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取消管制，回归市场，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这种奥派的、或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尽人皆知，并非他的首创。确定目标只是起点，真正困难的事情，是“如何”走到目标。采取“休克疗法”，一下子取消管制会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势必遭到受损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据说阿根廷已出现了全国工人罢工。因而，若要顺利实现市场化改革，需要智慧，提出尽量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方案。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验可资借鉴。米莱需要的，是阿根廷的过渡经济学。（2024年1月29日）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序
盛 洪
一
对于正统经济学来说，近年来在原计划经济国家中发生的市场化改革，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挑战。所谓胜利，是指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胜利。它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经济自由，强调要抑制政府的作用。然而，尽管亚当．斯密本人有着深远的历史眼光，在他之后逐渐形式化的正统经济学却缺少动态特征，它只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这样。它一般只进行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却很少研究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由于存在这一缺陷，不少人误以为只要选择对了目标模式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这是正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要有过渡经济学。所谓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被视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与一般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区别是：（１）制度变迁理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一是如何从旧的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过渡经济学则假定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只讨论第二个问题。（２）过渡经济学只研究特定的制度变迁，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究竟是谁最先提出过渡经济学这一名称，目前似乎没有一致的认同。可以说，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是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但我们很难说，谁是过渡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从文献来说，大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文文献，一部分是中文文献。由于英文和中文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英文是通用语言，而中文则不是，所以中文文献不象英文文献那样为更多的人所知。然而，中文文献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意义与英文文献有着很大区别。前者对市场化过程有着与后者不同的思维路径，依据的经验事实主要以中国的改革为背景，并且不同于英文文献的作者（他们多是对苏东国家市场化改革进行研究的西方作者），中国的作者是作为中国改革的参予者对一般的过渡经济学问题加以研究的。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相对应，中文文献在整个过渡经济学的研究中，还是相当领先的。不了解中文文献，就不能了解过渡经济学的全貌。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中文文献汇集成册，奉献于读者。
二
本书所指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有着比其字面较窄的含义。从字面讲，这一概念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是指中国人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文献；第二，它是指对中国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研究。但在本书中，“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并不泛指中国人写的研究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有关文献。目前涉足这一理论领域的中国人有三部分。一是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是在香港的学者；一是在海外的学者。这三部分学者主要都来自中国大陆，后两部分学者大多是在海外留学以后，分别到的香港或留居海外。所谓海外，主要是指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香港和海外的学者都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香港的廖湘昆先生很早就在香港报纸上以“过渡经济学”为名发表连载文章，尽管这些文章还不能被称为理论文献。在海外，杨小凯和王建国（澳大利亚）合作发表过很有质量的论文；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同学会和英国的中国经济学同学会及其会员也将这一课题作为关注的重点。这些学者已经作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在本书中，我们主要收集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献。
这些文献主要写作于1990年以后。这个时间说明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第一，到这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总体来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尽管其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并且还没有走出“治理整顿”的低谷，但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国有经济，市场制度在双轨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也结束了连续六年的逆差，中国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扮演强有力的竞争者的角色。财富似乎在大量涌流。这样的收获甚至超出了当初那些为市场化改革或大声疾呼、或苦心设计的人们的预料。一些在国外留学几年的人回来后，也对这样的奇迹大惑不解。回过头来，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学习其它国家的这种模式、那种模式，我们现在自己也成了模式。“中国的市场化道路”逐渐成为了一种概念，出现在改革者的语言中、甚至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中国特色”已经获得了它的独特的理论含义。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就具有了一般理论意义。
第二，在十几年的改革中，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文献。到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价格制度的改革，而这一方面的改革是市场化改革最为艰难的改革之一；产权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国有的产权正在逐渐得到承认，尤其是知识产权从不被承认和不被保护到受到承认和保护；市场组织或自发地、或由政府倡导和支持，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各种产品的批发与零售市场，农产品的现货与期货市场，外汇调剂中心，证券交易所，短期货币市场，原材料现货与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土地制度也在演变，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到土地承包，再到两田制以及其它土地制度；等等。值得强调的是，这些相当宏伟的制度变革工程都是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反映了经济当事人和改革设计者在改革的具体情境中，既考虑改革目标，又避免较大利益冲突的聪明智慧。我们在实地考察时经常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改革似乎都有某种不谋而合的明智态度：在尽量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实际推进改革。这种态度构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某种共同文化，或曰“中国特色”。与之相应，具体讨论改革步骤、策略和方式的理论文献也相当丰富。例如关于价格制度改革的讨论，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讨论，关于企业制度变革的讨论，等等。这些文献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渡过程本身的问题，但在字里行间却闪烁着机智，并且蕴含着极大的潜在的理论价值。例如，价格双轨制的设想，包含了增量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的一般构思；对石家庄物资市场改革经验的总结、“兼容制”价格改革方案的提出，以及“额度交易中心”的构思，孕育着计划权利交易的思想；土地“永佃制”的改革方案，则是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明智的设计；等等。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文献，不仅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观念上给予了某种启迪。
第三，八九政治风波从反面提出了改革成本的问题，促使中国大陆的学者加以深入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中青年学者抛弃了在改革问题上的浪漫态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政治风波都是一次悲剧。从改革进程来看，它既反映了改革策略上的某些失误，又对改革本身构成了危胁。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然要把避免这一悲剧再度发生，作为改革的课题，从而也必然是过渡经济学的课题。从理论上讲，人们必然会对由正统经济学所引致的改革浪漫主义产生怀疑，它认为只要是实行市场化改革，采取什么手段是无所谓的。政治风波本身也向学者们揭示了，改革的成本主要来自于改革中利益格局变动所引起的冲突，因而寻求降低改革成本之路，就是要寻求减少改革中利益冲突的方式。同时，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与中国不同的市场化道路，也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我们对改革道路的认识：不同的改革方式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从而决定了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难易与成败。
第四，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就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毫无偏见地引进、学习、借签和吸收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并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综合。这一进程到九十年代初已持续了十几年之久。在对各种学派的比较中，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偏爱。其原因是，这两种理论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理论魅力，而且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过渡过程的问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史进行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人们很容易想到将它运用到中国目前的制度变迁中去。它的基本方法，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相对价格变动分析方法，为对改革成本的分析和对利益格局变动的分析提供了规范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显而易见，它的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它认为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这一理论特点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过渡过程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改革的成本是由利益格局变动所引致的冲突的程度来衡量的。最后，无论是科斯还是布坎南，都对改革提出过一些具体方案。例如从“社会成本问题”中引伸出来的污染权交易的方案，目前已在美国实行，并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和一般的联想；布坎南为福利国家设想的改革方案，他所一贯坚持的关于改革的维克塞尔原则，也为我们的改革道路与方式的选择提出了某种可以参照的标准，即：应该尽量选择较少损害他人的方案。布坎南将福利国家中的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福利视为公民对政府的债权，然后设想了通过这些债权的买卖消除福利的方案。这一方案与科斯的污染权交易的方案可谓异曲同工，同样给我们以启示。
三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具有哪些特征呢？它在理论上又对一般经济学有哪些贡献呢？
首先，它强调对过渡过程的研究。尽管现在许多西方学者也在研究过渡经济学，但在他们那里，transition 一词更多地是指“转变”。在他们看来，转变就是从一种制度安排变换到另一种制度安排时的某种操作。虽然也有时间过程在其中，但是第一，它并不承认两种制度安排之间还有什么过渡形态；第二，它更不会承认两种制度安排之间除了对立的一面以外，还有可兼容的一面，而这正是改革可以利用的地方。因此，在大多数西方学者那里，对过渡过程的研究仍是新古典式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几乎没有什么过程概念，它的有价值的结论，不过是在重复“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样的基本常识。而在中国，当改革最初起步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还没有象今天这样为很多人所掌握，也许中国学者因此有幸没有犯新古典的错误。尽管当时对目标模式的选择还存在政治上的争论，但大多数参与改革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异议了。他们作的大量的工作，是思考如何在既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进行改革，如何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推进某一改革。因此，“中国特色”本身就有很强的“过程感”。这使得构成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一些文献（如樊纲、盛洪等的论文），很强调将过程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这种作法超出了新古典的视野。
在对过程的研究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这些中国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们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是一个被认为是自动解决的问题，或不甚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理想环境中，一个资源配置的改善，必然是在任何一个经济当事者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不同的制度的优劣，新古典经济学自然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加以评判。制度变迁既然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较低的，既然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只要简单地“替代”或“转变”就够了。改革者的任务不过是要证明新的制度安排（如市场经济制度）比旧的制度安排（如计划经济制度）要好。这种看法我们称之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萨克斯教授等人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就是这种看法的产物。但是，在现实中，利益分配是相关的。即使静态地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也不是唯一的经济制度，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企业，政府，家庭和宗教等等，与前者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制度结构。而在这些制度中，资源配置的改善未必会自动地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例如在政府制度下，一些人的多得可能就是以另一些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动态地看，在制度变迁中，更有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未必能使每个当事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何况制度变迁在更多的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定或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因此，在新、旧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孰优孰劣已经被确认的前提下，利益分配、利益冲突、以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主宰着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命运，因而是过渡经济学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
以对利益分配的分析为线索，学者们从几个角度去解释或讨论过渡过程的问题。如樊纲在“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中，假定有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通过公共选择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不同的改革道路作了理论上的描述。胡汝银则在“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依据力量对比而形成的妥协，决定了新的制度安排的性质。然而，对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还有更为基本的含义，即：可以把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作为改革成本的度量。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是这一改革的收益。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的。但由于不注重改革过程的研究，不考虑利益分配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没有改革成本的概念。对于研究过渡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既然把过程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必然要对过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问题是，什么是改革的成本？谁的成本？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是以个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因为个人是感知和行为的主体，成本和收益说到底是主体感觉到的成本和收益，因而成本和收益是每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机构）的成本和收益。一个人会赞成导致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反对导致自己的成本大于收益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因此，当一项改革方案在带来资源配置和一部分人的收入改善的同时，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后者就会反对这一方案的实施。反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抱怨、消极怠工到社会动乱以至战争。这些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一个改革方案损害的人越多、损害的程度越大，它的成本就越高。因而，被损害的人数和被损害的程度，从而反对某一改革的人数和反对的强烈程度，就成为改革成本的某种度量。这样一来，对改革过程的研究、改革成本的概念，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简单的形式。过渡经济学才真正获得了正统经济学的概念基础。
既然改革有成本，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必然要寻求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或方案；既然改革成本与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直接相关，寻求最佳的改革道路或方案的努力就必然转化为使改革方案尽可能少地损害部分人的利益的思考。因此，经济学家并不会满足用利益冲突和改革成本的概念去解释过渡过程，他们很自然会象他们所假定和描述的经济人那样，参与降低改革成本的努力。这构成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一种倾向。例如，苗壮强调要在旧体制的薄弱环节首先推进改革，其含义是要暂时避开改革成本高的领域；樊纲则强调要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其含义是选择改革成本较低的时点。当然，这种思考还是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被动的选择。既然改革成本和利益冲突有关，那么更为积极的态度，是使改革方案较少带来对部分人的利益损害，或对受损者作出补偿。例如，樊纲曾提出过“国内外援”的设想，即在双轨体制中，用新制度的收益来弥补改革旧制度的成本；盛洪提出了“计划权利交易”的方式，即将计划经济中的权利和义务视为产权的“初始界定”，用市场的方法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进行交易，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苗壮则指出，已经进行的局部改革会对其它局部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因而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可能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过程。应该指出，学者们的这些降低改革成本的设想和方案，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如说是受到中国的改革实践的启发。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实际上是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的理论反映。对降低改革成本的追求，则是“中国特色”的点睛之笔。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在民间，在避开利益冲突、降低改革成本方面，各种改革方案的构思之妙、品种之多，远远超出了理论家的想象。这些多样化的改革共同促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当然，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总结，它使得这样的实践获得了理论含义，并且也许对理论本身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经济学中，不损害任何人，至少给一个人带来增益的变动，被称为“帕累托改进”。降低改革成本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向帕累托改进的趋近。因此改革方案是否成本最低的问题，可以转化为改革是否帕累托改进的问题。判断一个变动是否给某人带来净收益或净损失的标准，只能是他自己的主体感觉，而任何人的主体感觉只能由他自己表达。在市场中，他通过谈判；在公共选择中，他通过投票。他用“同意”来表达收益大于成本的感觉；用“不同意”来表达成本大于收益的感觉。所以，一个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改革必然是所有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改革。这使得过渡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联系了起来。至于如何将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更是可以借签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用自愿交易（市场）来纠正法律裁定的错误的设想，正好可以对应于用“市场”来纠正“计划”的错误的市场化改革。对科斯的理论加以推导，对科斯理论与布坎南的理论加以综合，构成了支撑“计划权利交易”的理论方法的基础。反过来，“计划权利交易”的方案、连同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最佳改革路径的全部追求，使中国的经济学者走向了经济学理论突破的边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简单的判别，从而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可否在不改变财富的初始分配的前提下，通过自愿交易，实现制度规则的变革和资源配置的改善，从而获得比科斯定理条件更严格的理论结论？能否在对中国的改革实践的考察中，对制度变迁过程作出更为详尽和一般的描述，从而超过诺斯教授根据西方经济史而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
当然，研究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学者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群体。他们在研究中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倾向。例如，有人侧重于改革过程中的策略和步骤，有人侧重于新、旧制度安排之间的平稳替代、或过渡性制度；有人侧重于对帕累托改进的追求，有人侧重于对非帕累托改变的思考和描述；有人侧重于自愿交易式的改革方式，有人则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公共选择；等等。并且也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交锋。例如张军对盛洪的“计划权利交易”设想的批评，以及盛洪的反批评。最后，从总体看，迄今为止，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还存在着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即：它还只停留在一般理论的讨论上，很缺少中国改革实践的经验材料的支持。这也是科斯对经济学理论现状的一种批评，即事实／理论的比率太低。值得庆幸的是，学者们正在作出努力克服这一缺陷。今年以来，学者们正在筹备和实施一项较大的研究计划：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进行一系列案例研究，它的特点是微观的、实证的。其成果将会告诉人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能否用现有理论解释？如不能解释，能否创立新的理论？如果这一研究计划能够实施成功，将会对中国市场化道路的研究、乃至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四
当我们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过渡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有过另一种“过渡经济学”。这就是布哈林的《过渡经济学》。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过渡经济学》则是他的众多著述中优秀的一部。在这部书中，布哈林主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的问题。这恰与我们今天的“过渡经济学”的主题相反。这似乎具有讽刺意味。七十年前，人们在研究如何从西走向东，七十年后，人们又去思考如何从东走向西。不过，知道还存在另一种“过渡经济学”，知道“过渡”还有另一个方向，有助于拓宽我们的历史视野，从而更全面地看待我们今天研究的“过渡”问题。
如果没有当初的过渡，也不会有今天的过渡；如果没有二十年代的过渡经济学，也不会有九十年代的过渡经济学。对经济学来说，如果两个“过渡”都没有，也许是最经济的。因此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当初的过渡和二十年代的过渡经济学？这样的过渡和过渡经济学以后是否还会重演？现在当大家热衷于市场取向的过渡时，很少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批判，对其形成的原因却很少分析，或者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些个人。但是，如果不懂得二十年代的过渡经济学，不了解几十年前的过渡，我们今天的过渡经济学就不完整。
事实是，当初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们不能说，当初人们没有对计划经济的前景充满希望。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当初作出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不甚正确的选择？在这篇序言中，我肯定不能完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我可以说，人们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有其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尽管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之一，但它仍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在外部性问题面前，市场制度是束手无策的。并且即使在不存在外部性的场合中，市场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例如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也仍然不能避免失业。贫困现象也不能在市场经济中完全消失。更何况，周期性的萧条仍然不时地侵袭渴望安定和富足生活的中产阶级。当萧条到来，失业增加，贫困漫延的时候，人们就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也许知道，政府的扩张在以后会带来许多弊端，他们也很难有别的选择。凯恩斯的话，“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也许是对他们的心态的很好写照。这种倾向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如此。例如，如果美国总统大选时赶上经济萧条，十有八九会是民主党上台。因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来摆脱萧条。如果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大政府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直至实行计划经济。因此，走向计划经济与其说是人们选择的错误，不如说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错误。因而，当我们走向市场化的时候，我们应再往前多看一步，看看实现了市场经济制度以后，还应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后市场化问题。例如，自然垄断问题，环境问题，毒品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和周期问题等等。我们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和有一定程度的解决，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完成了“过渡”。
过渡经济学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作为前提假定，是为了便利研究而设定的。它并不意味着对市场制度的价值判断具有某种绝对的含义。实际上，经济学从来不认为任何物品、行为或制度有绝对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最佳境界是不同物品、不同行为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均衡点。对于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也是如此。市场化的改革只有在政府过度干预的经济领域中才有积极意义；市场化的改革也决不是不要政府。相反，如果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职责，不去保护产权和维护秩序，甚至侵害民众的产权，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市场制度的真正有效运转正是以政府的有效运转为条件的。因此，只有把它所研究的问题放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只有把“均衡”和“边际变动”的概念作为研究者的哲学观念，过渡经济学才真正能够成为经济学理论大家族中的一员。
199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