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听说法国议会全票通过《归还非法占有文物法案》，很是惊讶。法国主流观念有如此快的改变，确实是个奇迹。因为改变的不是一个枝节错误，而是近代以来主导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认定敌国的公共财产可以合法占有。这与一国之内的产权制度大相径庭，会激励国家间扩军备战，武器发展到核弹还不肯罢休，世界将永无宁日。因此，我们高度肯定这一法案。我在17年前就圆明园铜兽首事件写了这篇文章，稍后收录到我的一个文集之中，题目是“帮助法国洗刷耻辱”。文中说，被抢劫固然可悲，抢劫才是真正的耻辱。当时的法国舆论还是“抢夺合法”。现在看来法国人主动自己雪耻了。这需要勇气和智慧，值得大大颂扬。有人说，这只是法国人的利益算计。即使如此，也说明早已存在的观念（雨果）到了有物质条件支持的时候，这正是人类社会有别于非人类社会的地方。世界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就有了希望，更有可能走向永久和平。（2026年4月20日）
围绕着圆明园铜兽首拍卖问题，法国人，包括嘉士得拍卖行，铜兽首的“持有者”和法国法院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礼和虚妄的道德优越感表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又一次蒙受了更深的耻辱。不过不是因为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自己。
一般人都会认为，国家被入侵，国宝被掠走，是一桩刻骨铭心的国耻。此话不假。然而更大的耻辱是侵略他国和掠人财物的国际强盗。这在一个社会中是常识。谁也不会因被人打劫而总是羞愧满面，一个犯过盗窃罪的人则经常会抬不起头来；更不会有人公开出售他的祖父抢来的东西。这样一个文化标准，到了国际场合怎么就走样呢？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在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偏离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从最初的“掠夺敌国（外国）财产是合法的”，到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早期，不少英国的私掠船持有英国政府的经营特许，甚至伊利莎白女王还拥有海盗德雷克的私掠船的股权，她拿掠夺西班牙商船的分红投资了东印度公司。这其实并不是英国女王的错，她不过遵循了在当时西欧和北欧通行的规则。这就是海盗文化。
当初，也就是8世纪到11世纪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老实巴交的农民到了冬天就穿上戎装，扬帆南下，杀人越货。所以维京人（Viking）一般被意译为“海盗”。维京人的一支以及他们的近邻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到了法国，又到了英国定居下来。当16、17世纪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夺了印第安人的财富，法国海盗就在半路打劫。他们也有法国官方“许可”。按照当时欧洲的逻辑，同样一种行为，私人为之就是掠夺，国家为之就是战争；私人为之就是非法的，国家为之就是合法的。实际上，西欧各国都借助于海盗力量壮大自己的海军，一些海盗头子后来荣升将军。比如伊利莎白女王曾亲自登船对海盗德雷克加封爵士。
在另一方面，西欧的大部分商船都有武装。这或者是为了防御，也是为了掠夺别人。曾有人说，这些武装商船实际上是亦商亦盗。看到相遇的商船较弱，就会像海盗一样掠夺；看到对方较强，就平等交易。无怪乎最初到中国港口的西方商船引起中国官员的警惕，是因为它们炮口高昂地开进了中国的内河。
然而比起后来的西方民族国家来讲，这些海盗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建立了一个“掠夺合法”的国际秩序。根据比较权威的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敌国之物可以被看作无主之物，由征服者拥有。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谁有更恐怖的武器，谁就可能玩赢。这就导致了民族国家间在武器上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武器的不断“改进”，即能更有效地杀人。于是形成了成熟的社会达尔主义。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巨著《环球通史》中引用了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的诗来刻画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得到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既然海盗可以为国家效劳，就有可能成为“民族英雄”；既然劫掠敌方商船是战争行为，掠夺了圆明园就是“丰功伟绩”。丝毫不应被视为一种罪恶。这种近代以来在欧洲沿袭很久的文化观念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甚至因为一些理论而有所加强。落入法国人之手的圆明园珍宝本身就是战争胜利的明证，而胜利不仅值得炫耀，而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直线历史观来评价，还代表了“优越”和“进步”。今天的法国人，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当下一代一样，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祖先在历史上的行为既光彩又高尚。不过，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法国历史，恐怕今天法国人可以陶醉其中，但是他们的祖先加害的另一方也有传人，他们记载着不同的历史。他们之间注定要碰撞，尤其当法国人把掠夺之物拿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在欧洲人心里，也存在着矛盾。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所倡导的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大不相同。而后者也构成了他们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尊重产权的传统。这个传统从摩西时代就开始了。他们知道，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强盗合法，就没有人愿意生产，这个社会最终会灭亡。甚至在掠夺圆明园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对这一掠夺的记载中，英法双方都在表白自己并不是最先开始掠夺的，或者掠夺得没有对方多，或没有对方那么肆无忌惮。亏得他们互相揭发，我们才有了更丰富的关于掠夺圆明园的记录。到了空前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终于明白了，战胜者掠夺敌国财产合法的规则会不断导致更大的战争，终将导致人类灭绝。因而二战以后，战争规则发生了变化，战胜者不再要求割地赔款。
然而，怎样在今天面对那不太光彩的历史，是许多西方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几年前我到挪威访问，发现所谓的“海盗船博物馆”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刺激内容，Viking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在这个现象背后，我感到了挪威人对历史的微妙心理。在自己的主流历史教科书中减少和淡化本民族在历史中的丑行，并不只是日本这样做。
另一种作法，是用西方的正面价值为其历史罪行辩护，以平衡心中道德。如用“自由贸易”为鸦片战争辩护，用“民主和平论”来为西方国家对其它国家的侵略辩护。只是这些辩护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反而损害了正面价值。不用说在鸦片战争时期，即使在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的关税率仍保持在保护主义的高度上。而根据民主的定义，一国之内的民主并不能赋予该国攻打别国的合法性。如果一群海盗用投票的方法选择劫掠对象，用民主的方法公平分赃的话，一点也不能减弱海盗的非法性质。
当然，最拙劣的作法莫过于铜兽首的“持有人”贝尔热宣称，他可以用来交换中国的人权和西藏的自由。因为人们很自然会想起刻在铜兽首记忆中的人权记录。显然，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铜兽首是难得的侵犯财产权的证据。更何况这不是一般的侵犯产权，同时伴随着更严重的侵犯别国主权和别人的生命权。尽管在具体的个人交易中，这些铜兽首的取得有某些“合法性”，但在与中国追索人对话的语境中，他坚持的合法性就包含了坚持认为“侵略战争”，“屠杀别国人民”，“焚烧别国建筑”和“掠夺别国财物”是合法的。一个认为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合法的人，再奢谈“人权”就会变得很滑稽。再进一步，如果他的“西藏自由”如果暗示的是“西藏独立”，就会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为西藏人民着想，还是想挑拨中华文明中的汉藏关系了。
当然，可以为贝尔热辩护的是，他脑子里的这些想法也不是什么独特的发明，而是法国文化传统的自然流露，只不过他不是一个法国文化课的及格的学生。实际上，中国与法国之间围绕着铜兽首的争论，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对战争掠夺合法性的不同看法。春秋时期，当时楚庄王因夏征舒弑君而讨伐陈国，事后因贪陈国土地而灭了陈国。有人进谏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牛践踏了自己的田地就把别人的牛抢夺来。楚庄王从谏又恢复了陈国。这个“蹊田夺牛”的成语不仅意含着不能因别人的小错而给予一个过大的惩罚，还包含了国家间战争的基本规则，即使战争的目的是正义的，也不能因此而将战败国的财物掠为已有，这样一来战争的正义性就要受到怀疑。
而从维京人到法国海盗的传统中，掠夺从一种“正当职业”演变为一种国家保护的“特许权利”；在国际规则中，不仅战争可以掠夺，而且掠夺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行为。而在英法传统中，“战争”概念又异常宽泛，包括了别国认为的和平时期。只要把某一外国认定为“敌国”，任何时候掠夺其商船都是合法的战争行为。尽管西班牙不同意这种战争定义，但也无法阻止英法海盗的劫掠。即使是各方都承认的战争，也多是赤裸裸地起因于利益纷争，鲜有正义之师。而一国的文化传统不能不建立在使本民族受益至今的历史传统之上，既然不义之财是法兰西民族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掠夺合法”就必然是法国文化隐含不露的一条脉络。既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下，法国总体来讲暂时获益，她就仍在心中暗自赞许这个丛林规则。
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这种重要区别，按照儒家的分类就是夷夏之辨。所谓“夏”就是文明，所谓“夷”就是野蛮。不管“掠夺合法”传统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样的漂亮的现代外衣，其核心仍可用“野蛮”二字概括。只是精致一点罢了。在法国社会中，一个坚持掠夺有理的人越是如鱼得水，一个从外国掠夺的行为越是能得到国内保护，她的法律体系越是渗透了野蛮基因，她的文化传统越没有摆脱维京祖先的观念，她越在整体上是一个精致野蛮的社会。因而，那种导致圆明园铜兽首在中国的抗议下仍然坚持拍卖的法国制度结构，使法国在国际社会中蒙受了万众瞩目的耻辱。
这其中，贝尔热又是最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深受耻辱而不自知。当他看到铜兽首拍出天价后说，“事实证明我对了”。这个所谓的事实就是“利”。他无非又一次说，判断对错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利益，不管这一利益如何取得。当知道拍卖被一个中国收藏家搅局后，又毫无根据地臆断中国政府插了手。中国人一向认为，“知耻近乎勇。”只有知道耻辱，才能洗刷耻辱。因此，中国人不应把追回圆明园铜兽首及其它流失文物看作是洗刷自己百年耻辱的标志，而要意识到，真正要洗刷的，是近三、四百年在国际上实施的丛林规则。这当然要比讨回一两件铜兽首难得多。由于法国在其中的西方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关近代史的主流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了极强的辩护性。所以中国人首先要做的，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揭示和辩论，批判西方的主流历史观，让西方人能够整体地“知耻”。
这种目标之所以不是梦想，是因为在西方世界及法国社会的内部有着知耻的文化基因。当初雨果就为英法联军掠夺和火烧圆明园而感到深深的耻辱。这是因为雨果及同时代的欧洲人文主义者，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人在国内规则和国际秩序间的紧张与冲突，试图将西方社会内部强调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精神用来约束其外部行为，这就需要对本民族的国际强盗行为进行批判。我们相信受全世界敬重的雨果在法国一定有着自己的传人，他们将会不断增加和壮大，最终将与中国人一起洗刷法国的奇耻大辱。
2009年3月6日于森林大第
收录于《长城与科斯定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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