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瑞典生物学家斯万特·佩博（Swante Pἅἅbo），表彰他在尼安德特人基因测序上的成就。尼安德特人是谁？为什么研究他们的基因有这么了不起，以致诺贝尔奖委员会要隆重嘉奖？关于这些，斯万特已著有一书，名《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介绍了他的研究动机和研究过程。尼安德特人是一种已经灭绝的人类，因十九世纪在德国尼安德山谷发现他们的骨头化石而得名。尼安德特人被考古人类学家认为是50万年前离开非洲到欧洲的人类的一支，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独立发展演化。后来在非洲或中东发展的现代人类到欧洲后，大约在9万到4万年前曾与尼安德特人有过交集，后者到约3万年前就灭绝了。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为什么会灭绝，他们与现代人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历史之迷，也是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问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就等于在问现代人类为什么没有灭绝，演化发展至今。
斯万特·佩博的研究动机就是兴趣。这在大陆中国好象不那么高尚，其实这才是科学探究的最强大动力，远远超越了功利心或什么主义。兴趣就是寻求问题答案的好奇心。而对科学家的观察发现，他们的首要品质就是好奇心。佩博的家传是医生，他本是学医的。他发现自己很有做一个好医生的潜质，并为基因测序技术能够用于生物学和医学而兴奋。同时他也是一个从小就对古代历史着迷的人。他13岁时就随母亲去过埃及，迷上了古埃及历史。当他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时，两者的结合化解了这个两难困境。古埃及留下了许多木乃伊，这使他想象，能否用木乃伊身上的骨头做DNA测序，以解答那些千古之迷。如今天的埃及人与法老时期的埃及人有什么关系？埃及历史上曾遭受异族的入侵，他们只是改变了语言、宗教和文化，还是人种被更换了？
在佩博还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生时，就通过关系获得了瑞典一家博物馆的木乃伊的一小部分骨头，并偷偷用学校的设备提取基因，竟然获得了成功。这说明历经几千年的古人类骨头化石可以用来进行基因测序。于是他又到当时东德的一家藏有更多木乃伊的博物馆要来更大量木乃伊骨头，并且又一次成功进行了基因测序。他后来将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很快引起了专业界的关注。他受到了艾伦∙ 威尔逊的邀请到其实验室去做研究。而威尔逊是用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生物进化的开创者。他又受邀参加了1986年在冷泉港举行的计量生物学研讨会。受到生物遗传学界大佬和年轻学者的激励，他要找一个更大更有意义的目标。这就是尼安德特人。他说，“就演化史来说，尼安德特人是最接近于当今所有人类的近亲。研究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上有何不同，将有助于我们寻找是什么让当今人类的祖先与地球上其它生物分开。……对我来说，尼安德特人的DNA似乎是我能想象到的最酷的东西。”（2018，第103页）
《尼安德特人》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他克服困难，获取尼安德特人骨头并不断创新技术以实现基因测序的过程。虽有很多技术术语外行人不是太懂，但作者较通俗的叙述还是能让读者大致了解了这一艰辛过程。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最关心的还不是过程，而是结果。经过多年的努力，佩博团队终于完成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测序，并告诉了我们答案：在已经测序的尼安德特人的DNA序列中，有78个氨基酸发生改变的核苷酸位置。这些改变带来的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不同，他们能解释的，有精子活力，有伤口愈合等方面的不同，其它的一些改变他们暂时还解释不了。除此之外，他们的基因测序还发现了在欧洲人之外，中国人、甚至远在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也与尼安德特人有染。他们与后者的基因组匹配值高于非洲人（第246~247页）。
不过这些方面与现代人类超越尼安德特人有什么关系，还是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与其它非人类动物的重要区别，正如孟子所说的“几希”，主要是道德，这意味着更为友爱、合作和尊敬，一句话，更为“亲社会”。而精子活力或伤口愈合似乎与这些品质无关。也许答案就在佩博尚不能解释的那些区别中。关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也有很多猜测，一种猜测是，他们并非是被现代人类用暴力消灭的，而是在和平竞争中失败的。并且他们的失败并不是他们的个体不够聪明和强健。实际上，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发现，他们身体健壮，脑容量也大于当时的现代人类。唯一不足的，是他们的“亲社会性”较差。布雷格曼在其《人类的善意》（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一书中猜测，尼安德特人天才多，而现代人类善沟通。结果尼安德特天才发明了钓鱼，却只教会了一个人；而现代人类学会钓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会了（2022，第116~117页）。
看来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亲社会性比武力或智力还重要。亲社会性也就是道德，就是与人为善，就是善于沟通。一个彼此更为亲善的社会就会更为和谐，较少内耗，也会更为合作；一个更为合作的社会就会有更高效率，就会产生分工并不断深化。这样的社会不用与其它社会直接对抗，仅是和平竞争就够了。如果是狩猎，这个更高效率的社会会在有限的野兽资源中获得更多的份额，而那些不太合作的社会则会在和平竞争中受到挤压，久而久之，就会逐渐衰落下去。更为合作的社会也不怕武力对抗，因为有更高效率就会有更多的物质资源，身体更为健壮，就会养育更多的后代，种群规模就会变大，在武力对抗中占有优势。
这也就是在假设，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微小差别，只在“几希”的善端。虽然基因测序还没给出直接答案，但人类学家已在这方面探寻多年了。这种探寻是在“人性善”判断下出发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就是说，善内在于人的本性；换句现代的语言，就是内化于基因的。为什么？这就是人类之迷。以致康德说，心中道德是“最使人敬畏的东西”之一。探究道德是如何起源的，善端从何而来，就是探究人何以为人的最大迷案。克里斯托弗 ∙ 博姆在《道德的起源》这本书中，介绍了人类学家通过不少田野调查，印证了“人性善”的判断。例如人类会自觉羞愧，并且一羞愧就脸红，这是其它人类近亲，如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所没有的（第139，149页）。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人类学实验显示，猴子有同感能力，但这种能力不能用于同情或帮助他人，因为它们没有“恻隐之心”。
然而关于人类的道德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博姆的解答却并非令人信服。他假设有一个部落有一个阿尔法型暴君，他不能公平地分配猎物，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各种反抗动作，从窃窃私语，流言蜚语，到驱逐，以致杀死。这种情形反复出现，经过很多代的演化，逐渐缩小了阿尔法暴君的适应性，而增大了更为公正、自律的领导者的基因池（2015，第170~184页）。然而这种解释并非道德的起源，因为人们之所以对暴君加以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义愤。这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道德，至少是“善端”。另一种解释是性选择。是说女性喜欢公正和慷慨的男人。然而有这种情感应是在有这样的人之后很长时间中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人的存在说明了道德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另一种解释是“群体选择”。这一概念是达尔文主义的“个体选择”概念的扩展。“个体选择”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个体为了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或减少自己繁殖机会的现象。这就得用“群体选择”去解释。那些牺牲自己生命或遗传机会的个体虽然不能遗传自己的基因，但他或她的亲属却带有与其相近的基因，他或她行为的利他主义基因，会随着群体的生存而遗传下去。而这样的群体会在部落竞争中脱颖而出。达尔文主义大佬爱德华 ∙ 威尔逊称这种群体具有“真社会性”。他说在生物界共有七个物种具有真社会性，其中六个是昆虫，包括蚂蚁，白蚁，蜜蜂等，第七个是人类。而人类与昆虫似乎相差太远，他们的真社会性也与昆虫有所不同。在蚂蚁、蜜蜂的社会中，是身体结构的改变决定了某些个体生育后代，而其它个体觅食或防卫；而在人类社会，也有为社会牺牲的个体，他们并没有在身体结构的因素，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道德意愿。
也许就是这一点点真社会性，成就了人类。合作虽然好，但是有风险的。例如多个个体合作去捕猎大型动物。他们的风险是一旦捕到猎物能否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分配猎物的是部落里的首领，他或许是一个阿尔法型暴君，给自己及其亲属更多的肉，给远一点关系的人少一些，而关系很远就不给肉。这会带来很大风险，付出努力而没有回报，这对一个人是很大损害。既然如此，他们一开始就不该加入大型捕猎。而这样一来，就没有大型捕猎。这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大型捕猎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以及所带来的好处。
另一个例子是对待老人的态度。自然界的法则是，父母生育并哺育后代之后，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就没有继续生存的必要。这在生物界能够见到很多例子。如大马哈鱼产卵后即死，有些雄性昆虫甚至交配完后就死掉。这意味着它们完成了大自然的任务，不再破费资源了。这种自然规则也在人类早期存在，许多民族都有弃老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甚至保持到了很晚近。日本电影《楢山节考》就记录了当地的弃老习俗。当老人年龄超过70岁以后，就要被儿子背到山里“祭山神”。然而这种弃老传统最终还是被抛弃掉了。我们猜想，这在最初还是有风险的，不能生产的老人还要消耗资源，会与小孩争夺有限的食品，这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和发展。最初坚持给老人一口饭吃的子女一定是出于其它动机，如感情的、审美的或道德的，才宁肯自己少吃点，也不忍心将父母扔到深山里。
所以突破当下利害计算的事情，只有不计当下利害、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才会迈出这一步。有冒险精神同时意味着敢于承担冒险失败的牺牲。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做不计功利的事情。那些不计功利的事情在最初没人会知道是什么结果，从上帝的视角看就是随机的事情。然而一旦行为有一个随机变异，就有可能会有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如果出现坏的结果，这种冒险行为就无法继续下去；如果有好的结果呢？例如不忍将父母扔到深山的子女发现，年长的外婆会帮助照顾孙辈。人类学家霍克斯在对非洲部落作的调查发现，有外婆的家庭子女数量要明显多于没有外婆的家庭。这是因为外婆可以帮助女儿照顾她的子女，她就可以缩短两次怀孕之间的时间。这是对赡养老人的回报。然而这种“外婆效应”却不是一开始就能显现出来的。当初子女在作出赡养老人的决定时，他们没有期望有这种回报。
这也是所有非功利的冒险所具备的性质。非功利冒险就是决心要承担损失或牺牲，但是冒险意外带来的回报也是对这种冒险的鼓励。人们需要的是对这种回报的识别。大家冒险参加捕猎大型动物也是一样，人们会在公平的分配下都获得好处。一旦人们对他们以为的非功利行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不仅他们会坚持这样做，别人也会起而仿效。于是这种合作的行为就会扩展开来，成为整个部落的习俗。这会使部落兴盛起来，并在与周边部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有人会问，最初的不计功利的冒险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所谓“不计功利”只是对当下物质利益的计算，人猿祖先还会有其它价值，如感情的，审美的。如果再问，这些价值是从哪来的，那么回答就是：随机出现的。这也许是不会再被质疑的回答，也是绝对的答案。假设有两个相邻的部落，它们成员出现“不计功利”倾向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只是偶然一个部落出现了这种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行为的好处显现出来，行为者更坚持这种行为，而部落里的其他人看到以后，也纷纷仿效，于是这个部落整体的合作得到了加强，效率随之提高。然而，如果行为者没有观察到或意识到这种行为带来的好处，他或她可能就不能坚持下去；或者他或她看到了好处，但部落内的成员之间却不能有效交流，致使这种新的有更高效率的行为没有在部落里得到推广。这都会影响到结果。只不过我们仍然要假设在最初对因果关系的观察和交流能力也是随机出现的，并没有哪个部落更优。只是所有这些偶然性都发生在一个部落，才有可能成就这个部落迈向道德或亲社会性。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他们之所以优于黑猩猩是缘于偶然的随机变异。但这么多偶然性都落在人类祖先的头上，大概是天意吧。只是随机变异的结果也是好坏参半，当出现坏的结果时，也不要气馁，或放弃探索和冒险，才是更为基本的品质。因为探索和冒险使选择空间远大于完全保守的选择空间。当人类作为有智慧的生物出现后，他们会认识到保持探索的自由开放，对于他们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时自由的社会比封闭的社会更为优越。保持探索的自由开放比只做“正确的”探索更重要。“理性地”探索固然会加强对正确方向的努力，也会因走错道路而固执己见，妨碍其它方向的试探。两相抵消，“理性地”探索甚至还不如随机的变异。自由开放与随机探索几乎是同义。
人类在离开黑猩猩之前，身体中已经内含了此前所有生物成功升级的规则选择。这在人的基因中就能发现。自从人们发现基因是一套有关生命的编码以后，就可以将人类与其它生物相比照，甚至可以与现在看来远不像人类、低级得多的生物相比照。格雷戈里·蔡汀在其《证明达尔文》一书中说，“生命的起源其实就是软件的起源，就是DNA的起源。DNA是在每一个细胞中发现的通用编程语言。”因而就可以用这种语言进行比较，就有可能在人的基因中发现其它低等生物程序的片断。“我们的身体充满软件，且都是非常古老的软件。我们有来自海绵的子程序，来自两栖类的子程序，来自鱼的子程序。……每个细胞含有DNA软件的完整副本，相当于包含整个生物历史。”（2014，第29页）生命这个软件之所以从那些低级生物发展到人类，仅靠的是随机变异，而其好结果略多于坏结果。既然语言通用，则规则就会累积贯通，亲社会性也会逐渐加强。
这种说法得到了另一位人类学家马特•里德利的强调，他在《基因组：人类自传》中说，“蠕虫、苍蝇、鸡和人类的胚胎基因惊人的相似，这有力地证明了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通过对比各个物种发育基因中的‘词汇’，人们发现它们都有着相同的‘词语’。”（2015，第231页）而在生物演化史中，没有有意识的探索，只有随机的变异，尚且能产生走向复杂化的智慧生物，说明这种随机性本身包含着合作或亲社会的倾向。这背后必有演化的天定的规则。基因中包含着这些规则，就是人之本性，就是心性，就如同程子所说，“心譬如谷种，其中具生之理，是性”（《近思录》，1995，第486页）。这一判断意味着，宇宙本身是偏善的。人的诞生，是宇宙之善的结果。人性善的根本原因是，宇宙规则是善的。
回过头来讲尼安德特人。“宇宙规则是善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物种都能发展成现代人类。如前所说，这里面有不少偶然因素，不少幸运。我们可以想象，当初在非洲的时候，尼安德特人还没有与现代人类分开，他们是同一种人。也就是说，如果在此后尼安德特人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当时的现代人类与我们后来看到的尼安德特人是一种人。当时他们已与黑猩猩有了明显区别，无论是身体结构的，还是智力的，或许还有一定的道德基底。只是当尼安德特人离开非洲以后的几十万年，留在非洲的现代人类偶然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道德，使之成为“善端”。这是他们与尼安德特人的区别。我称尼安德特人的道德基底为一阶道德，即对道德行为的直接后果很清楚，如“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但没有发展为二阶道德，即康德所说的“对法则的爱”——这时人们已经不清楚遵循规则的直接好处，而只是把遵循规则当成道德。
博姆在《道德的起源》中记录，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男子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有人劝他吃掉一只雌负鼠——这违反了部落习俗，这人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他说不出任何理由。”（2015，第254页）这就是对规则的尊重，并且不管其直接效用。这就是二阶道德，可用“羞恶之心”和“恭敬之心”来形容。如果违反规则，羞愧感就会跳出来阻止，恭敬感就是对规则的敬畏，也同样可以强化对规则的遵从。因而二阶道德要强于一阶道德。我们可以想象，尼安德特人虽然发展出了一阶道德——这使他们区别于黑猩猩，但没有发展出二阶道德——这使他们劣于现代人类。在他们的社会内部，交流水平和合作水平就低于现代人类。一个例子就是尼安德特人高隆的眉骨，与现代人类的较平的眉骨相比，就较少眉目表达功能，这妨碍了更细致的意思和情感的表达（布雷格曼，2022，第116页）。
与不少人类学家的判断不同，我猜测，不是尼安德特人离开非洲后变化了，而是现代人类留在非洲时变化了。基因测序得出的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部分不同，不是尼安德特人变化后的区别，而是现代人类变化后的区别。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只在现代人类身上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中国人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看来还有尼安德特人的部分基因。这是现代人类本身在与尼安德特人分离前就带有的基因，这是它们共同与黑猩猩的区别。一些研究似乎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不是现代人类暴力所为，而是在挤压式的竞争中走向衰亡的。威廉 ∙ 班克斯（William E. Banks）等人2008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模拟报告显示，尼安德特人不是由于气候变化或适应性变化，而是由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地理扩张带来的竞争，在格陵兰第8间冰期逐渐向欧洲西南角收缩，最后灭绝。
不过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历经了数万年的时间。静态地看，两种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微小，可能只是尼安德特人更为自负，更不愿与人交流，也不善学习；而现代人类更喜交流，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也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可以只被看作个性上的不同。哪种行为更优，当时并没有被察觉，经过数代人才会显现效率的区别，才能感觉到尼安德特人的一次较明显的退却。即使这样，也没有在他们中间引起恐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相邻部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女人，却觉得他们不需要这样的累赘。他们看到这个邻居捕猎大型野兽，也很可能比较羡慕，却因部落首领不能公正地分配猎物，无法去仿效。人类学家埃兹拉· 朱布罗（Ezra Zubrow）的计算机模拟显示， 一个 群体只需要 2% 的优势就能在1000年内消灭另一群体。而尼安德特人的衰亡过程有数万年，当时现代人类的优势更是微乎其微。
反过来，现代人类之所以在与尼安德特人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较高阶道德，人与人之间更有善意，更能交流，就能形成更深化的分工和更大规模的合作，新技术发明就会更快地在社会中传播。这样既能更有效地获取资源，又会在武力对抗中更有优势。有趣的是，在佩博的这本书中，他描述的研究过程也受益于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流、合作精神和契约制度。例如他的测序尼安德特人基因的想法，是在冷泉港会议或其它国际会议上受到激发而产生和成熟的；他在分子遗传学或计量生物学领域获得了有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源的充分信息，让他可以激发灵感或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西方世界的科研融资机制适时地使资金流向了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进行跨国的人员组合；甚至与他的研究的主要材料拥有者——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也是具有可谈判性的。这些都是在自由开放原则通行，科研合作没有国家目标限制，资金流动没有国际障碍的情况下实现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几点。一是佩博成立的专攻尼安德特人基因测序的研究所，是一个德国学会资助的。它叫作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其前身是威廉皇帝学会。它想创建一个德国科研薄弱领域的研究机构，条件只是要放在原东德地区，而不在乎由外国人组成并主持。在1997年，佩博在分子生物学界已经很有声望，因此被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看重，邀他前去主持创建。这个德国的学会之所以不以国家为限建立一个研究所，一方面是他们对以前纳粹德国人类学研究的恐惧——那是为种族优越论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确实具有全人类的意义。他因此可以招募来自全世界的人，在这里真是没有国家界限，他自己是瑞典人，还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瑞士人，南非人，甚至还有来自大陆中国的研究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一般认为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它们对合作不会那么积极，操作起来可能比较麻烦。然而，藏有尼安德特人骨头的博物馆仍愿意与佩博团队合作。这是因为博物馆也是有一套运营机制的。它们的效率要用它们在社会中的声望和评价来衡量。因而从博物馆获得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也可以是一笔“交易”：博物馆捐出骨头，研究团队用来研究和测序，并在研究成果上注明骨头来自哪个博物馆，或还有一些资金上和技术上的支持。这看来无足轻重，却能很好提升博物馆的名气。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国家障碍。如佩博想获得萨格勒布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尼安德特人的骨头，却遇到了当地复杂的政治网络。萨格勒布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他建议，将合作扩展为他们分别担任院士的克罗地亚艺术学院和另一个学院的合作，也许会更为顺利一些。他们建立了两个学院的合作关系，研究团队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尼安德特人骨头。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东德的博物馆。佩博早年在东柏林的两周中，每天通过数道关卡进入博德博物馆的储藏间，采集了三十多份木乃伊样本。回到乌普萨拉后，用这些骨头做出了成果，为了强化他对博德博物馆的回报，他将研究成果优先在东德的刊物《古代》上发表，却没有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刊物与世界其它部分隔绝了，所以读者很少。更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成果发表出来以后没人注意，当他再次到博德博物馆寻求帮助时，发现馆员们都刻意回避。原来是该博物馆的合作者却遭到了当局的怀疑，所有接待过他的人都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审问，使得他们不敢再与佩博合作。
另一个有助于佩博成功的机制是，基因测序技术不仅局限于实验室，而且可以成为一种商业性事业，可以用来赚钱。佩博就不仅依靠自己的测序技术，而且借助于商业公司开发出来的先进仪器，并且可以将大量基因测序工作委托给商业公司，如454生命科学公司。并且这样的公司不止一家，当佩博不满意454公司的技术和进度时，他有条件转向另一个合作者——宜曼达公司。商业合约关系和商业公司之间的竞争，使他较容易地完成了这个合作者的重组。这种非营利的科研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作的模式加快了基因测序的进度。
佩博团队的各种合作要比当初捕猎大型动物的合作不知复杂多少倍，也更具风险，但在现在这种更为发展了的自由沟通、自愿交易和维护合约的观念和制度下，这种合作得以实现。可以想见，当初现代人类发展出不同于尼安德特人的变异应该是在“善端”上的强化。由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相貌上的变化，如男性脸形更为女性化，身体相对纤瘦，反推现代人类的行为变化，这就是较少使用暴力。这正是拉马克表观遗传学的逻辑——行为变化带来形体变化，而“行为至少在改变基因组方面是可遗传的”（沃德，2020，第20页）。因此，“善端”确实是“我固有之也。”被人类学家反复列举的经典例子有，一个女婴被汽车撞过头部，长大以后是非不分，甚至成为一个小偷。还有一个叫盖奇的人在一次事故后，从一个“亲善随和的人”变得“冲动易怒、为人猥琐”。皆因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受到了损伤（博姆，第24页）。这都说明人脑有专门部分掌管道德价值，即善端。
既然人性是善的，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然而，这并不是说人性中就没有恶的成分。但与善相比，这种恶永远是第二位的，因为它正是由善的派生产品。由于善本身会带来更多财富，才激发了贪欲；由于善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才给恶制造了可乘之机；因而恶与善之间是如影随形。但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看到恶，就知道有善。善终究会战胜恶。因为善的力量来自人的内心，来自宇宙规则。只要是人类，那些认为可以人为改变人性善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例如“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无论多么强大的力量迫使人们相信谬误，人们内心的是非之心终究会跳出来说“不”。这条向善的道路是一条单行道，自从现代人类离开尼安德特人以后就不会改变了。
博姆，克里斯托弗，《道德的起源：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布雷格曼，鲁特格尔，《人类的善意》（电子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
格雷戈里·蔡汀，《证明达尔文》（电子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里德利，马特，《基因组：人类自传》（电子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佩博，斯万特，《尼安德特人》（电子版），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沃德，彼得，《拉马克的复仇：表观遗传学的大变革》（电子版），新星出版社，2020。
原载于《读书》2023年第11期，刊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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