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这次美以的伊朗战争，一个目的是摧毁伊朗的核武器制造能力。即使这个目的达到了，也只是一个战术胜利。它同时证明了武器的重要性，强化了丛林规则，更强地激励了民族国家发展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动力。这是一个鼓励制造核武器的规则。对于世界来讲，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它面临的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的危险更大了。我在这篇二十年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貌似可行的无核方案，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还有几分合理性。现在这个方案也比没有好，比用强调武器的重要性来消灭武器好。这就是以一两个既有实力又有道德自觉的核大国为核心建立一个天下主义中心，进而形成一个民族国家联盟，实行“降低核国家的‘奖金’，增加准核国家的‘罚款’，和提高无核国家的‘收益’”的规则，终结那个核达尔文主义规则。（2026年3月19日）
一、现代史图景下的伊朗核问题
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伊朗核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历史图景的细小局部。这个大的图景就是整个近现代史。在这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人类赖以互相残杀的武器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长矛弓箭发展到了核武器。促使武器如此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即谁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谁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
这样的判断不难得到证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就是五大核国家；2004年它们的GDP加在一起约占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量的44%。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拥有绝对核优势的美国。它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28.5%（2004年）；当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无视联合国而采取单边行动；从CNN到好莱坞，都使美国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优势。
因此，近代以来实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强烈激励着不同国家开发和拥有核武器。由于武器有某种互动性质，它不仅能增加拥有者的安全，还能增加其敌对者的恐惧，所以有关武器的竞争更为激烈。在不同层次的武器之间，较高级武器的价值不仅是由其制造成本和技术来衡量，而且因为使较低级武器变成一堆废铁，而有更高的相对价值；核武器作为当今世界的顶端武器，则有着压倒一切武器的优势，从而具有超级价值。在今天这个自称“现代文明”实际上通行丛林规则（或者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世界中，暴力优势者受奖，暴力劣势者受罚。很自然地，武器竞争必然导致核武器；因为无核者贼，有核者霸。
无怪乎，不少无核国家，尤其是没有核盟友，并面对充满敌意的核国家威胁的无核国家，更有动力开发和拥有核武器，其强度是不可小视的。只是这种趋势有着两种反对的力量。一是现有的核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就削弱了它们原有的相对优势。一是整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就会有更高的机率发生核战争，从而使地球更为危险。因此在这一点上，核大国的利益与世界利益有着某种一致性。所以我们看到，在防止伊朗或朝鲜获得核武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既在维护自己的核优势，又在延缓核武器在全世界的蔓延。
然而，减缓或停止核扩散的努力与当下世界实际的游戏规则所带来的核冲动相比，实在是有点螳臂当车。如果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军事优势、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话，暂时的国际舆论、经济制裁、政治压力甚至军事打击的风险都是值得的。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在一个游戏中，谁能跑到终点谁就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并摇身变为裁判员；而在跑的过程中却会被罚款100元，并由裁判员来执行。结果可想而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先例。当然对于伊朗和朝鲜这样的敌对国家，美国会加大阻遏的力度（如同增加罚款金额）。但只要美国自己继续享有核大国的好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继续发挥作用，无论什么样的谈判、劝诫、威逼、制裁甚至动用武力，都像是滔滔大河中的几块沙洲，无法改变“水往低处流”的铁律，也无法避免一个有更多核国家，以致毁灭于核战争的世界。只是时间问题。
二、道德维度：核武器与恐怖主义
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局限于伊朗或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就显得舍本求末，也没真正懂得核武器是怎样一种问题。
核武器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武器技术竞赛的产物，它不仅在杀伤力上是以往武器的扩展或加倍，而且改变了人类使用暴力的道德底线。在今天，我们将恐怖主义视为典型的“不道德地使用暴力”的形式，而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恐怖主义的几个基本要素，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为制造恐怖气氛加害无辜平民，和超常规性和隐蔽性（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核武器或核战略不仅具备，而且大有过之。
核武器无疑是最大的暴力，不能将之与从挥动拳头到所有现代武器的暴力等量观之；因而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能与威胁使用其它武器等量观之。由于爆炸的巨大范围，核武器已经在技术上无法区分平民还是军人，所以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本身就意味着屠杀平民；同时毫无疑问，它会产生无可比拟的恐怖震慑作用，可以用来威吓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而隐秘性和超常规性这个近代武器发展追求的境界，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身上达到了极致。这一境界就是，更远，更准，更有杀伤力。“更远”意味着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的距离更远，从而更不被被杀者所能反击到，甚至不能看到，所以具有攻击的隐秘性；“更准”则是辅助于“更远”，使“远”而不失之“准”。而任何武器的改进都是“超常规的”，尤其是在杀伤力方面，核武器已是前无古人。
核武器有过于恐怖主义的地方在于，第一，由于它的巨大无比的杀伤力，人类社会已经不能用以往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及通过不断地冲突，按照博弈论的多次重复博弈导致合作的逻辑，或按康德的设想，打出一个和平来（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124~126页）。第二，核游戏只是一个更大运动会中的一个运动项目，在这个更大运动会中的游戏规则是“武器先进者胜”，因而承认核武器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这个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人们在达到核终点后，还要向新的目标，如太空武器，基因武器等目标赛跑。这导致杀伤力更大，更为恐怖，更为稳秘，更能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出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架构中，恐怖主义显然是过街老鼠，而某些国家拥有核武器却有着“政治正确性”和“国际合法性”。我们不能想象，国际社会能够允许某些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有权利建立恐怖主义组织，而不许将这种“权利”扩散到其它国家或组织，但对于比恐怖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核武器却可以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恐怖组织的存在就是犯罪的话，那么拥有核武器本身也是犯罪。
我们注意到，美国不仅是唯一的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且经常发出核威胁。美国领导人，包括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至少有6次明确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也曾制定过诸如“铁钳”计划，“绞肉机”计划，“奥普兰8—52”作战计划，“秃鹫”计划和“歪球”计划等使用原子弹作为武器的攻击计划。苏联也曾制定过针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计划。英国和法国也都曾发出过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在战略研究中，核战略只是作为一种中性的战争战略成为一种学术性的事务，而其中所包括的内容，如“大规模报复”，“确保摧毁”等，都在概念上包含了对无数平民生命的剥夺。如果我们承认在道德上核武器更劣于恐怖主义，这些核威胁、核攻击计划和核战略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而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不能不说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反常的和颠倒的。
阻止一两个国家获得核武器固然是一种避免世界变得更糟的努力，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其中的核秩序才真正有能力丧送我们人类全体，那才真是我们今天的最重大的核问题。
三、保持优势还是永久和平？
虽然在阻止伊朗或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核大国的利益与世界利益有部分重叠，但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不同的手段，结果也会很不相同。如果核大国只是为了保持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军事优势，它们只会考虑如何单方面迫使其它国家放弃核计划，而不考虑自己的核战略和核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当事国合作，并进一步促进全面禁止核武器。
从内在政治机制来看，美国很难通过投票制定一项符合世界利益的核政策，因而美国的国家行为只是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表现在核问题上，就是将自己的军事优势放在世界永久和平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标之上。例如，当冷战对手苏联垮台后，美国不顾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压倒多数的反对，于2001年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虽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会却没有批准，布什政府以不再提交审议的办法使该条约实际上不能生效，且又准备正式退出，开启新的核试验。这种作法实际上瓦解了核禁试条约，葬送了本来已见曙光的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等核大国针对伊朗和朝鲜的各种方案就缺乏道德力量。这两个国家会怀疑这不过是美国打击和削弱它们的策略之一，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愿在外部威胁加大情况下削弱自己的武装；任何一个中立的国家虽然不喜欢伊朗和朝鲜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美国及其它核大国增强其核力量。即使通过联合国的压力或美国军事打击的威胁来使上述两国就范，所得结果也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而代价则是巨大的。
当然，在这样的行为背后，也有若干理论证明，这种保持甚至追求军事优势的行为与永久和平的目的是一致的。一种想法是，如果西方或其领袖美国一直保持着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就可以保持一种西方控制下的和平。这种理论有两个假定。第一是，西方是仁慈的；第二是，西方有能力永远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但只要看一看几千年的人类史就会知道，这两个假定都不存在。伴随近几百年西方世界崛起的是非西方世界的血泪史，只不过被在目前主导舆论的西方主流文化有意无意地谈化了。而世界各文明在历史中也各有兴衰，交错前进；还没有一种文明总是占据优势。
支持追求军事优势的第二种理论，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即各国都扩军备战，最后会打出一个世界权利体系，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理论渗入西方人的骨髓，以致为马克沁发明机关枪、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提供了道德基础，认为更大威力的武器必然会使欧洲人恐惧，进而寻求和平。但历史证明，武器并没有停留在机关枪和黄色炸药的水平上，而是大大前进了，早已宣告这种永久和平论不过是西方世界追求更不道德的武器的辩护性理论罢了。
终于到了核武器的出现，一些西方理论又认为，恐惧真正出现了。于是就有了“核恐怖均衡”之说，即人们惧怕使用核武器，就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和平就会实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谎言。只是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度看，核武器确实在一定阶段内制约了它们之间的战争，但从来没有阻止过这两个核国家对其它国家动武。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仍然存在，它们通过暗中的武器竞赛最终还是打破了均衡，以致在苏联解体以后，北约可以在俄罗斯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发动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更进一步，当核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以后，核恐怖均衡就真正被瓦解了。因为核恐怖均衡依赖于将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当作人质，但恐怖主义作为非国家的、隐秘性很强的形式，就会无所顾忌。核恐怖主义只会导致更大的恐怖，而不会导致均衡。
与西方保持优势的初衷相反，也与将西方利益等同于世界利益的“理论”主张相反，人类面临着一个哲学层次的悖论，即从终极结果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越是想保持优势，越不可能实现和平，越没有安全感。
四、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
由此我们可知，我们真正面临的核问题，还不是一两个国家要发展核武器，而是强烈激励许多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游戏规则，以及在这种规则下暂时受益从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想继续维护这一规则的问题。只要这一规则继续存在并被维护着，发展核武器的冲动就会此起彼伏，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更可怕的是，那些充当裁判员的国家自己却不受国际社会的约束，随时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退出各种限制武器发展的国际条约，发展更为可怕的杀人武器。这种规则是一种导致人类毁灭的机制，是一种系统性错误，类似于癌症或免疫系统的难治之症。
而在核规则的背后，是近代以来通行于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和运用这一规则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作为只知利害的人类社会实体，实际上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只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下，不惜采取各种竞争手段，不惜以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没有一个从全世界出发的天下主义视角，也毫无在民族国家内部还存在的道德规则，所以根本无法医治这种难治之症。只有当这些民族国家普遍遭遇毁灭性武器的沉重打击后，才可能有些微反省。但灾祸已经酿成。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只有我们超越民族国家实体和民族主义视野后，才能以天下主义的情怀提出核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显然，解决当今核问题的根本之策，是要废弃激励核武器发展的游戏规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将关怀天下人的道德原则引入世界秩序，使暴力或暴力威胁只有在抑制不当暴力时和强制提供世界公共物品时才被使用。也许这种主张会被叽为“与虎谋皮”。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核大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军事优势。但鉴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核大国这个事实，更存在着为之辩护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使人们见怪不怪，处于极端危险中而不自知，提出这种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就是要在观念上颠覆核大国的“政治正确性”或“国际合法性”，突显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荒谬性，进而形成一种世界主流看法，即拥有核武器和建立恐怖组织一样，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就这一主张达成共识，无疑是人类走向无核世界的第一步。
当然这种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不仅是一组抽象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提出阶段性的具体安排。如我们可以提出减少核激励的初步建议，即降低核国家的“奖金”，增加准核国家的“罚款”，和提高无核国家的“收益”。其中“降低奖金”是最为重要的。第一，就是要减少核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至少是相对优势地位。如在联合国改革中，减少核国家在常任理事国中的席位，至少要在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时，加上“非核国家”的条件，例如印度就应该没有资格参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第二，就是要增加核国家的义务，不仅包括“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尤其是“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的义务；更要加上“不对无核国家主动发动任何战争”的义务；还要包括向全世界披露有关核武器的部署和安全状态的信息的义务。第三，就是国际社会要设立“核裁军基金”，要求核国家按核武器的数量和当量交纳资金，反过来用于核裁军的研究、宣传和实施；等等。
这种天下主义的主张也可以用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这就是，提高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诺等级，以及将放弃核计划与核大国的核裁军挂钩。所谓“提高承诺等级”，就是相关核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向这两个国家承诺不主动发动任何军事攻击或进行军事威胁；所谓“与核裁军挂钩”，就是所有核国家，尤其是美国以自己的核裁军行动，如销毁一定比例的核武器，当然也不进行核试验为条件，换取伊朗和朝鲜放弃核计划。这种安排提升了有关核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感召力，不仅能赢得国际社会更为普遍的支持，也会动摇或瓦解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这种降低核国家“奖金”和提高无核国家“收益”的作法会同时减轻了增加准核国家“罚款”的压力，可以避免动用非和平手段及其带来的不可预见的灾难，从而是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案。
五、民族国家条约与天下主义中心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以减少核武器和最终全面禁止核武器，如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有不少全面核裁军的构想。然而这些努力不甚成功。如《核禁试条约》没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试爆原子弹，也对签字国尤其是核国家（如美国）退出该条约无能为力，更没有促使现有核国家逐步销毁核武器的条款。
原因在于，这些条约的基础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框架，这些条约本身是所谓“国际社会契约”。在这个政治框架下，每个民族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害判断自由签约，包括拥有退出的权利。在这里通行的道德原则是，每个国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天经地义的；不去关心别的国家，不考虑世界的共同利益是正常的。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如此假设，只要每个国家的权利边界确定，追求自己利益的民族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平等谈判或投票，达成有利于世界共同利益包括永久和平的合约。但简单的事实是，平等谈判或投票不能解决所有的冲突。不仅要有权利结构，还要有道德共识，一个社会才能够有效运转。因此一部近代史，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失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国家之间的连年征战，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冷战，看到了核武器的飞速发展。
实际上，平等个人构成的社会和平等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任何社会的形成，都依赖于某种中心，如某个阶层或某个精英集团。在世界上也是如此。连康德这个过分相信权利体系的人也指出，“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为旁的国家提供一个联合的中心点”，进而形成一个“和平联盟”（第113页）。因而如果由一个或几个有强大实力的核国家首倡，世界各国签订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就会以它或它们为中心形成一个世界条约体系，这个条约就是一个有效的可执行的条约。
所谓“强大”，一般是指军事实力及背后的物质力量。但这不是“中心”的充分必要条件。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有暴力优势才能统治。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只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和“占领土地”，却不能仅靠暴力对一个社会进行有效的可持续的治理。制度经济学也早就观察到，一个社会的运转不仅依赖于有形制度（及其背后的暴力和物质赏罚），也依赖于无形制度（道德原则）。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暴力只能用来执法，却不能用来立法，更不能形成宪政原则。法律赖以建立的宪政原则只能来源于一个文明长期积淀下来的道德共识。例如世界上的几个重要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奠基在超越功利和暴力的文化之上。因此，这个“中心”必须同时是有“道德自觉”的。这意味着它不能仅以自己的利害来判断是非，而要以人类文明所认定的共同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是非；它不会将自己的利益打扮成世界的利益，而只会用世界的利益超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这样一个中心，我们称之为“天下主义中心”。
直到今天，虽然有一个联合国，整个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不仅是指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而且是指没有形成一个道德原则和权利体系互补的世界政治结构。而这种互补的政治结构在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已经实现。天下主义中心的出现，将会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加入有力量的道德自觉，使世界有可能走向永久和平之路，达到无核境界。
六、中国能成为一个天下主义中心吗？
从实力角度讲，美国最有资格成为这样一个天下主义中心。但我们今天对它已经不抱有希望。因为在美国，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美国利益”。它虽然富甲世界，在全球驻军，但只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在核问题上，它没有从全球利益出发的文化自觉，所以才会将自己的优势地位置于世界永久和平之上。据传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用核武器攻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Seymour M. Hersh, “The Iran Plans”, New Yorker, 2006-04-17），这种计划不啻是对核不扩散努力的一种讽刺。
在所有核大国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立场独树一帜。只有中国始终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同时意味着“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发展核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目的是为了“全面禁止和最终销毁核武器”。尽管有不少外国人对这种立场有各种误解甚至歪曲，但不能不说，中国有关核武器的立场最接近天下主义的主张。这并不是偶然的。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实体。根据曼瑟•奥尔森的理论，社会中一个集团的人数越接近整个社会的人数，它的视野越接近社会的视野。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所以一旦发生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中国的损失最大。这不能不成为中国担当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天下主义中心的形而下的理由。
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中国有着“道德自觉”的条件。这就是中国深厚的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主要发端于儒家有关国际问题的经典《春秋》以及阐发其义的公羊学（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在其后两千多年中逐步成熟和完善。这一文化传统有着一个天下主义中心应该具备的宪政原则。首先，国家不仅要讲利害，还要遵循道德。《春秋》中不止一次对国家在战争中的道德行为予以褒杨，如楚国大夫司马子反因不忍宋城中易子相食，劝楚王退兵之事，受到《春秋》的肯定，表明公羊家认为“人自然生成的道德情感”高于国家利益（蒋庆，第241~243页）。
第二，儒家 “不从种族上来划分民族的优劣，而从道德上来划分民族的优劣；不承认人种有不同，只承认道德有不同”（蒋庆，第231页）。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没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而有着悠久的天下主义传统。汤因比说，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传统（《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94~295页）；梁漱溟说，中国人重“天下”和“家庭”，而西方人重“国家”和“个人”；“历史上的中国，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第331~332页）；李慎之则号召现代中国要回归天下主义传统（“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
第三，儒家认为，废弃战国时代丛林规则的途径就是天下“定于一”。关于“谁能一之”的问题，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意味着，要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替代民族国家互相对峙的局面，就要世界一统。而这种一统不是凭借武力（嗜杀人者），而是凭借文化原则（不嗜杀人者）。因为武力只能暂时征服世界，文化原则才能可持续地治理天下。这些文化原则按儒家的话说就是“王道”，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关心天下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道德原则（蒋庆，第268~295页），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或世界因以自立的“道德自觉”。
受天下主义传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较为成功的实践。传统中国的政治实体一般被称为“帝国”，其实与帝国大不相同。帝国是一种依赖于对其它民族或国家进行掠夺维系自己生存的政治形式，但中国在历史中的国家间关系并非如此。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更多象征意义，并且经常是“厚往薄来”。因而我称这种形态为“后帝国”。这种更重文化原则、具有天下主义倾向的后帝国并没有相对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武力优势。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是一个“无兵的国家”（第329页）。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主要产生于北部草原；周边（尤其是北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经常强于中原地区；历代较强盛的王朝往往借助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才得以形成优势；文化中则“重文轻武”。但尽管中间有一些分裂时期和改朝换代，这种后帝国的形式两千多年前后相继，并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传统世界。这种历史事实说明，实现天下一统并非要依赖最令人恐惧的武器，一个有相当实力和道德自觉的中心有可能实现天下主义的理想，中国因曾经达到过这种高度而可能成为今天的天下主义中心。
中国不足的地方，一是它不是一个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家。但这不妨碍它成为天下主义中心。中国可以其核大国的身份影响其它核大国，将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变为具体建议，提交给这些国家。即使暂时不被接受，也会在世界上形成天下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取得天下人的共识。
中国第二个不足的地方，是它的传统的政治形式瓦解以后，至今还没有形成明显优越的新的政治形式，也对建立成熟的权利体系缺乏经验。这使中国还不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也使中国缺少在国际上将道德原则与权利体系结合起来的构想和建议。这需要在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精英政治体系和现代西方宪政民主体系深切理解的基础上，提炼两者之精华，探索新的政治形式，使之青胜于兰。在此前提下，中国才可以作为一股道德自觉的力量，以其道德理想号召天下；作为一个中心或中心之一，使有关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和道德原则成为民族国家权利体系的“道德灵魂”。
到那时，人类终结这个核达尔文主义的时代就不是梦想。
2006年4月14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
原载《权衡》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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