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21周年。
春节后李慎之先生到天则所来演讲时，我看他的气色很好，声音宏亮，底气十足，还问起他的长寿秘方。他说自己从不室外锻炼，对身体听之任之，反而很好。不想时隔不过两个月，慎之先生竟已作古。
回想第一次与他相见，还是在社科院的大楼里，当时他任副院长，主管外事。求见他，是因为自己出国项目受阻，不料竟山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还问我对这样一个称呼是否感到惊讶。我当时已开始阅读中国文化原典（惭愧），知道这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名称，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既包含学问，也包含人格。以“士大夫”自命，也透露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因与茅于轼同在美国所，他评论茅于轼有国学的家传而不自知。尽管他后来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化基本否定，但在骨子里，我相信还是这些东西。论文章，文字优美，意境高深，《读书》上几篇悼文无人能比；论风骨，坦荡豪迈，傲视权贵，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少有比肩。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谈“浩然之气”，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形。
记得那天我们一起走出社科院大楼。他推着自行车，似乎腿有点跛。后来有时是我自己，有时是与其他人，好像有王焱和张宇燕，到他家去聊天。再后来，天则所成立以后，我们曾请他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好像叫“全球化和中国文化”。我记得我当时非常欣喜地发现，他对“文化”的定义竟与经济学对“制度”的定义相近，即“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前提又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更有深义。在欢呼全球化同时，他敏锐地感到了这背后的道德和文化危机，也为中国出现的功利至上和“粗鄙的民族主义”而忧虑。进而他提出，“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但现在中国人迷失了“自性”。“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后来他又就中国文化问题写了若干篇文章，我记得他还曾以“天理良心”为题，在《读书》举办的报告会上演讲。但后来他似乎转变了方向，开始对中华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虽然我不太赞成他的有些判断，如“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但纵观他的全部言行，也许正是上述的使命感，也许是他对中国的期望太高，恨铁不成钢，才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采取了过于严厉的批评态度。因为中国的现实还不令人满意，远不能成为世界的楷模。中国若要承当天下重任，需根除专制主义传统，实现民主与法治。在他看来，“孔颜孟荀，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
除了学问，慎之先生也在做人上给了我一些虽然小、却是直接的教益。在我第一次拜见他时，他评价我说，“你的举止基本合格，但有一点小缺点，就是我给你倒茶时，你应该自己接过来倒。”后来我到他家去时，没有向师母问好，他也曾写过一篇没指名的东西，说我口头“追求高尚”，却不能身体力行。说来惭愧，虽然我原则上主张平等，但我实际上还是有点忽视女性。他有时也会出些错误，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市场经济怎能是中国古已有之呢”。我看后给他寄过一些资料，其中包括赵冈和陈仲毅的《中国经济制度史》相关章节的复印件，其中说道，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市场经济历史。后来他在一次会议发言时没忘纠正一下，说“盛洪说得对，中国早就有市场经济了。”
与其他老先生不同，慎之先生的为人有几分狂傲，并不时时表现出谦躬状，但却令年轻人感到轻松。然而在社会层次、在民族层次，他又对“虚骄之气”十分警惕。他对“中国某某世界第一”非常反感，也强调中国人不应因经济发展有了一些成绩就飘飘然。因为这恰恰不符合“咱们中国的精神”：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慎之先生后来为民主化奔走呼号，显然有一颗关怀平民的心。而他的旨趣和境界却是贵族式的，士大夫式的。他赞赏和崇敬当代的文化伟人，对于冯友兰，陈寅恪，和顾准，他都撰写了追念文章，在我的记忆里，在众多的悼文中，唯有慎之先生的文章不仅立意最深，而且文字哀婉动人，催人泪下。他向往冯友兰的“天地境界”，他敬仰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称颂顾准是一个“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显然这些人就是慎之先生心中的士大夫，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溶为一体。慎之先生对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失足作了宽容的辩解，而高度赞誉了在这场灾难中傲然独立的陈寅恪和顾准。
在悼念陈寅恪先生文章的结尾处，慎之先生写道：“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不是还说过：‘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在怀念顾准先生的最后一段文字中，慎之先生说：“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文章感人，是因为慎之先生倾注了感情，是因为他发现了他与那几位文化英雄之间在生命上的共鸣，觉得与他们在文化上薪火相传。他崇尚伟大人格，也用来鞭策自己。我辈无缘一见陈寅恪和顾准，却有幸结识了慎之先生。虽然慎之先生不是专业的学者，在学问上比不了那几位大师，但在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在知识界缺乏英雄的时代，慎之先生高呼根除专制主义传统，以“士大夫”自诩，却有几分英雄气，也让人相信，中华文化精神不绝。
不过慎之先生离开我们还是太突然了。他最后在报恩楼做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的演讲还余音绕梁。他是那样充满活力，使人认为他至少还有10年20年的时间。当他在时，我们习以为常；当他离开我们时，我们怅然若失。学术主张或有不同，慎之先生的精神却愿追随。我们怀念他，让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我们追悼他，让我们用中华文化和其它文化资源共同创建全球化时代的新的道德秩序。慎之先生不死！
2003年4月25日于北京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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