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时间当局似乎很强调“开放”。例如，当局及其高官多次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官媒中，也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和宣称“开放”的文章，并且还有“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的征文，以营造亲善氛围；在具体政策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不断增加单方面免签国家的名单，延长免签停留时间。涉及国家多达38个，停留时间延长至15天。这个政策似乎很有效。2024年大陆中国的外国游客入境人数为6488.2万人次，比上年增加了82.9%。似乎成绩很不错。
然而从微观经验看，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还是较疫情前少许多；并且即使入境的外国游客也还有不少不方便之处。如他们除非使用VPN，不能登陆他们习惯的自媒体平台，如脸书和推特等，并且 VPN也经常连接不上；他们的银行卡也不能捆绑微信或支付宝支付；并且如果不住酒店又不在24小时内向派出所报到，还有违法的危险。而更为显著的，从实际感觉上看，是在大陆中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大幅减少。上网搜索数据，却没有支持这种印象的数据。有一个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上海的常住外国人的数量达75万之多（百度，2025）。但这个数字令人生疑。因为另一个数字是说，“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海外国人有16.9万之多。”（搜狐，2025）在2020年以前，这一数字一直在16万~18万间徘徊（上海统计局，2018），怎么经过一个疫情，会跳长这么多？似不可信。另一数据表明，2023年大陆中国共发放了71万多外国人工作许可（央视新闻客户端，2024），所以上海这个数据多半是假的。
根据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知名外资企业纷纷从大陆中国撤资。如自2019年以后，微软，IBM，甲骨文、美光、高通、思杰、惠普，松下等公司纷纷撤走（马行空，2024）。据另一数据，2022年，从大陆中国撤走的资金高达12000亿人民币（科技铭程，2024）。不仅已有的外资撤走，新增的外资也显著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约176亿美元，只是2019年的1381亿美元12.7%。不可能仅仅因为免签，那些撤走的外资就会回来，那些还没有决定投资目的地的外资就会受到鼓励。因而我们看到的上海外国游客骤增，也只是表面繁华，并不代表实际境况的较大改变。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从出入境总人数来看，2024年的6.1亿人次并没有超过2019年的6.7亿人次。细看结构，2019年内地居民出入境3.5亿人次，港澳台居民22587万人次，外国人9768万人次；2024年内地居民2.91亿人次、港澳台居民2.54亿人次、外国人6488万人次。2024年尽管外国人出入境人数减少3000多万人次，与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加总，却大致与2019年相当，减少的约6000万出入境人次主要是大陆居民。这说明了2024年的出入境人次减少是单边减少，即大陆居民出境人次的减少。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在单边免签政策鼓励外国人入境的同时，当局非经法律正当程序，限制了大量大陆中国人出境。并且近些年当局动辄采取经济政治手段解决语辞争端，导致中外关系的恶化，也是大陆居民出境减少的重要原因。
这种“开放”政策为什么效果不著？因为免签政策只是末端政策。什么叫“末端政策”呢？在因果之间有很多的因果链，产生结果的端头就是末端。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多重因果关系的结果，前面的原因是后面原因的原因，如果没有前面的原因，后面的原因就不会有，或者就会较弱。例如，如果希望充分有效地吸引外资，就要建立一个保护产权和市场秩序的制度结构，从而需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法律体系，以及尊重关于产权和市场的习惯法传统。而若要达成此种制度结构的结果，最终要有一个根本原则。因而，在这个较长因果链的初端，就是一个根本思想原则，这就是开放的思想。所谓“开放的思想”，就是在坚信自己思想的同时，向其它所有思想开放。解决不同思想之间分歧的方法不是权力（武力），而是和平交流与争辩。
这种根本性的思想是一种宪法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均有表现。在中国，这是宪法第35条；在美国，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们的基本含义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在极端情况下，如在电影院里喊“着火了”，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这一宪法原则得到遵行，其它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的保护都会较容易实现。因为任何侵犯产权、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都会被曝光，并遭到批评；进而推动制度上的改进。遵从这一宪法原则，也就不会有对互联网国际流动的限制，也不会有对国内互联网的敏感词过度审查，也不会有对大陆居民与外国居民交往的限制，更不会有对大陆居民出境限制的理由。
也可以看出，这种“末端政策”也是一种“单边政策”。它不仅表现为国家间不对称的关系，也表现为对本国居民歧视的态度，也就透露出骨子里的封闭思想。在实际中，被限制出境的大陆公民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出境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学术交流。对他们的限制显现出对这种交流的恐惧，是封闭思想的思路。这就极大减少了大陆中国学者与外界学术交流的机会。而学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交流。限制交流的结果就限制了大陆中国学术发展，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文革时代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现出其恶果。我自从2018年年底起就被限制了出境，理由是荒唐的“危害国家安全”，我知道这是一种压制公民自由表达的当局惯语。我认识不少与当局关系还算不错的学者也受到了出境限制，更令人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大陆中国学者的外国同行们也不是傻子，大陆中国同行不能与会，就是一个比一般游客更强烈的信号：大陆中国当局的“开放”是假的。
同时，末端政策也是一种“枝节政策”。因果的源头不仅是开端，而且是总括的、综合的根源，它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各种法律和政策像枝节分散开来。因而末端政策只是局部的，如果源头或主干不正，所有的枝节或局部也不会好，要想功利地纠正其恶劣结果，只能靠“末端政策”。例如，国内的民营企业不愿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结果。2024年，全国民间投资约233689亿元，比上年下降0.4%，在总投资中占比从2019年的54.3%降为50.2%（陈永杰，2025）。针对这种情况，当局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也就是一个末端政策，因为它只关心民营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结果，却回避几乎所有制度和政策问题，也没有可以立刻落实的措施，如约束行政权力，赋予民营企业反抗侵权的手段，直接审查和纠正涉及民营企业的冤案，等等；就如画一张大饼就可以充饥似的。
我们可以推想，有更多的枝节和局部，在缺乏思想开放这一宪法原则的情况下，是歪的或错的。只因为最后显现的结果不理想，就想通过改变一下末端政策获得全局的改善，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主干不正的情况下，枝节也不会正。这种作法反映了一种只想要结果、却不想要原因的动机。不可能又不想开放思想，又要改革开放的总体结果。没有总体的根本的原因，就不会有综合的和普遍的结果。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思想的变化，经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让个人崇拜走下神坛，做出了宪法层次的变革。在国内，将“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在国际，将“准备打仗”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种战略性转变标志着减少甚至消除了敌意，也就有利于打破思想壁垒，推动思想交流。作为影响深远的现象，开放了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想传媒（书、文章、会议），并推动人员的交流，无论是留学生，访问学者，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在约30年时间里无障碍流动和开展。
采取末端政策还会带来一个危害，这就是貌似解决了问题，实际上掩盖了根本问题。短期入境大陆中国的外国人激增，确实从让人感觉到氛围上的变化，却没有对经济形势产生显著影响。根据克强指数，2024年大陆中国的GDP增长率为2.26%（注），明显低于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经济仍处于低谷。而既然末端政策是枝节政策，也会将这种模式应用于各个枝节。各枝节的末端政策仍然没有改变源头水质，只是在末端营造出改变了的表象，至多只是起到了微小的作用。如对民营企业，只是口头鼓励企业家们，并没有拿出真正的制度性措施，如纠正侵犯民营企业产权和人权的错误行为，惩罚那些打着“执法”旗号实则劫夺财产的罪犯。在另一些方面，甚至连末端政策也没有，只是一些要达到的目标。如最近的“一号文件”，大部分内容是目标性的，只有在最后一部分涉及一些制度或政策，但或者是继承性的（如延长承包权），或者是逆向而行（如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产）。而在此前，当局通过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际上埋藏着剥夺农民土地权利的危险。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没有解决源头问题，没有在根本上树立开放的思想。开放的根本性渊源是思想的开放。思想开放是指一种思想对所有思想开放，尽管其它思想与自己的思想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有着严重冲突，但仍认为这种开放最终会带来综合性的有利结果。这种开放态度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个人或团体不可能完全把握对宇宙的认识，他们在特定角度的认识一定具有局限性。在这时他们的认识只是全体人类认识的一部分，其它部分的认识是对自己认识的补充或批评，其结果只能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接近准确。因而，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一种健康的坚定的态度，它是以其结果是好的为底气的。它也就不虚伪，不是作出样子给别人看的，而是自己真正强大的力量源泉。有了这样的认识论态度，就不怕、反而欢迎各种不同意见，愿意跟各色人等交流，跟外域人接触。而这种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换，比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还要大。而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旅游、居住只是这种思想开放的副产品，是它的物质表现。
然而，认识到因果链端头并不容易，这需要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有穿透多重链环的洞察力，有综合把握全局的理解力，也要依赖于文化传统。一般看来，自由表达与经济繁荣似乎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还可以认为，可以只要经济繁荣而不要自由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由先贤们作了表达。《左传》记载，鲁国大夫臧文仲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其中“罪己”就是欢迎政治批评，“兴”指社会兴隆。丹宁勋爵在对一件因批评法院而被后者诉为蔑视法庭的案件裁决道，“我们决不把这种审判权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尊严必须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我们决不用它来压迫那些说我们坏话的人。我们不害怕批评，也不怨恨批评。因为关系到成败的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本身。”（丹宁，1999，第32页）其中的“成败”指的是社会的兴亡。我们可以作一个粗略的统计，古今中外，社会的繁荣时期和国家的繁荣与自由表达程度高度正相关。
在实际上坚持自由表达原则，则需要有对这一原则能直接导致好结果的信心。如果认为自己是为全社会和民众的利益而努力，就会坚信正确的行为会最终得到肯定，错误的行为遭到批评也是一件好事。郑国大夫子产面对毁乡校的主张回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认为，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31页）；文森大法官认为，言论能驳斥言论，宣传能打破宣传，思想的自由辩论能导致最明智的政府决策（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52页）；格法因大法官说，一个安全的国家需要新闻自由 ，……对政府事务宣泄不满的最大安全阀莫过于各种形式的表达自由（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85页）。而让拳头代替语言文字进行“辩论”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结果。
坚持思想开放，亦即坚持自由表达原则，即使不是一通百通，也是让各个领域的制度变革更易实行。这样就会让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从上游向下游延伸，让鼓励外国投资的环境不局限于出入境，让农民生产和致富的努力不受各种行政管制的压抑。当局也就没有必要对各个领域设立末端的和枝节的政策，却还不能获得有效结果，也不能顾及到各个领域。而思想不开放，不遵循宪法第35条，也不可能建立全面开放的制度结构。违反宪法第35条，压制境内的自由表达，消灭揭露滥权腐败的声音，删除训诫批评的声音，养成不容不同意见的习惯，也就必然对境外的批评咬牙切齿，在不能用压制自由表达的手段消除境外批评的情况下，就滥用国家力量，扭曲外交的性质，将建立友好关系的职能变成四面树敌的机制。因而，若要真正扭转大陆中国的经济颓势，就要放弃表面开放的末端政策，正心诚意，真正进行思想上的开放，遵循已经在宪法中宣示的自由表达原则，以收全局的和长远的效果。
注：在本文中的“克强指数”的三个分量是，到2024年12月，货物周转量累积增长率（5.8%，权重25%），货币供给量（M1）年平均增长率（－2.95%，权重35%），发电量累积增长率（4.6%，权重40%）。
参考文献
百度，“上海外籍人口数量”，查询于2025年2月12日。
陈永杰，“2024年民营经济形势简析及2025年趋势展望：民营企业如何稳大盘”，《经济观察报》，2025年1月18 日。
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
科技铭程，“600亿美元，外资大撤离后并未反噬，受伤的只是中国员工？”《科技铭程》，2024年8月6日。
马行空，“盘点近年来撤离中国的知名外企”，《马行空》，2024年8月29日。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18》，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搜狐，“上海到底有多少老外？”，查询于2025年2月1 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国家移民管理局：签发在华常住外国人居留证71.1万人次”，《光明网》，2024年1月18日。
2025年3月3日于五木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