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肯定改革开放就要否定改革开放所批判和改变的低效且不公的旧体制，即以计划经济为名用权力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以“一大二公”为名剥夺民众的财产。近年来的经济下滑，正是逆改革开放潮流而动的结果。想把这种衰退说成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再继续走回头路，最终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若想保证经济的健康成长，就要停止对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颂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2026年7月2日）
盛按：最近看到有人鼓吹“穷台”战略，说这有利于统一。其实，穷或富，主因在内而不在外。所以与其“穷台”，不如“富陆”。“富陆”比“穷台”的战略确定性要高出很多。关键是要走大道，而不要玩机巧。大道就是靠法治保护产权和安全，尊重和维护市场秩序。而改开逆过程走的是相反的路，是确凿的“穷陆”战略。近些年来经济逐渐走低就是明证。“穷台”战略不仅是靠外在因素，而且是主要借助于限制陆台贸易进行操作。这种宁肯自己穷，也要叫别人更穷的战略不仅缺德，而且愚蠢。更何况，真正的统一是人心的聚拢，损害的招术会赢得感激吗？（2025年10月27日）
盛按：[“合村并镇”和水“利”工程会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我在本文中曾说，“在大陆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财政的公共工程支出更有可能倾向于国有企业，在它们之间形成一个近似闭环，投资增量较少扩散到民营企业及整个社会，所以其投资乘数较少，带动不大。更加上，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挖坑填坑’理论指明这一政策的底线作用是增加需求，但政府决定的公共工程更可能回报率较低，不能起到改善基础设施环境的作用，反而造成公共财政未来的亏损。所以针对改开逆过程的‘逆周期操作’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它徒然给人以‘解决问题’的表象，而放任真正的问题不去解决。”现在看来问题远比这严重。最近当局宣称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合村并镇”运动，要让两亿农民变成市民；另外据传当局还要进行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要在金沙江上游建坝，多省欲将不少河流裁弯取直。看来这是为了迅速增加公共工程投资而做的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和严谨的技术和环保论证的仓促决策。这种决策不仅导致工程效率极低，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结果。不错，农村人口是在外流，“空心村”越来越多。但村子的分布仍服从空间经济学规则，这就是选择在某村住的人会综合考虑他或她的生产、生活的路程成本，这就是市场选择。如果由政府机构来决定“合村并镇”，它们绝不会具体感受个体农民的出行成本，并且由于它们掌握强制性暴力，很有可能强迫农民“上楼”。这将导致农村鸡飞狗跳，人无宁日。建水坝的好处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怀疑，以致在许多领先国家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去坝运动。而河流现状是多年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们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因素，如果将它们裁弯取直，则会带来理性有限的人不曾预料的生态灾难。而这种结果是大面积的，只会破坏市场机制，使经济普遍显著下降，与这些决策者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的错误将被历史记住。（2025年1月3日）
最近宏观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操作，有人称之为“逆周期政策”。言外之意就是这些动作针对的是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这种判断似有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经济下行是否周期。应该明确，我们所指的周期，一般是指中周期，时间在8~10年。在一个周期中，要经历一个高峰、低谷，再到高峰的循环。而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从2014年~2023年，我们看到的是GDP的持续下降（见图1），因而不符合中周期的定义。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数据还是掺了水的。用克强指数计算，2023年的GDP增速为3.5%，而不是统计局的5.2%；至今年8月份的GDP增速只为0.72%，而不是统计局的第二季度的4.7%。下行趋势还在延续。因而，至少从2014年开始，大陆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轨道，到今天并未见底。因而这不是什么经济中周期。
图1 大陆中国经济增速（2014~2023年） 单位：以上年为100
也许有人会说，大陆中国有其特殊性，经济周期的长度可能异于西方国家。就算是，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个周期的长度是多长，现在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更为细致的分析，就要指出现在的经济下行是否具有市场经济中的萧条因素。这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
现在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周期”，是一种假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象。所谓“市场经济”，是指在这一经济制度下，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都产权明确，并得到保护。要素所有者自愿与其他人达成合约进行交换或组合。通过要素组合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政府不能随便干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还是企业进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及相应税收的规模由公共选择决定，公共收入的数额应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合理的水平上。在这一市场经济下，资源根据市场信号进行配置，生产结构大致等于需求结构，不会出现显著的过剩和短缺现象，资源配置效率大致达到了技术水平所允许的充分高的水平。
在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中，当经济高涨时，各种要素收入都在增长，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预期，将生产和投资趋近各要素充分就业的水平。货币因人们的乐观预期而较快流转，经济活动活跃致使银行借贷频繁，导致货币供应量继续增大，带来更多的消费品需求，引致对资本品的需求，通过加速数的作用，致使投资更大幅度地增加。由于资本收入和货币供给的增加，资本也更为充裕，资本就要增加对现有市场的投资或寻找新的投资领域。这时因货币需求增加的幻觉或新领域缺少成熟的价格信号，使得投资失败的概率增加。一旦投资失败，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债权债务的消灭，等价于同等的货币减少。当投资失败数量增加，货币供应量按货币乘数反向缩减，人们的预期逐渐走向悲观，需求显著减少，致使经济逐渐下滑。当经济跌到谷底，大量企业倒闭，各要素失业或闲置，价格降到低点，利率也降得很低，资本开始抄底，逐渐增加投资，市场缓慢复苏，人们的预期开始提升。据弗里德曼，货币与实体经济密切互动、互为影响，但货币影响更大一些（2009，第695页），人们的经济活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而后者又受前者影响。
对照一下，判断现在大陆中国是否处于经济周期。我们先看一下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见图2）。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2014年，经济增长保持较高水平。第二阶段从2014年至今，经济增速有明显下滑。具体来讲，从1978年至2014年三十多年似乎没有明显的周期，而是较持续地高速增长，这是因为在此一阶段，大陆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管制逐渐减少，企业与公民的产权保护逐渐加强，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力逐步焕发，资源配置渐次改善。这种激励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作为额外增量加入到正常经济增速上，形成了高速增长。更加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化被严重压抑，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城镇化的需求，而城镇化所需投资又是非常巨大，达到成熟城镇化率（如90%）也需较长时日，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支撑了大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于是有所谓“中国奇迹”。
图2 大陆中国GDP增速（1978~2023年） 单位：以上年为100
那么到了2014年，大陆中国是否一个市场经济呢？应该说，只是初步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还有明显欠缺。这就是，虽然在大陆中国基本形成了产品市场，在要素市场中还有严重的政府干预。最明显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一是土地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是依据政府意志，而不是市场信号。据我们的研究，剔除垄断和免费低价使用国有资源的因素，国有企业在总体上是亏损的（Sheng, Zhao, 2013, p.79）。但它们不能按市场规则退出市场，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保持低下。而土地要素的流动和交易，受到了政府重重限制。例如城市土地的使用要服从落后且非专业的政府规划，土地使用分为划拨和有偿使用两种，工业和保障房用地的价格由政府管制。在农村，农村土地若要改变为建设用途，首先要变为国有土地，但地方政府收购时严重压低土地价格，致使有强烈动机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这些非市场因素带来了土地配置的低效率。除此之外，资金要素也没有完成市场化。如银行贷款主要贷给国企（大易有塑，2018），且民企利率两倍于国企（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2009）。
所以，到2014年，大陆中国还不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不会出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在此之前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激励增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此之后，正因为还有不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就有着继续市场化改革的巨大空间，还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加之在2014年，城镇化率仅55.8%，离城镇化的完成相距甚远。大陆中国经济理应继续高速增长，根据谈不上经济要由此下行。
那么，是什么导致自2014年起经济逐渐下行了呢？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逐渐挤掉了企业盈利空间。我在2019年撰写的“如何扭转经济颓势”一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给了企业以较大的盈利空间，但在以后就逐渐上升，2016年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比1999年高出10%，达到约25%（盛洪，2019）。加上土地财政、国企“利润”和其它政府收入，宏观税率2013年高达45.6%，2017年更高达51.5%。（盛洪，2017，2018）。自2012年以后，企业的合理盈利空间就开始变为负数（见图3）。在没有盈利空间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继续扩大生产和投资。在这种形势下，宏观当局于2020年初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减税，但效果并不显著。之后一般财政收支只约降了两个百分点，2020年的土地财政收入却增长了15.9%，之后稍有减少。应该说，宏观税率并没有显著减少。
图3 企业的合理盈利空间
然而，行政部门已经习惯于收入的持续增长，并且认为它的收入水平应是刚性的；因而利用权力优势加大收入份额。第一个手段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管制垄断价格不断调高。例如成品油的税前价格一直偏高，根据我们的研究，2009年~2011年，高于主要国家平均价格的31%（Sheng and Qian，2015，p.88）；到2015年也高出20~30%；今天的成品油价也比2020年最低价高出34%，高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幅度。除此之外，在其它垄断领域，如管道煤气，自来水，电力等领域，我们已经听到各种加价、或变相加价的消息。据报道，2022年~2023年，在深圳、成都等128个城市燃气提价6%~10%（小李飞刀，2024），另一说是2024年将在全国二千多个市县完成提价，最高达14%（第一财经，2024）；2022年至今，全国有38个城市提高水价，幅度在30%以上（小李飞刀，2024）；重庆、成都和广州等地的居民电费暴涨了50%以上，据观察是电网垄断公司调高了第二、三阶梯电价（渝跃财经，2024）。上述燃气调价只凭一纸行政文件，并没有召开法定的听证会（小李飞刀，2024）；有些公司或假装召开价格听证会，收买一些所谓“民意代表”宣称他们欢迎提价（热点啥都懂，2024）。
第二种手段就是增加罚款和增加许可管制项目。我们不时听到“天价罚款”的消息，如承德市罚没外包软件程序员100多万元（茶间财经，2023）。更多的情况是所谓“小过重罚”，如某菜农出售的蔬菜农药超标，被罚10万（杨婷，2024）；四川李女士替人采耳，被指“擅自诊疗”，被罚22万元（姚永忠等，2024）；等等。在许多城市，原有的合法的停车位被抹掉，增加了对找不到停车位而停车的车主的罚款。这种类型的罚款是当地当局滥用权力，钻行政罚款法规的空子（没有上限，没有过度罚款的惩罚），以增加本地财政收入为目标，表现为非规范的形式。另外一种形式是利用部门立法，增加行政许可项目，对公民以往认为的正常经济活动进行罚款。如喧闹一时的“农管”，所依凭的是所谓《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年版）》，其中251项规定，几乎都附有罚款条款，可谓“罚款汇编”。其中有三分之二的项目只是行政部门的“条例”、“意见”，明显带有“部门立法”标识；其它三分之一虽称“法律”，却也经不起合宪性审查（盛洪，2023）。这些条款几乎都是在2004年行政许可改革以后制定的，说明行政部门对改革的反扑会有多猖狂。
第三种手段是滥用各种行政和司法手段直接侵夺民营企业的资产和产权。大午集团在与当地国有农场的纠纷中，被不公正地判处有罪，其巨额资产也被当地当局以非法程序低价转移。（盛洪，2020）不少民营企业在“打黑”运动中被无端判为黑社会，其资产被强制没收。更有所谓“远洋捕捞”的作法，即某地公检法机关或监管当局蓄意加罪于外地企业，拘捕企业负责人，或判罚没收企业资产，要挟该企业交出资产或资金。如浙江新湖集团被无端牵扯一起贿赂案，被判交出上百亿价值的资产（浙商杂志，2024）。又如山东成武县市监局申请冻结了巴克集团等主体名下银行存款9455万元，逼迫该企业就范；该局官员得意地说，“搞垮一个企业很简单”（百度百科，2024）。还有所谓“以刑化债”，如贵州六盘水政府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债权人马艺珈伊，以此要挟免除其多达2.2亿的债务（百度百科，2024）。还有很多地方，当局或官员就直接以政府暴力相威胁，迫使民营企业家交出产权，否则就滥权将其抓捕。等等。
除了直接与利益挂钩，一些侵犯产权和破坏市场规则的举措起因于权力的任性和炫耀，以满足心理需求。例如2019~2021年左右在北京、河北、山东和海南等地的非法强拆运动，就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运动，拆毁房屋既破坏公民财产、又偏离公共目的，只是用来证明权力的“正确”（盛洪，2024）。另外，权力有时会对市场突然袭击，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取消某个产业，如取消教育培训行业，在冬奥会临近时突然取消北京等地的民宿营业。又比如，在许多城市突然宣布取消电动自行车，并且动用大量警力拦截和没收居民的电动车，造成大面积的出行不便和财产损失。又比如，在疫情期间，不少城市无来由地突然宣布封城，停止旅行和生产，造成生产链环的断裂。等等。这些行为不仅直接造成公众和企业的财产损失和生产中断，而且展示了权力决策的任意性和冲动性，使人们对其的未来行为没有稳定预期，调高或然成本。
上述几种手段还远没穷尽行政当局侵夺公民和企业的权利，滥权增加自己收入（包括心理收入）的各种方法，已经曝出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共同的性质就是滥用自己暂时受托的权力，以侵犯公民和企业权利的形式，攫取更多的资产，在国民收入中分割更大的份额。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增加了企业生产的成本，或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使许多经济活动因无利可图而停止。不仅如此，这些非法侵夺行为还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影响，其它暂时未被侵夺的公民和企业，也会参照已经发生的事件，将未来可能被侵夺的概率计入预期成为或然成本，调低他们对未来的估计，导致悲观的结论。这反映在民间投资增速自十年前就一路下滑，到2023年已是负数（见图4）。这自然会逐年减慢经济增长的步伐，使经济呈下行趋势。这是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出，这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
图4 大陆中国民间投资增速（2013~2023年） 单位：%
更进一步，人们看到，上述这些侵犯产权、违反市场规则的权力行为，在目前对表达自由压制的情况下，只是实际发生的很小一部分，却没有听说过一起这类行为受到审判而加以惩罚。这说明这类行为得到实际上的纵容，不会停止。虽然有关部门发出制止这类行为的声音，如国家发改委发出声音，禁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却只是要求当事部门约束自己，并没有诉诸法律的惩罚手段。这类行为还会“创新”手法、改头换面地继续出现。更何况，滥权侵犯权利是在权力整体上不受有效约束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行为，公民和企业没有手段主动阻止这种行为，只能依赖于权力方的“仁慈”。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因而，人们从战略上，整体上，基本原则上就会判断，产权和人权安全状况不会很快改观，从而这种改开逆过程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改革，其要点就是尊重和保护产权，遵循市场规则，减少和消除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用法治强力约束政府行为，使之不能擅自立法，越权执法，任意侵犯产权和市场规则。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改革取向导致了经济的超常增长。而近十几年来，上述各种政府当局滥权增大政府份额的手段，最主要的就是侵犯产权，违背市场约束，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行为不能强加管束，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与改革开放的结果相反，不仅不会再给正常经济增长加上增量，反而有一个负值，使经济增长低于正常水平，以致不断下行走向崩溃。我们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逆过程”，简称“改开逆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的经济状况的性质。
既然目前经济下行不是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而是改开逆过程，对治的方法就不应该是“逆周期政策”。因为这种逆周期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宏观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由宏观经济学导出的宏观政策建议将是没用的，至多效果甚微。例如，宏观货币政策是建立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不受干预的条件下。通过降息而增发基础货币所期待的后果，是基础货币增量没有障碍地经产品交易和要素交易周转，由此产生货币乘数。基础货币增量乘以货币乘数是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因为对产品交易或要素交易加以限制，货币周转就不可能顺畅，再加上公民和企业因其悲观预期而减少支出及其频率，货币周转速度就会大打折扣，货币乘数就会降低，一单位基础货币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增发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很差，甚至不起作用。例如，虽然2024年以来货币当局曾四次降息或降准，到8月份，M1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3%。
而宏观财政政策若要起作用，就要依赖于投资乘数。所谓“投资乘数”实际上是一笔投资支出后经多次周转而形成的需求量相对于该投资的倍数，它也是要靠不受干预和管制的自由市场交易，乘数的高低取决于交易的顺畅程度。在一个要素市场化还未完成，房地产产品经常被限购限价的社会中，投资增量造成的需求增长就会受到限制，更加上近些年来权力当局时常对市场的突然干预，增加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削减了人们支出意愿。更何况，在大陆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财政的公共工程支出更有可能倾向于国有企业，在它们之间形成一个近似闭环，投资增量较少扩散到民营企业及整个社会，所以其投资乘数较少，带动不大。更加上，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挖坑填坑”理论指明这一政策的底线作用是增加需求，但政府决定的公共工程更可能回报率较低，不能起到改善基础设施环境的作用，反而造成公共财政未来的亏损。所以针对改开逆过程的“逆周期操作”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它徒然给人以“解决问题”的表象，而放任真正的问题不去解决。
所以，近来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繁多，按正常市场经济，也算是力度够大，但由于文不对题，对公民与企业的预期不会有很大的提升。如一味地放宽货币供给。如果目前已经发生的侵权事件所带来的被侵权概率是5%，进而要增加5%的或然成本，这已经完全吃掉了企业的净盈利，降低利率0.5%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人们还会预期情况还会恶化，还会有层出不穷的侵权花招，以各种形式出现，并且受到纵容和庇护，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因而在战略上要收缩企业在大陆中国的业务，果断止损。如果经济继续下滑，楼市也会失去基础。因为房地产和城市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实体经济及贸易的发展，各产业的企业家没有信心，再降低购房首付或贷款利率也是无济于事。据楼市数据，10月份北京、西安等城市的楼价仍环比下降，深圳持平，上海略有上升。该政策基本上没有影响。
逆周期政策与改革开放的重要区别是，前者只是政策，而后者是制度。制度是基本行为规则，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基本和深远，而政策只是短期性措施，它不能违背现行制度，只能通过诱导性操作改变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以期达成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制度变革是方向性的，其结果具有基础性；而政策调整只是在制度基础上的程度调整。制度变革比逆周期政策要根本得多，也就难得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逆周期政策轻盈灵巧，稍许改变一下参量，就会带来宏观经济的较大变化，被视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在没有实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一旦改革开放去除政府管制，人们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就会迅速增大，经济效率就会显著提高；而相反，如果反改革开放而行之，有效的经济活动被突然中止，效率就会马上降低，结果就是破坏性的。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当局并不能区分制度和政策，为达到一定宏观目标，采取改变制度规则的方式，如用限购和限价这种违反市场规则的方式，企图降低楼市的需求。因而不排除它用破坏制度的方式企图获得宏观效果。
俗话说，对症下药。如果诊断错误，就会吃错药。如果不是经济周期，而是改革开放逆过程，所谓逆周期政策是无用的。真正要做的，是扭转改革开放的逆过程。这样做，既容易又困难。说容易，我们直接回到改革开放即可。大陆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时期，什么是改革开放的要点，一般人都很清楚，并且记忆犹新。这就是保护产权，遵循市场规则，政府减少甚至取消干预，逐渐改进法治，逐步放宽言论自由的空间。而改开逆过程就是逆这种趋势而动，表现为侵犯产权，违背市场规则，增加政府干预和行政许可，法治倒退，压制表达自由。若要回到改革开放正轨，就要制止这种改开逆过程的行为。最简单的方法无需修改现行宪法和法律，只要落实就可以了。按照大陆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扭转回去也很容易。如对所谓“远洋捕捞”，无需对犯此罪行者呼吁，乞求他们停止犯罪，而是直接将该地党政一把手撤职，按照现有法律公诉直接责任人，并将之绳之以法。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全国自然不会再出现类似行为。
说困难，是说各级权力集团已经习惯了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会强烈抗拒对改革开放的回归。虽然他们的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但是他们手中握有暂时受托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是有条件暂时委托给他们的，其条件是必须用于保护民众的权利，但由于民众手中缺少一旦他们违约就制裁他们的手段，所以他们可以滥权形成现场暴力优势，反而会打压制约他们的民众。比较典型的地方一是在表达自由的领域，一是司法过程。它们可以滥权压制对侵权的揭露和抱怨。许多民众对公用事业涨价的不满声音，都被迅速删除，抱怨者甚至受到威胁（史学聊热点，2024）；相反，垄断集团组织大量为之辩护的文章在网上大行其道。还有在司法不中立的情况下，被行政权力普遍用来制造对企业家的冤案，用以敲诈企业财产。它们在司法过程中不遵循正当程序，采用刑讯逼供，制造虚假证据（1号事务局，2024；刘虎，2011）。要扭转改开逆过程，就会遭到相关滥权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因而又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还要经历一场真正的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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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聊热点，“江苏燃气事件女子再发声：因反映燃气费贵，老公被公司约谈让删帖”，《史学聊热点》，2024年4月24日。
小李飞刀，“燃气提价，谁会是最大赢家？ ”《钛媒体》《市值观察》，2024年5月24日。
杨婷，“律师分析卖农残超标芹菜前后被罚10万：后果与责任不对等”，《南方都市报》，2024年2月27日。
姚永忠，罗敏，袁伟，“‘采耳店’被认定非法行医遭罚22万官方回应：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启动内部复查”，《红星新闻》，2024年3月31日。
渝跃财经，“居民电费疯狂增长是不合理的阶梯电价造成的？”《渝跃财经》，2024年9月2日。
浙商杂志，“知名浙企疑遭‘远洋捕捞’式办案，上百亿资产或不翼而飞，多位浙商、专家发声：莫寒了企业家的心”，《浙商》，2024年9月10日。
2024年10月15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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