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这样的话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 1776年以后，尤其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变得非常显著，以至一个普通人，无需亚当·斯密的才智也能感受到。专业化和分工的作用已经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使得人们几乎将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经济成长大多归功于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学家那里分工和专业化的功效是少有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提起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就等于在说生产力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2经济发展被看作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这种说法具有定理一样的效力。如果你要比较两国的生产力水平，那么请考察一下两国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吧；如果你要了解生产力的发展情况，那么请考察一下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情况吧。
如果说分工和专业化与生产率的关系具有定理的性质，那么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那里，这个“定理”受到了公理的待遇——他们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虽然在一些集大成的著作家，如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等那里还能看到有关的论述，在现代正统经济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影子。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仅能看到导致生产力增长的两种自变量：一是在既定技术水平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一是技术的进步。而且，后者是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外生变量。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不见了。在经济学的另一个领域，即发展经济学这个主要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设计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分支中，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资本形成的间题上，即如何通过投资以形成资本设备和造就国内市场，以此来启动一国的经济发展；使他们争论不休的是资本形成过程是采取“大推进”战略还是采取“不平衡增长战略”；为了弥补引进国际资本而造成的国际负债，是采取“进口替代政策”，还是采取“鼓励出口”战略。总之，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也被抛在一边。
考虑到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在现代生产方式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受到现代经济学如此敬而远之的对待未免太不公正了。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原因：（1）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被认为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不成其“问题”，以致无需人们去操心；（2）正如哈耶克所说:“在社会科学中常常是，碰巧能测量的东西被当作是重要的。”3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分析（尤其是定量分析）的问题。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速率加以定量描述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聪明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然而，回避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在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头几年，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协作的问题曾一时成为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中的热门课题。这是因为中国工业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成其为“问题”。这一问题在开放的条件下，显得格外突出。但是，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很快就转向了。这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过于复杂，涉及的因素过于广泛，以致人们认为不能在这一问题的狭笮领域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更一般地说，既然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在探讨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的原因，从而用以解释经济历史或用以推进一国的经济成长时，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应该是一条主要的线索。抛开这线索，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就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鉴于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经济发展的起动有早晚之分，生产方式变革有自发的和被动的之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就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经济落后和经济停滞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受到某种束缚，经济发展缓慢意味着分工和专业化增进的缓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若要深刻地理解经济发展或生产方式变革，不仅要回答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会发展，还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不能发展?
二
向一个经济学家提出“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不能发展”的问题，就相当于问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生物为什么不能进化”。这个反命题似乎可以正命题反证。其实并不尽然。懂得生物进化原理的生物学家未必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许多低等生物千百亿年来一直依然故我的现象。同样，用信息沟通增加，生产费用下降和分工、专业化发展之间的正反馈来解释分工发展的经济学家，未必能说明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些局部和某些（甚至是相当长的）阶段中，这种正反馈何以没有发生。反过来说，只有既能解释正命题，又能解释反命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研究对象，才会有更具说服力的理论。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已有理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现实中没有发生，就会产 生一个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悖论归咎于现实中的人的 “行为不合理”，那么我们就面对着一个理论上创新的难得契机。这种情况在理论史中经常出现，并且确实构成了理论进步的激励情境。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以牛顿体系的悖论为基础的物理学理论的创新。离我们较近的例子是罗纳德 ∙ 科斯教授。科斯教授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企业和纵向一体化的起源和原因。科斯教授对经济学的这一贡献，正是来源于他对下述这一问题的疑惑：既然互为专业化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零部件或工序加工），为什么还要聚集在一个企业内?4
科斯教授被经济学界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开山大师。顾名思义，新制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在整个经济学界中，制度经济学可以被视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并占领了经济学的大部分阵地以后，仍然坚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一传统的经济学分支。制度经济学家们经常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自己的归宿。例如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的书名后面，加上了“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的副标题。
尽管经济学到今天已经有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也还经常回到自己的源头——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汲取营养和活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突出特点是，它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不仅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仅看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一面，而且看到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面。除了《国富论》外，亚当 .斯密还著有《道德情操论》和《法学讲座》5，直接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在《国富论》中，讨论人与人之间冲突（如雇主与工人的冲突，企业主与消费者的冲突）的章句，至今不时为人们所引用。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包含了这样的认识：人的生产活动（与自然打交道）以人的交换活动（与人打交道）为条件。
这一传统到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整部《资本论》研究的就是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从不单独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对形影不离的概念，以至恩格斯将“生产”和“交换”称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6。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思勾画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景。在这一图景中，生产方式的改进与交往方式的改进是不可分的。生产方式改进的主要形式——分工的发展，可以到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中去寻找线索：“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方法，可以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典型形式。因为简单地说，“政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经济”就是人与自然打交道创造财富的过程。一个是“做馅饼”的问题，一个是“分馅饼”的问题。而自从出现人类社会以来，这两个问题一直交织在一起。政冶经济学的出现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先驱们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可分割性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特点反映在它有自知之明地去掉“政治”两字，将自己的理论称为“经济学”这一事实之中（例如马歇尔的著作叫作《经济学原理》）。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生产活动即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面，它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例如供求曲线所表达的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即任何人都影响不了价格水平的完全竞争）。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在这里，分工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分工程度不再发生任何变化。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既无需、又不能研究分工问题。这或许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闭口不谈的理论原因之一。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在对人的假设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假设上作出了牺牲，却在形式化、数量化方面即在把经济学变得更象“精密的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经济学的表达变得更为简洁、优美，使得经济学能够以标准教科书形式在大学中普及。相形之下，仍然坚持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就显得晦涩难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占统治地位，而制度经济学只能偏居一隅的原因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这种关系归结为“交往方式”或“生产关系”确实是了不起的概括，但未免过于抽象，不能构成进一步分析的概念基础。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制度经济学家们作了不懈的努力。康芒斯用交易概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按照他的解释，交易即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这一概念一方面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化了，一方面将各种不同的人与人的交往形式，例如市场上的买卖，企业中的管理与服从，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征税与纳税等等，一般化了，从而为在经济学中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标准概念。
但是康芒斯的“交易”是无成本的交易。这种交易在瞬间完成，并且不需投入资源。这与现实中的交易相距甚远。人与人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地方，也有利益对立的地方。即使在交易双方利益一致、即双方通过协议或合作共同获利的情况下，也必须对这一交易支付费用。例如，一次成功的市场交易也需要买卖双方付出搜寻交易信息和讨价还价等费用。更何况在利益对立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收益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成本。例如垄断者的垄断利润，就是其交易对手的价格损失；强盗的收益就是被劫者的损失。如果考虑到利益对立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暗中互相拆台（如我们常说的“内耗”）到公开的战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因此，交易活动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一成本在实际中构成了人的经济活动的成本的主要部分，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即与自然打交道的成本）更为重要8。 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用没有成本的交易概念进行经济分析，制度经济学家们也会误入歧途。例如凡勃伦认为企业家对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9 ，就是忽视了企业家在组织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作用。康芒斯虽然区分了交易的几种不同方式，却始终没有对这几种方式作一下经济学的比较，因为没有成本的交易是无从比较的。
不仅如此，交易无成本意味着交易是不稀缺的。一种不稀缺的事物是无法纳入正统经济学（即形式化、数学化的，简洁而优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的，因为概括说来，正统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最隹配置稀缺资源的。可以想见，科斯教授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作了第一次典范的运用，对经济学的贡献有多么大。交易费用的概念使得交易变成了有成本的交易。这不仅使交易概念更符合经验，而且可以使交易（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对象。交易费用概念的出现使制度经济学扭转了方向，使新古典经济学拓展了研究领域，使这两者找到了结合部和共同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10。
可以承认，本书在方法上，是以坚持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以上述这一革命为起点的。
三
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以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为对象进行分析，是本书的主要的理论尝试。与以往的经济学理论相比，本书有所前进的地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综合分析，（2）对交易方式，生产方式和市场结构的综合分析，（3）将交易费用考虑在内的均衡分析。
以往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分析生产费用，以威廉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则侧重交易费用分析。但是很显然，对经济活动的完整分析应该包括两者。首先，从社会角度看，财富的创造及其效用的最后实现，必然要经过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共同作用。从个人角度看，除非自己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产品，若想得到一种产品，不仅要支付生产这一产品的费用，还必须支付获得这一产品的交易费用。任何一个在现实中的人都必然综合考虑这两种费用。唯有如此，才能作出“自己生产”还是“从别人那里获得”某种产品的抉择，而这正是“分工”还是“不分工”的另一种说法。第二，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生产费用的变化会影响交易方式以及生产活动与交易活动之间的关系； 交易方式反过来也会对生产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正是经济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之一。而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中介，因为唯有对生产进行分工才会产生对交易活动的需要（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因此分工程度揭示着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经济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反过来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互动过程又决定了分工程度及其发展。这种因果关系告诉人们: 想要研究分工问题吗，请到交易活动中寻求答案。因此，研究分工问题的正确方法，不可避免地应该是对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的综合研究。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的成果，即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概念（交易，交易费用）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使得本书得以用较成熟的经济学方法同时分析交易活动和生产活动，实现对这两者和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较清晰的现代经济学的表述，从而进一步揭示分工程度及其发展的条件和原因。
因此，分工问题归结为交易方式的研究，也可以归结为经济制度的研究，因为制度安排可被看作是交易方式的稳定形态。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基本的制度假设，而制度经济学既承认市场的存在，又强调其它制度安排—-企业和政府的存在。用更为抽象的观点看，企业和政府具有同一类性质，即它们都是科层组织（Hierarchy）。在这种组织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等级序列；而在市场中，人们具有平等的权利。市场和科层组织被视为两种典型的制度安排。这种抽象简化了人们的研究。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满足于将市场仅看作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它认识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市场状态，从完全竞争到独家垄断。罗宾逊和张伯伦的贡献在于，他们用形式化的经济学语言对不同的市场结构作了描述，并力图与已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统一起来。尽管从严格的学术观点看，这些描述并不完善，并且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制度经济学家们也并不满足于将丰富的经济制度结构仅视为市场和科层组织这两个极端。奥列弗．威廉森认为在两个极端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制度安排的过渡形态。他并且以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为主要参数，对这些中间形态，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和科层组织内的各种形态，作了具体的分析11。
市场结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都产生兴趣的研究领域。两种经济学理论一旦在这里汇合，也就同时将两者的研究领域汇合在一起。在以往，对市场结构的研究和对交易方式（制度安排）的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在这里，这两种研究统一了起来。从竞争到垄断的不同市场结构不仅是人们从事交易活动的不同形式和情境，而且是从市场向科层组织的不同过渡形态，可以用交易费用统一地衡量和比较。不同的交易方式的成本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进行的交易有着不同的费用，这些费用在交易双方间的分担也不同。交易费用的多寡必然要进入人们的经济计算之中。在不同的交易方式和不同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人们对不同分工程度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反过来，我们已经知道，分工程度甚至分工本身也会对交易方式产生影响；进一步分工与否的选择，具体表现为是从市场（购买）还是从科层组织（自己生产）中获得某种产品。有趣的是市场结构也与分工程度直接有关，我所知道的最早将这两者明确联系起来的人是乔治.Ｊ.斯蒂格勒，他在其著名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与市场中的竞争程度是互为反向运动的。分工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市场中的垄断状态12。分工的这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性质，使得分工概念甚至是一个比市场、企业、政府和市场结构等更为基本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方式、市场结构和分工程度互为因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的整体，撇开交易方式和市场结构任何一个方面来研究分工问题，都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分工与交易方式、市场结构的综合研究，必然会导致对分工问题以至整个经济发展问题更为深刻的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核心部分可以用四个词概括，这就是“最优”，“均衡”，“替代”和“边际”。当两两资源在两两用途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相等时，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均衡”。这时的最优是帕累托最优，这时的均衡是瓦尔拉斯均衡。这两个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头脑中理想的效率状态和运行状态，是进行经济分析有益的参照系。然而，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倾向于从这样理想的角度看待现实世界，尽管这样看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他们指责工会的存在破坏了劳动力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无法解释工会为什么会存在。类似地，人们也会将中国的非专业化倾向归咎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不合理”，但始终不能说服这些经济个体改变其行为。的确，用“行为不合理”、“决策错误”等语言来解释经济现实中的一切不尽如人意的事物是极为便当的，这种逻辑是无往而不胜的。因为所有与经济理论不符的经济现实，都可以用行为当事人的行为不合理来解释。但这往往是不正确的。它反映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实傲慢的实则浮浅的态度。
帕累托佳境与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交易费用的区别。在帕累托佳境中，交易费用为零；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是正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帕累托佳境的瓦尔拉斯均衡是不存在的。为了增强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为了使其更符合经验，经济学家们创造出了一些非瓦尔拉斯“均衡”: 凯恩斯均衡，短缺均衡等。在经济学的另一端，制度经济学家们干脆抛弃了碍手碍脚的“均衡”和“最优”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经济史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过程，它更多地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在他们眼中没有最优，因为一旦达到最优，发展就停止了。他们认为，“好些”这个字眼比“最好”这个字眼更实用些。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制度经济学都拒绝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前述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一例子。科斯教授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就引入了“替代”和“边际”的概念。在他看来，企业和市场是人们实现同一功能（即实现互为专业化的生产者之间的合作）的具有互替性质的制度安排。当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中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时，企业与市场之间就达到了均衡。这个均衡点就是企业的边界。比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前进的地方在于，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替代”是指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 在科斯这里，替代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13 。
前一种替代是不同物品（或被假定为物的人）之间的替代，后一种替代是人的行为方式或策略之间的替代。前一种替代是初始的替代，后一种替代是替代的替代。这么说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对物品的替代实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活动可以采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由于不同交易方式的费用的变化特征不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替关系。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是假定替代费用（ 即交易费用 ）为零，从而不考虑不同替代方式的替代。科斯的“替代”是假定存在正的交易费用，考虑不同替代方式的替代。通过这一替代过程实现的均衡，是包含着交易费用的均衡：一种不同于瓦尔拉斯均衡的均衡。
进而，科斯教授在他的另一篇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发挥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被人们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的权利安排是什么样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交易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权利安排在这里是指产权在不同人之间的归属，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安排的不同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种制度安排不过是人们之间交易活动的稳定形态；当采取各种不同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都为零时，制度安排之间的“不同”从经济上考虑就没有什么“不同”。因此科斯定理再一次重复了帕累托最优和瓦尔拉斯均衡的暗含的前提: 交易费用为零。然而科斯的真正用心并不在于重复，他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正，资源的最优配置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 13。这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存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不存在最优均衡，并不等于不存在均衡。当人们将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纳入经济计算之中，仍会出现受既定制度安排制约的均衡。只要一个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之中，无论是一个部落，一个农业社会，一个计划经济社会，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均衡。有人甚至认为，如果将所有制度约束都考虑进来，这些不同程度的均衡都是“最优均衡”，是将交易费用考虑进来的帕累托最优14。
经济史不过表现为社会从一种均衡走向又一种更有效的均衡的过程；其标志是决定均衡的制度安排的单位费用不断降低15，它的极限是帕累托最优。在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与制度经济学的“演进”结合了起来。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互相替代，从个人或经济个体角度看，就是在与他人交往时对不同行为方式或不同策略的选择。利益对立的人与人（ 经常是两个人 ）之间的对策问题，恰是博弈论研究的内容，因此博弈论天生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数学化方法16。博弈论突出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性质，即：一个人的收入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还要取决于与之打交道的其他人的行为。如果假设两个博弈者都具有完全理性，他们之间的谈判费用（ 交易费用的一种 ）为零，两者的最优策略必然导致全社会（这里为两人社会）的帕累托状态。但如果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谈判是有费用的，两者的最优策略就可能不会导致最优均衡，却会形成某种“非最优均衡”。囚徒困境模型是这一均衡的极端形式。在两个囚徒不能互相沟通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最优策略就是互相叛卖。这种策略导致的均衡被称为“不合作均衡”或“纳什均衡”17。
于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境: 个人的最优策略（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整个社会收益的非最优（以交易费用为零的帕累托最优为参照）。而在这里所说的个人的最优策略意味着作策略选择的人是有理性的，并且没有犯“决策错误”。博弈论的这种透视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经济范围内，不是“决策错误”，而是这种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如同我国经济中许多行为个体“有理性地”选择非专业化生产方式（个人最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分工水平低下（社会非最优）那样，才是经济生活中的真正悲剧。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两种不同效率的均衡之间的区别在于有否交易费用，或单位交易费用的多寡。因而，经济发展以及以分工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进步，主要依赖于制度变革，即从决定较劣均衡的制度结构向决定较优均衡的制度结构的过渡。这一过渡在博弈论中表现为简单的经过多次重复博弈的策略转移18，在经济学中表现为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19，在实际中却表现为丰富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演出一幕幕生动、曲折、甚至悲壮的历史剧目来。
五
“有限理性”的概念是赫伯特 ∙ 西蒙教授提出来的。他荣获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事实说明，“有限理性”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概念强调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从认识论角度看，它对那些由于近现代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冲昏头脑，认为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一付清醒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当代获得了很高荣誉的“重大发现”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二千多年前，中国哲学家老子就警告过人们，“知不知，上； 不知不知，病”，也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才是正确的认识。看来，人类夸大自己能力的倾向还是相当顽固的，需要经常得到提醒和诊治。
将“有限理性”应用于经济学，绝不止是改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完善理性的假设；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认识到，他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无论他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他对经济现实认识的局限性。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就应该尽量注意，少下一点儿“到此为止”的结论，少一点对经济现实和经济行为者指手划脚的傲慢态度，多一点谦卑和审慎的精神。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就我所研究的这一问题，写一本“全面论述”的书。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强调了某些方面，而对另一些问题轻描淡写； 突出了某种倾向，而又对另一种倾向一带而过。例如:
- 本书所谈的生产分工和专业化，更多地侧重于机械工业领域，因为机械工业的产品有着较强可分解的特征，那些装置性产业，如冶金和化工则缺少这一特征。
- 本书强调交易方式及其变革对交易活动发展的影响，而较少讨论交易技术及其变革的同样重要的影响。例如: 本书并未谈及交通运输问题，但是很显然，交通运输工具以及通讯技术的革命对交易活动向世界范围的扩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未谈及这一问题只是因为本书的侧重点不在于此，并不是因为这一问题不重要。
- 本书更多地强调交易方式变革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而较少强调相反的影响，例如分工引起的生产费用下降对开拓市场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以往的经济学强调技术对制度，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对交易方式影响的话已经太多了，现在需要相反的声音。等等。
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理论上的尝试性质，值得推敲的地方还很多，但我并不因此而却步。我希望奉献于读者的，与其说是一些结论，不如说是某些启迪。我等待的是激烈的批评，而不是默不做声的认可。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不同学派的对抗中达到均衡，在对立观点的争论中前进的。如果本书能够引起经济理论界的一些讨论，能够激发一些人继续探索的灵感和热情，那么，我就可以自信地说，本书在推进经济理论前进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书有着较宽的理论背景，面对的是相对窄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可以被视为资源配置的一个方面（ 资源在产业内配置的一种形式 ）；然而，本书的理论方法，即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方法，却不仅仅适用于这一领域。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感到，这种理论方法应用于资源配置的其它方面（如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激励问题和利益分配领域中，也是同样有效的，只不过本书的论题限制住了这一方法更宽范围的应用。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认为，分工问题远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狭窄。当我写完本书时发现，总体来说，我不过是在用交易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生产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尽管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理论意义。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透视交易活动领域，许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就变得简洁多了。例如争论不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就可以被简单地看作是一次交易活动的分工；历史上成功的交易方式变革，大多采取的是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写到这里，我心中又一次油然升起对经济学先驱们的敬意。他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分工和专业化”这个以后的经济学理论必定不能忽视的永恒的主题。
最后，我也坚信，本书的论题也决不是仅用本书的方法才能分析和表述。我期待着对分工和专业化这一问题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或具有同样解释力的更具表达力的阐述。
注释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第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3. 哈耶克：《似乎有知识》，载于《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
4. 参见罗纳德. 科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 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 6篇: “‘企业的性质’的由来”。
5. 即坎南编著的《亚当. 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商务出版社，1982年。
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三卷，第 186页。
7. 马克思: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页。
8. 张五常教授1987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 估计交易费用占香港 GNP的80%。
9. 参见凡勃伦: 《企业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
10. 参盛洪、陈郁为科斯教授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国家》（ 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 ）所写的“译者的话”。
11. 参见Oliver. Williamson: Market and Hierarchy；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of Capitalizm， The Free Press， 1985.
12. 参见乔治. 斯蒂格勒: 《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第23页。
13. 罗纳德.H.科斯:“研究企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用机会成本方法，比较要素的既定结合的收益与替代的业务安排的收益。在研究经济政策时，似乎也应利用类似的方法，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122页。
14. 参见同上书，第92页。
15. 最早对我阐述这种看法的人是张宇燕， 他将这一看法写进了他的一篇短文“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载于《经济文献信息》，1989年，第3期、4期合刊）中，尽管我认为他的表达还不够明确。
16. 参见盛洪：“对经济发展的衡量：尺度、参照系和单位交易费用”，《上海经济研究》， 1990年第4期。
17. 安德鲁. 斯科特等: “从行为角度看，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研究可以与对N人博弈的分析相等同”。参见Andrew Schotter， Gerhard Schwodiauer: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VIII June， 1980.17. 关于纳什均衡概念， 请参看同上文章。
18. 参见：Wolfram Elsner， “Adam Smith’s Model of the Origins and Emergence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XIII No. 1， March， 1989.19. 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