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议】改变结果，莫如改变原因｜盛洪

在讨论大陆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人们经常提到的“问题”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的结果。所有结果都有原因。我们现在所直接面临的结果，或是一连串因果关系的最终结果，或是某一综合性原因的分支结果；如消费不振，就业不足，楼市低迷，股市乏力，等等。如果不加以深入思考，很容易得出的解决办法是，直接消除这些“问题”。更直接地，就是将统计中不太好看的数字变得好看些。

例如，针对楼市低迷，股市乏力的解决办法就是“稳楼市”和“稳股市”，无非是降低税费，限制供给，取消购买限制，动员国有资源进入市场等。而对于消费不振，就出台鼓励和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取消消费管制，投资消费配套基础设施，鼓励各种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改进等。后一项实际上是企业所应为，政府只是将此纳入自己的措施列表中。再有就是对消费的一般性鼓励。对于就业机会不足，当局推出的措施是“鼓励”企业“扩岗”，补贴失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开办各种劳务市场等等。

一个令人惊诧的说法是农业部提出的“防止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滞乡”。难道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工作，还不允许他们返乡？农业部解释说这是误读。仔细看来，其中也有不少在乡村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不过料想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由于人口聚集，在城市中不仅是人多，而且是购销更为便利，生产或服务更有规模，成本更低。在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就业机会明显远少于城市。如果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乡村会更少；如果能在众多村口办职业介绍点，莫如在城里办一个职业介绍所。况且农业部作为一个面对公众的行政部门，理应注意其政策宣传的大众传播效应，不能以“误读”责怪他人。

所有这些“稳”措施，从一般道理看，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是那些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稳”的措施，如“鼓励”企业或学校扩招，动用国有资源入市，等等加强政府介入的措施。政府固然比一般经济主体更有力量，但还是比不过市场，市场是众多经济主体聚合的力量，价格是他们力量对比的均衡，权力主体不可能改变价格而不让社会付出效率降低的代价。它的介入只能局部且表面地影响市场结果，但改变不了市场趋势；只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统计数据，反而会进一步削弱市场的作用，导致资源更加错置，从较长时间来看，只会对就业机会产生负面作用。

而所谓“合理”的措施，是如政府对失业保险的补贴，对职业培训予以补贴，和对劳务市场的支持等辅助市场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之所以“合理”，在于它们是短期的逆周期政策。它们只有在经济低谷时期帮助工人和企业暂时渡过难关，并防止情形进一步恶化。一旦经济好转，补贴和支持就变得没有必要，市场和企业会自己来承担这些成本。

然而，大陆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减速以致萧条，并不是经济周期中的低谷，而是一个更长的下降过程，我称之为“改开逆过程”，从2014年开始至今还没有结束（盛洪，2025），并且也还不能预期什么时候结束，因而上述各种“稳”政策，并不能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并且不可持续。因而这种看似“合理”的政策措施也是错的。并且这些“合理”的措施也只是辅助性、枝节性的因素，不会对经济变量产生决定性作用。

尽管各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报喜，通过它们控制的传媒说执行中央政策有多少多少成绩，但依据微观感觉和宏观数字，这些数字的不严谨和夸张是显而易见的。如人力资源部说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河北省昌黎县发展酿酒业，增加上万人就业；“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制作工’品牌帮助30多万人实现就业”；……，等等（徐英子，2025）；住建部说2024年底，不少城市楼市已开始回暖，北上广深住房销售量增长若干（亢舒，2024）。权威数据让这些编造漏了馅。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城镇就业只增加了313万人，2025年10月城镇16~24岁（不含在校生）失业率仍高达17.3%；商品房销售额到2025年10月比两年前下降了29%。

可以看出，这些“稳”政策虽然提出了眼花缭乱的措施，效果几乎是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具体措施上，而在于这些措施所欲解决问题的性质上。这些问题，如消费不振，失业率高，楼市低迷和股市乏力只是一系列因果链的结果，它们与通货膨胀，劳力短缺，楼价高企，股价狂飚只是具体形态的不同，却都是因果链上的末端结果。我们知道，一条大河是有它的源流的，它之所以在中下游浩浩荡荡，是因为它的源头水量充沛，并且在沿途还有多条支流的加入。如果源头无水，中下游缺水以致干涸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这些末端枝节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不想要坏的结果，如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市场低迷，收入减少，就想直接改变这些结果。而结果多是由统计数字标明的。虽然可以在数字上弄虚作假，却不可能偏离微观感受太多。即使可以，也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民众。而改变结果的方式又不免要动用权力。实际上不仅不会起作用，而且还会有负作用。古今智慧告诉人们，若想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从问题的源头做起。只在因果链的末端做事，改变不了源头，就改变不了中下游，也改变不了许多支流，最多只会改变投入力量的具体枝节，也最多只可能是表面上有些改变，而也许会带来的其它方面的负面结果。

那么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源头？所有“稳”所涉及的，就业，楼市，股市，外贸，外资，金融，等等，都是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直接带来对就业的需求，带来收入的提高、从而带来消费，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楼市的繁荣，也会推动股市的高涨。这不仅是理论推论，也为大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事实所证实。据国家统计局，自1978年到2014年，大陆中国的GDP 增长了27倍，平均每年增长25.5%；剔除通胀因素也在10%左右。在这一时期，没有对就业，楼市，股市，外贸，外资和金融“不稳”或“低迷”的担忧，担心的却是通货膨胀或外汇过多。近些年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走向衰退，所有上述这些问题才成为问题。

而要经济增长，就要有动力。这动力指的是每个经济主体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进行努力的动力。其前提是，他们意识到，只要努力就会改善境况，并且收入增长与他们的努力成正比。使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是一套成熟稳定的制度。这制度首先要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其次要有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秩序。而最有可能破坏这两者的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因而，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源泉就是一个法治体系。它能提供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仅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并用降息、补贴来刺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人们的心中，是他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依赖于产权的安全性和市场的可预期性。比起产权不安全和市场受干预的损失，降息和补贴只是小打小闹。人们不消费不是因为当下没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源源不断收入的稳定预期。

为什么当年改革开放政策一出台就一呼百应，迅速普及，并且带来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是因为它不是对具体结果的愿望，而是对基础性制度的变革。如“白猫黑猫”论和“是人不是神”论都是对宪法原则的根本改变，它铲除了“阶级斗争”的威胁和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农村改革的争论中，当时改革者认为“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杜润生，2005，119页），即以当事人的同意为判断制度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准则。在之后形成家庭土地承包制，恢复和完善各类市场制度，最后形成了一整套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具体的收入增长，消费多少，就业机会是否充分，楼市和股市是否繁荣，是当时改革者没有设定目标的。

这说明，最基本的原因不仅在因果链上处于前端，而且具有综合的、全局性的性质。简单地说，这就是宪法原则。它们是统辖各种小道理的大道理，也是派生各种规则的元规则，生成制度的制度。各种政策又是以制度是为基础的。而各种具体呈现的结果，只是这些制度或政策的结果。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是，宪法相当于工作母机，即生产机器的机器，如果这个工作母机出了问题，它所生产的机器就有问题，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就有问题。因而，布坎南说，宪政经济学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公共治理的实践也如是。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几个一号文件就能使经济天翻地覆。今天需要做的要容易得多，只是坚持产权和市场原则，就可以“坐而定也”。

所以，当下宏观当局出台了那么多“措施”之所以没用，就在于它只想改变结果，并不想改变根本原因。但在原因还存在的情况下，结果还会不断产生，或者只是表面上的改变，其基本趋向还是存在，一旦枝节的措施不能持续，还会回到原来的结果上去。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原因呢？只是因为权力不愿意。它认为在从市场涌流出来的财富中多拿一份，直接有利于自己，而无损于财富生成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当企业界和法律界呼吁多年的要制止“远洋捕捞”——对滥力绑架企业家诈财行为的比喻，虽然听到最高院声言要制止此类行为，但至今没有看到一例对此类行为的惩罚。如果一种行为，只是口头上谴责，而没有惩罚，就不可能禁止。

一个更令人侧目的事件最近发生在湖南郴州。一个烟花店主不堪权力部门的侵扰，视频直播举报官员后服毒自杀（新黄河，2025）。这种行为应属极端。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一，若不是滥权肆无忌惮到了极端，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忍无可忍以命相搏的情形；二是这个店主或许是众多受侵犯的店主之中的极端者——大多数人会选择忍气吞声，也说明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偶然有一个店主受到侵犯，就会作出这等极端反应。这个事件说明，那个侵削以致摧毁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还在大陆中国普遍存在，而权力当局并没有真心想把它消除。它的目的更可能是，既不想约束权力滥权侵夺权利的利益，又假设财富继续涌流。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

试想，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个人安全和财产随时可能受到侵犯，并且缺乏法律救济的情况下，谁还有动力努力投资、经营和生产。有关保护产权和维持市场秩序的规则是一般性的，它覆盖成千上万的经济主体，它的缺位使人们普遍没有信心。我认识的不少企业家早就洗手不干了；甚至拥有一个公司都觉得是累赘，因为它会招致权力上门盘剥。当然对于不少小门小户来说，为了正常生活，他们仍然会忙碌于小店经营。他们一般不会有扩展业务或增加投资的想法。这种取向汇集成宏观结果就是整体投资的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25年11月，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累积下降了2.6%，其中民间投资下降了5.3%；这预示着未来几年更是增长乏力。而在这个投资下降的末端结果再去干预，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也会很无力。

只要结果、不管原因的政策在行政体系作为任务分配下去，会带来一个弊端，这就是张五常教授所称的“履行定律”，即当上级或顾客关注某一代表性指标时，下级或卖方就会在这一指标上做文章，而不顾及其它内容。如计时工资，只关注时间而忽略时间内的工作量。以瓶为单位计算药品价值时，就忽略每瓶装多少片。当上级关注有关楼市、股市或就业率时，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就会将精力和资源放在这些指标上，而不管指标的变化从何而来。例如一些高校强迫毕业生签“就业协议”，以使就业率好看些（老胡的胡思乱想，2025）。又如当局将稳股市任务分派给了金融财政各个部门，它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人为增加股市的购买需求，实际推动股份指数的上涨。这一点儿也没改变由实质经济决定的股市自然趋势，却会欺骗民众和决策者。

只要结果、不管原因的政策方法论还有一个弊端，这就是它会不同时期推出互相矛盾的政策来。如现在的消费不振，尤其是住宅和汽车的消费不振，若干年前对住宅和汽车的限购是原因之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限购政策一直保留到很晚近，才在鼓励消费的政策中被取消。这也许就是权力所热衷的。因为任何好事要让权力来做都会过头，这又会为相反的干预提供理由。我曾指出，因为管制所以管制；后面干预的原因是前一个干预。实际上，政府不该对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加以限制，包括对其价格、数量甚至交易者身份进行限制。这只是徒然带来租值消散的举动，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这就相当于“改变不了温度，就改温度计”；表面上好象价格变了，实际上供求对比依然故我。

在看来热闹的众多增加消费的政策措施中，绝大多数应该是企业家考虑和有所行动的。并且他们会考虑得比权力部门更多更详细。因为如果真有增加销售的些许空间，他们会敏感地发现；如果能够带来利润，他们会有投资冲动；因为他们要用真金白银，所以他们会考虑到所有不利因素，并想出克服的办法。权力部门的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措施，看起来是用来报功的。而企业家之所以现在不干这些事，并非他们不想赚钱，而是考虑到若赚了钱，权力又来伸手怎么办。到时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还会带来一堆麻烦。所以作罢。权力部门真诚的措施应是，让企业家们有动力寻找那些有需求的空间。

参考文献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

亢舒，“多重政策促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经济日报》，2024年12月10日。

老胡的胡思乱想，“百年大计何为本？高校‘假就业’，该叫停了”，《老胡的胡思乱想》，2023年8月9日。

盛洪，“经济周期，还是改开逆过程？”《盛洪教授》，2025年10月27日。

新黄河，“湖南郴州一烟花爆竹店店主举报公职人员并疑似饮用‘敌草快’，官方通报”，《新黄河客户端官方账号》，2025年12月1日。

徐英子，“多管齐下，精准发力稳就业：夯实‘最基本的民生’”，《民生周刊》，202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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