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名，这像是一本经济学专业书籍，其实不是。它并不是离开现实很远的抽象理论，而是在一段时期内对现实作出反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作。2020年到2022年虽然刚过去不久，它已经被经历它的大陆中国的人们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被称为“三年防疫”。它也将进入历史，被后人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加以回顾和反思。若要反思，就要有依凭的材料。最好的材料莫过于亲历者的记录。我当然是亲历者之一。有点特殊的地方是，我除了经历和忍受，还写了点文字。这些文字不仅是记录，还有分析，批评，建议和预测。它们作为反思的材料，也许更有意义。
在2020年疫情一开始，我就写了相关的第一篇文章，“让信息跑过病毒”，1月31日发表于《FT中文网》。文中指出，信息的传播模式与病毒的传播模式是一样的，我并且用同一模型来模拟信息和病毒的传播。防疫的正确方法，是让信息迅速传播，而限制病毒的传播，使得信息传播快于病毒传播。我以此批评当局那种打压信息传播、掩盖疫情真相，致使防疫滞后的作法。
第二篇文章是“既要防疫，又要交易”，同样发表于《FT中文网》上。我又发现，病毒传播与人们之间的交易也很类似。如果要限制病毒传播，就要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接触，这同时限制了交易。而交易，是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环节。没有交易，就没有经济运行，产品就生产不出来，人们就没有收入。如果为了防疫而极端地限制交易，就会在减少病毒传染的同时，增加失业，减少收入，甚至引致饥饿，加重其它病情。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出“既要防疫，又要交易”的方法。
在此之后，《FT中文网》似乎受到了压力，不再刊登我的时评文章。我于是就将对防疫的评论文章发在我的博客——《盛洪教授》上。但这就不能保证这些文章能在大陆中国传播。虽然《FT中文网》也在大陆中国被屏蔽，但在海外究竟要比个人博客读者要多。我经常是将文章在我的微信上转发，有些时候，它们会迅速被屏蔽；有些时候却不会。一般的情况是，如果文章批评得比较严厉，就更有可能被屏蔽。一个例外是，我在2022年8月1日发了一篇题为“如何结束过度防疫”的文章，转发到微信上后，就动身到昆明开会。开了两天会，就自驾去云南其它地方游览。在路上我突然发现文章浏览量暴涨，最后在6万多点击量时被屏蔽了。这种流量在大陆中国不算多，100万+大概才会有大影响。不过对于这种批评当局防疫政策的文章，这种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我对防疫的评论文章大致有几类。一类是对具体事件的批评和评论，如“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毒甚病毒”，“滥权是重罪”，，“为权利意识叫好”；一类是对当局防疫政策的批评，如“武汉抗疫中的计划与市场”，“为什么越界的行政行为会恶化疫情？”“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和“三年教训，以直报怨”；一类是用模型对不同防疫模式的模拟和比较，对特定防疫模式下疫情的预测或展望，如“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防疫型脱钩的模拟推演”，“从长程历史看过度防疫”，“对北京疫情的粗略估计”；一类是对一些地方当局借防疫压制宪法第35条的公民权利的批评，如“让信息跑过病毒”，“遮丑愈丑，自夸堪笑”，“防疫与宪法第35条”。有对防疫政策的建议，如“既要防疫，又要交易”，“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如何结束过度防疫？”还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对过度防疫感受的直接记述，如“核酸游记”，记录了我在北京防疫措施最为极端的时候出京自驾的经历。不过我在编辑中，是按时间顺序将文章排列，并不作如此分类。除了因为2021年1月开始我大病一场，约有大半年没有写作外，文章大致是随着情势和问题展开而分布的。有时有些类似事件重复出现，我就重发相关文章，并在前面写上“盛按”作简短评论。
在大陆中国，关于“三年防疫”的记述还是不少。最著名的莫过于方方的《封城日记》。还有众多人发出的图片，视频，微博，微信等等。在上海，还有人做了非正常死亡的统计。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以后进行反思的宝贵资源。我的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习惯于做分析研究，并把这种习惯带到我的时评中来。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我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有“参考文献”。这一般是理论文章才有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倾向于用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这也用于对防疫和疫情的分析当中。我尽量采用能够得到的数据，包括大陆中国的和国际上的。
在疫情之前若干年，我发展了一种空间经济学模型，叫作“十维空间经济学仿真模型”，由于我在思考中发现它同时可以用于模拟病毒和信息的传播，加上它原来就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理论模型，它就可以同时将交易，防疫和信息传播放在一起进行模拟，得出一些预测或比较。事后看来，虽然这一模型还比较粗略，需要花时间进行改进，但在大体上表现得不错，给出大致正确的结论。
对于如三年防疫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社会要有所记录和反映，包括对问题的揭露，对痛苦的记述，对失去亲人的悲伤，对错误的直观的批评，但是还不够。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对重大灾难的思考和分析，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以后如何避免。收录在这本《防疫政治经济学》中的文章，基本上是以这样的动机写作的。于是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历史文献也将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所贯穿的价值原则或许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在这些文章中，我强调，一个社会的最为综合的价值原则是宪法原则，任何时期的特定目标都不能违反这一原则。因为它包含兼顾社会整体的综合利益的考虑，为了实现某一时期的单一目标而违反宪法原则，可能会推进实现这一单一目标，却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我批评防疫当局采取违宪的手段去防疫，以防疫的名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甚至为了表面上减少新冠肺炎的感染和死亡，不惜妨碍别的疾病的救治，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使得实际死亡人数不因防疫而降，反而上升。这一惨痛教训不能不为这个社会所记取。
那么，我的这些文章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对过度防疫的最终结束产生了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但影响多大是不知道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这件事，我坚信它会产生影响，这就够了。这涉及到一种观念。有些人认为，自己说了也没用；或写了也会被删除或被屏蔽；或自己影响太小，不会对决策有丝毫影响；所以就不做。我是反对这种看法的。这种看法只是摆脱责任或掩饰怯懦的借口。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寄托于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它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每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不以善小而不为，众人的合力会推动这个社会前进。这也是那些先贤们所坚持的。印度教“行动喻伽”主张，弃绝欲望而不放弃行动；宋儒说，“唯知行义而已，命在其中。”都是在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况且，做出的事情绝不会没有作用，关键是作用的大小。作用尽管很小，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这种“惟知行义”的态度，众多人的微小努力会合成推进社会的强大力量。实际上，三年过度防疫的终结就是这样的合力所促成的。我坚信，这里面包括我的努力，也包括那些将问题和错误揭露和表达出来的人的努力——即使是最微小的声音。这本书，《防疫政治经济学》是这一努力的副产品，它将经受后人的审视；他们也许因此会放弃对这一代人的鄙视。
2024年1月24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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