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砸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1号时务局，2025）。不少人赞扬砸窗人，铁路部门组织水军反击，说“砸窗非英雄之举”（朱哲，2025；杨轩宇，2025；简艳，张凯，2025）。因为根据铁路部门的标准，此时还不到非要砸窗通风的程度。其实这不是一起针对个别行为的褒贬，而是一场规则冲突。一个规则是铁路规则，它要保证铁路列车财产的安全；一个是生命规则，它要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很显然，生命要放在财产前面。争议在于，在什么情况下，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需要用牺牲财产安全来换取。
这本身也是一个规则，这就是，谁来判断生命健康受到的威胁足以要以牺牲铁路的财产来挽救。争议在于，铁路方认为这个标准应该由它来定，但它会有一个偏向，就是它是财产拥有方，它会倾向于更危险的程度；而乘客方是承受的一方，他们直接感受生命健康受到的威胁，已经到了足以要牺牲掉铁路一小部分财产的地步。表面看来他们有夸张威胁程度的倾向，但他们大多都有文明习惯，不管是谁的财产，一般不会轻易损坏。一个例子是郑州地铁5号线遭遇水祸，大多数乘客只是被动地等待救援人员砸开车窗，个别自己砸窗的情况也只是到了快要窒息的时候，那些失去生命的14个人，大概致死也没砸窗（解放日报，2021）。因而，砸窗是不得已的举措。
并且乘客们购买了高铁的车票，就是与铁路公司签订了一个合约，其内容是铁路应安全地恰当舒适地将乘客运载到目的地，乘客支付足以弥补成本而有余的价款。该列车运行期间出了事故，这已经违反了合约中的安全条款，也因此也违反了舒适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乘客要求开门通风，却遭到乘务人员的拒绝。这种行为显然是违约行为。因为它自身的错误，导致承诺乘客的支付全款的服务没有完整提供，也没有补救措施。乘客不得已自救，损坏的车窗成本远低于它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因而即使从财产权角度，铁路方也没有什么要求的权利。
在是否危险的争议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应该听谁的？答案是，应该听乘客的。因为一，他们是亲历危险和不适的人，他们的感觉有第一手权威性；而乘务人员是他人，他们不能代替乘客自身的感觉；第二，乘客是合约中的服务享用方，铁路是服务提供方，它的服务是否达到了合约承诺的标准，只能由乘客判断。乘客们只想安全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如果他们非要砸窗时，就已经表达了对服务提供方的不满——不仅出事故让他们不能安全舒适和准时地到达目的地，而且还拒绝乘客提出来的补救措施。第三，事实证明，铁路对威胁的判断是是否“死人”，所以没有达到它认为的“紧急程度”；而乘客的感受则是闷热和呼吸不畅，还应包括精神损失。事后看来，铁路方没有承担对乘客们身心损害的任何责任，这不正是它不应该决定规则的明证吗？
那么，为什么会有高铁人员遵循的这种规则存在？这是因为，一个规则应该首先遵循文明的最高价值，即保护人的生命。这是天道，也是渗透到每个人良知里的道德标准。成文地，它表现在宪法中，即“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3条）。各种法律、法规，或行业条例，以致企业内部规则，都应在这一大原则下制定。然而在大陆中国，由于宪法不可诉，不能落地实施，在实际中，有不少法律、法规、行业条例，甚至企业内部规则是违反宪法这一基本原则的，而又没有手段加以纠正。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少法律、法规、行业条例，企业内部规则制定时能够违反宪法精神呢？这是因为在它们制定的时候，没有遵循公共选择的法律正当程序，这就是，法律等规则的制定应由所有利害相关方或他们的代表参与，否则不可能公正。而在大陆中国，由于选举制度的缺陷，立法机关成员缺乏代表性，他们更多地是权力部门及国企的代表，制定出来的所谓“法”就会极为不平衡、不公正。而高铁是一个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使它有相对于乘客的谈判优势，“国有”使它离权力更近。因而它可以在无视乘客的前提下制定它自己的“规则”。这显然会不利于乘客。
因此，我们不仅要在“砸窗”事件中看到一个个案的错误，而且要看到这是一个规则的错误（即覆盖铁路的错误），以致是一个制定规则的程序错误，一个宪法错误（即覆盖全国的错误）。解决之道是，一个民间公益性组织（如铁路消费者协会）就铁路的有关规则提起诉讼，以判定它的违宪违法性质，并责成铁路在消费者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修改该规则。当然，第一步可以迈得小一点，即本次列车的乘客可以就该列车出事故延误时间，拒绝开门通风对乘客造成的时间损失和身心伤害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其实生成公正有效规则的元规则适用于铁路，也适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最近看到南航机长事件的讨论，一个曾是成都航空机长的人说，根子在于民航总局的一个规定，将员工辞职和再就业的许可权力交给了航空公司（刘镒，2025）。我很奇怪这样一个所谓“规定”，既违反宪法的市场经济原则，又违反《合同法》（第4条）和《劳动法》（第3条）的自由缔约原则和劳动者自由流动原则，直接滥用行政权力剥夺员工的权利，是一种严重违宪违法行为，竟然堂而皇之地作为该局的规则颁布和执行。这相当于直接消除自己的竞争对手，完全剥夺员工的谈判能力和地位，使合约条件完全由航空公司单方面规定。员工的权利意味着，如果与甲谈判不成，可以转而与乙谈判。
对于这种航空公司借助于行政机构压榨员工的霸道行为，为什么没有有效的对抗呢？我想应该有与之利益冲突的人群组成组织与之对抗，譬如成立机长工会或航空驾乘人员协会，依据宪法和法律对该局的霸道“规定”提起公诉，将其作为违宪违法的“规则”加以废弃。而判断依然是，这一“规定”首先要符合宪法精神，即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其次是若有必须建立这一规则，也要由重要利害相关方，机长及乘务人员的代表参加。
我想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虽然宪法和法律基本上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但在实际当中，各种权力部门、国有企业，甚至垄断性平台都有可能推出违法的所谓内部规则，侵害公民的权利。最近偶然看到一个律师揭露，三个律师同时用携程网订同一航班的机票，结果出了三个价格；并且会员级别越高，票价越贵。我肯定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早有体会。前年我订到南宁的机票，在各个航班中最后选定一个下单时，突然发现票价跳升300元。这些垄断平台利用相对于服务对象的信息优势，榨取他们的利益。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当我再次访问那篇揭露文章时，发现它已经被删除。原来携程这个民间企业，不仅滥用其垄断地位，还向权力学样，滥权压制对它的揭露与批评。它怎么会改进自己的服务？
当然，那些离权力更近的企业，如铁路部门，就更加肆无忌惮、不加掩饰地滥用这种对舆论的操控。我发现那些赞扬砸窗人、批评铁路的文章纷纷被删除或屏蔽，而御用水军的文章却大行其道。于是那些违宪违法的行为得不到批评，遍布社会的各种非法“规则”不会被废除，反而更强化了它们的存在，它们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削减员工的权利，压抑人才的流动，降低要素流转的效率，增加权力和垄断者的权力和利益，使市场经济原则的功效大打折扣。
而自由表达——包括揭露和批评是宪法原则，它的施行会使社会更好，却被权力或垄断机构肆意践踏。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揭露和批评，就不可能进一步得到纠正和改进。而之所以宪法第35条被公然普遍地违反，也是因为在宪法之下，对于不少所谓法规违宪出台，公民既没有有效的违宪诉讼手段，也没有参与到法规的制定过程。而那些滥权违宪的权力和国企，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动用国家传媒操控舆论，还可以用纳税人的钱豢养御用枪手。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那些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所谓“规则”挖出来加以废除，而要建立民众参与制定的规则。记得康德说过，真正的政治自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立法权。梁启超说，“盖儒家之意，欲使人人皆为能立法之人。”（2012，第27页）因而，“砸窗”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并不仅是在争议中站在乘客一边，而且是在规则争议中揭露铁路规则的不公正，努力敦促铁路改进它的规则，进而关注所有由权力或垄断部门自己制定的不利于相对方的“规则”，通过改变形成规则的规则，把它们清除掉。
参考文献：
1号时务局，“他们试图反扑民众质疑！刚刚，被曝光了…”，《1号时务局》，2025年7月7日。
简艳，张凯，“砸窗非‘英雄之举’，守‘序’方为安”，《中国网》，2025年7月6 日。
解放日报，“痛心！河南暴雨已致25人遇难，亲历者自述：郑州5号线，生死一夜”，《解放日报》，2021年7月22日。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刘镒，“南航吉林机长坠楼（上）”，微信视频号《刘镒》，2025年7月8日。
杨轩宇，“破窗非壮举，守规方为真担当”，《中国新闻网》，2025年。
朱哲，“破窗不是‘自救壮举’，‘情绪脱轨’更不能没有底线”，《中国网》，2025年7月5日。
2025年7月14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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