1978年开始，大量被禁止的国内外书籍被解禁，许多国外的科技和文化书籍涌入，人们可以充分选择他们想阅读的图书；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没有禁忌，使学生们接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大量派遣到海外的留学生。到2025年，大陆中国累计派遣留学生达约946 万人，其中约 73.8%学成归国（ 周培培，2026）。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再进入高校，成为院校领导人、学科带头人或著名教授，创建新兴学科的院系，以及国际合作的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带回了学分制、长聘教职、学术委员会等现代大学制度，增加了高校教学自主性，在这种环境下，大学生得到了高水平的教育。

以梁文锋为代表的AI一代企业创始人，多是二零零零年后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教育和科技改革开放累积成果的受益者。而若想寻找他们成功的原因，就到追溯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没有这几十年的改开历程，就不会有知识渊博、知晓国际动态的老师，也不可能让他们吸纳充分的知识和树立科技创新的雄心壮志。而获菲尔兹奖的王虹和邓煜，则是2007级的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到这时，北京大学已有这方面的成熟优秀的教师阵容。对王虹和邓煜有影响的老师，如陈天权，范辉军，刘和平，宋春伟，还有他们的领导田刚院士，都是改革开放后培养和成长的一代教师，他们多有在国外读书、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教学的经历，综合吸纳多种不同流派的观点，养成开放交流的传统，不仅将知识而且将学风传给学生。

改革开放不仅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而且是文化的变化。它一改文革时期压抑人性、禁锢思想的文化氛围，打破极左思潮的政治牢笼，解放了人们思想创造力，给学者们追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法则营造了环境。这种文化变革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而是要经历较长时间，经过几番曲折，才可以最终成势。具体地，文化环境的变化表现为从由国家单一掌控变为同时让社会自由表达，个人的文化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社会的文化传统突破时空的限制，让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模式和观念充分表达，既有中华古典，也有西方思想，还有当今思潮，它们之间激辩交锋，也交汇融合，形成了开放的文化态势。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他们倾向于接受能够保护他们人身、财产和表达自由的制度原则，能够激发灵感的创新理论和创造出新产品的领先科技，能够组织资源让财富涌流的企业家精神。这种文化变迁则是中华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它构成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

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应是，创造一种高校机制，它可以让想象力充分发挥，思想创新大量涌现，不同观念自由和充分交锋，激发出许多令人意外惊喜的创意，为科技创新提供好的开端，才能使从创意到产品到企业的整个链环有了源头，整套制度结构才能有效运转。比观念涌现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有想象力的人，形成思想开放，探索无禁区的规则和习惯，他们将成为取之不遏的创意的源泉。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科技创新链条的始端就缺少动力，如果跨栏的第一个栏跨不过去，整个比赛就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实践证明，三十年的教育与科研的改革开放初步取得了成功。

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步伐似已停滞，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一些倒退。例如在产权保护，企业家人身安全方面，权力机构借口反腐、打黑或执法，以“远洋捕捞”——即假官绑架企业家的形式，敲诈企业财产，尽管最高法院反复重申制止，却屡禁不止。这导致大陆中国的营商环境的恶化，许多外资止步不前，国内企业不愿继续投资。据国家统计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26年6月，为负的5.7%，民间投资下降更快，为负的8.5%。这不仅是宏观经济的指标，预示着以后若干年经济增长受限于今天的投资额；还是制度结构的指标，揭示出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的制度原因。

图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高校教育和科研领域，也出现了倒退现象。在不少高校的新编教科书中，又出现了政治教条；教师讲课被视频录像以备审查，有些高校还安插了学生间谍，监视老师的讲课内容。已有不少教师因被告发而失去教职，并且在教师群体中造成寒蝉效应。在学术交流方面，当局已经收紧了学者出境参加学术活动的自由。如越来越多的学者长期被限制出境。我自己就是自2018年底以来被限制出境的学者，我认识的一些与权力较近的学者也被限制了出境，并且有些学者的家属也被限制出境。并且当学者就出境问题找有关方面沟通时，也找不到可以负责的部门，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投诉也得不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回音。一般的学者出境参加学术会议，还需审批。这严重阻碍了大陆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妨碍他们及时获得国外同行的科研信息。

学者创办学术刊物还受到严苛的限制，到现在为止，改开以后创办的经济学刊物还多以以书代刊的形式存在，有的已创办的以书代刊在近年来还被关闭。而国外刊物的订阅却经常受到干扰，如我在若干年前订阅的一本《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连续四期没有收到，问对方说是已寄出。在这边投诉，邮递员还反对投诉，说是会对她罚款。我在亚马逊上订购的图书也常常丢失，尽管它事后会补寄，但如果这种情况很普遍，它会不堪承受，后来亚马逊关闭了中国业务证实了这一点。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宽松国际交流的制度氛围已不存在，将会破坏科技创新的软环境。而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出现了自由阅读的电子学术刊物，学者发表论文的机会越来越多；作者直接出版书籍的出版模式也让发表观念变得更为容易和开放。这进一步加大了大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之间的鸿沟。

有人会问，既然制度环境已经倒退，为什么还会出现科技创新的突进呢？回答是，虽然出现了制度倒退，经三十年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教育与科研制度还是在总体上存在，制度结构只是部分地被破坏了，它也只失去了部分功能。例如权力的扩张是对产权造成威胁，对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但大量民间经济主体还是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则，他们的产权虽容易遭到侵犯，但究竟还能维持生存。一些成功的大企业虽然遭到了“远洋捕捞”式的假官绑票，也对其它企业产生了寒蝉效应，只是使他们谨慎投资，缩小营业，但为了生存，他们还得继续经营。尤其是那些成功的科技创新企业万众瞩目，权力即使加以干扰浸透，却还是较有分寸。它们通过市场上的成功所获得的财富，还高于被权力侵夺的部分，因而在战略上还不太影响它们的前进。

在另一方面，与政策因素相比，制度因素是慢变量。从正面说是如此，从负面说也是如此。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过程，新制度发生作用也需等待一段时间。今天的科技发展依赖的是产权制度的建立，市场秩序的形成，专利制度的成熟，和大学、科研机构的开放，以及由前期财富投资建成的基础设施。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累积成果。反过来也可以说，现在对改革开放的逆行，所产生的制度影响也只会在较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我记得张维迎曾说过，为什么现在教育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北大的声誉还是那么好呢？是因为现在有成绩的北大毕业生是以前培养的（大意）。就如邓煜和王虹是约二十年的北大学生一样。那时还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是高校开放的窗口期。在那之后出现的开放的倒退，将会在二十年后显现其恶果。如果不扭转这种逆行，大陆中国很难再出现像王虹和邓煜这样的人物。

对于高科技突进和总体经济下滑现象的解释，有所谓“K型分化”理论，即“向上赛道持续扩张、传统赛道持续收缩”。其原因是，向上赛道有着极广阔的市场前景，过度吸引了大量投资于AI、人形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而抽走对传统产业的投资，同时又不能在新产业中创造就业，反过来新技术会减少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这种解释对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或许还有道理，却在解释大陆中国的类似现象时，掩盖了制度倒退的因素。根据本文的前述分析，制度倒退，尤其是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倒退，对开放的逆转，还会对未来的科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的科技突进只是在此之前的开放窗口期的累积成果。如果关闭教育与科研开放窗口的情况持续下去，科技突进就很难持续下去。从战略上讲，就无法与那些领先的世界科技大国竞争。

我们在前面说，科技创新依赖于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它们中间某一个制度出现问题，这个制度结构就运转不下去。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发现，恰是在这个制度结构的首尾两端出了问题。在首端，是创意产生的制度条件出了问题，它会妨碍技术创意和理论创新的涌现，而任何成功的、产生很大影响的科技创新都起源于观念；观念少了、观念没了科技创新就没了源头。实际上，即使在最开放的时候，大陆中国在首端的开放仍嫌不够。这表现在这边的科技创新还不是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正如人们所说，还只是从1到10，还缺少从0到1的创新。即使是DeepSeek，也只是显著降低成本的创新，并没有创建一种AI新模式。王虹和邓煜虽然实现了理论突破，也只是到了异域的科研环境下发生的，他们在大陆中国完成的本科学历只是奠定了基础。大陆中国离科技领先还很遥远。在现在如果就头脑膨胀，向后倒退，就又会减少科技创新首端的创意供给。

在尾端，是自由企业制度和契约制度的结果得不到保证，那些成功的企业的产权得不到保证，“远洋捕捞”——公安部门到异地抓捕企业家，逼迫他们承认犯罪，或者它确实有些违法，就因此侵夺企业财产，就是在否定制度结构中契约所保证的结果，也就是否定整个制度结构，违背了基本的宪法原则，“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颠覆了公民对国家基本规则的信心基础。“远洋捕捞”经常是以企业经营中的瑕疵为借口，侵夺企业的巨额资金。如在广州壹健康集团案中，河南焦作警方借口“公安部转交的专案，受害人不止一个，案情涉及面广，案值巨大”，冻结该企业64个账户、扣押7.58亿元资金（商业快报，2024；卢松松，2024）。显然认为这个罪名可以否定整个企业的财产权。这是利用人们缺少宪法思维，混淆违法行为和财产权之间区别的观念的违法牟利行为。

与之对照的是美国早期的两个著名案例，一个是弗莱彻诉派克案，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0年的弗莱彻诉派克案的案情是，1795年佐治亚州议会多数议员受贿通过法律，将数百万英亩土地廉价出售给行贿者地产公司。后一届议会发现了这一舞弊行为，遂撤消该项立法因而使该项土地买卖无效。但许多土地已经转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他们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佐治亚州与该地产公司的买卖土地契约是已经履行了的契约，该地产公司与第三人买卖土地的契约也已经履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新法律违反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应予撤销。至于前届议会受贿问题，属于另一个问题，应单独处理。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的案情类似，在此略去。这种将一项契约形成时的问题，与契约本身的执行区分开来，从而最终保护了“契约就是契约”原则的作法，既坚定又智慧。

而在大陆中国，这两端的问题却不那么突显和明确。人们容易看见产品，看见成果，不容易看见观念；一些企业家被抓捕敲诈，虽然造成了寒蝉效应，却也是在人们心里，他们的表达也受到压制，在社会中没有充分显现。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结果。它们不被看见，却实际上会产生恶果。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要依赖创意和动力。如果没有创意，新科技就没有源头；如果没有动力，即使有创意以及整个制度结构，也没有人愿意去做。如果现在不根本改变对这两端的逆改开作法，盲目沉醉于目前暂时的一些成绩，在不远的将来，将会看到它的结果。虽然到那时的情况或许比封闭社会要好，但与更为开放和可信的大国竞争者相比，将被甩得更远。

参考文献

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发布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2025年9月17日。

卢松松，“民企噩梦：3个‘远洋捕捞’小故事”，《博客中国》，2024年11月8日。

商业快报，“千元案件导致数亿资金被冻？壹健康自称已到倒闭边缘”，《界面新闻》，2024年8月1日。

盛洪，“如何终结‘卡脖子’？”《盛洪教授》，2023年4月25日。

我可没背后碎语，“地方政府投资买商的众多惨败案例”，《我可没背后碎语》，2025年1月19日。

周培培，“我国超87%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央视新闻》，2026年4月12日。

朱慧卿，“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科研经费“黑洞”有多深？”，《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8日。

2026年8月28日于五木书斋

2026年8月31日首发于《FT中文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听到朱镕基去世的消息，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正式谢幕。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连形象也逝去了。在那个时代他很有存在感，一个例证是在经济学家五十人论坛，他是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现在看来，那些批评在今天应是褒奖。第一，我们批评他的政策错误，如“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没有批评他的制度性错误。这说明他仍走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第二，究竟可以批评。这说明他及那一届政府对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还是比较尊重的。这篇文章是1999年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确可以说是“转折的历史关头”。大陆中国即将加入WTO，即将赢得奥运会举办权，互联网开始普及，汽车大众化也将启动，改革开放还在前进，在其第三个十年更加夯实了“中国奇迹”，民众和知识分子对建成一个法治民主的市场经济社会充满合理的期待。（2026年8月13日）

道格拉斯. 诺斯教授是以他的新经济史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谈论经济史，他应该是个权威。据他的看法，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经济革命。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通常被称为“工业革命”。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的经济革命，诺斯教授指出，在当时几乎无人察觉。甚至亚当∙斯密也未能正确地预言它。只有一个人，即恩格斯，在其1844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意识到了这场革命。而“工业革命”一词，只有到了19世纪未，由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首先使用，才开始流行。

恩格斯对历史的敏锐应在意料之中。他与马克思一样，都有很长远的历史视野和很强的历史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很注重从交往方式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理解历史的变迁。他们的理论对后来的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我们在翻看诺斯教授对历史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阐述时，往往觉得与马恩有相似之处。用这样的研究角度去透视历史，我们会更容易把握要点，即在一场工业革命，或生产方式的革命之前，必定有着明显的征兆。这个征兆按照诺斯教授的说法，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如何影响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呢？可以用亚当.斯密的一句话来解释，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旦市场规模扩大了，分工和专业化就会发展。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有赖于生产规模的增长，而生产规模受制于需求规模。现代工业化的核心机密就是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呢？简单地说，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市场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地方，当交易费用过高时，人们就不愿进行交易，市场就不会很大；交易费用下降了，人们就更倾向于通过交易获得产品，而不愿自己生产，于是市场就会扩张。导致交易费用降低的因素，一为技术的，一为制度的。这两种因素常常交替出现、互相促进。从18世纪到19世纪，与交易相关的技术在迅速变革，如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改进；与此同时，现代民族国家在崛起，商业组织在改进，现代金融体系在形成，法律制度在统一，这些都是产生降低交易费用影响的制度变革。由于这一系列的变革，在西方，市场从分裂的小邦国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以至最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用这样的理论反观今天，我们发现有许多与上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类似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可以将各种信息形式，文字、语音、图片、影像等等，都变成数字信号，而因特网则可以几乎在瞬间将这些信号传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一台可以接收和转换这些信号的终端。这一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得交易费用又一次大幅度地降低。根据历史和上述逻辑，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更进一步地扩大。这种扩张显然已经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挖掘出了人们在过去由于交易费用过高而放弃的需求，它使人们更为多样化的偏好得到满足，它也在突破过去人为地造成的贸易壁垒。很自然，市场范围的新的扩展，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最为受惠于因特网的是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有关知识的“生产”将首先发生变化。既有可能更为专业化，也有可能更为综合。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将会整合和改造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前的所有“传统产业”，就如同当初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生产方式对在那时之前的所有传统产业的整合与改造一样。到今天，甚至餐饮(如麦当劳)与教育这样的领域，也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领先的国家，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初具雏型。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从9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在进行新的一轮专业化改组；金融业使用信息技术创造着新的经营方式；微软公司每月从因特网上汲取上万件用户丰富而及时的批评，这些批评恰是改进软件产品的宝贵信息；同样借助于因特网开展直接销售的战略，戴尔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已达数十亿美元，反过来这种销售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生产方式，所谓“虚拟纵向一体化”已经脱颖而出；而在底特律，这个上一次工业革命的极致，已经开始用信息技术改造销售和生产方式，在同一条组装流水线的出口，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和规格的汽车。IT(信息技术) 在逐步改变所有产业的面貌。

    当然变化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上一次工业化也带来了旧秩序的瓦解，传统均衡的破坏，和人与人冲突的加剧。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在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鸦片战争。这说明工业革命的原因不仅是自由的市场竞争，它的过程也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今天因特网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像一个新的新大陆。如同当初欧洲人面对美洲新大陆一样，也在开始一个新的“淘金时代”。不仅会有新式商人，也会有新式海盗，既会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也会出现新的掠夺方式。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走在前面的未必心地卑鄙，但落在后面的却似乎注定要挨打。当上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刚刚渡过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的重要性，离比尔. 盖茨开始对因特网有所醒悟的时间只差四年。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听说携程被监管部门因垄断行为罚款51亿元，但主要是针对其对企业的“二选一”和“强制全网最低价”的垄断行为，是买方垄断。而没有直接针对卖方垄断——大数据杀熟的惩罚。有人评论说，没有罚疼。还有人说，没有将全部垄断所得退回给企业。更不可能退回给消费者。还有，垄断行为隐藏在算法里，很难发现。应该说，此惩罚已经可以，最重要还是警示。尤其具体到对消费者的侵害，监管机构很难逐个发现和计算。所以人们不要把反垄断的希望全寄托于监管和罚款。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还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直接诉携程。如果觉得诉讼标的太低，可以集体诉讼，或中国的法院仿照美国的法院，对侵害消费者的诉讼采取重罚，或可鼓励诉讼，也是对大型垄断公司的教训。对于算法，或可要求其规则透明，虽然普通人看不懂，专家懂。重要的是，正如本文提到，从反垄断的目的来说，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扶植垄断者的竞争者，为此可以采取非对称管制。竞争者是比反垄断监管机构更有效的反垄断机构。（2026年8月3日）

携程因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要点有二。一是对于消费者有“杀熟”行为，二是对于企业有“二选一”的要求。对于后一指责倒是没有太多争议。然而我看到一些评论说“杀熟”只是携程为了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并没有违法，“属公平交易”（刘远举，2026）。这似乎是不对的。在这里，“杀熟”是比较广义的，是指平台利用它对消费者掌握的更多信息，特别制定价格策略以赚取更多利益的情形。按照经典经济学的说法，这是一种价格歧视。对垄断的关注很自然导致对价格歧视的研究（瓦里安，1997，第256页）。这意味着，价格歧视就是一种垄断行为。

垄断是什么？就是企业利用其市场地位操纵价格以获取利益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价格歧视就是对价格的操纵，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企业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给众多消费者，却对不同消费者给出不同的价格。这首先证明该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否则它不可能具有操纵价格的条件。第二是它实际操纵了价格。一个市场中同一产品如果有不同的价格，又如果消费者之间互通信息并可以互相交易，被给予低价的消费者可以将产品转卖给面对高价的消费者，这种价格歧视就会被瓦解。

那么这个企业是怎么实现价格歧视的？因为它是垄断企业，有能力区隔不同消费者群体，最直观地就是地理区隔。它覆盖跨地域的市场且没有或少有竞争者，就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给出不同的价格（忽略运费因素），各地的消费者即使知道价格不一样，也因地区间交通成本而难以交易，从而无法消解价格歧视。他们面对的情境，就像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垄断的市场。所以一旦有价格歧视现象，我们可以反过来断定，该企业有市场垄断地位，有垄断行为，有能力使垄断行为奏效，从消费者那里获得额外收益。

那么平台的价格歧视是如何做到的呢？有三个律师分别在携程网上预订同一航班的机票，结果携程给出三个不同的报价（法度law，2025）。如果他们不是在一起订机票，也许是发现不了的。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只从自己的手机上订机票，这在信息上就分隔了不同的人，即使价格不一样也不会轻易发现。这相当于隔离在不同地域的人之间信息不通。机票在出售前对不同人是无区别的，但一旦出售，它就带有特定人的名字等信息，是不可转让的。这相当于不同地域的人之间不能交易以消解价格歧视。因而这种情境同前面所说的利用地域分隔实施价格歧视是类似的。

或有人说，企业如何定价是它享有的市场自由，它以此追求更多的利润，有何不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初人们也是这样认识的。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中记述，直到1897年，美国最高法院还驳回了一起诉铁路公司给予其竞争者优惠价格的诉讼，称铁路公司对原告“收取的运费是合理的”，而对其竞争者收取较低的运费与原告“没有关系”。而在两年后，同一法院则裁决“‘没有正当的和合理的根据’不得对某一个人取费较低，造成差别待遇”。这说明，在两年间，美国最高法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没有合理原因的区别对待，无论是高价还是低价，都是不公正的；“需要纠正的弊病是不公平或者偏袒，那会使竞争者获得免费的服务或较低代价的服务。”（康芒斯，1983，第460~461页）

人们从这个案例中意识到，一个企业对不同客户收取不同价格并不仅是它自己的事情，还关乎市场竞争的公平。如果两个竞争者承受同一中间品或服务的不同价格，享受较低价格的竞争者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但它也许在其它方面都效率较低。竞争的结果却是效率较低的竞争者获胜，这不仅对它的对手是不公平的，而且也破坏的市场竞争机制——它本是筛选更优企业的机制，造成社会的损失。因而一个企业搞价格歧视，也绝不是它自己的市场自由，它关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那么，对于客户是企业竞争者这样做不行，是否可以对不同消费者个人搞价格歧视？他们之间总没有市场竞争关系吧。严格说，还是有。例如对较富的人收取较高的费用。如果我们假设人们的收入由市场决定，他们没有任何其它非法的手段获得收入。收入较高者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中表现较好，如果因为他们收入较高就收取较高费用，就相当于削减了他们从市场得到的回报，这回报是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表现较好的奖励。如此一来，也等于在削弱市场竞争的结果。况且，在携程“杀熟”的案例中，对较高级别的会员收较高价是具有欺骗性的。如果在携程的高级会员章程中写着“您将享受高价机票”，没有人愿意成为这样的高级会员。

实际上，在传统中国存在着一种合理的歧视性定价。这就是中医对不同收入的病人收取不同的费用，对穷人少收甚至不收费用。这样的歧视性定价还是被接受的。原因是，习惯上是医生到病人家里看病，很容易判别贫富；人们确实看到，医生对穷人少收费用或免费，相当于将一部分财富转移到穷人那里。另外医疗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从人道角度，不应因没有钱就不治病救人。或有人说，平台的歧视性定价也是用来补贴穷人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人们并没有看到平台有什么救济行为。它们的折扣机票到底是一种促销行为，还是补贴穷人的行为（其实富人也可以买），外部的人不好辨别。除非它们把自己的账目完全透明地向外界展示。如果实际上没有，“劫富济贫”就成了道德伪装了。

况且，所谓“杀熟”并非只是劫富，更多地是利用需求刚性榨取利益。它会利用人们的消费习惯或搜索信息的行为进行判断。如有人经常出差或酷爱旅行，当该人将某个航班机票或酒店的信息收藏，或只是多搜索了几遍，就意味着该人可能已经有了较成熟的旅行计划，更可能预订该航班或该酒店，这时他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这时如果增加价格，该人一般较难更改，只能接受这一价格。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有在出行前做计划的习惯，一般选择的日期和时间都是事先经过多种因素，如我自己和家人的时间安排，目的地的天气，住宿安排等的考虑确定下来，一旦定下来就较难变动。2023年1月我预订去南宁的机票，当我下单时，惊奇地发现价格跳升了300元。在此后我一般不敢将我事先选中的机票或酒店收藏，就是搜索也避免多看几遍。

而依靠需求弹性的大小制定歧视性价格，更谈不上劫富济贫了，这只是利用对消费者需求弹性信息的掌握盘剥消费者的利益。一般而论，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均衡价格同时是划分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边界，一边是生产者剩余，一边是消费者剩余。歧视性价格肯定偏离均衡价格，“杀熟”价格肯定高于均衡价格，它就侵蚀了消费者剩余。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来看，这就是侵削了消费者群体在竞争性市场中应得的利益，即消费者剩余。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一个极端的歧视定价就是根据每个个人的收入及其边际效用制定歧视性价格，吃掉所有的消费者剩余，这是所谓“完全价格歧视”，更是不能接受的。

又有人说，较穷的消费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搜索低价机票的信息，而较富的消费者无需如此，这也算是公平吧。其实，具体情况并非如此。刚才说过，人的区别不仅是收入，而且是需求弹性。当旅行计划已经定好，选择其它机票意味着修改计划，这又会带来其它损失。通常便宜的机票并不是与普通机票一样的产品，而可能是时间并不 太合适、需要更多转机从而更多时间的航班。更重要的是，由于平台的网络性质，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因技术原因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平台知道消费者的收入和需求弹性，而消费者并不知道平台的成本底线。在这场博弈中，消费者是被蒙上了眼睛，而平台却有显微镜和X光机。平台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搭建相对于消费者的垄断情境。例如，平台知道某人收入，工作时间，地点，在该人急于上班的时间里报出出租车高价，就相当于在该特定市场中，只有一个垄断出租车提供服务，该人也不得不接受。

经济学对垄断的否定，最终是因为其带来的全社会的效率损失。标准独家垄断模型很清楚地显示出福利损失。即使不考虑上述对消费者剩余的侵蚀，单是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就是经济学反对垄断的原因。同样，经济学也证明了价格歧视带来了福利损失。瓦里安在其撰写的教科书《微观经济学》中，就证明了“价格歧视下，福利必然会减少。”（瓦里安，1997，第268页）这说明价格歧视就是一种垄断行为，它给社会带来效率损失，应该予以反对。“杀熟”作为一种价格歧视，也应该加以禁止。

实际上，这在大陆中国的《反垄断法》中已有规定禁止，“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其中“条件相同”一般是指卖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级、数量、结算方式和售后服务等的条件，这些条件一般都有相应的成本上的区别，所以是合理的。如数量折扣是因为减少零售费用和加速减少存货会减少资金成本，这在团购上有明显体现；又如事先付款和到店付款也是有确定性和资金成本上的区别；售后服务承诺的不同也有成本上的区别，等等。而“条件相同”绝对不是指的买方的收入或价格弹性，因为它们对供给者的成本没有影响。因此，“杀熟”已在《反垄断法》禁止之列。

当然，我在这里批评携程“杀熟”，是批评一种行为，并不是全面否定携程。实际上，人们报怨携程正是因为它做得很好，才使很多人依赖它，同时也对它寄予更高的期待。我爱旅行。实际上，许多年来，我一直主要依赖携程安排旅行的行程，预订机票、酒店和租车，我经常赞赏携程的价格低廉，服务可靠，操作方便，评价信息有价值。它的“杀熟”只是它的总体优秀服务中的瑕疵。对于携程的垄断调查和处理只要达到纠正它的垄断行为就可以了。至于它的利润是否过高则可以无需过问。只要行为合理了，有多少利润都是合理的。如果管制当局因此而规定一个管制价格或利润上限，则可能就违背了市场规则，也通过损害携程，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对于“杀熟”行为只需支持消费者的诉讼，如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或加重“杀熟”惩罚，而无需作出更多动作。实际上，更理想的抵制垄断的方法是鼓励平台的竞争对手。一个如平台这样的行业如果有三、四个企业是最理想的。这会形成有效竞争，不用担心某一公司利润太多了。本来在旅行服务平台产业就有若干家企业。我过去使用过的有艺龙，爱彼迎（Airbnb），亿客行（Expedia），还有同程。然而，使用亿客行主要是预订国外旅行安排，国内只用过一次，没有多好的体验，以后就不用了，它大概在中国也没发展起来。爱彼迎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用来预订民宿，曾经用它订过多次国内外的旅行安排，但后来它在中国的业务关闭了。同程只用过一次，这说明没有太好的体验。

艺龙曾经是我对携程不满时的主要替代选择，没想它太不争气。有一次我用它订了上海的一家酒店，有一个条件是必须晚上八点以前到。我由于时间延误给艺龙打电话说晚到一下，希望保留房间，费了半天口舌它还是拒不保留。我于是直接给酒店打电话保留了房间。第二天我在艺龙网上看到它仍将我的入住算作它的业绩，我于是在微博上批评了这件事。很快艺龙打来电话，反复说它这样做怎么对。我说你打电话不是道歉，而是证明你怎么对，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是由于它的信息误导，我订错了一个房间，打电话去纠正也碰到了麻烦。总之这么恶劣的服务态度不可能受到客户的爱戴，它不久以后消失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反垄断当局真是珍惜竞争，就应该扶持那些有可能成为携程竞争者的企业。由于携程现在在市场份额上，规模上和声誉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现在的竞争者很难成为它的替代。所以可考虑政府给予些非对称的管制。这种作法我记得在美国电信业和中国电信业都曾经实行过，有助于较小的竞争者的成长，获得较好的效果。只是比较复杂，涉及市场份额和定价。旅行服务平台在具有的网络外部性方面与电信业很类似，也可以借助于这种方法培育平台的垄断竞争市场。比较简单便利的方法是税率的非对称，具体而言，就是给予扶持对象若干年的所得税率优惠。除了政府的努力，在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以以自己的行动促进较均衡的市场竞争。这个方法就是，当对一个平台不满时，就要转而找它的竞争对手去购买服务。如果众多消费者都有这种行为，也会对平台施加促使其改进的压力。

参考文献

法度law，“知名律师疑遭‘大数据杀熟’：携程黑钻会员订机票价竟差203元”，《法度law》，2025年6月24日。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

刘远举，“从携程反垄断调查，看平台经济的价值与边界”，《FT中文网》，2026年1月23日。

瓦里安，哈尔，《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026年1月30日于五木书斋

2026年2月2日首发于《FT中文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最近长沙体育局彭姓副处长的霸道行为，以及官方偏袒的“情况通报”引起众多批评。有的批评涉及她的“私德”。其实这不是私德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公共问题。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百姓，她的行为也会很正常。正是因为她沾了权力，行为才会如此扭曲。她或者已经多次“霸道”，并如入无人之境；或者看到同事或上级经常如此，也会受到鼓励。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买油条，一个穿制服的小年轻径直插到我前面要油条，我不得不提醒他往后排。如此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年轻竟自觉意识到制服标示的“权力价值”，无师自通地懂得如何“私用”。这不是一个私德的个案，而是权力系统性地不受约束的众多事例之一。这次只是偶然碰到车位业主勇于捍卫自己的权利，才引起社会的关注。还有众多事例是权力已经得逞了，并没有人关注。这次幸亏舆论很快就表达谴责，彭姓副处长即使没有受到行政处分，也受到了舆论惩罚，或许会使她以后收敛一些，也让其他公务员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对社会好，也对他们好。因为如果她当上了局长或部长，滥权的力度也就会大得多，社会也可能鸦雀无声，对社会的破坏也就更为严重，到头来她本人也就不是“停职”可以了事了。（2026年7月15日）

盛按：最近许多十一假期出京的人抱怨，他们的回程机票或车票突然被告知作废，他们的健康宝突然无由弹窗，致使有家难回。致电北京12345，称为了“防疫”。这是尽人皆知的双重谎言。其一，它不是为了防疫。神勇无比的健康宝能够无差别地弹窗，只能说明它没有资格承担防疫功能，或者被人为用于非防疫目的。这突显了谎言的拙劣。其二，即使是为了防疫，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即使是新冠肺炎的初始病毒，也不需要这样做，更何况变异为奥密克戎以后毒性大大下降，更无需这样做。如果这个“防疫”托词连撒谎者自己都不相信，它导致的恶果——限制公民回家，就是对宪法权利的不加掩饰的剥夺。而它所欲达到的真正目的，会因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一旦达到就是失败。这也让我们警惕。所谓“健康宝”已经被滥用为反宪法的工具，它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危害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2022年10月10日）

最近河南的红码事件惹了众怒，遭到痛批。这正是这件大坏事的好的一面。这种滥权手法以其极端表现形式、明目张胆的恶意和对当事人的严重侵害，使公众容易警觉其违法和罪恶性质，群起而攻之，就有望加以纠正。实际上，滥用健康码侵权已经苦民久矣，只是其形式不那么邪性毕露，范围不那么普遍而一直不为舆论所关注。

我在去年撰写“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时，曾注意到这类问题：  “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

我提醒道，“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用于“防疫”目的时，公民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这就是，防疫当局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将所谓“防疫”措施用于非必要目的，例如私自篡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盛洪，2021）而一旦被确认为“密接”，健康码就会变红。这种擅自扩大“密接”范围，再将用于真正密接者的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加给扩大定义的“密接者”身上，不仅无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盛洪，2021）这是利用健康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进一步侵犯。

我们看到，在将健康码恶意地用于对银行储户维权的打压的手段之前，各地的防疫当局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创造性”使用。但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自然没有遭到今天这种全国的口诛笔伐，也就没有纠正的可能，而只能鼓励已经使用这种侵权手段的地方防疫当局，并为其它地方防疫当局所仿效。而实际上 ，为打击银行储户维权，和为了阻止律师辩护，和为了增加地方官的防疫“保险系数”而擅自扩大“密接”定义而非法改变健康码的颜色，都是一个性质，就是利用健康码的“防疫”外衣，侵犯公民权利。只是侵犯的程度不同，伤害的大小有别。而一旦防疫当局在滥用健康码上走出了一小步，就有可能走更大的步子，以致最后走向极端，将其作为侵害公民利益的进一步侵害手段。

而如果要制止类似河南红码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对行政当局利用权力侵权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它就会得寸进尺，在原则上侵犯了较小的权利以后，就会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侵犯更大的权利，而不会有止境。而在大陆中国，要做到警惕是比较难的。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没有从教育中学到权利意识，行政部门经常利用其宣传工具模糊权利的边界。而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受过宪法培训，他们普遍地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宪法，遑论宪法权利。当他们要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时，他们把它当作高于宪法权利的东西来遵循，并且为了自己便利，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努力，他们倾向于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执行上级命令。而侵权的方法则是从小到大。

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限制了公民很小的自由权利。如居委会突然要向居民发出入证，并在门口设卡检查居民的出入。这时公民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侵犯。因为居民进出小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较小的妨碍，并无大的伤害而不加以警惕。当然如果这一限制真有防疫功能也可以考虑接受。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视作侵权，是因为它丝毫没有防疫功效，反而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因为一般小区都有门禁和保安，居民个人或车辆进出都已经有了检查。居委会设卡没有增加一点安全性，却徒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可以认为，居委会这一举动就是一种侵权的试探。

接着居委会或其上级就可以层层加码了。回顾一下上海的例子。从最开始居委会限制出入，到不许出门，再到天天核酸，再到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再到在楼外加装铁栅栏，再到交钥匙，再到入户消杀。第一次升级居民们虽然不悦，但仍认为可以接受；第二次升级也是在第一次升级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居民们也忍了；接着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正像温水煮青蛙，公民权利就会被逐渐掠夺殆尽。正如上海交钥匙的居民看到的那样，最后他们最该信赖的，他们住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完全被打破。这种作法也为上海当局所承认。它的官员说，上海的作法就是“压力测试”。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压公民的权利，测试——看看公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说，最后的极端形式，入户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是因为在前面的“压力测试”中居民们的反应低于当局的估计。

实际上，行政当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仅始于健康码，也不仅始于防疫。前年北京怀柔当局要非法强拆某处小区时，就以防疫的名义限制车辆通行。近几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行政当局以“拆违”、 “环保”为由大规模地非法摧毁郊区社区，严重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居住权。“防疫”只是近三年来的侵权的天赐理由。从防疫以来的大量侵权行为来看，它真正关心的不是防疫，而是以“防疫”为名义的侵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制止河南红码事件的出现，就要从警惕第一步侵权开始，从源头堵住。

如何判断一个打着防疫旗号的行为是侵权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防疫所必需。例如前述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设卡就不是防疫所必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科学判断，将核酸阳性者拉出去集中隔离也不是防疫所必需，集中隔离密接者更不是，集中隔离核酸阳性者的同门栋邻居、甚至同楼邻居更不是，当然将完全阴性的居民楼或小区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就更没有一点与防疫沾边。

在我援引《传染病防治法》时，我还是假定奥密克戎病毒引起的疾病是官方所说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防治”。然而目前的数据已表明，这一疾病的危害性已经小于或相当于流感。这不仅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为大陆中国的数据所证实。如上海的数据，吉林的数据，等等。而防疫当局坚决不改对奥密克容等级的判断，却是依据香港的病死率数据，这个数据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数据高出很多。但也有专家说出数据偏高 有其原因，实际死亡病例中仅有8%是死于新冠的（张作风，2022）。讽刺的是，在香港防疫当局不再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后，大陆中国防疫当局仍拿香港说事。尽管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至少应该就新冠肺炎和奥密克戎的性质举行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以确定是否调整对该疾病的定性。如果在奥密克戎毒性实际轻于流感的情况下，仍坚持用于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可以看出，正是对奥密克戎性质的新的认识，才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降低防疫管制措施，至今有45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入境限制。在这一背景对照下，上海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闭市场、封闭社区、禁止交通、阻断物流的方式，迫使2700万居民两个月不能出门工作与活动，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行为，如半夜砸门强绑高龄老人离家隔离，撬门入户消杀，是采取非法的暴力实施的。如果我们断定，在奥密克戎毒性程度条件下，这些举措都远不是必要的，那么上海这两个月的作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的严重侵犯。

当然，要公民警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侵权行为，不如行政当局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侵权。但行政当局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凡人同样的弱点。自律的行政当局不是不可期待，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律的行政当局一定是一种制度结构的长期结果。这种制度结构至少包括两项制度，一是自由表达，一是公正司法。如果行政当局一有侵权行为就会被披露，公民受到行政当局的侵权就可以获得公正司法的救济，长此以往，行政当局焉能任意侵权？当它要实施一项行政行为之前，就得先看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如此，它就成为了一个可期待的行政当局。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回到警惕第一次侵权上来。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业知识不足以判断一项防疫行为是否必要。这是当然。不过，你只要怀疑就够了。证明必要的责任应该在防疫当局。你只消问一下有何依据即可。这也是一些上海居民阻止“大白”滥权的主要方法。他们一要问这些“大白”的姓名身份，二要让他们出示如此行为的法律文件。

还会有人说，在大多数人都服从侵权的 行政行为时，自己很难直接拒绝。这也是当然。只有个别具有清晰权利意识和理性敢言的人会站出来拒绝，这种人值得我们敬佩。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也可在事后将之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对于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如半夜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说了也没用，诉了也没用。实际上，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过程，已经基本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所缺的就是实际运用。我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其中强调任何宪法文本都需要一个实际激活的过程，否则就只是白纸一张。将揭露侵权的文字放在网上，将造成严重侵害的行政当局告上法庭，应该不难吧。

参考文献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洪教授》。2021年11月27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2022年6月17日于五木书斋

盛按：我们一贯批判在大陆中国存在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致命制度缺陷，现在这一现象竟来自我们过去视为正面样板的另一国度。特朗普先生打电话向国际足联施压，后者则将红牌禁赛推迟一年执行。这很有可能影响后续比赛的胜负。这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当然，这增加了美国队的胜率，但不足以保证它胜利。听到比利时队1：4大胜美国队，真为美国队感到委屈。我想即使他们赢了，也胜之不武；何况输了，则更加屈辱，因为对方让了个裁判也还输了。这个事例说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企图用不公平的规则取胜，也不能保证赢。只有系统性地实行这个制度，才能表面上好象赢了，其实还是输了。就如此岸的国企，它们好象赢利了，其实效率很低。（2026年7月8日）

盛按：又到了世界杯的日子。有个段子是说，有一个中国球迷在纽约乘出租去看世界杯，司机问他是给中国队加油的吧，他回答说中国队没来。司机大惊，说那不可能吧？又不是俄罗斯被禁赛了，即使是伊朗队也来了。中国球迷哭笑不得。这不是笑话。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参赛，是不可思议。回到中国足球问题。我这篇以前的文章说了两个问题，一是运动员兼裁判员，一是操控媒体。现在加上第三个，就是垄断。不是中国没人，而是“代表中国”的权利被一群人垄断了。他们就像垄断国企一样，自己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不然我们怎么也不相信，14亿人还挑不出一二十个参加世界杯的人吗？多少年来，这群人很成功的让人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不行了。董路带着一群少年杀了出来 。足球垄断者想一手遮天，但信息是无孔不入。他们的垮台将是中国足球扬眉吐气的节日。（2026年6月16日）

盛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为中国人在奥运赛场上拿到金牌感到高兴。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拿到金牌的机制与大多数其它国家不同，所以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个机制的一个特点是“举国体制”，即由国家聚集资源支持许多项目——包括没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训练，为此又建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而另一种机制是个人训练，由家庭投资或获得民间或商业赞助，经过竞争获得代表国家的比赛资格；第二个特点是，参赛运动员实际上是专业的，他们常年以训练为主，偏离了奥运会的“业余”要求；而另一种机制是主要以业余为主。如此看来，获得这么多金牌并不是遵循了公平的规则。然而，不要以为大陆中国如果改变规则，实行大多数其它国家的体制就会少拿金牌。实际上，以中国人的禀赋和勤奋，一旦实行个人训练，民间资金支持，竞争获得参赛资格的机制，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运动员，也许拿的金牌更多。郑钦文的例子已经给出了证明。她就是一个由家庭出资请教练、组团队，最后获得奥运冠军的极好例证。（2024年8月12日）

俗话说，“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改一下，叫作“赛场小天地，天地大赛场”。记得多年前（1997年）我与也夫和老邓等人一起参加了一次有关足球的座谈会，我在网上找到了该会议的发言记录。我当时说，中国队的“基本毛病没有变，不负责任，推卸责任。表面上很卖力气，实际上是互相推卸责任。”这和现在各级官员的表现何其相似。他们有共同的机制，也就有相似的行为。这次中国男足惨败于越南队，有人说“谢谢”。因为这给整个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这很有道理。因为中国足球队与中国大陆的许多其它方面是同构的，犯着同样的系统性错误。中国男足的惨败只不过是一个先兆，一个预警。

为什么说在中国足球队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大陆普遍存在、但被掩盖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中国足球队缺少两个条件，致使弊端显露出来。一个是中国足球队没有自带裁判，一个是它没有独家转播权。如果有，我敢断定，它一定“大获全胜”。只可惜，在世界杯预选赛的赛场上，裁判是国际裁判，转播权是开放的。而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地方，它们是拥有这两个条件的。一个是运动员兼裁判（滥用司法的实际能力），一个是对舆论的操控。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许多地方都有不亚于国足惨败的事件被司法不公和信息操控掩盖了。

关于对舆论的操控。例如在郑州雨灾这个全国瞩目的事件上，郑州政府还利用其对舆论的操控，将死亡人数瞒报了多达三分之一（国务院灾害调查组，2022）；当徐州丰县被狗链锁住的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立刻出来说该女子与董某是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新京报》，2022）。据说一个自称是八孩母亲“长子”的人通过警察要求“作家西原秋”删除相关照片和视频（丁画梦，2022）。另传该村已被封锁。西安封城期间，西安政府给市民发短信，公然威胁他们“不允许发各种疫情期间小道消息，……尤其是负面新闻”，否则就封群（糙哥，2022）。这几件事还都是被全国关注的事件，当地政府竟敢违反宪法用暴力威胁控制舆论，独家给出伪造的信息，其它不太受舆论关注的事情恐怕就被它们完全封锁了真相。

关于滥用司法的能力。近几年发生许多起地方政府大规模的非法强拆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包括夜间非法侵袭居民社区，非法限制居民人身自由，非法打伤居民，非法损毁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当受害者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时，受到当地政府直接控制的法院绝大多数是不受理的（盛洪，2020）；公民正当维权的行为反而被指“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盛洪，2021）。更严重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因产权遭到当地国有企业侵犯，当地政府出动警力偏袒一方，该民企到执法机构请愿，竟被地方政府滥用司法反诬入罪（盛洪，2020b）。而在法庭审判时，法官并没有遵循法律正当程序，无视当事人和辩方律师的举证（伍雷，2021），而是按政法委事先决定判刑。

关于“运动员兼裁判”和“操控舆论”，正式的说法是不遵循两项宪法原则。一是自由表达的权利（第35条），一是法院要独立审判（126条）。在诸项宪法原则中，这两项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自由表达，才能揭露违反宪法的罪恶，才有可能保护其它宪法权利；只有存在中立的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遏制滥用公权的行为，宪法才有真正落实。因而，如果中国大陆落实了宪法，表达自由得到保护，公正司法得到保证，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很快就会败露，也才有可能加以纠正。

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而言，足球比赛比中国大陆的其它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并被电视放大和传播，所以是比较透明的；其裁判是由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投票决定，不会与参赛的任何一方有关系，所以是中立的。在公正司法和自由表达的条件下，球队比赛的胜负大致反映了它们的优劣。因而，中国足球队的惨败正反映了它背后的机制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才有可能解决。而足球作为一种对抗运动，是对复杂的社会规则的简化模拟，因而也会将类似的社会问题简洁明白地显现出来，从而为解决社会问题带来可能。

而缺少信息透明和司法公正条件的中国大陆许多机构和领域，正是因为它们的机制弊端因操控舆论和司法不公而被扭曲和掩盖，反而有很大的错觉，认为它们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是不受惩罚的，进而错上加错。近些年来，我们发现一些行政官员的行为愈发邪恶，他们的观念愈发恶意，以致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者的叫嚣，就是压制自由表达和司法不公的累积结果。因而，中国足球队的惨败对全社会的警示，虽然包括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警示中国大陆还不具备显现足球惨败的条件，自由表达和公正司法。这正是宪法秩序的两大支柱。没有这两大支柱，实际存在、但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是科技的停滞，教育的毒化，经济的衰退，公民权利的惨败，……以致宪法的惨败。宪法不能行于神州，即是天道不存于华夏，中国安在？

参考文献

《新京报》，“江苏丰县回应“生育八孩女子”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调查”，2022年1月28日。

糙哥，“疫情复燃，西安防疫模式会在全国推广吗？”，微信公号《 一慈苇航》，2022年1月6日。

丁画梦，“闭嘴？！你也可能是下一个狗链女！”《园丁梦话》，2022年2月5日。

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2022年1月。

盛洪，“关于大午事件的法律正当程序”，《盛洪教授》，2021b年10月22日。

盛洪，“让非法强拆畏惧法治”之“盛按”，《盛洪教授》，2021年6月2日。

盛洪，“走向邪恶的路都是非法的”，《盛洪教授》，2020年9月5日。

伍雷，“大午案第二日庭审简报”，《微信朋友圈》，2021年7月16日。作者flourishflood2024年8月12日发表在未分类编辑【横议】赛场小天地，天地大赛场｜盛洪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