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祝贺阿西莫格鲁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成名很早，这篇论文的发表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谓“政治科斯定理”就是将科斯定理用于政治方面。科斯定理是说，如果有 一个对权利的法律截断（产权界定），无论权利分配是否正确，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权利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改变权利分配，使得资源配置得到改善、以致最优。这里面有一个重要条件，是存在一个权威的可以强制执行裁决的第三方机构。在经济领域，这个假设是恰当的，剖析是权利争执双方的任何一方。人们于是想象统治者和公民是权利冲突的双方，他们之间可以做一笔交易，统治者放弃权力实现民主化，用民主化带来的社会总产出增量分配给双方，岂不可和平实现政治转型？此之谓“政治科斯定理”。然而到了政治领域，这个条件就有了问题。因为政治领域的权利争执双方，一方是民众，一方是统治者，后者恰恰是兼有强制裁决和执行的功能的。所以政治科斯定理面临“承诺难题”。如果统治者一方不履行承诺，没有外在的力量强制他遵守。或许因激励相容，统治者可以自我执行？阿西莫格鲁认为似也不可行。因此说“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然而结论也许并不这样确然。关键是统治者怎样看待成本和收益。历史上曾有兵不血刃的政治交易，这就是光荣革命，在此之后“承诺”基本上得到了执行。这大概在于统治者有着较长眼光，从历史的重复博弈中看到垄断权力、盘剥民众的收益其实不大、成本其实很高，愿意用权力换王位的安全；另外就是这场政治交易也改变了强制裁决和执行权力的分配——法官不再由国王任命。（2024年10月17日）
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不成立？
社会冲突、承诺以及政治学*
达隆 ·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期（2003）620-652
社会选择低效率的政策和制度吗？将科斯定理扩展到政治领域意味着答案是否定的。本文讨论了各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并且发展出理论认为，我们有很强的经验上的和理论上的理由相信：低效的政策和制度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低效的制度和政策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客或者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理论性事例依赖于政治中所固有的承诺难题；拥有政治权力的各方不可能做出承诺去约束他们的未来行为，这是因为没有拥有强制执行力的外部机构实施这种承诺安排。
JEL classification: H2; N10; N40; O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制度，承诺，社会冲突，信仰差异，适宜制度，经济发展，殖民主义
一、绪论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信政府的政策，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更宽泛来说，社会的组织影响了经济结果。然而，尽管有重大的理论进展，我们依然没有一个组织框架来分析政策和制度中的决定性的因素[1]。为什么特定社会选择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制度，以及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生活[2]？本文对现存各种解决方案提供一个简单的分类法，并对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表示赞同并给出论证。
在这个分类法中的第一类被称为“政治科斯定理”（PCT）。科斯定理主张：如果财产权利被很好地界定，并且没有交易费用的话，那么经济主体将通过订立契约来达成有效的结果，而不用考虑谁拥有这些特定资产的所有权（科斯，1960，斯蒂格勒1966）。将此推理扩展至政治领域意味着政治和经济交易会强烈地趋向于那些能取得最好的结果的政策和制度的产生，尽管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和需求，而不用考虑是谁或者哪个社会组织拥有政治权力。根据这样的方法，政策和制度上的差异不是经济结果中的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至少大致上，社会会根据他们的环境来选择适当的政策和制度。
第二类被称为“信仰差异理论”（或者一种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尽管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因为他们或他们的领袖不能就“什么将对这个社会有好处”达成一致。笼罩正确的政策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善意的政治参与者在“什么才是对自己的人民有益”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依据过去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证明他们的领导者或选民正确的社会都是那些繁荣的社会。既然用政治科斯定理，强大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那些有害于社会的政策的执行；因此，我们将这种解决方案定义为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
第三类是“社会冲突理论”。根据这种看法，社会选择不同的政策，其中一些对它的公民来讲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些决策是由政客或是由政治上有权势的社会集团做出的，他们关注的是最大化他们自己的收益，而不是总产出或社会福利。这一类理论既包括社会内部冲突导致低效选择的理论，也包括外部（如殖民强权）强加给社会低效制度和政策的理论[3]。
在这种分类法中主要的不同是社会冲突理论和前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不同，前者强调系统性的低效的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普遍存在，后者注重排除这些低效类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我们要证明这种政治科斯定理（PCT），无论简单版的还是依据信仰不同形成的改进版的，都不是分析各国间政策和制度不同的恰当框架。现存的证据表明社会常常选择低效的政策和制度，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形中，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信仰的不同，而是因为政治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在经济利害上的严重分歧。因此，社会冲突理论为分析政策和制度的差异提供了正确的视角。
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挑战是要确定阻碍政治科斯定理（PCT）应用的特定交易费用。换句话说，为什么政客和权势社会集团不和社会的其他人作一个交易来选择使产出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和制度，并将这些收益的一部分再分配给他们自己？更强一些表达：权势集团为什么不有效地掠夺呢？
本文证明尽管政治科斯定理（PCT）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基准，但是它的适用性也是受限制的，因为固有的承诺难题与政治权力相关联。它形成一个简单的模型，即承诺难题阻碍了权势集团有效掠夺行为，并导致了低效的政策和制度。
科斯定理的基础是签订可实施的契约的能力。所以，任何实施难题潜在地限制了科斯定理的适用性[4]。在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逻辑关系中，由于绝大多数契约是由国家来执行的，所以普遍的实施难题出现了。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社会集团会和其他人（即公民）签订的契约，依据定义将是不可实施的，因为控制国家的这些集团不会保证不依仗权力背弃承诺，或者担保不改变契约条款。因此，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一个与生俱来的承诺难题，它削弱了达成有效结果的潜力。
与政治科斯定理（PCT）有关的承诺难题包括两部分。第一，掌权的那些人不可能保证，一旦大权在握，在未来不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这一权力。第二，一旦统治者放弃权力，公民不会向他们兑现额外报偿（side payment）的承诺，因为前统治者不再拥有政治权力强制实施这些承诺。这种双重的承诺难题限制了与低效斗争的潜在补救措施的适用性。然而，因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重复出现的，一些基于信誉和由未来惩罚威胁支撑的承诺有可能被兑现。结果，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范围依赖于通过宪法或其它制度兑现承诺的可能性，以及依赖于替代基于信誉的承诺以强力实施契约的安排有多好。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分配冲突的范围也将影响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
将关注点放在政治情境中固有的承诺难题上，本文的理论分析允许不受限制地转移支付和税收，包括非扭曲的一次性税收。低效率的出现，不仅因为征税技术上的限制，也因为不同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除了非扭曲的税收是适用的，该模型显示，在这种多次重复的博弈环境中，均衡也可能包含扭曲的税收。这种配置一定要满足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这就需要当前的产出不是太大；否则统治者更愿意抢走所有的产出，而不是信守契约。通过一次总付的税赋，个体对他们投资获得的回报有剩余索取权；由此有过度投资的倾向，这可能违反了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结果，对于保证投资水平和统治者激励相容约束相一致来说，扭曲的税收可能是必要的。
Robinson (1998) 纵览有关政府扭曲政策的文献，并进行了类似的区分，即因信仰差异导致的坏政策和由社会冲突产生的坏政策。扭曲的政策中最有影响的模型是投票模型，模型的中值的或者有决定性的投票人可能选择那些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资源给他自己或他的集团的政策(Romer,1975; Meltzer 和 Richards, 1981; Persson 和 Tabellini, 2000)。政治科学文献研究表明，投票行为和党派团体是如何通过互动产生均衡政策的，例子见Aldrich (1983), Baron 和 Ferejohn (1989), Dixit 和 Londregan(1995), Myerson (1995), 及 Snyder (1990)。其它文章强调官僚或政客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例如，Buchanan 和 Tullock (1962)，Ferejohn (1986)，Persson 及其他人 (1997) , 以及 Shleifer 和 Vishny (1998) 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没有考虑政治权力集团为什么不能以有效的方式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事实上，很多这类文献排除了有效的重新分配方法，并理所当然地认为统治者或政府的寻租最大化行为将会导致低效。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有效的政策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这方面，我们的论文更紧密地与North (1981), Libecap (1989), 及 Olson (2000) 的著作相关，他们都讨论了分配的冲突如何导致低效政策。例如，North (1981) 提出统治者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产权体系，会导致低效，但是他也很强调信仰的差异。然而，无论North，Libecap ，还是Olson都明确地思考着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PCT）版本不适用。
通过为低效的收税方法提出一个理论说明，本文也与几个论文相关，它们研究为什么社会宁愿选择低效再分配的政策而不是一次总付式税收和转让的原因。Rodrik (1986), Wilson (1990) 及 Becker 和 Mulligan (1998) 论证，如果再分配的数量是内生的，政客可能要承诺使用低效的方法以达到减少总的再分配的目的。Coate and Morris (1995)证明，当政客利用投票人认为何种政策有效的不确定性时，低效的再分配就会出现。在由两个时期构成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中，Besley 和 Coate (1998)说明，特定类型的低效率如何因有效政策影响掌权者的身份而出现，并强调承诺难题的重要性[5]。Acemoglu 和 Robinson(2000b, 2002)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精英们可能要阻止新的和有效的技术的引进，因为害怕这种变革会减少他们的未来的政治权力。Rajan 和 Zingales (2000) 则展示了由于集团或当事人担心该组织中的其他人变富及在未来要求更多的让步，这些组织是如何做出低效的选择的。最后，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1)展示了，再分配的低效方法而不是更有效的选择，可能是作为维护未来政治权力的一种策略而出现的。在相关的脉络中，Persson 和 Svensson (1989) 及 Aghion 和 Bolton (1990)思考影响未来选举的财政政策的使用。这些文章中没有一个专注于承诺难题如何颠覆政治科斯定理（PCT）的一般性问题，也没有分析这些多次重复博弈中的惩罚策略可以替代正式承诺的缺失[6]。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下一节再探讨和形式化对政策和制度决定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分类法。第3节主张，实际中，无论政治科斯定理（PCT）还是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研究各国制度和政策差异的框架。第4和第5节，分析了统治者和公民之间冲突的简单模型，重点是政治交易中固有存在的承诺难题，并展示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PCT）并不适用。这种分析还展现一些简单的可比较的静态模型，并简单说明为什么扭曲的税收可能对减少公民的过度投资是必要的。第6节是结论。
二、简单的分类
为了强调各种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建立一个简单的分类，思考下面的模型。Y表示总产出或总消费，这里我们将其代表为社会福利[7]。此外，假设
Y=F(X, P)，
其中，X是一个有经济的、地理的、社会的或其他特征的向量，这是既定的，并且直接影响经济的结果，P是能影响结果的政策和制度的一个向量。将P（.| X）定义为使产出最大化的一套政策，假定具有各种特征的向量为X，这样
政治科斯定理（PCT）主张有很强的力量导致社会从P（.| X）走向P*（X）。基本的想法是，如果一个社会追求P*（X） ∉ P（.| X）的政策，那么转换为P*（X） ∈ P（.| X）将创造总增益。如果这些增益符合帕累托改进，所有政治体制将实施这种改变。如果这种改变只产生了潜在的帕累托改进，那么收益的一部分可能被再分配给那些失去利用各种机制的人，或者至少赢家可能为那种有利的改变而游说或投票。有几位作者支持政治科斯定理（PCT）中受限定的几种形式。Becker(1983, 1985)论证了压力集团间的竞争如何能产生推进有效政策的力量。Wittman (1995)将这一论据进一步完善，为民主社会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科斯定理。Wittman证明理性的选民的民主社会一般能产生帕累托有效的，甚至是财富最大化的结果。事实上，Wittman 的论据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民主制度，这种推理也适用于非民主社会。
然而政治科斯定理（PCT）并不意味着政策趋同。某种程度上，P（.| X）不是一个唯一的，可能在两个同类社会里有相当多的差异。但这两个社会的表现不见得明显不同。举例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特定地，如美国和英国，与大陆的欧洲国家，在政府的作用方面，能看出政策的差异。这些似乎不会导致这两类国家在经济表现上有重大差异[8]。
然而，通过一个更宽的社会横截面，我们看到政策和制度的主要差异，例如，香港的自由市场政策和印度尼西亚的过深的政府卷入和普遍的腐败。按照政治科斯定理（PCT），印尼的各种政府干预和腐败并不是该国比香港更穷的原因。每个国家会选择和自己状况相适合的政策和制度，但是因为它们的状况不同，他们达到的结果也不相同，即他们的X是不同的。更明确地说，由于两个社会分别有各种特征的X及X’ ≠ X，其结果就是F（X,P*(X)）≠ F（X’,P*(X’)）；以及F（X,P*(X)）> F（X’,P*(X’)）和F（X’,P*(X’)）>F（X’, P*(X)）。因此政治科斯定理（PCT）认为印尼的制度是根据它的情况作出的适当选择，也就不是无效的[9]。因此，要反驳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我们必须找到系统性的证据，为什么当F(X, P ) < F(X, P’)时，尽管有切实可行的选择，有些社会宁愿选择
，或者为什么仅仅是P ∉ P（.| X）。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发现持续地追求错误政策、从而带来重大产出和福利后果的社会[10]。
在另一方面，信仰差异的理论（即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强调的子集
是不确定的。为了简化符号，假定
是唯一的，特别地，P（.| X）= P*（X）。此外，设想X = (Xc, Xu) ，只要Xu ≠ X’u，则 P*(Xc, Xu ≠ P*(Xc, X’u)。换句话说，这些不确定的特征影响了哪些政策对社会有益。假设政客，或广义说是社会，相信
的实际分配，用G(Xu)来表示。假定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期望的总产出最大化一致。定义：
具有相同Xc和相同的Xu的事后实现的两个社会会因为事前对与收入相关的特征的信仰不同，即Xu是不同的，可能选择不同的政策。给定Xu的一个特定实现，具有相同Xc和Xu的社会将比其它社会更富有，即当G ≠ G’时，
举例来说，设想一下，北朝鲜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和政府所有权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政策有助于提高福利，而南朝鲜大致有同样的特征，Xc和Xu，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事后看，南朝鲜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事实上采用了适当的政策，并成功了，而北朝鲜遭受了贫穷和饥荒[11]。要反驳这类模型，我们必须证实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它追求的政策在任何貌似合理的方案下都不会有利于这个社会。用G表示这个可接受的信仰的集合，如果P和P’代表两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当所有的G ∈ G时，那么从来不应该被选择。
最后，按照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常常选择某种政策向量P（X） ∉ P（.| X），有意地使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回报最大化，而不是使社会福利或总收入最大化。为了强调这种研究方法与政治科斯定理（PCT）之间的不同，考虑另一组变量的向量，不直接影响Y，这样P*(X)独立于
。然而，这些变量可能影响均衡政策；因此我们用
表示。
中的变化对产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通过影响P(X, Z)和P*(X)之间的差距，它们可能对产出有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变量Z，它像计量经济学中的一个工具，它影响
，但不直接影响
。在一般性的这一水平上，社会冲突理论是剩余的一组；如果我们能找出系统而有意地追求低效政策的特定社会，那么它们就在这一范畴内了。然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是否它们能确定一种机制去解释为什么政治和经济谈判不能达成更好的政策和制度。换句话说，这些理论需要确定限定政治科斯定理的范围的主要交易费用，也能找出制度的或其它社会变量，即若干Z 向量，影响均衡政策的低效程度。
三、历史数据：一种解释
本节简要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各国政策和制度的差异是经济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差异的原因不在于人群及其领导者的不同的感觉，而是在于存在于这些领导者之间的社会冲突，或者这些领导者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冲突。我们举几个低效的制度和政策导致大量的不同的经济表现的例子。社会可能因为内部的冲突而选择低效的政策和制度，或因为这些选择是由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尽管起因于内部的低效，是很重要的，但是本节在后面提出了两个由外部力量强加低效制度的例子。这些情节无疑证实了制度的选择不总是依不同的经济环境做出的。换句话说，这些情节确认了政策和制度中的外生变量的来源。
3.1． 制度和经济结果中的差异
各国间的重大差异存在于经济和政治活动组织中。具体来说，让我们关注于经济制度，例如稳定产权的行使程度，均等机会的范围，以及设置进入壁垒的可行性。大量各国的文献证明了在经济制度方面各国间巨大的差异，也证明了这些政治和经济表现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Knack 和 Keefer (1995) 考虑了国际商业组织汇编的产权行使的衡量，Mauro (1995)着重于贪腐的衡量，而Djankov 等人 (2002) 则汇编了各国的进入壁垒的衡量。许多研究检验了教育制度和人力资本相应差异的变量，例如Ringer(1979)、Krueger 和Lindahl (2001)、及Hanushek 和Kimko (2000) 都有论及。这些作者发现了经济制度的措施中的实质差异和在这些措施和经济表现的各种指标之间的重大相关性。例如Djankov和他的合著者的研究表明，1999年在美国开一家中型企业的总成本少于人均GDP的2%，而在尼加拉瓜却是270%，在肯尼亚是116%，在厄瓜多尔是91%，及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是496%。这样的进入壁垒与各种经济结果有很高的相关性，包括经济增长率和发展水平。
根据政治科斯定理（PCT），这类相关性可能在选择错误制度的国家中不成立，因为美国的经济特征，即X，不同于尼加拉瓜、肯尼亚和多米尼克共和国。不同的X要求不同的理想的政策和制度，以至于P*(X) ≠ P*(X’)和F(X, P*(X)) ≠ F(X’, P*(X’)。因此，这些观察可能是不同的社会对它们自己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最佳反应。既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环境就是如此，那么为减少开办企业的成本而进行的投资安排也是不值得的。作为替代选择，在信仰差异理论中（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可能相信高进入壁垒对他们的社会是有益的[12]。
为了反驳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我们必须说明为什么其它同样的，或至少相似的社会因不直接影响经济结果而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并作为这些选择的结果，他们体验到了不同的经济表现，这是基础性的工具变量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寻找一些社会试验，它们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有着显著不同的社会制度。另外，为了反驳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我们需要证明由代表的变量不应仅仅是信仰的不同。这些考虑使我们将关注点放在形成经验案例的政策和制度变量的外在资源。实践上，内在的动力学可能至少像外在的因素一样重要，而且要发展出这样的情景，即政策和制度差异不反映
的差异，就更难了。
3.2． 殖民主义和制度的发展
欧洲人的殖民提供了一个近乎自然的试验来研究这些问题。从十五世纪晚期开始，欧洲人主导并殖民着世界其它地方的大部分。和欧洲人主导一起出现的是强加于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制度。对我们的目的来讲，最有趣的是，欧洲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强加了显著不同的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Acemoglu 等人(2001) 证明大量的殖民地，特别是在非洲、中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的殖民地，欧洲政权建立了榨取型的国家。这些制度不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也不对政府的征收加以制衡。欧洲人的明确目标，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是从这些殖民地攫取资源。在加勒比地区，这种攫取制度采取了奴隶种植园的形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Mesoamerica）的一些国家中，他们建立了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采矿业。在非洲，欧洲人首先感兴趣的是抓获奴隶供美洲的种植园使用；后来，发展出获取资源的其它方法，包括高税收和自然资源的抽取[13]。在这些殖民地中，由欧洲人建立的其它经济制度也对经济发展有害；对大多数人口几乎没有进行什么人力资本投资，而主要资源却被集中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这种殖民化策略与欧洲人在一些安置大量移民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了对照。在这些殖民地中，生活按照他们国内的模式进行；对社会各色人等，特别是小农户、商人和企业家都强调产权的行使。Gann 和 Duignan (1962)、Robinson 和 Gallagher (1961)、Denoon (1983)、 及Cain 和 Hopkins (1993) 都讨论过这些情形。Acemoglu 等人 (2001) 推断，欧洲人是否选择资源获取性制度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是否在殖民地大量移民。如果欧洲人在殖民地安置移民，那么制度是按照他们自己未来的利益来形成。如果欧洲人不在殖民地安置移民，那么他们就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和其它类似的制度去压迫当地的土著族群，以便于在短期内攫取资源。因此，Acemoglu 等人 (2001) 提出，从患病环境看，欧洲人易于定居的地方，他们的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于那些欧洲人死亡率高的地区。
在殖民化时期，在各个殖民地面临着相当不同的死亡率，因为疟疾和黄热病流行的状况不同[14]。潜在移民的死亡率差异，主要由疟疾和黄热病造成的，是一个看来合理的工具性变量；因为这些死亡率不会直接影响当前的产出，却可能通过塑造欧洲移民范式对制度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由于疟疾和黄热病队对没有免疫力的欧洲人是致命的，因此只对移民的范式有主要的作用，但他们对在几个世纪中已经形成免疫力的土著人来说，影响相当有限，所以死亡率对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作用[15]。这些数据显示高死亡率和低死亡率的殖民地在制度形成方面有重大差异。Acemoglu 等人 (2001) 指出在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而无法定居的殖民地中征用土地的风险更大。
Acemoglu 等人 (2001) 还指出，由死亡率和欧洲人定居范式导致的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对人均收入有重要的影响[16]。他们的评估暗示改进尼日利亚的制度到智利的制度水平就能够导致多达尼日利亚长期收入的7倍的增加。这种证据给出了一个清楚的例证，社会如何选择非常不同的制度，显示出这些选择不是归于与产出相关的变量的差异，而是更多地归于其它政治的或历史的环境
的差异（在这个情形中，是早期欧洲定居者所面临的死亡率）。这些结果表明政治科斯定理（PCT），即强调那些推动社会选择适当制度和政策的力量，没有为分析各国间主要的制度和政策差异提供充分有用的框架。
3.3． 南北朝鲜的对比
南北朝鲜之间的对比是另一个例子，即拥有非常相似环境，但有着不同历史或政治均衡的社会，如何可能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也最终带来了不同的经济表现。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朝鲜都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日本投降后不久，朝鲜独立了。在这个日期之后，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和北朝鲜并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这些省份。美国不想将朝鲜半岛交由苏联控制，这样总统杜鲁门提出了共同占领朝鲜的建议，以北纬38度（三八线）将朝鲜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美国最大的恐惧是由苏联或由前游击队战士金日成控制的共产主义军队对朝鲜的全部接管。所以，美国当局支持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李承晚，他更喜欢分离而不是统一的共产主义朝鲜。1948年5月，南方举行了选举，这个选举受到反对分离的朝鲜民众的广泛抵制。新选出的代表开始起草一部新的宪法并在三八线以南建立了大韩民国。北朝鲜变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的控制之下[17]。
朝鲜分离前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它的人种、语言和经济状况都是相同的。北南双方基本上居住着同族的人，有相同的文化；最初两个区域之间存在着极小的差异。分离之时，北朝鲜更多地进行了工业化；例如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几乎是南朝鲜的四倍，尽管南朝鲜有较多的面积和人口（Ha-Cheong, 1988）。分离之后，两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完全不同。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北朝鲜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单个企业没有什么作用。金日成倡导和推广一种哲学，他命名为自主，这在北朝鲜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哲学强调自力更生和共产党控制资源，反过来国家应该代表全体人民。所有非劳动要素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绝大多数关键的经济决策也都直接由国家来做。在分离之前，北朝鲜的工业集中在采矿、电力、钢铁、化工、运输、通讯和水泥。其中大多数很快都被国有化了。当时有许多小的家庭工业和生产者；他们都被强迫加入了消费者联盟的合作社，以达到被国家能够密切监督和指导的目的。所要达到的实际目标，就是没有个人的私有产权(Eberstadt, 1999; Hunter, 1999)。
与此相对照，南朝鲜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对各类生产者进行法律保护，特别是那些在财阀保护伞下的联合体，支配着南朝鲜经济的大的家族集团企业。尽管李承晚和后来的朴将军（朴正熙）很独裁，但是他们避免了最具掠夺性的政策。实际上，朴将军支持经济发展；他的政权经常被认为促进了、或甚至鼓励了投资，使南朝鲜快速增长(Evans, 1995; Wade, 1990)。虽然许多南朝鲜经济政策，诸如保护国内市场，进入壁垒和补贴贷款，直接有利于财阀，但是大多并未侵害社会其他人的产权，国家还积极地资助和鼓励了教育。全面来看，南朝鲜经济制度是高度资本主义的，尽管比资本主义倡导的纯粹自由市场模式有更多的政府干预。
在这两个形成巨大反差的政权下，南北朝鲜的经济分道扬镳了。根据Maddison (2001)的理论，北朝鲜和南朝鲜在1950年时有极其相似的收入水平，相当于1990年770国际美元（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价值GKD）。在1990年代，苏联制度倒塌和苏联援助停止之前，Maddison (2001) 估计北朝鲜的人均收入大约2841美元，比南朝鲜的人均收入8704美元的三分之一还少。南朝鲜政府估计1990年北朝鲜的人均GDP少于南朝鲜的六分之一（见www.bok.or.kr）。在那年，北朝鲜的收入因苏联援助而夸大了。自那以后北朝鲜经济一直在进一步地缩水，而南朝鲜继续增长。根据Maddison (2001) 说法，他们之间的差异目前超过了10倍，南朝鲜人均收入12 ,152美元 ，相对应北朝鲜为1183美元。从1950年以来，南朝鲜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下，快速增长，而北朝鲜在共产主义制度和政策下，经历了极为缓慢的发展。这种将同种的国家分成两个部分，而他们又有各自非常不同的政策和制度的试验提供了另一个清楚的实例，即政治领袖们时常选择非常不同的政策，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尽管有非常类似的经济条件。
3.4． 有意识的选择抑或信仰差异？
各个欧洲人殖民地在制度发展中的差异或南北朝鲜之间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分道扬镳能被解释为信仰差异的结果吗？完全有可能的是，李、朴和其他南朝鲜领导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和私人所有权更优越，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和共产党的成员坚信共产主义政策对这个国家更好。然而，即使信仰差异能解释分离之后的一段时期制度上的不同，但到1980年代，很明显北朝鲜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不再有效。这个领导集团为了保住权力而持续地坚守这些政策的努力就只能被解释为这些领导人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现在北朝鲜领导人、共产党和官僚精英正在为当前的制度延续时间，这比做出新的制度选择能使他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虽然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制度强加给北朝鲜人民的成本，包括过去几年以来大量人口一直遭受的饥荒。
殖民地政策的差异恰恰更强有力地证明了社会的和分配的冲突是低效政策和持续低效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相同的英国殖民者在世界非常不同的地方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在加勒比海和美国的南方，他们建立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以非常暴虐的制度来支撑的种植园社会。相反，在他们定居的和没有大量印地安人或没有奴隶可供压迫的某些地区，如美国东北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发展的这些制度是民主的、鼓励参与的、对政治家和政治精英进行制衡的、以及对社会各色人等都保证产权的行使[18]。此外，这些殖民者的动机很容易理解；如果他们不定居，他们就选择仅仅从土著民那里榨取资源的制度。如果他们大量地定居下来，就设立制度和政策以保护未来的定居者，并且鼓励投资和促进繁荣。
四. 承诺难题和政治科斯定理
4.1 对模型的描述
上一节已提出，政治科斯定理（PCT），无论简单的还是改进版的都不能提供一个好的框架，在经验主义的证据基础上，来分析各国在制度和政策中的差异。这一节将发展一种经济基本原理，以阐释社会和政治中的权势集团以低效方式从人口的其他部分榨取资源，并建立坏的制度。基本的思想是科斯定理需要将财产从一方到另一方的多次转移，但这些转移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可实施的契约对未来的转移财产做出详细规定是必要的。然而，这样的转移是在公民和国家之间，或者和控制这个国家的集团之间，由于没有外部的一方对这样的契约进行强制实施，控制国家的这些集团可能会违背承诺，那么，主要的承诺难题就出现了。仅仅激励相容或自我执行的安排切实可行，可惜内在的承诺难题使政治科斯定理（PCT）不适用。为简化说明，该模型将重点放在没有信仰差异的情形中，尽管结果也适用于改进版的政治科斯定理。
考虑一个无限视野的经济系统，其中时间是不连续的并用t作指数表示。有两组经济主体，一个统治者和一群同质的公民，他们每个人都一样。所有经济主体以贴现因子β将未来贴现，这样适当的效用函数就是：
其中ci + j 是指消费，ei + j 是指努力或投资，(1 – α) 是为了简化一些代数的内容而引入的。生产被特征化为
这里是市场容量，
为自然资源的收益。
另一个次级生产技术，有不可征税的优势，也是适用的。特殊地，这个选择产生非市场收益：
其中b < 1。我们称mt ∈ {0，1}是为市场进行生产的决定因素；如果mt = 0，个体使用非市场技术，并且他的市场收入yit = R，这样来自自然资源的收入依然可征税[19]。
在最佳境界（有效配置），只要高级市场技术被使用，以及投资水平满足
统治者就有权力对公民收税，但他不会将收入贡献到生产过程。然而，因为他拥有充分的强制手段，他就可能从市场部门攫取任意多的产出。为了简单化，这种描述忽略了统治者的有益的作用，诸如法律执行、公共物品提供、管理和国防，因为这些作用对本理论并不是必要的[20]。
决定统治者能对每个人征收最大税额的可行性约束是：
这里表示总产出。在最一般的情况下，统治者会详细规定具体到个人（j）的税收，T jt。统治者被假定和公民有同样的贴现率。然而因为内部的权力争斗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因外部概率q而将权力丧失给另一个统治者。
当前的统治者也可能决定放弃他的权力，这用r = 1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不会再有统治者接管。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民主化，尽管它缺乏许多向民主政体转变过程中的有趣的特征[21]。在民主政体中，公民也可能对他们自己征税，用St表示，以转交给早先的统治者。
我们对可行的契约做了两个互替的假设。第一，作为一个参照，公民和当前的或早先的统治者之间订立的契约，至少可部分地执行。第二，看起来更有可能，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是不可实施的。
在每个时期的事件的时间安排如下：第一，如果契约是可行的，当事人签署它们。如果过去一直没有民主化，即所有过去时期中r = 0，统治者决定是否放弃他的权力，为r = 1或r = 0。其次，个体选择投资的程度e，及决定在市场领域是否生产m = 1或0。如果在所有较前时期r = 0，作为总收入Y的函数，统治者决定要向公民征多少总税额T(Y)。如果在某些时期r = 1，那么民主化已经出现，公民决定向每个个体征收多少税以转交给先前的统治者，用S(Y)代表。接着，消费出现了。最后，如果民主化没有出现，显示出统治者在下一个时期是否还在掌权（他以概率q被替代）。
这种事件的时间安排引入了不是所有交易在同一时间都能被达成的假设；公民投资在先，统治者设置税收在后。因此，某类契约，无论暗含的还是明示的，都是必要的[22]。随着时间t的推移，在这种反复博弈的历史（h t）中包含了一直到时间t的所有的行为。统治者的策略由绘制σ (. |h t) 的过程组成，而这决定了给定历史ht 的每个时期中的(r, T(Y))。税收的水平 T 反过来以产出水平为条件，因为随着事件的时间展开，税收是在公民做出投资和部门选择之后才被决定的，同时也因为税收从不会超出产出的水平。公民的策略是由绘制 ρ (. | ht) 组成的，而这决定了作为博弈历史ht 中的给定历史阶段的(m, e, S(Y))。这种分析将重点放在对称均衡上，即所有公民使用同样的策略，只有一种公民的策略构图需要被详细叙述。公民的投资和部门选择以在他们行动之前观察到的同时期统治者行为为条件。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被定义为，在所有子博弈中，即对所有的ht， 统治者策略σ (. |h t) 和所有公民的策略ρ (. | ht) 都是对彼此的最好回应。为了使这种讨论简单化，我们集中在稳定均衡上，即所有的时期都执行同样的策略[23]。
4.2． 不合作基准
为了提供一个基准，让我们以不合作情况着手，没有民主化出现，即r = 0，并且统治者和公民之间没有签订契约。
命题1. 如果r = 0，存在着一个均衡，这里统治者征收了所有的收入，即他设立T(Y) = Y，并且公民仅可以使用非正式部门技术，也就是m = 0和e = b。
这种配置是均衡的，因为对统治者来说，抢夺所有物品是一个病态的统治策略，沿着这种均衡道路走下去只能简单地获取自然资源收入R。如果一个个体背离了他的策略，在市场体系中进行生产，那么他的消费不会增加，因为统治者抢走了每一样东西。所以，公民选择m = 0，即只用非市场技术进行生产，而且他们为这种技术投资最佳数量，即e = b。
作为未来的参考，在这一均衡中用Ŵ 和V表示公民和统治者都能接受的估值，即
这种均衡非常低效。例如，一个帕累托改进契约可能被重新设计，也就是统治者放弃权力，同时公民向他作出承诺，即以后的每个时期给予单向赔偿R + ε。于是公民将选择市场生产和投资，也就是e = 1，也就达到了最佳均衡。这项分析的其余部分关注这样的帕累托改进契约能否签订。
4.3. 承诺的政治科斯定理
假设统治者和公民之间能够签订可实施的契约。如果这个经济体产生了有效配置，并且当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权力分配与这种配置不相关时，甚至在公民没有完全产权的情况下，政治科斯定理（PCT）也适用。
三种不同的情况可能发生：统治者完全承诺，公民完全承诺和有限的承诺。这部分讨论前两种情况，将第三种情况，它是重中之重，留到下一部分。
首先，设想统治者可能承诺征税水平为T ，这样，T(Y) = min(T; Y)，假设q = 0，那么统治者永远不会被取而代之。在支付税额T 之后，每个公民生产的数量会在T 之上。下列程序给出的均衡配置满足政治科斯定理（PCT）的要求，并让统治者获得最大的剩余（这种均衡具有r = 0，即统治者不向公民转让权力）：
以可行的约束（1）式为条件，同时公民以下列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前提，得出：
其中公式（4）的左侧是公民投资e和缴纳税款T后的回报，而右侧 Ŵ 是公民通过退出正式部门可能获得的价值（（2）式已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简明的；对统治者，T = α(1 – b) + R；对所有公民，e = 1和m = 1。重要性在于，尽管事实上政治权力是在统治者手里，即r = 0，但有效配置达成了。通过对税目的承诺，T(Y) = min(α(1 – b); Y) +R，统治者在投资超过门槛水平后，就使公民成为剩余索取人，鼓励他们在最佳的水平上进行投资。
上面的程序很特殊，它将所有的讨价还价的权力都给了统治者。一个替代方案是，达成政治科斯定理（PCT）所带来的一些租，可以在统治者和公民间分享。推想一下，按照一般化的纳什讨价还价程序，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租是共享的。沿着上面的推理，公民选择有效的投资水平e = 1。施行这一投资水平，从下列公式中我们会发现纳什解：
以（4）式为条件，其中θ为公民的讨价还价力量。第一个括弧内是公民外部选择的净回报，作为非市场部门的产品，它有净现值ab / (1-β)。第二个括弧内是统治者外部征税选择之上的净回报，只能来自自然资源。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法是：对统治者来说，T = (1– θ)α(1 –b) + R，及r = 0，而对所有公民来说，e = 1和m = 1，最理想。来自市场部分的公民生产的剩余增量和所进行的最佳水平的投资是α(1 – b)。这些剩余在公民和统治者之间共享。自然资源的收入R，则完全归统治者所有，因为只要公民不合作，统治者就能获得这项收益。当公民的讨价还价力量θ 趋于零时，T 限于α(1 – b) + R，如上所示。由于统治者的承诺力量，再一次，有效配置得以实现。此外，该模型还说明了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力的分配θ不影响配置的效率；m = 1和e = 1与θ无关。
如果统治者能被新的统治者替代，即q > 0，那么最佳解决方案更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中，统治者偏爱前期高额支付，因为未来他可能不在位了。因此，统治者以比率β(1 – q)将未来贴现，这比公民的贴现系数β 要小。然而，公民不喜欢给现任的统治者前期高额支付，因为如果这个统治者被替换了，这些支付会损失掉，而又不得不额外支付新的统治者。这两种结果互抵，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这种配置将会是这个最大化难题的解决方案：
以（4）式为条件，（5）式和（6）式之间的唯一差别是统治者的贴现系数是不同的，这是由于存在着统治者有可能在这一时期结束时被替换的可能性。解决方案是直接对此进行特征化描述，并且与上文相同。采用完全契约，统治者的贴现系数与均衡配置无关。
接下来，假设统治者不能克守税收水平T的承诺，但是，如果统治者放弃权力，公民能克守转移支付{St}的未来路径的承诺。此刻，通过民主化，即r = 1，政治科斯定理（PCT）是可以实现的；统治者移交权力给公民，作为回报，公民克守对他未来移交支付的路径的承诺。因此，这种公民单方承诺的均衡配置是对这种最大化难题的解决方案：
以（4）式为条件。这种解决方案是，对统治者来说，S(Y) = min((1 – θ)α(1 – b) + R; Y))和r = 1，对公民来说，e = 1和m = 1。所以，统治者或公民对未来税收或转移支付的承诺，适用于政治科斯定理（PCT），并且各方对租的分配，从效率考虑，能够互相分离。最佳投资水平得以实现，而力量的分配，这里用θ 表示，对配置没有影响。
命题2. 统治者或公民任何一方能对未来的转移承担责任，那么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总是有m = 1 和e = 1，因而可适用政治科斯定理（PCT）。
4.4． 有限承诺的均衡
含有承诺的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契约作为一个基准是有帮助的；然而，它们没有操作实用性，因为它们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行的。实施契约需要第三方，典型地是国家，即在社会中拥有合法强制的垄断权。这种强制的垄断权给予国家权力以强制签约人遵循契约条款，即使实施这种指定支付或必需的交货，从事后看，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国家是这些订约人的一方，外部实施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任何拥有实际权力的一方对未来移交、税收或行为的路径负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依赖外部实施，因为遵守这些契约条件无论对国家还是公民都必须激励相容。
要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分析上述的博弈，我们从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我们用MPE来表示）开始，这种均衡不允许重复博弈惩罚策略。MPE将对统治者的σ(∙ | ht)和对公民的ρ(∙ | ht)定义为一种策略结合，这是对彼此的最好反应，也不受历史因素约束，也就是对于任何ht和h’t来讲，σ(∙ | ht) = σ(∙ | h’t)和ρ(∙ | ht) = ρ(∙ | h’t)。如此一来，MPE中的策略仅依靠的回报相关状态变量不会出现在这种简单的博弈中。因此在每个时期中，我们能通过回溯归纳法来解这种博弈。
在最后的阶段，拥有权力的统治者设置税收。对统治者来讲最好的行为是要抢夺一切，因为这种博弈的未来玩法和继续的回报不依赖于历史，所以抢夺一切是没有未来的反应。因此，T(Y) = Y。既然是这样的税收策略，公民宁愿m = 0，以至于没有市场生产，就像命题1中的那样。这是公民和统治者都想阻止的极其无效的结果。例如，统治者乐于许诺设置较低的税收，即对于某种T ≤ α(1 – b) + R的情况，使T(Y) = min(T; Y)，这将鼓励公民留在市场中并投资直到最佳的投资水平。然而，没有惩罚策略的触发机制，这样的许诺就没人会相信。所以，由于缺乏承诺，政治科斯定理（PCT）也就不适用。
命题3. 没有统治者或公民对未来行为做出承诺的可能性，这种独特的MPE只会使m = 0和T(Y) = Y。
五．激励相容承诺
5.1． 由统治者做出的激励相容承诺
假设因为博弈的重复性质而能使承诺得以维持。例如，如果我们允许依赖历史纪录的博弈来制定策略，那么公民和统治者都可能进入一种令人毫无质疑的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承诺不抢夺一切，因为未来的租可以从公民持续的市场生产中获得。这样的许诺对统治者来说一定是自我实施或激励相容。这些结果可以建立非马尔可夫博弈均衡的模型，这里公民实行触发策略以诱使统治者不抢夺所有产出。让我们从这样的情形入手，统治者不会被替代，即q = 0。此外，假设公民能协调他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作为一个团体都选择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的投资水平，以至于博弈在两个玩家之间可以具有同样的特征。5.3这节考虑搭便车，其中每个个体更可能愿意选择不同水平的投资，而不是那个使公民作为一个团体效用最大化的投资。
考虑下列统治者和公民的策略结合。只要公民在过去所有的时期都使e’= e，那么统治者设置税收T(Y) = min (T; Y)，否则税收就为T(Y) = Y；只要统治者在过去所有时期一直设置税收为T(Y) = min (T; Y)，那么公民就使m = 1和e’= e，否则会使m = 0。因而最终配置将使每期都获得税收收入T，并提供给统治者的效用等于
由于统治者不能对未来税收水平T(Y) = min (T; Y)做出承诺，我们必须确保实行这种策略对统治者来讲是最佳的。明显的背离是在当期抢夺一切，那么我们就要检验，确保今天不抢夺一切是激励相容的。如果统治者遵循重复博弈均衡，他将获得（7）式中所给予的V。替代的选择是，如果他偏离轨道今天去抢夺一切，然后转为命题1中的非合作均衡，那么今天他获得所有产出e1-α + R；而从今以后，他获得的报酬就是（3）中给定的V。这样统治者偏离给定策略的回报为e1-α + R + βV。
对统治者来说，激励相容要求：
或者更简洁地表达，激励相容对统治者的约束是
其中函数ϒ(e) 表示统治者抢夺所有当期产出的流动价值，如果当期的投资为e 的话。条件（8）要求每期的税收必须足够大以致统治者不会被引诱去抢夺一切。
对公民来说，激励相容也必须满足。如果他们处于市场领域，他们获得
当均衡投资为e 时，W(e)一定比（2）式中给定的Ŵ更大。换句话说，税收一定是令人满意的
其中Tmax(e)是公民转到非市场领域之前愿意支付的最大税收。
给定这两个激励相容约束，我们察看最佳的解决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即m = 1和e = 1的配置能否达成，从而政治科斯定理（PCT）能否在这种没有承诺的情形中产生。为了研究可以支持最佳配置即e = 1的条件，与公民的激励相容约束相一致的最大税率为：
最佳配置是否能得到支持，依赖于在这种税收水平的情况下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8）式是否得到满足。从（8）和（11）中我们得出
这相当于条件为
如果条件（12）得到满足，政治科斯定理（PCT）就适用。经济当事人可能进入一种默契，因为含有触发策略的惩罚威胁足以克服固有的承诺难题，并且最佳配置得以实现，尽管政治权力的垄断权在统治者手中。
如果经济当事人有耐心，也就是β很高，条件（12）更可能得到满足，并且外部选择对公民不是太有吸引力，以至于统治者在每个时期都能把税收提得足够高，以抵御抢夺比规定的数量更多东西的诱惑。假设（12）不被满足，那么最佳的投资水平e = 1不可能持续。如果愿意支付的最大税收比统治者抢夺一切所获得流动回报更大的话，公民的市场参与m = 1 和市场领域中一些正的投资e > 0作为一种均衡可能仍然得到支持，其结果为：
左边Tmax(e) 代表了公民的激励相容条件，而右边ϒ(e) 相当于统治者的激励相容条件。
图1表示不等式（13）左右两边的e1-α 和T的差距。因为e值低，Tmax(e)就比ϒ(e)增长更快；因此更大的投资水平使得它更易于满足双方的激励相容条件。然而，当Tmax(e)和ϒ(e) 之间的差距达到它的最大值e = β 1/α < 1时，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图中这点的坐标为β(1-α)/α，因为水平轴为e1-α ）。在这点之后，ϒ(e) 的增长比Tmax(e)更快，因为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依赖产出，反之公民的激励相容依赖产出和投资成本之间的差异，而它的增长比产出更小。因此，Tmax(e = β 1-α) – ϒ(e =β1-α) 总是比Tmax(e = 1) – ϒ(e =1) 更大，满足两方的激励相容约束e = β 1-α比最佳的投资水平更容易。所以，在最大努力时，统治者有着当下抢夺一切的强烈动机。
图1 显示Tmax (e = β1/α) – ϒ(e = β1/α) > 0 > Tmax (e =1 ) – ϒ ( e = 1) 的情形。尽管最佳的解决方案不可能达到，但是投资水平的有效范围e ∈[ e*, e**]，作为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重复博弈的均衡可以获得维持。正如下面解释的，具有 e = β 1/α的均衡比具有e ∈ (e*, β 1/α)的均衡，会得到公民和统治者双方的优先选用。因此让我们将重点放在作为潜在均衡组的 e ∈ [β 1/α, e**]上。显然，该组随着潜在的参数而变化。例如，如果 
增大，该组变得更大；特别是，能够被维持的最高投资e** 增大了。事实上，图1 显示，最佳的投资水平随着β的增长而得到维持。
从这种分析中看出，市场获得维持的简单条件出现了。如果双方的激励相容约束都不满足e = β 1/α，这组[e*, e**] 是空的。因此，维持 m = 1的条件为：
如果条件（14）得到满足，那么在这组[e*, e**] 中具有不同投资水平的多重均衡便是可行的。我们没有选择标准，而且这些投资的任何一种，以及相对于那些处于边际的其它帕累托次优，都可能形成均衡状态。然而，要确认这些均衡中的哪一个最被公民和统治者喜爱是很简单的，同样其它的因素也指向该社会的帕累托边际。
首先，考虑统治者效用最大化，在选择e和T时，（7）式以（8）式和（10）式为条件。最佳的解决方案为e = e**和Tmax(e**) 。换句话说，统治者想要使投资最大化，并在此投资下选择最高可能的税收水平。注意，e**也是希望产出最大化的社会计划者将会选择的投资水平。与此对照，公民再一次想要以（8）式和（10）式为条件的（9）式的最大化。只要e ∈ [e*, e**]，公民的激励相容约束（10）将得到满足，公民不会再给统治者比必须满足他的激励相容的最小数量更多的东西。因此，（8）式必须保持相等。那么，从（8）式到（9）式，将T替换 ，公民的最大化的难题被表示为：
换句话说，公民想要使（13）式中的左右两边的差额最大化，上式给出了解决方案：e = β 1/α。直观上，进一步增加e 对公民来说成本提高，因为他们支付了额外的投资成本，同时统治者获得了所有收益。由于他们没有将统治者的收益内部化，比起最大的可维持的投资，公民更喜欢e = β 1/α。
对上述分析进行直接的类推，我们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的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一般化的纳什讨价还价解来描述帕累托边际的特征。即为：
以（8）式和（10）式这两个激励相容约束为条件，同时θ又一次成为公民的讨价还价能力。根据政治科斯定理（PCT），两方之间的政治权力的配置不应该影响结果。然而，只要（14）式得到满足，并且这组e [e*, e**] 不是空的，情形就不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如果 θ = 0，即如果统治者拥有一切讨价还价力量，结果是：e = e**，反过来，如果θ = 1，也就是公民拥有一切力量，那么结果就是：e = β1/α。对这种最大的难题e (θ) 的一般解是在ȇ = (θ = 0) = e**和ȇ (θ = 1) = β 1/α 中逐渐减少θ [1]。公民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力量降低了投资和效率，这是有点令人惊讶的结果。由于这个难题是统治者不能承诺对公民的投资回报不征税，人们可能认为公民有更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将减少非效率。然而，讨价还价力量不影响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相反，它决定着在均衡的可能集合中哪一点得以选择。由于公民忍受投资的成本，接受不完全回报，所以他们倾向选择的投资总是少于统治者期待的投资。随着讨价还价力量的增大，公民选择更接近他们期望的均衡点，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具有较低投资和较大的净回报。
现在考虑统治者替换的情况，也就是q > 0。因为替换是在一个时期的末端发生，与上述分析唯一的区别是统治者延续合作的价值。考虑到这一点，对统治者来说，相关的比较是现在抢夺一切，他的回报为e 1-α + R / (1 – β ( 1- q )，按照规定的比率收税，即T / ( 1- β ( 1- q )。从上述公式看二者是有差异的，由于可能发生替换，对统治者来说未来价值变得更小。因此，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变为：
其中公民的激励相容约束维持不变。如果
那么条件（15）意味着最佳的结果现在可能得到支持，即对所有q > 0 的情况来说，它比（12）有更多的限制。直观看，替换的可能性减少了统治者未来合作的价值，并且导致最佳结果更难实现。因此，政治科斯定理（PCT）可能更少适用性。
一般解也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发生变化。就图 1 而言，描绘ϒ(e)的曲线向上移动，能被支撑的投资水平范围下降了。讨价还价解现在与最大值相符合：
以（10）式和（15）式为条件。显然，q 越大，也就是替代的可能性越高，投资的均衡水平就越低[25]。在这种情形中，替代可能性的影响与可实施的契约的情况形成对照，后者中的 q并不重要。最后，包含m = 1的均衡的相应条件相对于下式
的改变得到支持。
这些结果将在随后的命题中予以总结。
命题 4 如果统治者和公民不能对未来的转变做出承诺，那么政治科斯定理和有效配置可能在（16）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由触发惩罚策略支持。否则，投资水平会小于最佳水平efb ≡ 1。只要条件（17）得到满足，具有市场生产的均衡，也就是m = 1，就能够得到支持，除非小于有效投资，即e < 1。在这一均衡中，投资水平是一个逐渐减少的公民讨价还价力量θ 和统治者替代可能性q 的函数。
因此，由于在政治上的内在承诺难题，这种分析在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上设立了理论限制。因为没有有强制能力的外在一方实施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契约，那么统治者的许诺一定是自我执行或激励相容的。这种约束在社会达成有效配置的能力和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上设置了限制。尽管该模型没有将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一次性转让排除在外，但结果仍然不变。
5.2 政策和制度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和比较经济静态分析提供了对均衡的制度和政策的潜在决定因素的简单解释。首先，如果政治科斯定理（PCT）不适用，那么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力分配对这种均衡的结果就很重要。更有趣地，统治者作决策的视野也很重要。如果统治者没有耐心，例如由于他害怕其他有竞争力的统治者替代他，那么自我执行的协议就较难继续，这是因为来自未来的惩罚威胁的激励变弱了。因此，如果统治者有较长的执政视野，那么较好的均衡政策将会出现[26]。最后，公民较好的外部选择只给统治者和公民留有很小剩余分享，使得合作更为困难。
设计比赛规则或起草宪法的经济当事人的身份也可能很重要，特别是，如果制度是由外部的集团强加给一个社会的，例如殖民强权。如果政治体系是由公民制定的，那么他们可能选择“民主的”制度，在这个制度里，统治者没有权力对他们征税。与此对照，如果一个政治精英或统治者，在设计这个社会时，没有将公民的利益内部化，那么他们将选择保持所有的权力。尽管这种看法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理解欧洲殖民者为什么在他们大量定居的殖民地，即在那里他们成为公民，引进相对民主的制度制衡该国家和政客的权力，是很重要的。相反，在一些殖民地，他们不定居而只是希望从土著居民那里转移资源给他们自己，同样的殖民地权力被建立或用来维持压迫的和攫取的制度。尽管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模型用来解释各种社会情形，但是通过引进一套对政客进行制度控制，即高成本的统治者替代，将制衡制度整合进这里的理论框架是有益的。这种分析提供了涉及制衡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并在对统治者的这些制度约束类型和统治者通过自我实施协议将自己置于其中的那些隐形约束之间，建立了互动。
现在让我们设想公民可能替换这些政客，尽管这种替换成本高昂。这种替换的决定发生在统治者设置税收之后。让我们也假定替换的成本，用c表示，由所有公民来承担，不考虑他们是否支持这种统治替换，也就是，没有搭便车者的难题[27]。如果公民试图替换统治者，我们假定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为p。参数p可能被解释为对政客制衡制度的质量标准；如果p很高，就能更好地控制统治者。如果将目前的统治者推翻，新的统治者会被适当地安排在随后的时期。如果统治者被驱逐，他在当期不能收到税收，而为了简化这种分析，让我们也假定这一税收也不会被公民获得。替代的假定也能获得类似的结果，但是目前的这套假设简化了分析。
假设统治者已经设置了税收T，并且期待着未来有同样的税收。不考虑统治者最初的激励相容约束，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的均衡将会达成，不管是否公民试图替换或已经替换了统治者。为了进一步简化这种分析，设定 q = 0。在成本为c 时，公民对是否替换统治者，或者继续维持隐含的协议，有选择权。公民的价值函数为：
上面一层与选择替换相关，下面一层适用于公民不试图替换统治者的情形。注意替换与否的延续价值是等价的βW(e, T)，因为某个统治者在这一点之后将会采取最佳的政策。这两层之间的唯一不同是替换的成本。这直接意味着公民将再不会行使他们的替换统治者的选择权。这样的替换成本高昂，并且沿着这条均衡的路径，对公民不会产生利益[28]。
然而，公民替换统治者的能力可能对这种均衡有影响，因为他们可以将背离了隐含协议的统治者进行替换。特别是，认为这是一个抢夺一切产出的统治者时。在这之后，公民和统治者将进行不合作博弈。如果公民不试图替换该统治者，那么他们的延续价值就为：
其中，Ŵ是（2）式中给定的在不合作延续策略中的公民的价值，-(1-α)e 是当前时期的流动回报，因为他们已经投资了e，而且全部产出已经被统治者抢夺了。该公式也内含了这样的事实：如果公民现在不替换该统治者，那么他们在以后的任何时期将不会替换他。
现在，让我们确定试图替换统治者之后，对公民的价值。由于看一步的背离就足够了，假设如果公民试图替换统治者失败了，他们将再也不试图替换他，还假设在后续的博弈中，他们将与新的统治者进行合作。那么试图替换统治者的价值为：
公式中的w(e, T) 是均衡价值。将（19）式和（20）式对比，说明只要
公民就会试图替换统治者。解释一下，Ŵ – W ( e, T) > 0时，条件（21）意味着替换成本足够低，即c → 0，公民将会试图替换这个背离隐含约定和抢夺所有产出的统治者。这种替换的选择将会明显地影响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特别是，如果（21）式持续存在，背离和抢夺一切的统治者知道随着概率
的变化，他将被替换。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 Ŵ – W ( e, T) > 0，公民将会在每个未来期间试图替换该统治者。考虑到这一点，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将从（8）式变为：
这样，政治科斯定理（PCT）要维持下去的条件就成为
如果p = 0 ，这一公式与（12）是等价的。当p提高时，条件（22）更可能适用。因此，对统治者的较好的制衡制度，用较高的p值测量，使得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更可能实现。
如果（22）不适用，那么统治者最偏爱的配置将会是受制于公民和统治者激励相容约束的投资水平最大化。换句话说，统治者最偏爱的配置将挑选最大的 e，ē，这满足于
或者相当于：
显然，ē在p的范围内不断增加。所以，公民在替换统治者的能力越有效，均衡投资就越大。以前提出的类似主张，即市场生产，m = 1 ，在这个案例中能够获得支持，只要
这些结论在以下的命题中予以总结。
命题5 假设在替换的博弈中，替换成本c很小，即 c → 0 。如果（22）式成立，政治科斯定理（PCT）就适用，并且投资的有效水平可能被维持。较好的制衡制度，用较大的 p来衡量，使得（22）式的成立变得更加可能。当（22）式不成立时，投资的有效水平不可能得以实现。然而，只要（24）式成立，市场生产就可能被维持，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均衡投资由满足（23）式的 来保证。较好的制衡制度，即较大的 p ，也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均衡投资。
5.3 搭便车、过度投资和税收的形式
这一模型在公民和税收的形式中也提出了与搭便车有关的有趣的问题。一旦公民调整他们的行为的假设变得不严格，扭曲税收的动机就出现了。
假设公民不协调他们的行为，同时统治者继续观察到总的收入水平Y ，并且设置适用于每个个体的一次性税收T。让我们关注这样的情况：（16）式不再有效，（14）式还有效，这样最佳的解决方案，即e = 1，不可能存在，但是在e = 1条件下，市场生产的均衡依然存在。每个个体面对一次性的税收，由于个体是原子式的，他们不会认为他们自己对Y有影响。因此，e < 1下的均衡不再可能存在。每个个体将愿意投资直到e = 1 为止，因为每个个体既是无限小的也是对边际上新增投资的回报有剩余索取权的。合计所有个体的行为产生出等于Y = 1 + R 的产出，这违反了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并排除了市场生产均衡。
上节的自我实施均衡能得到除了一次性税收的其它税收安排支持吗？如果税收计划能够以个体收入，y j为条件，那么均衡的税收计划可能被制订得足够扭曲，以精确吸引恰当数量的投资。例如，假设统治者实施下面线性税收计划T j(yj) = τ0 + τiyj。作为反应，市场部分的投资将为：e = (1 – τ1)1/α。假定合意的均衡投资为ȇ < 1，税收水平为Ṫ。要支持这样的均衡，统治者必须按下面税收计划征税：ȇ = (1 – τ1)1/α 和τ0 = Ṫ – τ1(1- τ1) (1-α)/α。换句话说，税收计划必须足以使个体不至过度投资，并偏离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这些要点总结在下一命题中。
命题6 如果公民个体地选择他们的投资水平，以致不能实现最佳的投资水平，那么均衡税收不得不被扭曲以阻止公民投资达到 e = 1 。
因此这一模型不仅有助于分析承诺难题，及限制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它也为观察看来无效的税收安排提出了一个理性说明，甚至在非扭曲的一次性税收可行时也是如此。表面上，这些税收计划看起来扭曲了激励。然而，在自我实施协议的领域里，统治者和公民之间，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可能是阻止公民过度投资。因此，公民不应该对他们的投资回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对为什么扭曲的税收比非扭曲的更获青睐，该模型提供了初步的解释。对该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的更详细的研究留待未来解决。
六．最后的评论
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和社会做出的制度选择近来一直引起很大的兴趣。为什么一些社会选择高税收？而其它社会选择较低税收？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官僚机构比其它国家的更腐败？为什么一些社会是民主的、议会的和多数主义的？在分析这些问题时，第一步是要决定谁制定政策和做出制度选择，以及为了何人的利益。例如，集体的选择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最大化，或是他们选择的政策和制度以牺牲社会其他人为代价而有利于某些政治权势集团吗？
本文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分类法用以搜寻该问题的答案。第一种称之为政治科斯定理，用PCT表示；它证明社会做出了有效的选择，并在各种组织和个体中分配从这些选择中获得的收益。依据这样的方法，如果社会选择了无效的政策，那么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将会推动他们回到有效的政策。作为第二种选择，社会可能选择无效的政策，不是由于在政治进程中的失败，而是因为政治家和公民的信仰是错误的。最后，第三种涉及到社会冲突理论，它们主张社会常常选择错误的政策和制度，或者甚至追求灾难性的行动路线，因为这些选择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为其利益而做出的决定，而是为了控制政治权力的那些人的利益。
这篇文章的大量内容专注于证明社会冲突理论为分析提供了适当的实验和理论框架。然而，政治权势集团为什么宁愿选择减少总产出的政策而不选择有效的政策并重新分配这些利益给他们自己的原因，需要进行解释。既作为解释，也以此作为对政治科斯定理（PCT）适用性的限制，这种分析突出了政治学中的承诺难题。换句话说，效率考量不能从分配的冲突中分离出来。政治科斯定理（PCT）假设政治和经济交易可以在各种个体和组织中被达成。然而，这些交易是跨时期的，并依赖于契约和承诺。典型地，契约和明确的承诺由国家来执行。因此，国家或社会组织控制的国家希望与社会其他人签订的契约是不可实施的。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创造了一个内在的承诺难题，即破坏了达成有效结果的可能。这并不是要否认政治和经济力量有时可能朝着更有效的社会安排推进。事实上，这一理论模型表明激励相容承诺怎样可能补偿可执行契约的缺乏。重点是，一般地，推进效率的力量；和特殊地，激励相容承诺，典型地不足以达成有效的结果（或证实政治科斯定理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以理解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即将某些隐含在许多近期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重要的问题加以凸显。证据显示社会冲突理论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适当的框架。然而，除了承诺难题之外的各种因素可能在限制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方面很重要。而且，即使承诺难题最重要，我们建造的策略模型可能不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因此本文是对有关低效政策的原因和阻碍政治科斯定理（PCT）的适用性的因素的未来研究的一个邀请。
感谢
我要感谢拉斐尔·奥尔·米利亚姆·布鲁恩（Raphael Auer Miriam Bruhn）的突出的研究协助和世界银行正确制度会议（the World Bank Appropriate Institutions conference）和国际社会促进新制度经济学会议（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ference）的研讨会的与会者们。我还要感谢Simeon Djankov,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和两名匿名的审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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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璞译，盛洪校）
* 2003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 Austen-Smith an和 Banks (1999) 与 Persson 和 Tabellini (2000)对政治经济中的最新进展作了极好的介绍。
[2] 在政策和制度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在一个既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做出的选择，例如，税率和财政政策。与此相对照，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它更持久，诸如，约束未来的选择和政策。这些包括这个社会是否民主，法律对政府约束的性质，以及私有财产权利执行的程度。尽管当某些政策被选择时，那一时刻，制度常常已经被预先确定了，但是他们也是被这个社会所选择的。比如，政府和公民决定了什么法律规则将是适用的，执行它的严厉程度将是如何的。我们的关注点在于为什么低效的政策和低效的制度会被选择，并且持续存在。因此，作为本文的绝大部分不对政策和制度加以区分。
[3] 有许多有趣的理论结合了这三类特征。只要他们将一个重要作用归因于社会冲突，这种分类法将他们归在第三类。几个互动作用是值得简要论及的。在许多有社会冲突特征的理论中，由于经济环境不同，社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一般来说，争取有效结果的强大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例子见Engermann 和 Sokoloff, 1997）。在其他的模式中，某些组织试图，或者设法让其他人确信他们最首选的政策整体上也会对社会有利，例子见Coate and Morris (1995)。还有一些模式中，一些社会选择不同的政策，最初只因为信仰的不同，但是后来这些政策产生导致了或加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支持者对这些低效政策连续执行的支持，例子见Acemoglu 等人 (2002)。另外的一套研究方法也值得一提，它们尤其在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中流行。尽管断言许多政策和制度很低效，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试图解释这些竞争组织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导致的低效。取而代之的是假设其它相互作用的无意识的结果导致了这些制度和政策的产生。Tilly (1990和 Herbst (2000) 强调对于经济发展来讲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的重要性，这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特色。从这一角度来看，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否只是其它不相关因素的结果，例如人口密度或战争的频繁度。
[4] 实施难题可能是由不完全的信息、签约成本或有限理性引起的，例子见Anderlini and Felli (1998) ，Dixit and Olson (2000), Farrell (1987), 和 McKelvey and Page (1999)。我们重点关注承诺难题，因为它们对政治科斯定理意义重大。有关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的文献，例子见Williamson (1985), Grossman and Hart (1986), 和 Hart and Moore (1990)，重点关注如果契约不完善，为什么财产所有权的分配可能对激励很重要。非正式地试图将交易费用的推理扩展到政治学上，包括North (1990)和 Spiller和Tommasi(2002)。
[5] 其它在政治学领域强调承诺问题的相关文章包括North 和Weingast (1989)，它们论证了英国十七世纪采纳议会制度是对未来低税收的承诺，它们解释了密苏里妥协是北方承诺不去试图废除南方的奴隶制，以及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a) 证明了十九世纪欧洲民主政治的引入是富有的精英承诺要在未来重新分配的结果。
[6] 在关注于无限期的，拥有自我实施安排的模型时，本文也与Dixit等人 (2000)著作有关，它们分析了拥有不同利益的组织间的自我实施的政治交易。
[7] 这种前提避免了帕累托比较引起的复杂化，并帮助我们聚焦在主要点上。
[8] 例如，见Hall 和 Soskice (2001)有关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成本和收益的讨论。
[9] Glaesar 和 Shleifer (2002)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法国选择非常不同的法律规则和体系，而这对每个国家的基本状况都是适用的。
[10] 通过反驳政治科斯定理（PCT），我们打算在一些社会中找出显著且大量的制度和政策的重大无效现象。当然，这种陈述假定知道什么问题才是显著和大量的重大现象。对政治科斯定理的反驳并不意味着没有推进更有效安排的力量存在。
[11] Piketty (1995)逐步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即政策差异源于信仰差异。在经济体中个人对再分配的程度进行投票，基于他们相信在经济成功中个人努力的价值。反过来，这些信仰有发展成为各种经济互动和税收政策的结果Romer (1997) 和Mukand 与 Rodrik (2002)也分别强调了这些论点的重要性。
[12] 最佳的非强制的私有产权的例子可能是十八世纪之前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案例。Demsetz (1967) 证明：尽管无论有潜在的过度捕猎策略，在内陆上执行产权的成本比获得的利益更高，因为没有皮毛的市场，只有对过度捕猎微弱的激励是那时的现实。在印地安人开始和美国白人交易皮毛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从这时起，对过度捕猎的激励和无产权的成本增加了，这样内陆的私有产权被引进了。
[13] Davis 和 Huttenback (1986) 计算出1885年之前，英帝国的投资回报率比在国内高25%以上。Roberts (1976) 计算，以最小的投资从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将大量的资源转移到英国。Manning (1982)估计从1905年到1914年之间，达荷美共和国（贝宁的旧称）50%的GDP被法国攫取。Young (1994) 指出当时突尼斯的税率高出法国主要大城市的4倍。Peemans (1975) 证明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从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获取的资源总数，经计算折合为占到他们收入的60%。
[14] Acemoglu 等人 (2001，表格A .2) 中呈现了各个殖民地里欧洲军队和神职人员死亡率的变化情况。在1850之前，千人规模的移民的年死亡率，经过不断补充，变化范围从新西兰的8.55，这低于欧洲当时的水平，印度的49，牙买加的130，及西非的大约500。
[15] 这种排他约束是以这些地区的土著人的死亡率来支撑的。例如Curtin(1964) 报告指出服务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印度城市）的本地人军队的年死亡率分别为千分之11和13。这些数字与服务于英国的英国军队的死亡率相似，他们大约为千分之15。相反，服务于这戏殖民地的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更高，因为他们缺乏免疫力。当时的服务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英国军队的死亡率为千分之70和170。
[16] 那篇文章证明了制度对经济表现的影响是很强地将澳大利亚、新西、加拿大和美国排除在外，而在非洲，为了控制各种地理变量如赤道的纬度距离、大陆样本、温度、湿度，要看这些国家是否缺少耕地、土壤品质和自然资源丰富与否。他们仅利用黄热病流行数据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变量来源，因为黄热病目前已被根除。
[17] Cumings (1997) 和 Buzo (2002) 提供了最新的朝鲜历史纪录。
[18] 在新世界，清教徒的经历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同样的团体如何因不同的激励而采取非常不同的殖民化策略和社会组织方式。1630年由英国清教徒组建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常被作为好制度的范例受到赞誉，由一群寻求经济和宗教自由的英国殖民者引进到各个殖民地。同时被在英国有权势清教徒利益集团资助一群清教徒在西加勒比海的普罗维登斯岛组建了一个殖民地。在这个殖民地立即就采取了奴隶制，并且对于定居在这个岛的人来说，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就是袭击和劫掠该地区的西班牙船只 (Kupperman, 2000)。
[19] 只要个体能从市场生产中退出，市场收入的存在就确保了统治者继续获得确实的回报。
[20] Acemoglu 和 Verdier (1998) 提出了一个模型，即政府起到有益的作用，但是政府官员也是腐败的，他们的行为掩盖私人的动机。
[21]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a) 提出了民主化的模型。
[22] 这种博弈也提出了制度和政策之间的一个可能的区别。制度能反映社会是否民主，即谁有权力设置税收，与此相对照，而政策则反映实际税收选择。然而，这种分析的目标不是澄清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区别，而是要弄清那些阻止对政策和制度进行有效选择的力量。
[23] 对稳定均衡的约束是一个重要的约束。Acemoglu (2003) 指出在类似的环境中非稳定均衡胜过稳定均衡，并且Dixit等人 (2000) 在相关政治经济环境中呈现了对非稳定均衡的彻底的分析。然而，对稳定均衡的约束是有用的，因为这些更易于描绘和产生有用的可比较的静态结果。
[24] 为了证明这一结果，注意统治者的激励相容约束（8）必须有效，或者双方能有更好结果。利用这一条件并提出公因子常数，最大化难题可被重写为： 。区别并简化为：
，这给出：在
范围内，
。
[25] 数学的论据与上一脚注的论据类似。相关的表达式为θ= ，它给出，在
范围内，
。
[26]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b, 2002) 根据为什么害怕被替代的统治者可能追求对这个社会来讲是错误的政策提出不同的意见。在那篇文章中，害怕被替换的统治者更可能抵抗高级的技术或制度的引进，那时这些变化可能侵蚀他们在职利益和潜在的未来政治权力。
[27] 这种说明在决定是否取代目前的统治着时涉及到搭便车问题，关于投资决定的搭便车问题是不同的，在下部分，它会被讨论。
[28] 如果在不成功的替换企图之后，统治者和公民回到不合作的状态，这一结论就更不用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