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的书名，我恐怕读者会误解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书，其实不是。书名的出处，是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所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禹和汤，分别是夏朝和商朝的创立者。这两个朝代分别是中华的第一国家和第二国家。这在上古时是石破天惊的制度创新。国家从无到有，社会秩序从只有自愿遵循的礼，到辅以强制性的法，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跳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垄断暴力的人是否会滥用暴力。判断这个人，必须看他或她是否表现出约束自己和随时纠正错误的真诚来。
罪己，就是将错误归罪于自己。对于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一品质殊为难得。因为无论古今，领导人究竟是很有权威的。他或她文过饰非，以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很轻而易举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会扭曲事实，赏过罚功，最后会毁掉国家权威，使苛政猛于虎，人们觉得不如退回到无国状态。这样一来，国家就建立不起来，人类就跨不过这一步，文明就不能开始——一种历史观认为，文明是从国家的创立开始的。反过来，罪己，就是不怕别人批评，并因此自省，会使政治领导人少犯错误，国家的权威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国家也才得以诞生。
不过，查遍历史文献，似乎没有看到禹“罪己”的影子。然而，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罪己”，还是能看到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欢迎批评，倾听别人意见，关注民众的抱怨。在《尚书》 “皋陶谟”篇中，我们看到帝舜、大禹和皋陶在讨论治国之道。其中有皋陶对禹的告诫，也有禹对舜的提醒。如禹对舜说，“帝！ 慎乃在位。”意思是，舜王，居高位要谨慎啊。皋陶对禹说，“慎厥身，修思永。”意思是，严格约束自己，坚持修身致善。处于公共治理的高位，是“天工”，如何能做到符合上天的意思？皋陶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通过民众的耳目，了解他们的喜怒，就知道上天的态度。
反过来，帝舜对大禹和皋陶说，“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意思是，如果我的意见你们不同意，可别当面屈从，背后又指责我。又说，“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意思是说，官员要广纳众言，好的意见就要表彰，并采纳实行；如果不接受民众批评，就要惩罚。其基本精神，就是要进行直率的政治批评，也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这包含在“罪己”的广义之中。
而商汤“罪己”则有历史记载，这是在《吕氏春秋》“顺民”篇中。商汤革命，推翻夏桀以后，天下大旱，五年不收。商汤祈雨于桑林。祷词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商汤把得罪于上天的过错归于自己一身，乞求上天怜悯众民。于是将自己作为牺牲献于上天，“雨乃大至。”即使是民众犯错，也要将惹怒上天的罪过归于己身，是为罪己。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只是后人编的故事。按照现在的理解，哪个政治家不是虚伪地编造有关自己的神话。然而回到上古时的情境，人们从来不知道国家为何物，在财富相对贫乏的时代，政治领导人也不知道除了辛勤提供服务外，还有大量利益可以用权力贪占。坏的行为也只是到了有条件实行时，才可以发明。现在回看夏和商，与现在国家相比它们显得粗陋。然而它们的出现和站稳脚跟，却是极为艰难的和了不起的。如果创建国家的人不能证明自己能提供民众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谁会觉得有建立国家的必要呢？
大禹的功绩自不必说，他带领民众治理好了黄河的水患。这对于开始进行农耕的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洪水不仅湮没了田地，而且破坏了田地的边界，使农业既缺少了物质资源，又缺少了制度资源。如果土地没有确定的所有者，就不会有地里的庄稼。对于农业来说，水是重要的。对于不靠河流的田地来说，如果大旱不雨，就会颗粒无收。这事关生死。尽管从现代观点来看，祈雨一点儿不会有助于下雨，但在当时，人们还是普遍相信祈雨管用。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即使祈雨不会带来雨水，也还有获得民众认同的作用。更何况还有可能下雨。
如此，国家在民众的怀疑中摇摇晃晃地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取信于民的行为或仪式是几乎不可能的 。因而“罪己”就是国家的基础。这个概念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表达自由”。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就是自由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表达才会受到压力而不自由，这就是在批评当政者时。因为当政者都是要继续当政的，他或她就厌恶批评；并且由于掌握了权力，也就有压制批评的暴力手段。在这时，自由表达就会受到挑战。因而，中国古典的“罪己”也就等同于现代的自由表达；“夏商”在这里就一般地指国家。“罪己”原则就相当于现代国家将自由表达原则写入宪法。所以本书的英文题目就定为“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罪己就这么重要吗，表达自由是国家所以成立的基础吗？如果怀疑，就看反例。藏文仲接着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桀与纣分别是夏和商最后一代君王。《史记》载，“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是说各地诸侯多有不服从夏朝廷的行为，而夏桀不仅不反省修德，反而用武力伤害民众，使他们不堪忍受。并且又把商汤囚禁起来。而商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西伯昌叹息，又“囚西伯羑里”；百姓怨怒，诸侯疏离，大臣规劝，又杀比干，逼走微子。于是汤武革命分别推翻了夏与商。这说明，虽然夏与商的创立是革命性的制度创新，但一旦它们不履行国家义务，失去罪己原则，民众不见得需要这样的“国家”。“罪人”既是对滥权无道的掩盖，又是民众判断一个政权失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我原来只是写作学术论文，对社会热点问题不太关心。创立了天则所以后，所内有些年轻人关注社会热点，也会引起我的关注。比较早的关注是“孙志刚事件”，那是2003年，我被带动参与了上书人大常委会的签字。以后也偶尔关注和评论时事。后来到了2012年，所里一同事牵线，我们与《FT中文网》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该网开了一个《天则横议》专栏，从此我就不时地写一些评论时事的文章。直到2019年，天则所关闭，我又以个人的身份继续为该网提供时评文章。当然，由于舆论环境的收紧，我的有些文章甚至无法在该网发表，就在自己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来这两个自媒体都多次被关闭，我就在境外的微博上发表。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时评文章。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疫情前，一是疫情中，一是疫情后。这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基本上是疫情后的，大约是2022年至2025年。
这样的制度背景更容易让人理解，“罪己”——自由表达的重要性。尤其是“罪己”原则，现在更是看不到影子。不仅如此，压制揭露真相和批评的恶行更是从权力扩展到了与权力沾边的部门，甚至只是有垄断力量的商业机构。例如最近网上传的一位父亲因在网上批评学生的校服，被当地公安拘留7天。虽然后来被放出来，公安也承认处理错误，这位父亲却因此遭遇离婚和失业的双重打击。打压表达自由的恶行已经传染到了一个学校。甚至商业企业也沾染了这个恶习。有三个律师同时在携程网买飞机票，却报出了三个价格，并且会员等级越高，票价越贵；他们在网上曝光了此事，但没多久，他们帖子就被删除了。这让人感叹，压制曝光和批评不仅是权力的恶行，也成了一种社会文化。不少人遇到批评自己的文字首先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删除，一点儿不觉得这种行为更不光彩。
因而，本书的侧重仍是对违反自由表达原则的行为和观念的批判。书名透露了它的目的是全力抨击毒化文化的“删帖”行径，证明“罪己”才是中华的文化基因。第一部分“宪法透视下的‘网号’‘网证’”和第二部分“砸窗争议中的规则问题”都涉及表达自由问题，或本身就是一种对当局政策或体制的一种自由表达。只不过，第一部分更侧重于立法问题，而第二部分更侧重于司法方面。第一部分的文章批评了当局叠床架屋地设立“网证”“网号”，将社保的收缴职责从社保部门转移到税收部门，设立“农管”，颁布实际上侵削农村集体权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却没有保护民营企业的立法增量，等等。批评的重点是在立法程序。之所以有众多的立法是增加当局的权力而削弱民众的权利，是因为立法机构缺乏民意代表性，且缺少立法前后的合宪审查。
第二部分“砸窗争议中的规则问题”，当是直接讨论或阐述表达自由原则的。其中“禹汤罪己，夏商乃立”是针对涿州当局的所作所为。它不仅不履行自古以来的公共权力应该履行的义务，保护民众避免水患，反而偷挖堤坝放水淹城；并且通过其掌控的官媒，将原因说成是“降雨”所致；为了隐瞒真相，它限制外地救援队的进入，切断向外播放实情的网络，击落救援队的无人机。作为鲜明对照，我举出禹和汤的例子，一方面他们都涉及有关水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就是“罪己”；他们才是公共权力的典范；而涿州当局则是一个极端的反面典型。其它几篇文章，多是对当局采取的减少信息透明，压制对真相的揭露和批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司法诉讼中蓄意制造假证据的行为的揭露和批判。所有这些文章，都涉及对压制表达自由的批评。
第三部分“比经济衰退更危险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自2014年以后至今，大陆中国的经济持续地减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不是什么周期性波动，而是我所说的“改开逆过程”。这就是，不断增大权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侵犯民营企业的产权，威胁企业家的安全，没有预兆地干预市场，关闭某些产业的市场通道，导致民间资本对经济前景没有稳定预期，减少甚至完全停止投资和创立新的企业。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权力在绝对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手段增大份额，如用增加罚款，增加管制项目，提高垄断性公用事业的服务价格，强制社保缴费，减少社保个人账户资金等以挤压民众收入的方法增加权力的份额。如此一来就进一步压低了民众对经济的预期，使经济下滑形成一个正反馈。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科技上的进展也会受到致命的束缚。
第四部分“盲山式犯罪”，是有关当时热点的恶性事件的评论。其中“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是对徐州“铁链女”事件的讨论文章。所谓“盲山式犯罪”是出自电影《盲山》的比喻，其中揭露了拐卖妇女并强奸致其生子的罪行。这篇文章对将拐卖妇女说成是“买卖妇女”提出了质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此后的一篇文章——“‘制度恶境’下的野蛮飞地”中，我继续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和批评，更侧重于该地当局构造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拐卖妇女者，而不利于被拐卖妇女；批评该当局压制对该事件真相的揭露和批评。其它文章也针对当时的热点，如上海对巴黎贝甜的不当罚款，唐山打人事件，判造桥的公民有罪，等等，大多是对地方当局滥用权力，或不履行公权力义务的批评。
第五部分“贸易平衡会使美国不再伟大”，涉及到国际问题，尤其是美国问题。简单地说，美国的问题就是特朗普的问题。他的上台带来了剧烈的震荡。让马斯克的 “政府效率部”不经正当程序就裁撤政府部门，解雇政府人员，其依据就是他们宣称的“人工智能”。在“警惕AI计划经济”一文中，我提醒人们要警惕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又一轮计划经济，或类似计划经济的打破宪政框架、违反自然秩序的行为。在“特朗普所谓‘伟大’就是现金最大化”一文中，我指出他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不太理解不直接收入现金的政府部门或项目有什么价值，所以就直接砍掉这类部门或项目。在“贸易平衡会使美国不再伟大”一文中，我指出美国贸易模式的独特性，它通过贸易逆差发行美元，又通过美国制度的稳定和优越吸引美元回流，形成一个稳定的循环，这是造就美国今天强大的重要原因。打破它，就会使美国不再“伟大”。
同以往一样，我的写作风格仍是学术性的，即我尽量搜集相关数据或信息，参考相关理论书籍或论文，因而与一般时评相比要深入一些。外在特征是有些图表，以及参考文献列表。这个文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讨论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热点问题和社会趋势，而且探讨相关的原因，并且给出改进的建议。尽管这些文章中的批评居多，我的立场是中立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能够发展成一个宪政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约束内行使，民众的权利得到保护，市场秩序不受干扰，从而发展成一个世界上的伟大国家。正因如此，我才批评那些不受约束的权力，为建立宪政而努力。因为惟如此，中国才能伟大，世界也会因之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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