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最近美国司法部二度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案件引起关注。诉状指科米曾在自媒体上摆放了“8647”图案，被解释为威胁总统生命。这让人震惊得以为美国开始了文字狱。查了一下，86除了是数字，它在美国还做为一种非正式的说法指“某菜品售罄”，“取消某镜头”，“拒绝服务”，“终止会议”，“驱逐危险人员”，在极少的情况下被用于“消除物理存在”。在多种含义中选择自己认为的意思，并用于加罪批评者，显然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保护公民的自由表达，只有“当下明显的危险”的言论，如在电影院中高喊“着火了”，才不在保护之例。8647显然不沾边。如果科米真判有罪，不仅是一个恶例，而且是对第一修正案的摧毁，等价于摧毁美国。不过凭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她没有这样一种将法律作为打击政敌武器的传统，对第一修正案的珍视如同他们的爱国。（2026年5月6日）
盛按：最近看到特朗普声称要“绞死”号召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的国会议员，惊讶他的底线又创新低。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因为宪法设立军队是对付外敌的，而不是对付国内人民的。特朗普已经扬言要让军队对付“内敌”——反对党，这是公然更改军队的宪法性质。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条款也强调，”没有人必须执行违反美国法律或宪法的命令”。而特朗普诬称他们是“煽动叛乱”也应套在自己头上。因为说到底，国家就是一组规则，就是宪法。特朗普二期以来不断地扩张总统权力，突破宪法框架，几乎是在拆毁美国。这才是真正的“叛乱”。（2025年11月24日）
《第一修正案》，一直是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它宣示了自由表达原则。围绕着这一原则，美国上演过许多精彩剧目。近来吉米 ∙ 坎摩尔事件或许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件。2025年9月17日，美国广播公司（ABC）无限期停播了吉米·坎摩尔的《深夜秀》，原因是他在报道柯克遇刺事件时，间接地说凶手是MAGA运动的人（Anthony Robledo，2025）。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但也有部分事实；至少比特朗普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后者坚持说这是左翼分子干的。ABC暂停这样一个有22年历史的节目实属罕见。按照我们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这是不可能的。自由表达包括错误表达，它可以用正确表达来对抗和纠正。这已经是对犯错误的人或机构的惩罚了。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不是好的时代。这背后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施压。
当时远在伦敦的特朗普为这一行动叫好。在这之前，他点着名要让坎摩尔下课。实际上，这只是他上台以来的一系列作法中的一件小事。这一系列作法可以冠之以“违宪压制自由表达”。从对哈佛大学等高校施压以遵从他的言论尺度（Reuters, 2025），到干扰学者到国际论坛上发言；从因统计数字不合心意解雇联邦劳工局局长，到派国民警卫队镇压洛杉矶的抗议；从威胁弹劾给予他不利判决的法官（Nina Totenberg，2025），到恐吓发出不同声音的传媒，所有这些行动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压制住对真相的揭露和对其政策的批评。特朗普甚至用吊销电视台的执照来让负面的评论闭嘴，因为理论上这些频道执照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的，因此很可能使不少传媒就范。
提起联邦通讯委员会，使我们想起了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它是其获奖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的前奏。这篇论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FCC的前世今生。它的前身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起因是广播业的崛起使电台林立，它们使用的无线电信号互相干扰，甚至影响到海军和航船的通讯。于是成立一个政府机构用于颁发无线电许可，分配频道（科斯，1994，第45~51页）。这本是一个技术性职能，但一旦由政府机构颁发许可，就可能扩展到对广播内容的审查或限制。但这样一来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宣示要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为此辩解的法官和教授说，因为可用的无线电频道资源稀缺，所以要在竞争的申请者之间选择，一个筛选的维度就是对内容的审查。
科斯教授反驳说，所有经济资源都是稀缺的，但社会现有的机制已处理得很好。这就是产权制度和价格体系。他说，“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无线电频率使用者不应有与其他商人相同的地位。”（第76页）“如果广播业不脱离常规，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一产业不采纳通常的做法（权利转让与法规相结合）？”（第77页）既然报纸、期刊和书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受政府对内容的审查和限制，而广播业是新闻业的一员，为什么不能得到同等对待？他引述最高法院的声明，“我们毫不怀疑电影像报纸和无线电一样属于新闻业，它们的自由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第52页）科斯教授支持拍卖频谱使用权使之私有化的建议，回击了因无线电频谱是公共资源而要求管制的论调，“没有理由认为不应有私有频率产权”，“既然一般都认为私有产权和价格体系在其它领域中的使用均于公众有益，那么在广播事业中为什么就不应该使用呢？”（第86页）
科斯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于1959年发表的。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预算协调法案》，其中授权FCC以拍卖方式分配无线电频谱，自1994年起就成为FCC的正常操作，而没有对内容的审查。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它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无线电信号之间的互相干扰问题。在获得许可的频道内广播，就基本不会干扰到另一个频道，而如果两家电视台的信号互相干扰，也可通过谈判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公共资源的性质和私人电台之间看似冲突的性质。通过“价高者得”的规则获得频道使用权，说明中标者已支付了成本，就有权利使用它。如果在其它领域私人产权和价格机制能够导致公共利益的改善，无线电经营机构为什么不能？我们今天在FCC的网站上，看到它的一个职责是“负责管理和授权商业用户和非商业用户（包括州、县和地方政府）的无线电频谱。”主要方式是拍卖，费用包括“支付FCC 拍卖的许可证的预付款、首付款和后续付款。”
特朗普已经在诉ABC电视台的另一件案件中胜诉，获得1500万和解款（风鸣拾夕，2025）；他还威胁起诉《纽约时报》，要求150亿美元的赔偿（Curt Anderson，2025）。这种官司的胜败决不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公正裁决。 按特朗普的一贯风格，这背后有他滥用总统权力的施压。他曾威胁说，他要弹劾做出不利于他的判决的法官。他后来说，应该吊销更多电视台的执照，因为它们的报道反对他 （Lillian Rizzo，2025）。这就暴露了他的目的和手段。他的目的是想消灭所有对他不利的信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英明。手段就是违宪使用总统权力。这种动机和行为很符合集权国家和独裁者的标准，却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动用了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可以动用的权力，例如动用FCC颁发执照的权力来消灭反对的声音。
联邦通讯委员会是有颁发电视台执照的权力，但其程序是进行无线电频谱拍卖，出价高者得，而没有内容审查。在它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是否发执照为要挟，限制特定电视台的内容的事情。特朗普是想把技术性的行政程序，扩展为审查传媒内容的权力。这是僭越宪法的权力。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出面的是FCC现任主席布伦丹 ∙ 卡尔。他威胁ABC说，你们是吃敬酒，还是吃罚酒？卡尔虽然是FCC的老人，却是一直是特朗普的追随者。所以特朗普一胜选 ，就提名他任FCC主席（Wikipedia, 2025）。难怪他唯特朗普马首是瞻。他可以这样做吗？理论上，FCC主席可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没有明文禁止他不去做某些事情，尤其是不能明显地将政治倾向带入行政程序。这是假设他具有正确判断的能力和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因为他是总统提名且参议院表决通过的。为什么会这么有把握？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说，“因为总统的每一项提名都要提交参议院批准，在一项任命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开的，民众对各方势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都明明白白。如果提名不妥，公众的指责就绝对会完全指向总统。如果一项好提名被参议院驳回了，公众就会因为参议院驳回了总统的良好愿望而感到愤慨，都会去谴责参议院。如果做出了一项有问题的任命，那么负责提名的总统和负责审核批准的参议院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公共舆论的谴责。”（2014，第462页）因此总统“将耻于并且不敢将最受尊重、最肥缺的职位授予那些不称职的老乡，或者其他个人亲属，或者是只会溜须拍马、讨他欢心的无耻之徒。”（2014，第459页）
但是，在特朗普二期的现实中，这种制衡没有出现。特朗普提名的若干有争议的内阁成员，如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等，都是依赖于共和党在参院的多数获通过。在这里，只有党派划线，没有认真的审查。如赫格塞斯这个有性侵记录，缺少军事经验的电视台主持人（Wikipedia，2025）却仅靠共和党的51个席位而过关。特朗普并不怕“公众的指责”，舆论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在特朗普的白宫会议上，每个内阁成员都戴着写有“特朗普总是对的”红帽子，会议发言一派谄媚之声。很显然，这即使不是“任人为亲”，也是“溜须拍马之徒”，远离一个宪政国家对内阁成员的标准。这说明，特朗普明目张胆地选择忠于他个人的人，而不是称职的人来担任这些重要公职。
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像汉密尔顿设想的那样，因顾忌公众舆论、为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而约束自己？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民众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偏离美国国父们预期的总统来？再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美国宪法设计的选举程序会出现这样的疏漏呢？实际上，在国父们制定宪法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假定，被选上的总统一定是个君子，或按美国的通常标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行事，不会做过于离谱的事情。否则他们会遭受“公共舆论的谴责。”这是替代法律惩罚约束有正常道德操守的人的方法。所以法律可以不规定禁止的条款。但这种方法对特朗普不起作用，原因在于他就不是一个君子，或如《经济学人》杂志所称的不是一个精英。虽然他号称信基督，言行举止却像一个化外之人，如他用污辱性语言攻击政治对手，面对明显的事实撒谎，做出承诺出尔反尔，等等。
问题是，美国人民为什么会选出这样一个不是政治精英的人来作总统？从美国250多年的历史来看，美国宪法的这一制度设计还是正确有效的。在已有的总统中，绝大多数是政治精英，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的功过如何，他们起码遵守了一个总统应该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线。没有人像特朗普这样败选以后不出席胜选者的就职典礼，直接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公然把个人和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等等。只出现过一次特朗普，只占45位总统的2.2%。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只要是人类制度，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对比各种选拔领导人的制度，以及相应的历史实践，这种成绩算是不错的。当然，即使很小的概率一旦出现，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教训还是要认真总结的。
教训就是，投票制度本身就有着固有的缺陷。这已被历代学者发现并指出，从孔多塞的“循环的大多数”到阿罗的“投票悖论”，从“波特效应”到“多数人暴政”，这些理论已经揭示了投票制度可能失败，会在实践中小概率地导致错误结果。更有勒庞的“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理论，告诉我们在广场效应中，人们会失去本来的理性，被情绪化的口号煽动，听信似是而非的谬论，从众做出错误的选择。勒庞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大多政治家和宗教家是天生的群体心理专家（勒庞，2005，第6页）。他们善于利用群体心理的这一弱点。特朗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语言简洁生动，极富煽动力，抓住人们不喜欢的小事尽力夸大，善于利用新传媒形式，甚至他的缺陷——粗鲁的做派也会使蓝领阶层倍感亲切。
虽然假设当选总统遵循底线道德，美国国父们还是致力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以防万一。保证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正是这一约束的最基本的条件。因为任何越权或滥权，若没有自由表达予以揭露和批评，就无从发现，也就无从约束。因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我们注意到，这是针对国会的，并非针对总统。但其宪法精神是保护表达自由。总统本应执行的是宪法精神。宪法之所以没有针对总统的规定，是因为国父们假设，总统只是执法者，他不能执行国会没有制定的法律。所以宪法无需重复。然而就是在宪法没有具体规定的空当，特朗普却实际上违反了宪法精神。他公然动用总统政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他动用了军队。
事实上，当我们说，这是一场“特朗普与《第一修正案》的战争”时，就不仅是比喻，而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国家就是一个暴力机器。当掌权人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行事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但当总统违宪违法动用公共暴力时，就是在向人民宣战。在外在形式上，特朗普不仅将国民卫队派往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而且又派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直接就是一种战争形式。在名义上是压制犯罪，实际上是威胁敢于反对特朗普政策的人，威胁政治反对派——民主党人。特朗普公然宣称，美国本土正面临着“内部入侵”；美国的城市正被 “激进的左翼疯子” 摧毁。因而他要将对付外敌的军队对付“内敌”（ Brian Bennett, 2025）。这不仅企图僭越国会宣战权，而且公然改变美国军队的性质，把他们作为打击政敌的武器。而实际上，他正在发起一场攻击《第一修正案》的战争。而《第一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
攻击《第一修正案》就是攻击美国。想不到如此强大的美国，竟要被她的总统搞垮。这真应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际上，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自由表达的模范。在保护公民和机构言论自由方面，她有着许多著名的案例。如越战时期的美国诉《纽约时报》案，涉及该报披露美军秘密文件，以美国败诉而告终。又如，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涉及该州保护国旗的立法，以其违宪致德克萨斯州败诉。我在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旁听了有关宪法的课程。在选读的案例中，有涉及纳粹游行的案例，有涉及讲授马克思理论的案例，均以《第一修正案》原则加以保护。如此极端的言行尚有保护，普通民众的自由表达受到保护更是可想而知。在教科书中，只有在电影院中高喊“着火了”这种“当下明显的危险”行为才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可以说，美国用了约200年的时间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修正案》功不可没。
《第一修正案》于1791年正式生效，但到一百多年后的1919年，才被最高法院首次用来保护表达自由（刘易斯，2010，第28页）。在这之间，存在着不少围绕自由表达的斗争。不过，《第一修正案》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在它的熏陶下，自由表达成为了美国人民的一种行为习惯。我们在美国听到世界上最多的对本国及其政府的批评，使人们误以为美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或美国人民不爱国。其实就是在这种无所顾忌的批评中，美国才成长为一个趋近理想境界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民众养成了自由表达的习惯。习惯就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它忽略功利考虑，有想法就说，有意见就批评。因而《第一修正案》就不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而是现实的行为。虽然特朗普政权采取了诸多威胁，这或许使有些人敢怒不敢言，但这个总统最多只有四年的时间，与长达上百年的受到保护的自由表达传统相比，还是太短了点儿，不足以形成习惯性恐惧，让民众闭口不言。
因而，别看特朗普气势汹汹，他无法与《第一修正案》塑造的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相对抗。他与《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力量对比，显然不能以当下的利害计算。我们看到，当哈佛大学拒绝了特朗普的施压后，有12000多哈佛校友签名支持；他与哈佛大学对簿公堂，哈佛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9月3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裁定特朗普冻结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是违宪的（ Collin Binkley, Michael Casey, 2025）。当吉米 ∙ 坎摩尔的节目被迫取消后，遭到许多政治人物的谴责，甚至共和党议员克鲁兹也说“这是极其危险的”（Assandra Dumay, 2025）；许多民众更是上街示威抗议。几天以后，吉米 . 坎摩尔的节目又得到恢复，当天观众暴增至630万（NDTV News Desk，2025）。这是面对权力施压的民间宣示。肯定还有更多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很不喜欢特朗普的作法，这与他们长期以来习惯的美国舆论环境不同。这种压制某种言论的作法最终会限制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从长远看，特朗普是打不羸这场对《第一修正案》的战争的。但从短期看似乎还有可能。有消息传出，哈佛大学似乎妥协了。虽然冻结数十亿联邦资金，停止国际招生也与FCC干预电视台内容一样，是僭越权力之举，因而是违宪的。但目前美国似乎没有一种有效的法律手段加以制止，而会对哈佛大学造成当下的损害。哈佛大学以支付5亿美元和承诺运营职业学校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和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不意味着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如果他真的羸了，那美国就输了，因为她的灵魂——《第一修正案》所蕴含的自由表达原则丢了，美国不再高尚和强大。如果美国人民不甘失败，他们就必须打垮特朗普。
我们看到特朗普取得的局部胜利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他否认他的政策带来的损害，通胀率上升，新增就业不足，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乏力（Economist, 2025），农业劳动力短缺，社会对峙，街区紧张。他解聘劳工统计局长，就是不满意于不利的就业数据（Aimee Picchi，2025），致使我们现在看不到相关数据。他却说“我们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时期”（Steve Benen，2025）。操纵舆论掩盖错误政策的结果只能是无法及时纠正错误，让经济社会形势越来越糟。但民众仍然看得很清楚，《新闻周刊》称，“52%的受访者认为总统的政策正在导致就业岗位减少，58%表示特朗普的关税正在损害经济。这两个数字在相同问题上较8月份上升了三个百分点。与此同时，56%的受访者表示，总统‘正在输掉对抗通胀的战斗’”。（Hugh Cameron，2025）
尽管特朗普有着大量的忠实拥护者，最新的民调显示，对他的支持率已从刚就职时的55%逐渐降到10月11日的39%（Economist, 2025）。如果特朗普用压制舆论掩盖真实情况，坚持错误的政策，美国经济还会继续恶化，支持率会进一步降低。这会最终影响下一届的大选。共和党很可能失去总统和国会多数。除非美国输了，不管特朗普是否暂时羸了，他都是输了。那就是《第一修正案》羸了。因为它是自然法——任何压制表达自由的作法都会受到惩罚，这就是丧失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断绝自己调整政策的后路，最后在选举中失败。那当然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向独裁的方向更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总统权力和在国会中的多数改变游戏规则，人为制造本党的政治优势，彻底打击和消灭政治对手，使美国变成一个极权国家。这时美国就真的输了。但是这样结果的概率极小。
特朗普说，97%的报道都说他坏话，所以“这不再是言论自由”（Irie Sentner, 2025）。他似乎认为他可以给“自由”下定义，然后滥用总统权力，挟持国会多数，并影响法院裁决，打击“不是言论自由”的自由。然而，美国人公认的自由的好定义是如勒纳德 ∙ 汉德法官所言，他在著名的“自由精神”演讲中说，“自由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尽力去理解他人想法的精神；自由精神就是兼顾各方利益、没有偏见徇私的精神”（转引自杰拉尔德 ∙ 冈瑟，2024，第591页），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的意见是最正确的，并因此禁止别人的“错误”言论。他说，“自由存在于男人和女人的心中；…… 只要它存在，就不需要宪法、法律或法院来拯救它。”自由并不是宪法赋予的，自由发自人的本性，所谓“率性之谓道”，重复一万遍的谎言也不能消磨它丝毫；况且这种天性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200多年的呵护，它不胜利才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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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e Sentner, “Trump: ‘It’s no longer free speech.’”, POLITICO, Sep. 19, 2025.
NDTV News Desk, “Jimmy Kimmel Back On Air With Record 6.3 Million Viewers, Ratings Jump 343%”, NDTV, Sep 2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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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a Totenberg, “Trump calls for the impeachment of a judge, as lawsuits pile-up”, NPR, March 18, 2025.
Reuters, “Trump says Harvard deal is close, university will pay $500 million”, Sep. CNBC, 30 2025.
Steve Benen, “As the public sours on his economic performance, Trump tries playing make-believe”, Oct. 11, 2025.
Wikipedia, “Brendan Carr”, Wikipedia, October 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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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 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法律出版社，2010。
风鸣拾夕，“川普取缔幽默·“ 心灵啤酒” 堪忧 | 柯克去·《 鸡毛》 归”，《风鸣拾夕》，2025年9月28日。
杰拉尔德 ∙ 冈瑟，《汉德传：传奇法官和他的裁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
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载于《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电子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2025年10月12日于五木书斋
2025年10月13日首发于《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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