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我们一贯批判在大陆中国存在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致命制度缺陷，现在这一现象竟来自我们过去视为正面样板的另一国度。特朗普先生打电话向国际足联施压，后者则将红牌禁赛推迟一年执行。这很有可能影响后续比赛的胜负。这不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吗？当然，这增加了美国队的胜率，但不足以保证它胜利。听到比利时队1：4大胜美国队，真为美国队感到委屈。我想即使他们赢了，也胜之不武；何况输了，则更加屈辱，因为对方让了个裁判也还输了。这个事例说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企图用不公平的规则取胜，也不能保证赢。只有系统性地实行这个制度，才能表面上好象赢了，其实还是输了。就如此岸的国企，它们好象赢利了，其实效率很低。（2026年7月8日）
盛按：又到了世界杯的日子。有个段子是说，有一个中国球迷在纽约乘出租去看世界杯，司机问他是给中国队加油的吧，他回答说中国队没来。司机大惊，说那不可能吧？又不是俄罗斯被禁赛了，即使是伊朗队也来了。中国球迷哭笑不得。这不是笑话。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参赛，是不可思议。回到中国足球问题。我这篇以前的文章说了两个问题，一是运动员兼裁判员，一是操控媒体。现在加上第三个，就是垄断。不是中国没人，而是“代表中国”的权利被一群人垄断了。他们就像垄断国企一样，自己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不然我们怎么也不相信，14亿人还挑不出一二十个参加世界杯的人吗？多少年来，这群人很成功的让人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不行了。董路带着一群少年杀了出来 。足球垄断者想一手遮天，但信息是无孔不入。他们的垮台将是中国足球扬眉吐气的节日。（2026年6月16日）
盛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为中国人在奥运赛场上拿到金牌感到高兴。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拿到金牌的机制与大多数其它国家不同，所以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个机制的一个特点是“举国体制”，即由国家聚集资源支持许多项目——包括没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训练，为此又建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而另一种机制是个人训练，由家庭投资或获得民间或商业赞助，经过竞争获得代表国家的比赛资格；第二个特点是，参赛运动员实际上是专业的，他们常年以训练为主，偏离了奥运会的“业余”要求；而另一种机制是主要以业余为主。如此看来，获得这么多金牌并不是遵循了公平的规则。然而，不要以为大陆中国如果改变规则，实行大多数其它国家的体制就会少拿金牌。实际上，以中国人的禀赋和勤奋，一旦实行个人训练，民间资金支持，竞争获得参赛资格的机制，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运动员，也许拿的金牌更多。郑钦文的例子已经给出了证明。她就是一个由家庭出资请教练、组团队，最后获得奥运冠军的极好例证。（2024年8月12日）
俗话说，“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改一下，叫作“赛场小天地，天地大赛场”。记得多年前（1997年）我与也夫和老邓等人一起参加了一次有关足球的座谈会，我在网上找到了该会议的发言记录。我当时说，中国队的“基本毛病没有变，不负责任，推卸责任。表面上很卖力气，实际上是互相推卸责任。”这和现在各级官员的表现何其相似。他们有共同的机制，也就有相似的行为。这次中国男足惨败于越南队，有人说“谢谢”。因为这给整个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这很有道理。因为中国足球队与中国大陆的许多其它方面是同构的，犯着同样的系统性错误。中国男足的惨败只不过是一个先兆，一个预警。
为什么说在中国足球队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大陆普遍存在、但被掩盖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中国足球队缺少两个条件，致使弊端显露出来。一个是中国足球队没有自带裁判，一个是它没有独家转播权。如果有，我敢断定，它一定“大获全胜”。只可惜，在世界杯预选赛的赛场上，裁判是国际裁判，转播权是开放的。而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地方，它们是拥有这两个条件的。一个是运动员兼裁判（滥用司法的实际能力），一个是对舆论的操控。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许多地方都有不亚于国足惨败的事件被司法不公和信息操控掩盖了。
关于对舆论的操控。例如在郑州雨灾这个全国瞩目的事件上，郑州政府还利用其对舆论的操控，将死亡人数瞒报了多达三分之一（国务院灾害调查组，2022）；当徐州丰县被狗链锁住的八孩母亲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立刻出来说该女子与董某是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新京报》，2022）。据说一个自称是八孩母亲“长子”的人通过警察要求“作家西原秋”删除相关照片和视频（丁画梦，2022）。另传该村已被封锁。西安封城期间，西安政府给市民发短信，公然威胁他们“不允许发各种疫情期间小道消息，……尤其是负面新闻”，否则就封群（糙哥，2022）。这几件事还都是被全国关注的事件，当地政府竟敢违反宪法用暴力威胁控制舆论，独家给出伪造的信息，其它不太受舆论关注的事情恐怕就被它们完全封锁了真相。
关于滥用司法的能力。近几年发生许多起地方政府大规模的非法强拆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包括夜间非法侵袭居民社区，非法限制居民人身自由，非法打伤居民，非法损毁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当受害者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时，受到当地政府直接控制的法院绝大多数是不受理的（盛洪，2020）；公民正当维权的行为反而被指“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盛洪，2021）。更严重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因产权遭到当地国有企业侵犯，当地政府出动警力偏袒一方，该民企到执法机构请愿，竟被地方政府滥用司法反诬入罪（盛洪，2020b）。而在法庭审判时，法官并没有遵循法律正当程序，无视当事人和辩方律师的举证（伍雷，2021），而是按政法委事先决定判刑。
关于“运动员兼裁判”和“操控舆论”，正式的说法是不遵循两项宪法原则。一是自由表达的权利（第35条），一是法院要独立审判（126条）。在诸项宪法原则中，这两项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自由表达，才能揭露违反宪法的罪恶，才有可能保护其它宪法权利；只有存在中立的公正的司法体系，才能遏制滥用公权的行为，宪法才有真正落实。因而，如果中国大陆落实了宪法，表达自由得到保护，公正司法得到保证，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很快就会败露，也才有可能加以纠正。
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而言，足球比赛比中国大陆的其它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并被电视放大和传播，所以是比较透明的；其裁判是由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投票决定，不会与参赛的任何一方有关系，所以是中立的。在公正司法和自由表达的条件下，球队比赛的胜负大致反映了它们的优劣。因而，中国足球队的惨败正反映了它背后的机制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才有可能解决。而足球作为一种对抗运动，是对复杂的社会规则的简化模拟，因而也会将类似的社会问题简洁明白地显现出来，从而为解决社会问题带来可能。
而缺少信息透明和司法公正条件的中国大陆许多机构和领域，正是因为它们的机制弊端因操控舆论和司法不公而被扭曲和掩盖，反而有很大的错觉，认为它们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是不受惩罚的，进而错上加错。近些年来，我们发现一些行政官员的行为愈发邪恶，他们的观念愈发恶意，以致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者的叫嚣，就是压制自由表达和司法不公的累积结果。因而，中国足球队的惨败对全社会的警示，虽然包括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警示中国大陆还不具备显现足球惨败的条件，自由表达和公正司法。这正是宪法秩序的两大支柱。没有这两大支柱，实际存在、但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是科技的停滞，教育的毒化，经济的衰退，公民权利的惨败，……以致宪法的惨败。宪法不能行于神州，即是天道不存于华夏，中国安在？
参考文献
《新京报》，“江苏丰县回应“生育八孩女子”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调查”，2022年1月28日。
糙哥，“疫情复燃，西安防疫模式会在全国推广吗？”，微信公号《 一慈苇航》，2022年1月6日。
丁画梦，“闭嘴？！你也可能是下一个狗链女！”《园丁梦话》，2022年2月5日。
国务院灾害调查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2022年1月。
盛洪，“关于大午事件的法律正当程序”，《盛洪教授》，2021b年10月22日。
盛洪，“让非法强拆畏惧法治”之“盛按”，《盛洪教授》，2021年6月2日。
盛洪，“走向邪恶的路都是非法的”，《盛洪教授》，2020年9月5日。
伍雷，“大午案第二日庭审简报”，《微信朋友圈》，2021年7月16日。作者flourishflood发表在未分类编辑【横议】赛场小天地，天地大赛场｜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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