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议] 放量减速，欲升实降｜盛洪

盛按：最近股市大涨，缘当局动用大量国有资金进入、且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干预。股市只是实质经济的晴雨表，但不是实质经济本身。人为地拔高股市价格，并不会改善实质经济。或有人曰，这或可增加股民的收入，鼓励他们增加消费。实际上，人们会将暂时获得的收入用于消费吗？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如果需求的增加来自实质经济的增长，人们会将增长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但如果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宏观当局的操作，他们不会认为收入增长可以持续，因而不会增加消费；企业也会判断这是当局的操作，因而不会扩大生产和投资，而只会按比例提高价格。因而这种带有当局干预强烈信息的举措，不会推动民众多消费、企业多生产，因而不会改善实质经济。这种结果会被大多数民众所预知，因而他们不会期待实质经济会从此被激发增长，也就预期股市不会有持续的后续资金源源流入，他们的行为也就是短期的。大多数人也只是等着解套走人。此次机会，反而会人为地制造了寻租机会，使有权力或靠近权力的人获利，而使大部分圈外人受损。真正从根本上重新启动经济发动机 的作法，一是保护产权，二是遵从法治。如果又要任权力随便抢，又想让经济还增长，那是没有可能的。（2024年10月1日）

最近听说老百姓的银行账款受到了新的限制，单笔取款或转账最多只能是5000元（黄鹂谈历史，2023）。据说央行有一“新规”，对个人用户的存取款数额、转账数额都作了进一步的限制性规定。这些规定增加了在一定限额之上对储户证明收入来源的要求，在银行窗口增加了询问和审查的环节。但我们没有看到央行在其网站上公布这一“新规”。这可能是央行自知这一“新规”违反了银行业的基本规则，即“存款自愿，取款自由”。银行的业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人们不会将自己的钱存入一个不让自由取款和转账的机构，如此银行业就会垮掉。但究竟一些民众已经反映，这一所谓“新规”在偷偷实行。实际上，虽然银行很大，但与任何储户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它没有权力违反市场规则，也没有优越于交易对手的权利强加它对银行业基本规则的背离。这是严重违法行为。

而从宏观经济效果角度看，这一偷偷的作法也会严重削弱积极的货币政策，即今年以来央行的不断降息和下调准备金率。这本是希望增加货币供给。但货币供应量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础货币量，而另一部分就是货币周转速度。基础货币乘以货币周转速度就是货币供应量。降息会带来基础货币量的增多，而对民众银行存取款和转账的更严限制，直接就会降低货币周转速度。一增一减，总体上货币供给是减少了。例如原来手机转账单笔5万元，人脸识别可达50万，U盾等手段可达100万。暂且只按单笔5万算，如果将限额降到5000元，则货币周转速度将是原来的1/10。如果降息一个百分点会增加五个百分点的基础货币，而同时货币周转速度只为原来的1/10，则货币供应量也只及原来的10.5%。因而，在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对民众银行存取款和转账的限制，只能在宏观上加剧通货紧缩，与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背道而驰。

更广义地看，整个经济都具有类似的性质。一方面是要素投入量，另一方面是经济活动运转速度。在高调宣称刺激需求、对外开放，推出不少看来很有幅度的政策的同时，却悄悄出台一些管制民众行为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同时就在减慢经济周转速度，甚至直接减少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只有正常运转才能源源不断创造出财富。这需要所有市场的参与者都相信他们的财产是安全的，他们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他们之间的承诺是可以兑现的，他们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他们出于上述信念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平滑顺畅的，从而市场运转是快速的。如果公共权力机构无端出台所谓管理措施，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他们增加了交易、生产和投资的成本，他们就会减慢或减少这些行为，整个市场运转就会减速，创造财富的过程就会变慢。

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权力机构干预市场主体行为，就增加了交易费用。而按张五常教授的说法，交易费用增加一点则大坏。具体来看，在市场竞争下，一般产业的利润率都很低，按照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利润率平均约为9.7%。说是“平均”，意味着有一半产业的利润率在此之下。当权力管制增加时，企业的非生产性操作开始增加，这无端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当申请许可，填写报表，等待批准和应对检查等满足行政要求的行动耗费的成本达到一定高度，如达到平均成本的10%时，企业或公民就无利可图，他们宁愿不进行生产或交易活动。交易费用高不仅意味着占用更多成本，而且意味着由于太高使得交易无法进行，生产也随之停顿。因而交易费用就是市场经济的杠杆，虽然量小，但会对宏观大势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转就是靠人们之间的交易衔接的。交易减少了或消失了，经济运转就会减小规模或减慢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刺激经济的各项措施看来不起作用的原因之一。

例如今年春天闹出的“农管”事件，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到农村去拆猪圈，捉鸡鸭，铲青苗，罚款，指责农民的正常生产行为违反了他们的“法”。除了那些仗势欺人的过头行为，还有农业部整理出来的251项行政法规。这些“法规”的基本内容就是限制农民的正常生产和交易行为，违者罚款。我在“‘农管’错在哪”一文中指出，这些“罚款规定”是没有经过立法正当程序的“部门立法”，是对行政许可改革的反动，对市场经济的反动（2023）。而对农业生产的管制就不仅是减慢速度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因为农业还有一个农时的问题，一旦由于管制而错过，则一年颗粒无收。如在河南境内就发生一起高速阻止数百台收割机下高速的问题，理由就是这些收割机没有满足“跨区作业证”这种荒唐规定，并且不能迅速纠正，导致田间小麦不能及时收割（七七察录，2023）。

另一件事是外国游客和业务人员的入境。虽然官方高调说“开放的门会越开越大”，但在实际上对入境外国人不断增加限制或减少方便。如据说法律规定外国人住在酒店之外的地方要在24小时之内向当地派出所报到，这种措施近年来有所加强；在微信上捆绑的外国银行卡忽然不能使用；对外国人拍照过于敏感的反应；近来又开展所谓“抓间谍”运动，将外国人都视为间谍嫌疑，以致上海某个美国教授公开辩白，“我不是间谍”（另类的历史视角，2023）。而这些举措与多数国家对待外国人的作法并不对等。不仅增加麻烦，而且颇不友好。反间谍是一种专业人士的事情，将其扩展为全民运动，只能造成国家间的不信任和社会的封闭。由于手续繁多、缺少确定性，且产生心理厌恶，致使入境外国人剧降，今年上半年，大陆中国国际游客入境只有约6万人，仅为2019年同期水平的0.37%。国际游客的如此剧减，不是几句“欢迎”或“开放”的话能扭转的，而要靠对具体限制措施的取消，和建立国际游客对大陆中国法治稳定性的信心。

再一件事就是在许多大城市，如广州、深圳、北京、西安、武汉、昆明、郑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忽然禁行电动车。这似乎是一项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但其实施后果就是直接废置了花费不菲的骑行设备，增加了工薪族的上下班成本，尤其是增加了快递小哥的工作成本。粗看起来这一措施似乎为了减少交通事故，但显然没有考虑电动车对其它车辆的替代，对交通拥挤的缓解，和给工薪阶层带来的便利。这说明不少行政当局不懂得权衡一项政策的利害，只是遵从某一领导的指示，这一举措显著增加生产和交易的成本，减慢经济周转速度。尤其会减慢最终产品送到终端消费者手里的速度，这是实实在在地拖累经济增长的行为。

我们发现，与公开高调宣布的刺激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同，这些限制行为自由、增加交易费用的措施的出台多是不太引人注目的。或是以技术变更的形式，如限制微信上捆绑外国银行卡；或是以技术性措施的形式，如对银行转账或存取款的限制；或是以行政条例的形式，如“农管”；或是以边境管控措施的形式，如对外国人入境的管控。所以不太细心的外在观察者就会奇怪，为什么在高调开放的宣言下，经济不升反降。股市一直低迷不振，商品房销售额一年多以来一直负增长，尤其是在结束防疫后的今年仍低于上年。然而从当局的表现来看，它很清楚存在这两种公开信息不对称、但实际上互相抵消的措施，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结果。

因而，我们足够善意地理解，决策当局并不知道它的刺激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与这些增加交易费用、减慢经济运转的措施之间的直接关系。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而它对公民和企业行动自由的管制，也是它理所当然的权力。即使它推出繁多的管制措施，也无损于市场经济分毫。那为什么这要增加行政管制呢？第一，决策当局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它有扩张自己权力、增加自己利益的冲动。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增加权力就会带来利益。农业部推行的251项行政管制项目，几乎项项都有“罚款”。大量农业生产或经营项目都要经过农业部或相关部门的“许可”。而不少这些许可都是无中生有，罚款因由也到了荒诞的地步（盛洪，2023）。由于这些管制，农业创造的财富就会被成规模地转移到行政当局。它扩张自己权力、捞取利益的动机几乎不加掩饰。

而在另一方面，在一个法治国家，行政当局的权力扩张会受到制度的约束。那就是涉及行政权力的立法和修法要经过正当程序，这就是要经过立法机关的同意。而立法机关是与行政部门不相交叉的两个部门。凡是在行政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都不可进入立法机关。从而立法机关约束行政部门有着制度上的保障。而在大陆中国，人大代表与行政官员有着很大的重合，立法或修法草案多由行政部门提出，且在人大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代表们并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且草案中还隐藏着不宜察觉的部门私货，更有不少法案只是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讨论就宣告通过。因而产生出很多有利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法案。上述产生与刺激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减速措施就会在人们不经意时大量出现。

而从近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决策当局不是不知道财富是市场经济创造的，但它同时假设，在市场经济既定的情况下，增加自己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显然有利于自己及其利益集团，同时无损于市场的创造力。其主要方法就是逐渐地缓慢地提高税负及其它行政收入。我注意到，从2000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1.7%上升为25.4%，提高了13.4个百分点（Sheng，2019）。除此之外，赋予国有企业垄断权，通过垄断价格从民众和其它利益集团那里盘剥利益。我们估计，仅2013年，在石油业，银行业，食盐业和电信业垄断国企的不当垄断收入就高达28398万元（Sheng, Zhao, Yang, 2015, xxvii）。还有通过强征土地获得大量土地差价。到2017年，土地财政的年收入已高达近5万亿（Sheng，2019）。

而在最初，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将一般税率降得较低，在缓慢增加税率的过程中，企业感觉并不明显，当宏观税率达到相当高度时，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殆尽，没有继续生产和投资的意愿，这使决策当局意识到不可再增加名义税率。而土地财政也走到末路。不仅因强征土地带来更多与农民的对抗，而且由于经济减慢造成土地价格下降，行政当局也较难再用土地的未来收益换取贷款。国企垄断也越来越成为民众愤怒的对象。在这时，借助于增加行政许可和管制条款，以创造罚款收入和寻租空间，就成了继续增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又一手段。它认为暗地扩张行政权力不仅会带来物质利益，而且会带来心理利益。这就是“管人”和给人制造麻烦的优越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X管”总是趾高气扬、动辄大打出手。

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限制存取款和转账的“新规”，也与上述其它管制一样借口动听的理由，如保护存款安全，监督洗钱和腐败，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不能在安全和方便之间找到均衡点，或使用既能保护安全又能方便的技术（如已有的人脸识别等）；也不能说明反洗钱这种专业性机构的任务为什么要以全民的不方便为代价。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因为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而且有垄断性质，一般居民也没有更多选择，就很容易就范。银行为自身利益计，也有动力增加限制。它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将货币更多地留在银行。但这种作法因降低了居民存款的流动性，而使他们不再信任银行存储暂时不用的货币，宁肯更多地手持现金，或更多地与交易对手用现金结算。这样一来，银行中的基础货币就会减少，由于货币乘数，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加倍减少，反而加剧了通货紧缩。

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3.8%，第二季度的GDP比上年同期累计增长4.9%。对克强指数的估计，约为3.9%。虽然有所增长，但与有城市化前景的增长潜力——5~6%相比，应算是萧条。微观层面，不少民营企业没有继续生产和投资的意愿。在这背后是更长期的指标——土地销售价款在去年就比上年降低近一半。这预示着未来的房地产投资也会大幅缩减。而正如我已指出的，虽然房地产不是大陆中国增长的原动力，却是它的核心指标。真正的动力是在有效市场机制下，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创造的财富带来对城市发展的需求（盛洪，2021）。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7月，对外贸易额同比累计下降6.1%，8月份外商直接投资为617亿美元，仅相当于2019年11月的近一半。而按照克鲁格曼教授的理论，人口聚集的城市是经济规模的空间表现。贸易的发展是城市财富涌流的源泉。反之，房地产市场衰退之根本原因，是经济市场的萎缩。

前面已经指出，在“拼经济”的口号下经济继续下滑，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就是在经济制度层面，产权不受保护，产业说关就关，市场合约不受尊重，政府政策出尔反尔，导致人们将产权的可能损失和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折算为预期收益的缩减，而减少生产或投资；这我已著文讨论过（2021）。再有就是因为在出台“刺激”需求的政策同时，又推出抑制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如果将扩张性宏观政策比做踩油门，而加紧管制措施就相当于点刹车；在踩油门的同时不断点刹车，车子只会减速。而当局之所以不断地点刹车，似乎有它的道理，这就是它公开说出的理由，如安全，质量，等等，这种态度就是只看事物的一面，并且认为它自己关注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而其它有关民众生计的问题都是解决问题的障碍，并且可以凭借它暂时握有公权不惜代价地实施。这是没有轻重权衡，没有数量程度把握，没有概率概念的作法，与当代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关差太远。

所以，不及时停止这种不断推出管制和限制措施的作法，决策当局再做多少表面文章也没有用。只有它意识到了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增加管制带来对经济的强力阻遏作用，它才可能减少这些“点刹”。但说这是“可能”，是说在目前的制度结构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行政当局及垄断国企自我约束。因而这种前景基本上不可能，在中短期内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希望。只有大陆中国在制度结构上有所改进，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受到有效抑制，经济才可望重新振作。

参考文献：

Sheng Hong, The Equilibrium of Parking Viol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罚款均衡和中国改革）, Man and the Economy, De Gruyter, vol. 6(1), pages 1-13, June, 2019.

Sheng Hong, Zhao Nong, Yang Junfe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 China（中国的行政性垄断）,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5.

黄鹂谈历史，“银行卡取款新规定：限制取款金额5000，调整取款时间”，《黄鹂谈历史》，2023年8月30日。

另类的历史视角，“另类的历史视角:在全民抓间谍的气氛下，这个美国人也是吓……”，《今日头条》，《另类的历史视角》，2023年9月18日。

七七察录，“大快人心！河南官方终于出手了，河南收割机下不了高速”，《七七察录》，2023年5月31日。

盛洪，“‘农管’错在哪？”《盛洪教授》，2023年5月31日。

盛洪，“为什么不受约束的权力会瓦解中国奇迹”，《盛洪教授》，2021年10月21日。

2023年9月18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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