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评论】为什么在阿尔法围棋以后,人们仍热衷围棋比赛?|盛洪

盛按:最近陶哲轩和邓煜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发表声明,谴责AI公司急于攻克数学难题的作法正在摧毁数学精神,引起社会震动。这让人们突然明白,数学等人类精神活动不仅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它本身过程就是一个具有巨大价值的享受。如果AI能够解决难题,却替代了这一过程,也就消解了数学等科学的过程价值,在增加价值的同时也在减少价值。况且AI的解法在本质上是暴力搜索(穷举),是利用计算机速度和持久运转的优势,却没有人类解题所发现的“巧妙方法”,也就不美。彭加勒说,“正是这种美给予物体,也可以说给予结构以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观,而没有这种支持,这些倏忽即逝的梦幻之美只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模糊的,总是短暂的。相反地,理智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而陶哲轩等所说的“数学精神”正是这种对理智美的追求,它是人类在理性上不断探索的动力,没有它,如彭加勒所说,“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AI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工具价值,但它消解的意义价值却从根基上摧毁人类,如果没有意义价值,工具价值就是零。不过围棋的例子让我们不那么悲观。本文指出,阿尔法围棋以后,人类还照样进行围棋比赛,围棋界并没有消失。AI作为人们学习的工具起到增进棋力的作用,也为判断棋局形势提供了量化指标。数学与围棋有不同,围棋很直观,而数学的解题结果还需要长时间消化。只要数学界维持让数学家们追求理智美的规则和秩序,数学作为一种唯美过程就不会消失。(2026年9月14日)

我喜欢下围棋。文革时不上学,就在院子里与小伙伴或长辈下围棋,棋艺渐增,自觉得还有一点儿水平,大概有业余三段吧。在工厂工作时,曾拿过全厂围棋比赛亚军;上大学时,我一直是班里的最高手,只是在临毕业时,被一个整天沉迷下棋的同学击败;我记得参加过学校的比赛,好象也拿了个亚军(?)。在研究生阶段,我也拿过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亚军。

后来工作忙,没有时间下棋,也觉得下棋累,就选择看棋。偶尔同学来访,陪着下一两盘,我一般是看电视里的围棋节目。我尤其喜欢看有好的讲解人的围棋节目。聂卫平讲棋质朴直率,直击要点,不用术语,听起来颇多感悟;王元语言生动,手谈仿佛战斗,又点通哲理,引人入胜;刘小光、曹大元比较专业,道理清楚,让人理解;等等。即使是单纯的棋谱伴着音乐播放,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好象是一种有逻辑的展开,自有美感。我记得俞斌讲过,围棋棋局是“长出来的”。

看棋是我的享受。尤其是和其它活动组合在一起。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冬天每逢周末我们一家都要去滑雪,回来以后先泡澡,然后再看棋。那真是太大的享受。现在不滑雪了,每个周末去爬山,回来以后冲澡然后看围棋,依然很爽。不过经常,我一看棋,困意就袭来,有时竟睡过去,错过一些精彩对局。这也很好。困了说明全身心放松,正是舒服的感觉。

我自然关注了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比赛。结果还是很冲击。之后在网上买了一款AI围棋软件,但不是绝艺等,好象是一个计算机博士自己编写的,不过也相当厉害。我肯定下不过它,差得很远。下了几次,总是输,也就没有兴趣了。还是回来看棋。不过后来《天元围棋》电视频道突然不开放了,只留下一个通道,即《天元围棋》小程序付钱订阅。一年360元。一时接受不了,抵制了一阵子。但后来还是忍不住想看棋,还是付款了。

明明AI技高一筹,为什么我还要看这些水平“较低”的人下棋?首先,这些人的水平都比我高,我也看不出他们差在哪儿。尽管讲棋人经常用AI来评判着法的优劣,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不同处意味着什么。我感兴趣的是棋局的走向,其中的战斗如何,如何用妙手化解攻势,局势的翻转或逆转,其中有些着法对我的启发,或涉及到人生感悟,等等。而对于那些参与比赛的人,乐趣就不止这些了。他们是因为有兴趣才学棋,才一步一步走到职业棋手的地步。下棋本身就是乐趣。当然还要有输赢,但真正好棋手还是看轻输赢的。他们不会因为AI比自己强,就对围棋没有兴趣了。

其实,人类早就适应这样的局面了。不然的话,汽车比人跑得快,他们为什么还赛跑。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比赛应该在能力相当的人之间展开,如果不相当,就不公平。例如举重或拳击就分重量级。人与汽车在能力上不一样,他们的功率不一样,耗能也不一样。人在跑步时的功率约300-400瓦,冲刺时可高达上千瓦。而一辆汽车的功率一般在80~100千瓦,高级跑车或可达500千瓦。两者相差在200~1000倍。他们在跑动时的耗能也有差距。据AI,人在跑步时的耗能约为汽车1/12,也远不如汽车持久。汽车比人重得多;跑动的机理不同,人是靠两腿,而汽车靠轮子,后者要比前者省力多了,也流畅得多,自然也快得多。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如果道路崎岖一些,或干脆比爬山,汽车未必比人快。所以人与汽车不可比。在人的意识里,他们也不能公平地比赛。

另一个原因是,人在进行某种运动时有快感,而机器没有快感。机器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械运动的结果,它不能“享受”这一过程。即使它比人更具优势,也是不能替代人在比赛过程中的感受。所以即使汽车比人跑得快,人们也不能放弃赛跑的乐趣。对于观众来说,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乐趣。人们之所以爱看体育比赛,不仅在看运动员们的体育技能,而且也因比赛过程及其结果比戏剧还有戏剧性而激动。

对比AI和人脑也是类似。据资料,阿尔法围棋的功率是15万瓦,每场围棋耗能约3000兆焦耳(MJ),相当于人类大脑约300倍的耗能。如果按杨立昆的说法,人脑一般只需25瓦的功率(杨立昆,2021,第395页),即使在下棋时要求更多,比如100瓦,也只是阿尔法围棋的1/1500。另有数据称其每场棋局耗电约3万度,成本约3000美元。而人的能耗大概不到一度。在计算每步棋时,人类棋手最多只能计算三十几步,并且只有几种选择着法,而阿尔法围棋在预训练时就在进行暴力搜索(借助蒙特卡洛随机选择),遍试着法,然后选择最好结果的着法。这在人们通常的公平观看来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要公平,就要限制于同等功率或能耗的赛手。

至于快感,更是人们不放弃围棋比赛的理由了。通过自己的智力与对手一较高下,就是一种竞争性快感。当脑子灵光一现,想出化解危局的妙手时,更令人难忘。最愉快的莫过于比赛当事人,当然观棋者也会惊叹不已。即使在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对前人的妙手反复品味。AI当然也妙手连出,但它自己没有快感,人们如果只想羸,把这妙着拿来用,也有实际功用,但永远不会有自己想出来那样兴奋。而且因为人类选手各自的优势是相对的,且会随时间而变化,因而人们无法预知比赛结果。而如果AI围棋远超人类,比赛没有悬念,也就没有不确定结局的刺激了。

我当然只是个业余棋迷。记得十六岁那年,当时每下完一盘棋,都可以从头到尾复盘。这是下棋时精力高度集中所致。不是喜欢、沉迷是不可能如此专注。我虽远比不上职业棋手,但享受是类似的。我在另一项业余爱好 —— 足球中的体会更深。我在工厂当工人期间喜欢踢足球,工厂也有一个足球场,每天早上都和年轻同事们去踢球。我的球技虽然不算太好,也好到加入了车间队。每年厂里足球联赛就像一个节日。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比赛时进的两个球。一个是在前锋位接到传球,对方大门冲过来,我用胸停球绕过了他,再把球送入门。另一次是在我方罚角球时,我站在了大门后角,直接将球顶进了门。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我进球后我方队长高兴奔跑的样子。

人类行为不仅是功利的,而且是审美的。尤其是中国人,他们的房屋、院落,家具,餐具不仅有相应的功用,还是可观赏的。就是文字,这样一个记述和传播信息的工具也发展出一种审美的艺术 —— 书法。它在中华文化中还相当高雅。文字表达还有一种美的形式,这就是诗。诗不仅是可欣赏的,而且它的创作过程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们不知道李白写出轻灵飘逸诗句时心情是如何美妙,但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我近些年也试着作一些诗,水平虽不高,但粗略地体味到作诗过程的乐趣。先要有一个表达的大致取向,然后是试着想些符合取向的句子,往往一开始并不满意,但可以想想替代的句子,这样会逐渐有更好的句子。有时一个句子中的词不够理想,就试着换一个词,或者把已经想出的句子或词语前后调换,使之更为合辙押韵,字词或音调更为优美,形成一首较满意的诗,心里是很享受的。尤其是构成诗的词句与心里想表达的意思相吻合时,就有说不出的快感。低手如我尚且如此,那些吟出绝唱的天才诗人该是何等愉悦。法国诗人保罗 ∙ 瓦莱里说,诗的灵感就像“射入了一道微弱的闪光。”(转引自阿达玛,2023,第11页)

据说AI也能作诗,并且可以乱真,即让人辨认不出它与真人作的诗的高下。这当然也有某些功用,也可以让人欣赏。并且艺术不仅是创作,而且是审美选择。如果进行诗词比赛,并不限制人们借助于AI,有较高审美趣味人更可能优胜。不过这一比赛缺少创作诗词过程的乐趣。

即使那些看来高度依赖理性的行为,也在更高层次上是审美的。如科学思维。彭加勒说,“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彭加勒,2010,第25页)这段话太让人感动了。为了维持和繁衍生命,我们需要功用。但没有美,生命就不值得活着;也就是说,功用也就没用了。美是所有功用的目的,也是动力。所以如果我们只追求功用,也就失去了意义。AI只能替代人们的功用过程,却不能保持意义。为了保持意义,人类还得自己做这些功用之事。这不排除AI可能部分替代保持着意义的人类创造功用。

这种美究竟是什么样的?彭加勒接着说,“我意指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且纯粹的理智能够把握它。正是这种美给予物体,也可以说给予结构以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观,而没有这种支持,这些倏忽即逝的梦幻之美只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模糊的,总是短暂的。相反地,理智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彭加勒,2010,第25页)这种美不仅是动力,而且是享受。而享受就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回报,值得去追求。

尤其是科学家们获得灵感的瞬间,感受是无比美妙的。彭加勒回忆,在一次旅行中,当他换乘马车,在踏上阶梯的一瞬间,突然发现“我用以定义富克斯函数的变换和非欧几何的变换是等价的”(转引自阿达玛,2023,第8页),后来证明这是对的。彭罗斯回忆,有一次与同事一边走一边谈话,在过人行横道时停止谈话的一瞬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但由于恢复交谈而被遮盖了。“我记得有种难以解释的兴奋感觉”。后来他把当时的想法梳理一遍以后,发现这个想法是被称作“捕获面”的判据。这一发现让他“欣喜万分”(彭罗斯,1995,第484页)。这样的感觉我也曾有过。经常是在郊游时,忽然冒出一个好的理论解释或好句子,却一时忘了是什么,使劲回想是什么使我兴奋。

其实也不仅是科学研究有这种审美的冲动。人类的更多活动过程都有审美的动力。彭加勒也说,“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不是打动感官的美,也不是质地美和外观美;并非我小看这样的美,完全不是”。(彭加勒,2010,第25页)审美的喜悦也并非顶尖科学家、艺术家或九段棋手的专利。普通民众即使水平不高也有普遍的审美感受。他们下棋,运动,写字,绘画,作诗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审美的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比如书写毛笔字,不可能人人达到王羲之的水平才有乐趣,只要今天写得比昨天好看一些,也会欣喜。打乒乓球,也不会人人男如马龙,女如孙颖莎,只要水平逐渐提高,只要打出几个好球,也感觉很爽。

这种过程审美的性质还可推广到更多的人类活动。尽管我不赞成马克思的一些结论,我还是很赞赏他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类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说法。这两个性质都是可审美的。创造性既有新奇之美也有技艺之美,丰富性有着多元之美。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过程,是可以享受的。只是当劳动变成谋生手段,变成工具,并且专业化以后,它就被“异化”了,就变得痛苦了 —— 经济学中定义的“成本”就是劳动过程的痛苦。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今天许多工匠都有本行业的骄傲,都有对技艺的追求和讲究,都有对没有“异化”的劳动的享受,也有制成产品的成就感。

例如许多手工艺人,他们在机器时代仍坚持用手工制作产品,也一定是乐趣所致。又如制陶者的制作过程。这与制陶产品接近艺术品有关,不可能反复重复制作同一种产品。反过来,那些连续不断重复的劳动恐怕就缺少乐趣了。这正是AI可以替代的劳动种类。据说印第安人做第二把椅子的要价高于第一把,理由是做第二把时就不耐烦了。而在AI时代,设计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这就使得产品更为个性化,每种产品的批量就会减少,这又会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种类。AI还可替代其它缺少乐趣的劳动,如繁重、危险和肮脏的工作。然而也会到此为止了。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AI即使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得比人类更好,但从过程审美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为了提高效率而替代人类可以从中获得享受的活动,这就会使人类失去生存的意义。如果未来果真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所有人类活动都由AI替代,人们可以不劳而获,将会带来更为深重的人类意义危机,即缺少生存的意义。一个称为25号宇宙》的实验揭示,当老鼠生存无忧以后,它们也变得懒惰、无聊,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梳毛以外什么也不干,甚至不再求偶、生育,最后这个老鼠乌托邦走向灭亡(涛哥漫谈,2025)。因而,一个生物的社会不仅需要功用,更需要意义。没有意义,即使有吃有穿,它们也没有欲望生存。所以人类还会做那些看来AI比人做得好的事情,因为人类从中获得的总收益是产品功用加上过程审美,后者所包含的意义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

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

彭加勒,昂利,《科学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

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涛哥漫谈,“细思极恐的试验,第二十五号宇宙”,《涛哥漫谈》,2025年6月8日。

杨立昆,《科学之路》,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2026年1月4日于五木书斋

2026年1月5日 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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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功夫在模型外|盛洪

盛按:最近两个北大学子获菲尔兹奖受到关注。北大官网删去邓煜关于选择最好研究环境的答问又引起争议。对于个人来说,选择研究“真问题”的环境确是学术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社会来说,它不应抱怨别人不选择它,而应将人们、尤其是杰出人士的选择视为评判信号,如果此地没有被选中,就应反省此地的环境有哪些缺陷,并参照那些有吸引力的地方加以改进。实际上,大陆中国的科研硬件在近年来有了很大提升,重要的短板在软环境上。即思考和表达是否充分自由,科技信息和学术观点的交流是否开放和通畅。邓煜和王虹都是北大2007级的,这时大陆中国已经进行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教育科研领域已经享受了改开的累积成果,并且仍延续着开放的余波,他们二人幸运地处在这个开放窗口期,也处于大陆中国最开放的大学。即使如此,他们也仅是在本科生阶段的基础较好,还远够不上取得重大学术创新的条件。自那以后,教育科研的软环境却越来越差。如表达自由的宪法原则屡遭违背,学者的对外交往多受限制,不仅大量学者被限制出境,普通学者参加国际会议还要审批,创办学术刊物也是困难重重,等等。这都限制了科研信息的流动和开放,严重恶化了科研软环境。其实,真正的好环境不仅是局部的,有好导师也并不是某地的根本优势,而是好环境的长期累积结果;重要的是本地学者能否成为“文人共和国”的一员,不管本地的政治限制如何,他或她只要可以自由地与世界同行进行交流,包括他们之间的通讯,参加会议,出国旅行,甚至移居国外,就能取得与世界的同步进展,为理论创新打下基础。这是去年诺奖得主莫基尔指出的欧洲在近世科学突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邓瑀和王虹获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荣誉应归于谁,而是一社会应为更多的学术突破做出什么努力;不是获奖的是哪国人,而是哪个国家(尤其是本国)能为各国研究者提供科学创新的更好环境,包括硬环境,尤其是软环境。(2026年7月28日)

盛按:【真正关乎国运的是宪治原则】最近DeepSeek崛起震动中美,以致全球。这确实值得庆贺。不过将其称为“国运级”就有点儿太夸张了。DeepSeek所做的不过是单项突破,相当于生产工艺的重大创新,致使成本大降。这在AI发展史中还不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AI发展到今天,一方面靠颠覆性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一方面靠互相协调配套的技术成群涌现。工艺创新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环节。而几乎所有上述战略性突进都发生在美国及西方世界。这是因为存在着适宜技术创新的宪治制度结构,它使社会通行基础性系统性的规则,使创新的机会和条件普遍存在。大陆中国的互联网和AI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在这些现成技术环境下具体应用和工艺的进取,一方面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更接近自由表达的宪治原则,互联网随着市场化一同发展起来,梁文锋也坦言他们受益于云栖小镇的开放氛围。然而,这只是在普遍缺少宪治原则下的小环境,在偌大大陆中国中也只能出现个别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创新。即使是受到广泛赞扬的DeepSeek产品,当我问它有关特朗普的问题时,它竟说这是敏感问题,将大陆中国的敏感词政策推广到美国。对DeepSeek成绩的过度夸张还会使某些人用来掩饰大陆中国的致命缺陷,并将之发扬光大,反过来会系统性地阻碍大陆中国的科技创新及AI的发展。(2025年1月30日)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目眩。绝大多数外行人,对AI的了解限于对其外在形态的描述。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模型。模型是人工智能的逻辑体系及其计算机化。强调现在的模型不同以往的描述就是在前面加一个“大”字,称为“大模型”。之所以大,是说它的参数多,通常有数十亿甚至数千亿个参数之多。根据这个粗浅的认识,有些人用大模型的数量来简单地判断人工智能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它们之间的排名,它们的发展潜力。根据这个标准,有人就认为大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仅次于美国。依据是,2022年美国的大模型投资达474亿美元,大陆中国紧跟其后达134亿美元(华商韬略,2023)。2023年,大陆中国在8个月中就诞生了238个大模型(郝鑫、黄小艺,2023);10亿参数规模以上大模型已发布近80个(北京日报,2023),仅次于美国的100多个(华商韬略,2023)。

然而这种外在的描述很可能误导人们。模型之所以有效在于它的内在机理。内在机理错了,参数再多也没用,且可能正相反,参数多致使复杂程度升高,使模型更容易犯错误。自图灵,冯诺依曼以来,人工智能有了长足的发展,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图像识别,机器翻译,AlphaGo,ChatGPT。它们内在的机理不足为外行人所理解,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并没有走出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一种方法是穷举,我称之为“遍试”,即将所有可能的选择一一测试,根据结果找出最佳的选择。与“智能”的印象相反,机器做的是最“笨”的事情——把每种可能选择都试一遍,最后找出结果最好的。计算机的优势是,它可以不厌其烦,且速度极快。

例如,人们要在100条路中找到从甲地通向乙地的最短的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每条路都走一遍,但这样做成本太高。假如有一种机器能够快捷低成本地试完这100条路,并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最好,无疑是个好办法。人工智能——计算机就是这样一种机器。更一般地,人类面对的知识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在无数选择中隐藏着一个最佳选择,最简单和彻底的方法就是把它们一一试过。这用在博弈的人工智能上。例如跳棋,平均每步都有7种可能选择,应对每步又有7种选择。“深蓝”和AlphaGo理论上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如跳棋每局平均约50步(梅拉妮·米歇尔,2021,第221页),人工智能所有可能的选择有750。围棋平均每步有250种可能选择(第227页),每局棋至少要走100步,就要有255100种的可能选择。尽管计算机有速度快的优势,但如此天文数字的可能选择,它也不能胜任。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也才每秒2×1016 次。

于是AlphaGo采取蒙特卡洛随机方法,即随机选取若干选择,再对结果进行评价,选中其中最好的。如此进行若干次。虽然不如遍试方法,但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少得多的计算找到接近最佳结果的选择。然而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博弈这种有明确边界,有确定规则的,维度较小的简单系统中,而在现实世界,多是复杂系统,如身体和社会,维度远比博弈多得多,所以所谓“遍试”根本就没有可能。迄今为止,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实际上是在遍试背景下的随机探索。这类似于蒙特卡洛方法,但比其覆盖的机率低得多。如人类在远古时期,有无数人类部落在随机地行为,偶然少数几个形成了均衡的习惯法,因给部落带来好处,而或者为周边部落学习,或使该部落扩张起来,总之都会导致该习惯法的扩展。因而总体而言,人类是靠对随机行为结果的评价来选择行为的。他们不一定要一下子选择最佳行为,而只要在两个选择中选择那个更好的。

因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下子找到最佳答案,而是缓慢地向最佳选择趋近。判断孰优孰劣,依赖于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对因果关系的发现。一种行为对应于一种结果,另一种行为对应于另一种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可以是多个因果之间的因果链条,也可以是多种平行因果互相影响的因果结构。人类的知识,就是对因果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结构的探究和把握。这里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观察,一个是价值判断。对观察的要求是真实,这需要人的感官的能力和灵敏度,以及不被情绪或偏见所遮蔽,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诚意”。对价值判断的要求是准确。所谓准确是指它得符合自然法,如果看到天敌不认为是威胁,看到猎物不知道可以充饥,这个种群就会灭亡。量的判断也很重要,当一个族群迁徙到一个新的地区,没有对当地资源丰富的状况的正确判断,也会影响族群的发展。一个生物的所有价值判断如果不是有利于生存的话,这种“价值判断”就不是正确的价值判断,它会随着它所附着的主体一起消亡。

对于人工智能,它既然不能遍试各种人类事务,也不能通过观察和价值判断建立起它自己的因果体系,它只能通过人类已经发表的文字进行判断。而对于复杂系统,人类的看法不尽一致,在不少问题上都有不同角度的看法甚至争论。不仅是观点,在文字表达上,或在语言翻译上,什么是“最好的”就很模糊。人工智能,在有成熟的理论时,就采用成熟理论;在多种理论并存时,就有权重地兼收并蓄;在没有明确结论的事务中,就在海量信息中采取比重较高的。如想比较相似的两句话哪个更正确,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选择那个结果数量更多的答案更可能正确(埃德尔曼和托诺尼,2019,第317页)。因此,人工智能比人类更退一步,它不仅要根据结果判断,而且要根据人类的判断而判断。它的两个要点是,人类的判断是真实的,它的价值判断就是正确的。所谓“人类的判断是真实的”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表达意见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而所谓“它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没有的,而是人类植入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人类植入的价值判断正确与否。

这样看来,人工智能是否有效和“智慧”不仅取决于它的内在机理,还要取决于外在它的人类环境。首先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类似,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认识方法的改进要靠随机探索。这种探索越是随机越好。人为设定框框,限制探索的方向或范围,只会减少随机探索的数量,并且可能排除隐藏正确答案的部分。如果随机探索的成功概率是一样的,探索数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在这方面,大陆中国当局通过自我设限,阻碍了信息在境内外的流动,限制境内的学术刊物的创立,限制国内外学术的交流,对文章和书籍的出版进行审查,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大陆中国的新的观念的出现,也就减少了探索的数量。而在其它国家,他们在计算机加互联网的环境下,学术自由又向前迈进了。如自由读取形式的创新使得学术刊物成倍的增长,它们之间形成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将过去很难发表的文章发表出来。又如自我出版形式使得书籍出版更加便利,使得过去被出版社低估潜在价值的书籍得以出版。这加大了它们与大陆中国的差距。

第二个是“观察”的真实性。对于人来说,靠的是他们的感官的灵敏与准确;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们的“观察”就是对人类信息的观察。如果人类信息受到扭曲,如一个社会存在着系统性的对自由表达的压制,众多个体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就会受到扭曲,在这个信息环境下汲取信息的人工智能的“观察”就是不真实的。例如,在大陆中国存在的对自由表达原则的违背。一种表现是数据造假,并压制对真相的揭露。如三年防疫期间,各地方政府为了直接的行政目标,扭曲新冠肺炎的感染及死亡人数,掩盖因过度防疫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掩盖其所带来的对社会经济和人身自由的损害,会使人工智能接受不真实的信息。计算机业有句行话,“垃圾进,垃圾出”,输入的信息不真实,就不会得出真实的结论。我问《文心一言》关于“三年防疫”的评价,它说“很成功”。即使对信息上已经有披露的事情,如郑州市政府对2021年水患的死亡人数的隐瞒,《文心一言》的第一反应是“郑州市政府没有隐瞒死亡人数”。

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价值评价。其实,所有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就在于它们的“价值函数”。AlphaGo之所以能够对“遍试”的结果进行评价,就在于它有评价的能力。因为围棋的胜负就在于双方所占地盘的多少,评价地盘的数量指标就是“目”。数(三声)目已经是人类围棋高手的基本技能。AlphaGo只是在吸收人类数目技巧的基础上,通过模型多次自己互弈的胜负调整参数,最终会得到一个接近完满的“数目函数”。这种方法也类似于人类的随机行为并观察结果的方法。在其它领域的人工智能,也多是采取事先赋值的方法,例如在猫或狗的图片中事先给出确的答案,然后让机器随机识别,再与正确答案比对,正确就打高分,错误就打低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机器作出正确“识别”的概率会变得很高(米歇尔,2021,第134~135页)。当然也可以不用人工赋值,直接用网络上图片的题目,但这需要题目是正确的,如果是“指猫为狗”,自然也不会学到正确的赋值。

因而,赋值的关键是这个值是正确的。这全依赖于人类。计算机是无法自我生成这个“价值”的,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身体及其七情六欲,它就无法判断某种情况的价值。对于人类或其它生物来说,价值就是“进化选择出来的有机体的一些表形方面,这些方面约束了躯体选择性事件”(埃德尔曼和托诺尼,2019,第97页)这些选择可以“使动物得以适应环境和生存”(第97页,*)。从根本来讲,价值来不得半点虚假,因为它关系到生物的生存。而当人类发展到复杂的社会以后,由于巨大财富的涌现,以及扭曲分配的政治结构,一些人可以提供虚假信息和扭曲价值观而生存,但同时会给社会及其他人带来损害。如果虚假信息是系统性地制造的,则它会影响到对价值的判断。如在压低死亡人数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低估病死率,从而采取较轻的应对措施。第二如果压制价值观多元化,强力推行一种价值观,如地方当局无视民众的生活和意见,只把自己的升迁作为价值标准,就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评价。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它的整体的长远的价值是由一个个个人微观活动经多个因果链叠加累积而成的。任何一个局部的当下行为的价值判断不能很直观地由社会价值反推,所以它会受到所观察的事实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价值观会受到不同的个人的处境和位置的左右,因而对同一事物,同一行为的结果,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如对社会福利和效率的判断,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倾向。如在美国,共和党更侧重效率,而民主党更侧重于社会福利。况且还有历史形成的扭曲的价值观,如对一部分人的歧视,种族的,性别的,性习惯的,等等。谨慎的解决方法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如果借助政治强力压制某一价值观,推崇某一价值观,就会打破价值观的均衡,导致价值判断的偏颇和扭曲。价值观多元化的原则就是自由表达原则。然而在大陆中国,行为当局以违宪的手段压制批评,也就等于强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社会,导致价值评价的失真。

因而,大陆中国的模型再大也没用,在基本规则上就输了。在观察的信息不真实,价值评价扭曲,以及探索数量和范围受限的情况下,即使大模型的内部结构与竞争者无异,也不可能产生同样良好有效的结果。人工智能模型的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它拥有一个思想表达充分,学术交流通畅,自由表达得到保护的社会环境。这让人回到《宪法》第35条。初看起来,这一宣示表达自由原则的条款,只是保护人们表达的权利,至少是给弱势群体以语言空间,给政治批评更多的宽容度,实际上这一原则的功效包罗万象。它是社会诸基本原则的根本原则,它是基本文明规则。它不仅使社会公正,还使社会有效,走向繁荣和科技领先。如果这个为人工智能提供最基本的探索条件,信息中立环境和价值判断符合自然演化标准的社会环境不存在,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无论多大也不会“智能”,有多少参数也无济于事。大模型就只沦落为某些人自我陶醉的借口,或是欺骗他人的工具,不会真正使拥有它们的社会领先。

已有文章揭露,大陆中国的大模型多是“套壳”或“拼装”之作。“套壳”即套用别人的开源大模型,“拼装”即将若干小模型拼在一起;而鲜有“原创”(刘以秦,2024)。这就解构了前述多少个大模型的光亮数字,也正如我们根据大陆中国的制度环境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预期。我们可以猜测,在没有真实良好的信息环境,没有受到保障的自由表达原则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预见到所谓大模型的成功概率不高,从而减少对此投入真金白银的热情;或少数投入者大败亏输。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可以借对“大模型”的光环去融资或投上所好,所以用套壳假装大模型,却不想向真正的创新投入更多。这种预期让我们看到事实,并非不希望大陆中国的大模型走在前面。然而,如果不回归表达自由的文明规则,这种社会就永远落后于坚持表达自由的社会。而这种落后是关键性的,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分歧点,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埃德尔曼和托诺尼,《意识的宇宙》,上海科学出版社,2019。

北京日报,“排名全球第二!我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大模型已发布近80个”,《北京日报》,2023年11月9日。

郝鑫、黄小艺,“8个月238个大模型,中国AI 奔向何处?”《光锥智能》,2023年12月5日。

华商韬略,“ChatGPT之外,美国大模型搞到什么程度了?”《华商韬略》,2023年12月26日。

刘以秦,“中国大模型产业的五个真问题”,《财经十一人》,2024年2月18日。

米歇尔,梅拉妮,《AI 3.0》(电子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2024年3月5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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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评论】为什么在阿尔法围棋以后,人们仍热衷围棋比赛?|盛洪

我喜欢下围棋。文革时不上学,就在院子里与小伙伴或长辈下围棋,棋艺渐增,自觉得还有一点儿水平,大概有业余三段吧。在工厂工作时,曾拿过全厂围棋比赛亚军;上大学时,我一直是班里的最高手,只是在临毕业时,被一个整天沉迷下棋的同学击败;我记得参加过学校的比赛,好象也拿了个亚军(?)。在研究生阶段,我也拿过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亚军。

后来工作忙,没有时间下棋,也觉得下棋累,就选择看棋。偶尔同学来访,陪着下一两盘,我一般是看电视里的围棋节目。我尤其喜欢看有好的讲解人的围棋节目。聂卫平讲棋质朴直率,直击要点,不用术语,听起来颇多感悟;王元语言生动,手谈仿佛战斗,又点通哲理,引人入胜;刘小光、曹大元比较专业,道理清楚,让人理解;等等。即使是单纯的棋谱伴着音乐播放,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好象是一种有逻辑的展开,自有美感。我记得俞斌讲过,围棋棋局是“长出来的”。

看棋是我的享受。尤其是和其它活动组合在一起。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冬天每逢周末我们一家都要去滑雪,回来以后先泡澡,然后再看棋。那真是太大的享受。现在不滑雪了,每个周末去爬山,回来以后冲澡然后看围棋,依然很爽。不过经常,我一看棋,困意就袭来,有时竟睡过去,错过一些精彩对局。这也很好。困了说明全身心放松,正是舒服的感觉。

我自然关注了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比赛。结果还是很冲击。之后在网上买了一款AI围棋软件,但不是绝艺等,好象是一个计算机博士自己编写的,不过也相当厉害。我肯定下不过它,差得很远。下了几次,总是输,也就没有兴趣了。还是回来看棋。不过后来《天元围棋》电视频道突然不开放了,只留下一个通道,即《天元围棋》小程序付钱订阅。一年360元。一时接受不了,抵制了一阵子。但后来还是忍不住想看棋,还是付款了。

明明AI技高一筹,为什么我还要看这些水平“较低”的人下棋?首先,这些人的水平都比我高,我也看不出他们差在哪儿。尽管讲棋人经常用AI来评判着法的优劣,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不同处意味着什么。我感兴趣的是棋局的走向,其中的战斗如何,如何用妙手化解攻势,局势的翻转或逆转,其中有些着法对我的启发,或涉及到人生感悟,等等。而对于那些参与比赛的人,乐趣就不止这些了。他们是因为有兴趣才学棋,才一步一步走到职业棋手的地步。下棋本身就是乐趣。当然还要有输赢,但真正好棋手还是看轻输赢的。他们不会因为AI比自己强,就对围棋没有兴趣了。

其实,人类早就适应这样的局面了。不然的话,汽车比人跑得快,他们为什么还赛跑。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认为比赛应该在能力相当的人之间展开,如果不相当,就不公平。例如举重或拳击就分重量级。人与汽车在能力上不一样,他们的功率不一样,耗能也不一样。人在跑步时的功率约300-400瓦,冲刺时可高达上千瓦。而一辆汽车的功率一般在80~100千瓦,高级跑车或可达500千瓦。两者相差在200~1000倍。他们在跑动时的耗能也有差距。据AI,人在跑步时的耗能约为汽车1/12,也远不如汽车持久。汽车比人重得多;跑动的机理不同,人是靠两腿,而汽车靠轮子,后者要比前者省力多了,也流畅得多,自然也快得多。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如果道路崎岖一些,或干脆比爬山,汽车未必比人快。所以人与汽车不可比。在人的意识里,他们也不能公平地比赛。

另一个原因是,人在进行某种运动时有快感,而机器没有快感。机器所导致的结果是机械运动的结果,它不能“享受”这一过程。即使它比人更具优势,也是不能替代人在比赛过程中的感受。所以即使汽车比人跑得快,人们也不能放弃赛跑的乐趣。对于观众来说,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乐趣。人们之所以爱看体育比赛,不仅在看运动员们的体育技能,而且也因比赛过程及其结果比戏剧还有戏剧性而激动。

对比AI和人脑也是类似。据资料,阿尔法围棋的功率是15万瓦,每场围棋耗能约3000兆焦耳(MJ),相当于人类大脑约300倍的耗能。如果按杨立昆的说法,人脑一般只需25瓦的功率(杨立昆,2021,第395页),即使在下棋时要求更多,比如100瓦,也只是阿尔法围棋的1/1500。另有数据称其每场棋局耗电约3万度,成本约3000美元。而人的能耗大概不到一度。在计算每步棋时,人类棋手最多只能计算三十几步,并且只有几种选择着法,而阿尔法围棋在预训练时就在进行暴力搜索(借助蒙特卡洛随机选择),遍试着法,然后选择最好结果的着法。这在人们通常的公平观看来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要公平,就要限制于同等功率或能耗的赛手。

至于快感,更是人们不放弃围棋比赛的理由了。通过自己的智力与对手一较高下,就是一种竞争性快感。当脑子灵光一现,想出化解危局的妙手时,更令人难忘。最愉快的莫过于比赛当事人,当然观棋者也会惊叹不已。即使在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对前人的妙手反复品味。AI当然也妙手连出,但它自己没有快感,人们如果只想羸,把这妙着拿来用,也有实际功用,但永远不会有自己想出来那样兴奋。而且因为人类选手各自的优势是相对的,且会随时间而变化,因而人们无法预知比赛结果。而如果AI围棋远超人类,比赛没有悬念,也就没有不确定结局的刺激了。

我当然只是个业余棋迷。记得十六岁那年,当时每下完一盘棋,都可以从头到尾复盘。这是下棋时精力高度集中所致。不是喜欢、沉迷是不可能如此专注。我虽远比不上职业棋手,但享受是类似的。我在另一项业余爱好 —— 足球中的体会更深。我在工厂当工人期间喜欢踢足球,工厂也有一个足球场,每天早上都和年轻同事们去踢球。我的球技虽然不算太好,也好到加入了车间队。每年厂里足球联赛就像一个节日。我永远忘不了我在比赛时进的两个球。一个是在前锋位接到传球,对方大门冲过来,我用胸停球绕过了他,再把球送入门。另一次是在我方罚角球时,我站在了大门后角,直接将球顶进了门。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我进球后我方队长高兴奔跑的样子。

人类行为不仅是功利的,而且是审美的。尤其是中国人,他们的房屋、院落,家具,餐具不仅有相应的功用,还是可观赏的。就是文字,这样一个记述和传播信息的工具也发展出一种审美的艺术 —— 书法。它在中华文化中还相当高雅。文字表达还有一种美的形式,这就是诗。诗不仅是可欣赏的,而且它的创作过程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们不知道李白写出轻灵飘逸诗句时心情是如何美妙,但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我近些年也试着作一些诗,水平虽不高,但粗略地体味到作诗过程的乐趣。先要有一个表达的大致取向,然后是试着想些符合取向的句子,往往一开始并不满意,但可以想想替代的句子,这样会逐渐有更好的句子。有时一个句子中的词不够理想,就试着换一个词,或者把已经想出的句子或词语前后调换,使之更为合辙押韵,字词或音调更为优美,形成一首较满意的诗,心里是很享受的。尤其是构成诗的词句与心里想表达的意思相吻合时,就有说不出的快感。低手如我尚且如此,那些吟出绝唱的天才诗人该是何等愉悦。法国诗人保罗 ∙ 瓦莱里说,诗的灵感就像“射入了一道微弱的闪光。”(转引自阿达玛,2023,第11页)

据说AI也能作诗,并且可以乱真,即让人辨认不出它与真人作的诗的高下。这当然也有某些功用,也可以让人欣赏。并且艺术不仅是创作,而且是审美选择。如果进行诗词比赛,并不限制人们借助于AI,有较高审美趣味人更可能优胜。不过这一比赛缺少创作诗词过程的乐趣。

即使那些看来高度依赖理性的行为,也在更高层次上是审美的。如科学思维。彭加勒说,“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彭加勒,2010,第25页)这段话太让人感动了。为了维持和繁衍生命,我们需要功用。但没有美,生命就不值得活着;也就是说,功用也就没用了。美是所有功用的目的,也是动力。所以如果我们只追求功用,也就失去了意义。AI只能替代人们的功用过程,却不能保持意义。为了保持意义,人类还得自己做这些功用之事。这不排除AI可能部分替代保持着意义的人类创造功用。

这种美究竟是什么样的?彭加勒接着说,“我意指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且纯粹的理智能够把握它。正是这种美给予物体,也可以说给予结构以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观,而没有这种支持,这些倏忽即逝的梦幻之美只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模糊的,总是短暂的。相反地,理智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彭加勒,2010,第25页)这种美不仅是动力,而且是享受。而享受就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回报,值得去追求。

尤其是科学家们获得灵感的瞬间,感受是无比美妙的。彭加勒回忆,在一次旅行中,当他换乘马车,在踏上阶梯的一瞬间,突然发现“我用以定义富克斯函数的变换和非欧几何的变换是等价的”(转引自阿达玛,2023,第8页),后来证明这是对的。彭罗斯回忆,有一次与同事一边走一边谈话,在过人行横道时停止谈话的一瞬间,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但由于恢复交谈而被遮盖了。“我记得有种难以解释的兴奋感觉”。后来他把当时的想法梳理一遍以后,发现这个想法是被称作“捕获面”的判据。这一发现让他“欣喜万分”(彭罗斯,1995,第484页)。这样的感觉我也曾有过。经常是在郊游时,忽然冒出一个好的理论解释或好句子,却一时忘了是什么,使劲回想是什么使我兴奋。

其实也不仅是科学研究有这种审美的冲动。人类的更多活动过程都有审美的动力。彭加勒也说,“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不是打动感官的美,也不是质地美和外观美;并非我小看这样的美,完全不是”。(彭加勒,2010,第25页)审美的喜悦也并非顶尖科学家、艺术家或九段棋手的专利。普通民众即使水平不高也有普遍的审美感受。他们下棋,运动,写字,绘画,作诗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审美的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比如书写毛笔字,不可能人人达到王羲之的水平才有乐趣,只要今天写得比昨天好看一些,也会欣喜。打乒乓球,也不会人人男如马龙,女如孙颖莎,只要水平逐渐提高,只要打出几个好球,也感觉很爽。

这种过程审美的性质还可推广到更多的人类活动。尽管我不赞成马克思的一些结论,我还是很赞赏他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类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说法。这两个性质都是可审美的。创造性既有新奇之美也有技艺之美,丰富性有着多元之美。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过程,是可以享受的。只是当劳动变成谋生手段,变成工具,并且专业化以后,它就被“异化”了,就变得痛苦了 —— 经济学中定义的“成本”就是劳动过程的痛苦。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今天许多工匠都有本行业的骄傲,都有对技艺的追求和讲究,都有对没有“异化”的劳动的享受,也有制成产品的成就感。

例如许多手工艺人,他们在机器时代仍坚持用手工制作产品,也一定是乐趣所致。又如制陶者的制作过程。这与制陶产品接近艺术品有关,不可能反复重复制作同一种产品。反过来,那些连续不断重复的劳动恐怕就缺少乐趣了。这正是AI可以替代的劳动种类。据说印第安人做第二把椅子的要价高于第一把,理由是做第二把时就不耐烦了。而在AI时代,设计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这就使得产品更为个性化,每种产品的批量就会减少,这又会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种类。AI还可替代其它缺少乐趣的劳动,如繁重、危险和肮脏的工作。然而也会到此为止了。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AI即使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得比人类更好,但从过程审美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为了提高效率而替代人类可以从中获得享受的活动,这就会使人类失去生存的意义。如果未来果真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所有人类活动都由AI替代,人们可以不劳而获,将会带来更为深重的人类意义危机,即缺少生存的意义。一个称为25号宇宙》的实验揭示,当老鼠生存无忧以后,它们也变得懒惰、无聊,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和梳毛以外什么也不干,甚至不再求偶、生育,最后这个老鼠乌托邦走向灭亡(涛哥漫谈,2025)。因而,一个生物的社会不仅需要功用,更需要意义。没有意义,即使有吃有穿,它们也没有欲望生存。所以人类还会做那些看来AI比人做得好的事情,因为人类从中获得的总收益是产品功用加上过程审美,后者所包含的意义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

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3。

彭加勒,昂利,《科学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

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涛哥漫谈,“细思极恐的试验,第二十五号宇宙”,《涛哥漫谈》,2025年6月8日。

杨立昆,《科学之路》,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2026年1月4日于五木书斋

2026年1月5日 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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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 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选择网购?|盛洪

盛按:最近的服装实体店关门潮,以及有些超市的倒闭,固然是经济萧条所致,但有一部分原因是电子商务发展,人们更多地选择网购的替代效应。这篇三年前写就的论文对网购替代作了研究。其中提到服装的网购件数替代率已达到38%,2023年的超市的网购件数替代率增长率高达16%,约略地预估了这种趋向。(2023年10月24日)


摘要:在电子零售环境下,消费者节约了购买的时间和精力,零售商节约了门店和仓储地租,而增加了快递成本。当快递成本小于节约的购买成本和地租成本之和,网购就是值得的。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将零售分成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四种形式,将商品分成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四个种类,用个人收入和快递成本两个主要变量,以及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重量与体积等四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人们在不同零售形式和不同商品上的网购替代率。


  
一、消费者购物行为变化的理论分析


  
  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电子零售蓬勃发展,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人们购买商品,要到繁华的商业中心去;即使买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到周边的超级市场。于是形成了以城市或人口聚集区为中心的零售商业的分布格局。城市经济学也是以此构建的。
  
  如果要设立一个商店,或建立一个商业中心,在理论上,就要选择一个位于居民居住地中心的地点,其半径依赖于居民采取什么方式走到这个商业中心。粗略地说,如果是购买日常用品或食品,一般在步行10分钟的范围之内;如果是进行大量购买的超市,可以在驾车10分钟的路程之内;如果是购买家用电器的专业店,也要在驾车30分钟之内的路程之内;如果购买家具,可在驾车60分钟之内;如果购买汽车,还可以更远一些。设立一个便利店的考虑,就是要看在10分钟步行路程之内,有多少居民,是否可以支撑这个便利店的日常交易量。如果能够支撑,就设立;否则就不设立。其它形式的商业组织也是如此。
  
  图1 传统购买方式路线示意


  
  反过来,当便利店、超市或专业店已经布局,在传统形式下,人们会隔一段时间到商业中心去购买商品,他们有时只是买一两件商品;他们会经常到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一般是大量购买;他们有时会购买贵重商品,如家用电器或汽车。无论怎样,都会形成上图那样的情形。

  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直接去市场购买的情形大量减少,更多地是在网上下单,由快递员将商品送到家里。于是,人的行动路线变成了大量的快递员到居民区去。于是形成了下图的情形。
  
  图2 网购路线示意
  
  

  那么,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第一,快递员是驾驶机动车运送商品,其活动半径要大于步行的半径。这使得物流中心的覆盖半径要大于日常百货店,就会使物流中心享受更大的规模经济。
  
  第二,快递员一次会给多人送货,其规模要大大于个人一次购买的规模,反过来,总体人数也要少于个人消费者到市场去的人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搬运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同时消费者也减少了购买并搬运商品的成本,当然主要是个人在时间上和体力上的付出。
  
  第三,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劳动是没有人支付报酬的,实际的报酬包含在购买的商品效用中;而快递员是获得了报酬的。这是用市场的、货币化的、专业化的、可交易的劳动,替代了一种非市场的、非币货化的、非专业化的、和一般不可交易的劳动。这一改变也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例如,由于竞争,快递公司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据统计,中国的快递单价从2006年的28.8元/件下降到2015年的13.4元/件(张秋虹,2017)。
  
  第四,在网购物流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异地物流。由于是终端消费者下的订单,这种物流是已经确定了销售的有效物流,它会大大节省长途运输、仓储和退货的成本。
  
  第五,表面看来,将消费者个人的非货币成本转变为快递的货币成本,似乎增加了销售-购买的货币成本,实际上却又替代另一种成本,即店面成本和库存成本。后者不仅包括仓库成本,还包括占用资金的成本。这不仅是因为网上商店一般没有实体店面,而且是因为生产企业根据订货数量发货没有任何多余需要储存的商品。
  
  总体而言,在网购时代,原来消费者的购买模式逐渐被网购和快递所取代,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每件快递的费用,而节约的费用,包括他们自己购买运送的体力与时间,零售店的店面费用和仓库费用,长途运输的低效率成本。

二、网购物流费用节约的估计

  由于网购物流的专业化和货币化,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物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物流费用。打开大型物流公司的网站,我们就能看到物流公司的报价。如圆通公司的同城快递价格是10元,异地价格是20元;中通同城是13元,异地是15元;顺丰同城15元,异地23元。平均而言,2015年约为13.4元/件。我们就以此为物流费用的标准。
  
  那么网购物流替代了什么费用呢?首先是消费者个人的物流费用,即他或她到购买商品的商业中心的往返距离所需时间。当然还有将所购商品运送到家的体力耗费,汽车汽油费用等,但为了简便计算,这些都忽略不计。
  
  首先我们应该估计,购买一件商品所耗费的成本。这件商品可能从街头便利店、或超市、或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或外地购买,所以“平均成本”,就是购买这些商品的加权平均成本。我们可以用在不同地方购买商品的频率和所费成本来估计。通过网上的问卷调查,我们得出,加权平均,一个人每年从便利店购买98.4次,每次购买4个商品;从超市购买53.2次,每次购买8.3个商品;从专业店购买4次,每次购买3个商品;从综合商业中心购买5.9次,每次购买4.7个商品。到便利店是走着去,每分钟约走85米;到超市,专业店或商业中心是开车去,每分钟833米,我们再估计上下车和停车时间为15分钟。得单程时间见下表。
  
表1 问卷得出四种零售方式的数据

  算上往返路程时间,从便利店购买花费8分钟,超市32分钟,专业店40分钟,大型商业中心46分钟。在便利店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路程时间是2分钟,超市4分钟,专业店14分钟,综合商业中心10分钟。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综合商业中心去的目的不仅是购买商品,还有看电影、会朋友等娱乐目的,以及获得餐饮等其它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购物看成是四个目的之一,但主要是购物,占全部活动的68%,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将购买一件商品的时间减少到68%,即6.8分钟。按2018年我国人均GDP66006元估计,每分钟的价值约0.55元。但这只是个平均数,不同的人的收入不同,所以他们的时间价值也不同。我们根据对已有收入数据的回归,得出我国收入分布的特征值,即标准差,以此为基础,我们模拟出我国的收入分布。见下图。
  
图3 中国个人收入水平分布


  
  当然,人们在网上购买商品,并没有完全替代到实体店的购买,尤其是距离很近的实体店。距离越近,购买越频繁,如到便利店的购买,越不可能被网购替代。实际上,人们首先在网上购买的商品,一般是购买距离较远的商品,或搬运成本较高的商品。另外,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布也不同,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的时间价值更高。我们用这样的收入分布去估计不同人购买一件商品时的时间价值。我们把购买行为按零售形式分成四种,即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我们在前面已经估计了到这四种地方购买的单位时间。

  除了节约购买时间,网购还带来了另一项节约,节约下来的成本可以用来补贴快递成本。这项节约就是对零售门店租金和仓库租金以及存货资金成本的节约。例如,根据国美年报,地租成本约占销售额的5.37%。假定网购用快递替代了门店和仓储成本,则可节约这5.37%的成本。网店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的部分补贴给快递费,即网购时所谓的“包邮”。由于不同的商品的单价不同,所以越是贵的商品越可以“包邮”,越是便宜的商品,网购节约的地租成本的绝对值越小,越可能抵偿不了一件快递包裹的费用。一个人选择网购的决策计算如下所示。
  
  假如:(快递单价-路程时间 × 每分钟价值-产品单价 × 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选择网购。
  
  即假如快递单价小于节约了的消费者到实体店的路程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地租份额,就可以选择网购。在这里,虽然地租成本的节约归零售商,但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转为“包邮”成本或价格下降,又会为消费者获益。在技术上,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到不同的实体店去购买,具体产品的单价也不一样,我们采取蒙特卡洛方法,我们假定有3000个个人,他们的收入围绕着人均收入随机波动,产品单价围绕着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而到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价值,我们采用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到四种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与围绕着特定年份人均GDP随机波动的具体个人收入计算出来的单位时间价值相乘。

  我们将不同的收入,到不同的地点购买,购买商品的不同价格,以及假定网店愿意将节约的店面租金用于补贴快递费用,代入这个计算模型中。假定到便利店中购买商品的单价均值为20元,到超市的单价均值为30元,到专业店购买的单价均值为3000元,到综合商业中心购买的单价均值为200元,但不同的个体购买的产品会围绕着产品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范围不超过100%,放在一个模型中,我们得出,约有0.5%的情形人们愿意用网购替代便利店,2.6%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超市,88.2%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专业店,42.9%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综合商业中心。
  
  从购买件数看,便利店的权重是0.61,超市是0.33,专业店是0.025,大型商业中心是0.036。那么加权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就是3.13分钟。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价值约1.69元。显然比快递成本要低。正因为收入分布是波动的,所以有些人到实体店购物的时间价值就会高于快递单价,才会出现上面估计的情形。而加权平均,网购对实体购物的替代率,如果从购物件数来看,仅有4.1%;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高频率的购物主要是到便利店和超市的购物,由于距离较近,一次购物的件数较多,但平均单价较低,所以较难被网购替代。但从购物价值来看,网购替代率高达55.7%。这是因为到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购物的单价较高。
  
  影响网购替代率的,主要有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收入水平决定了时间价值。201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城市居民的比重为59.6%,农村居民为40.4%。加权平均约为29299元。由此可以估计,城市居民的人均GDP 应是平均水平的134%,而农村居民的人均GDP是平均水平的49.9%。将这一比率代入模型,假设农村居民到实体店购物的路程时间与城市居民相同,则网购的件数替代率为2.6%,价值替代率为53.6%;城市居民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2%,价值替代率为56.6%。显然,城市的网购替代率高于农村。
  
  而全国各地的收入水平又有不同,如2018年,北京人均GDP为140211元, 上海为134982元,江苏为115168元,浙江为98643元,广东为86412元。这五个地区的网购件数替代率如下图。网购显然是从人均收入高的地区最先开始,逐渐漫延到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


图4 北京等五地区网购替代率


  一般而言,影响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因素,除了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就是商品的单价水平。但这一因素并不会随着时间有大的变动。所以主要因素仍是前两个。变动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估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或快递单价的降低,会有多少购买行为被网购所替代。在这里,我们假定其它因素,如价格水平等不变。
  
  假定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自2018年以后每年增长5%,网购件数替代率将会提高多少呢?见下图。

图5 个人收入增长下的网购替代率

  然而,如果按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来看,它们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变化不同。从购买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看,越是一次大量购买,越是综合性的消费,平均的交易费用越低,相反则越高。网络交易显然首先替代的是交易费用高的商业组织形式,大概首先要属专业店,其次是综合商业中心,再其次是便利店,再其次是超级市场。如人们首先越来越多地从网上购买家用电器,电脑及其配件等,而有时还会去逛综合商城,经常到超市,每次买很多商品,几乎每天去便利店。
  
  当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时,变化比较大的是便利店和超市,综合商业中心变化较小,而专业店的网购替代率几乎不变。这是因为在现有收入水平条件下,人们已经用网购替代了体积重量大和路程远的商品购买(89%以上),收入水平再高也没有进一步替代的潜力了。而便利店和超市则处于实体店购买和网购的边缘上,只要收入水平提高,时间价值提高,人们就会用网购替代实体店购买,用快递员替代自己跑路。
  
图6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


  如果我们用网购替代率的增长率来描述,就会更为直观。
  
图7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增长率


  假定收入水平不变,仍是2018年的收入水平,但快递单价每年下降5%,一直下降到原来单价水平的一半,结果如下。
  
图8 快递单价下降下的网购替代率

  
  可以看出,网购件数替代率对快递单价有所反应,当快递单价降低一半时,网购件数替代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
  
  与收入水平提高类似,便利店和超市的网购替代率会增长得更快。
  
  与实体交易相比,网络交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评价功能。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商品后,在评价栏上对商品品质、卖家服务、发货速度、快递速度以退款速度作出评价,并能综合成分值,与其它电商对比。尤其是消费者可以写成具体的文字进行评价,这给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更充分的信息。而在实体店中,我们不能获得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偶然逛到的一个实体店,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商店一样。网店的评价功能极大地减少了购买行为的不快后果,亦即提高了效用。
  
  网络交易与实体交易相比的一个重要劣势,就是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涉及到信任。人们最初的网购经验,大多是担心付钱以后能否获得自己满意的商品。然而网上支付平台的出现,如支付宝等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支付宝不仅是一个支付手段,还是一个第三方信用担保。当他们发现收到的商品不满意时,就可以退货退款。一旦人们接受了网上支付手段,他们发现这比在实体店中的支付方便多了。人们在实体店还有可能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待。于是,支付又变成了网购的一个优势。正因如此,新的模式很快就站住脚了。

三、不同商品的网购替代率

  网络交易的这种优势,更大地体现在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商品领域。在各种商品中,那些无需当面查验商品规格、花色和质量的商品,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如很多人的网购是从购买图书开始的。这是因为人们更重视书的内容,其它方面差一点,如封面、版式等,都不是重要的。标准化的家用电器也是如此,人们看重的是它的内在质量,外观可在网上大致看到。而内在质量是无法用肉眼观察的,只能依赖于厂家的信誉。而服装、家具等则更需要当面看清。因而无怪乎,电商多是从卖书及CD开始的。如亚马逊,当当等。反过来,实体书店首先受到了网络交易的冲击。即使到电器实体店,一般很难直接拆箱测试。所以电子产品的销售更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和商家的信誉。
  
  而有些商品,如服装,主要的功能和质量体现在外表,所以到实体店挑选和试穿,效果更好。反过来,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图片虽然也给出了服装外表,但服装的质量还取决于服装质料的手感,以及合身程度,所以图片与直接观看、触摸和试穿的效果还是有一定距离。另外实体店的规模受到覆盖半径的限制,越是半径小即距离近的服装实体店规模会越小,花色品种少,从而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选择需要。

  另外,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的易腐性,商品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影响到具体零售商业形式的兴衰。商品价值越高,人们购买时就越谨慎,就越有可能直接到实体店去买;如人们很少在网上购买汽车。商品越易腐,也越不适于在网上购买。如人们还是倾向于自己直接购买新鲜食品。如果商品的体积和重量较大,人们就更倾向于让快递员送货上门。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从外表判断商品质量的程度作为一个维度,对不同商品进行排序,从最不能判断内部质量,到一目了然,形成一个连续谱系;还可以将实感与图片的差距也照此办法排序;实体店规模与品种多寡,和实体店距离也可排序;商品的易腐性的排序;商品的体积和重量的排序;从而可以用来间接判断,一种商品是否更容易用网购替代实体交易。这四个指标可分别称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体积与重量”。例如,服装的信息内外对称性就较高,比如为0.95,而电视机则为0.05;服装的花色效用距离为4.7分钟,电视机为90分钟;服装的易腐性为0.2,电视机的易腐性为0.02;服装的体积与重量为1,电视机的体积与重量为19。
  
  这些性质程度的大小都会影响到网购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或成本,因而是直接影响网购率的因素。如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强,越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而不是购买现场的检验,因而网购越不影响商品质量。所以网购不会降低购买者的效用。反过来,信息内外不对称性越弱,购买现场的检验就越重要,就越不依赖于网购;网购而不是在实体店购买,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花色效用距离直接就能估计出网购所替代的路程和运输成本。易腐性的高低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而体积与重量直接就影响到快递的成本。所以这些性质的程度都可以折合成成本或效用,也就可以用来直接估计网购对实体店的替代的影响。
  
  如信息内外不对称对效用的影响。在这里可以用价格来表示效用;对效用的影响可以用对价格的影响来表示。如
  
  Pia =P(1-IA)
  
  IA表示信息内外对称的程度,0 < IA < 1。信息内外不对称是相反的量度,即1-IA。此式表示,除非100%的信息内外对称,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的影响越大;信息内外不对称程度越大,对网购的效用越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存在着“现场可观测性”,通过购买现场的观察,或试穿、甚至试吃,可以获得在网上看图片无法获得的有关商品的信息。而如果现场并不能获得更多的有效商品的信息,则到实体店购买就没有效用增量。Pia =P(1- IA),意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越有负面影响,即对网购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大,对网购价格降低的影响越小。

关于花色效用距离:dCcd = CD/Sw      

其中,CD表示花色效用距离,S表示速度,w 表示单位时间成本。dCcd表示由于存在花色效用距离而产生的成本,其中各项,CD,S,w的变动都会对成本产生影响。      

关于易腐性对价格的影响:Pec =P(1-EC)      

EC表示易腐性,0 < EC < 1。此式表示,易腐性越低,对网购效用的影响越小。      

关于体积与重量: dCvw = VWc
  
其中,VW是体积与重量,c 是单位体积重量的物流单价。dCvw 代表因体积重量的变化而导致的成本变化。
  
用这几个因素估计食品、非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我们假定:

表2 几类商品的特性


  
  另外,根据我们的网上问卷调查,对去实体店而不网购的因素,价格高,体积大,新鲜易腐,和亲自试的比重如下图。
  
  图9 不网购的因素结构

  


  我们将“价值高”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体积大”和“新鲜易腐”直接就是“体积重量”和“易腐性”,而“亲自试”因素就是因为“信息内外不对称”的反映,即如果非常不对称,也就无需到实体店亲自试了。我们将问卷中这几个因素的比重作为上述“信息内外不对称”,“易腐性”和“体积重量”因素的权重,纳入到计算中。而“花色效用距离”可用购买时间价值来衡量,直接计入成本。
  
  如果去掉价格因素,花色品种距离和体积重量这三个可以直接计算成本和价格的因素,则剩下两个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信息内外不对称性和易腐性的权重如下图。
  
图10 不网购两因素的结构


估计食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便利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便利店商品单价×(1-加权食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食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非食品日常用品网购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超市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超市商品单价×(1-加权日常用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日常用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大型电器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重量+商品单价/100-专业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重量-专业店商品单价×(1-加权大型电器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服装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综合商业中心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综合商业中心商品单价×(1-加权服装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其中,“商品单价/100”对应于因单价高而要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其含义是,当商品单价高时,因在网上购买失误而可能导致的损失,在一定概率(假定为1/100)下,也就高。所以要加为成本。

  可得出下面的网购替代率的估计。
  
图11 四类商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由于节约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交易费用,改变了物流的流动的方向和形式,使实体零售店节约了门面和仓储的租金成本,代之以快递成本。当消费者节约的路程成本和网络零售店节约的地租成本大于快递成本和网购风险时,人们就选择网购,零售商就选择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
  
  然而,不同的人收入不同,这会影响到单位时间成本进而路程成本,而到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便利店,超市,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的距离和购买商品的类型、单价不同,也会影响到人们是否用网购替代到实体店。本文的研究表明,2018年中国大陆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约为4.6%,网购价值替代率为61.5%。
  
  影响人们选择网购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个人收入和快递单价。个人收入决定了时间成本,收入越高,时间成本越高,越愿意用网购替代要实体店的购买。快递单价影响网购的成本,快递单价越低,人们越会选择用网购替代在实体店购买。当这两个主要因素变化时,网购替代率就会发生变化。在空间上,不同地方因平均收入水平不同而网购替代率不同,如城市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7个百分点,而农村则为3.1个百分点。我们也可以期待,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网购替代率也会不断提高。而随着快递单价的下降,网购替代率也会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张秋虹,“快递物流成本的分析与控制”,《经济视野》,2017年第7期。
盛洪和钱璞,“零边际成本与虚拟地租”,《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3期。

附录:关于消费者网购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
  
  为了更好地了解移动互联下,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不同类型的实体商业带来的影响,天则所“移动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布局和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课题组制作了此份问卷调查,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这份问卷。本次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所有资料仅供课题研究使用,我们会对调查资料严格保密。在此我们向您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带*号为必填题。
  
  注意:答卷人回答的购物行为要以家庭为单位,即无论答卷人是家庭中的父亲、母亲、老人或孩子,都不是以自己个人的购物行为为准,而是以整个家庭的购物行为(次数、件数、距离、单价等)为准。
  
  一、您在网购之前:
  
  1.到经常去的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A. 100米以内
  B. 100-300米
  C. 300-500米
  D. 500米以上
  
  2.一般情况下,到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A. 1-2件
  B. 3-4件
  C. 5-6件
  D. 7-10件
  E. 11件以上
  
  3.在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单位商品的平均价格约为多少?[单选题]
  A. 10元
  B. 15元
  C. 20元
  D. 25元
  E. 30元
  F. 35元以上
  
  4.去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频率一般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A. 1-5次/月
  B. 6-10次/月
  C. 11-15次/月
  D. 16-20次/月
  E. 21次/月以上
  
  5.您到经常去的超市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A. 500米以内
  B. 500-1000米
  C. 1000-2000米
  D. 2000米以上
  
  6.在超市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A. 1-5件
  B. 6-10件
  C. 11-15件
  D. 16-20件
  E. 21件以上
  
  7.去超市购买频率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A. 1-3次/月
  B. 4-6次/月
  C. 7-9次/月
  D. 10-15次/月
  E. 16次/月以上
  
  8.到经常去的专业店(例如书店、家电、家居建材)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A. 1000米以内
  B. 2000米以内
  C. 2000-5000米
  D. 5000-10000米
  E. 10000-20000米
  F. 20000米以上
  
  9. 去专业店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A. 1-2件
  B. 3-5件
  C. 6-10件
  D. 11-15件
  E. 16件以上
  
  10.去专业店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A. 1-3次/年
  B. 4-6次/年
  C. 7-9次/年
  D. 10次/年以上
  
  11.到经常去的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路程是多远(米)?[单选题]
  A. 1000米以内
  B. 2000米以内
  C. 2000-5000米
  D. 5000-10000米
  E. 10000-20000米
  F. 20000米以上
  
  12.在综合商业中心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A. 1-3件
  B. 4-6件
  C. 7-10件
  D. 11-15件
  E. 16件以上
  
  13.去综合商业中心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A. 1-3次/年
  B. 4-6次/年
  C. 7-10次/年
  D. 11-15次/年
  E. 16-20次/年
  F. 21次以上
  
  14.到综合商业中心的主要活动?(多选题)
  A. 购物
  B. 吃饭
  C. 看电影
  D. 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二、您在网购以后
  
  15.去便利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如果减少了平均每月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A. 没什么变化
  B. 3-5次
  C. 6-9次
  D. 10-14次
  E. 15次以上
  
  16.去超市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A. 没什么变化
  B. 3-5次
  C. 6-9次
  D. 10-14次
  E. 15以上
  
  17.去专业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A. 没什么变化
  B. 3-5次
  C. 6-9次
  D. 10-14次
  E. 15次以上
  
  18.去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A. 没什么变化
  B. 3-5次
  C. 6-9次
  D. 10-14次
  E. 15次以上
  
  19.买什么样的商品要去实体店?[多选题]
  A. 价值高的
  B. 体积大的
  C. 新鲜易腐的
  D. 要亲自试用的
  E.
  
  20.您一年中网购商品的价值占您全部购物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A. 10%以下
  B. 11-20%
  C. 21-30%
  D. 31-40%
  E. 41-50%
  F. 51-60%
  G. 61-70%
  H. 71-80%
  I. 81-90%
  J. 91%以上
  
  21.网购的频率(次/月)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A. 1-3次
  B. 4-6次
  C. 7-10次
  D. 11-15次
  E. 16-20次
  F. 21次以上
  
  22.每次网购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A. 1-3件
  B. 4-6件
  C. 7-10件
  D. 11-15件
  E. 16件以上
  
  
  三、基本信息
  23.您的性别?[单选题]
  A. 男
  B. 女
  24.您的年龄?[单选题]
  A. 18岁以下
  B. 19-25岁
  C. 26-30岁
  D. 31-35岁
  E. 36-40岁
  F. 41-50岁
  G. 51岁以上
  25. 您的个人月收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收入总和,包括零花钱)是多少?[单选题]
  A. 3000元以下
  B. 3001-5000元
  C. 5001-10000元
  D. 10001-20000元
  E. 20001元以上
  26.您受教育的程度?[单选题]
  A. 初中及以下
  B. 高中/大专
  C. 本科
  D. 硕士及以上
  27.您所在的城市?[单选题]
  A.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B. 二线城市
  C. 三、四线城市
  D. 乡镇级
  28.您所居住的区域位于城镇的位置?[单选题]
  A. 城市中心区
  B. 城郊结合部
  C. 郊区
  D. 村镇
  
  * 感谢钱璞,帮助我完成了《关于消费者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的工作。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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