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诗词、游记及其它

峡谷亦天坑，幽洞闻瀑声；
恐龙遗古草，绝壁见天工。

古往今来，无数先哲猜想，我们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宇宙是从极为简单的“一”开始的。这个“一”可以理解为一个祖先。祂第一个出现，然后生下后代。然后一代一代地繁衍。还可以理解为无法再继续分下去的基本单位，如分子，原子，夸克，超弦，……。还有一种看法，这个“一”是单一规则。宇宙最初的质料遵循这一极简的单一规则行为。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生一”就是无中生有。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怎么才能无中生有？其实，无并不是真的无，而是看不见。所谓道，就是道路，就是要走的，这意味着这是行为规则。一条路线，在没有人走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个行为规则在没有人遵循的时候也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当人们沿着道路走时，人们才较清楚地看到有一条路；只有当人们遵循行为规则时，这个行为规则才能看得见。

所以当老子说“道生一”时，就是说人们看不见的道路，当人们走的时候显现出来了。而在此之前，“道”是存在的。所以才能“道生一”。如果什么都没有，就不可能生。而道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从自然来。怎么从自然里产生的呢？随机的。想象一下宇宙之初，大爆炸造成了无数大小、形状不一且温度、速度不同的质料，它们随机地选择行为方式，在亿万种行为规则中偶然出现了一个规则，它使质料的行为产生的结果具有类规则性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使质料以某种形式更有效地存在。于是这种行为规则就被选中了，这些质料就持续地坚持这种行为规则，而由此形成的结构就保持了下来，使其保持有效的存在。由于这种行为规则的有效性，使得其它质料也“接受”和“模仿”。于是这种行为规则就不断扩展。

那么不同的质料接受同一种行为规则是否形成了同样的结构？未必。由于前面已经说过，质料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它们遵循同一行为规则所生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就如同使用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砖头按同一建筑规则盖楼是一样的，会盖出许多不同的楼房来。举个例子，有些植物生长的质料是左长右短，按每次生长一格规则，它生成一段时间后，定会向右旋；但左短右长的质料按同一规则生长，就一定会是左旋。许多不同的质料按照同一行为规则会生长出千姿百态的植物来。另外，任何质料所处的环境也多种多样。我们知道，遵循同一行为规则在遇到不同的情况时，具体行为显现出来的样貌也不一样。例如水的行为规则是一定的，是往下流，但水流遇到阻碍也会拐弯、回转、溅起浪花，或激荡起大浪。水的具体行为千变万化，但决不说明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水的行为规则变了。

即使质料及环境都相当同一，在遵循同一行为规则下，也会出现千差万别的行为。例如，在同样的围棋规则下，几乎不会有两盘相同的棋局；同样是足球规则，足球世界杯也是百看不厌。更一般地，在同样的社会规则下，人们的行为也会是多种多样。如同样是在市场规则下，不同个人、不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会花样翻新，其结果也是不可预料；在同一法律规则下，不同案子的诉讼方法和技巧也很不相同，尤其是在公正的司法制度下，诉讼结果也各不相同。因为行为规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基本上是抽象的和否定性的。一个行为规则一般是规定不能做什么，并且在行为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仍有很大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同的人或物仍可以选择很不相同的行为，因而在同一行为规则下，仍可以出现很多不同的行为，形成不同的结构。

质料遵循行为规则而随时间形成的轨迹，如果仔细观察，会有物质遗留，行为的结果在整体上就会形成一定的结构。这些结构如果被保持下来，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持续存在的物质，它们仿佛被赋予了一定的形式，有着一定的空间结构。这些不同的结构有着不同的实际功用。就如同植物的叶子千变万化，植物的枝杈旋转分布的角度也不一样。由于质料的左右两边的长度差异的不同，它们向左或向右的角度也不同，生成的叶子形态也不同，有些更圆一些，有些更长一些。哪种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阳光？这也导致任意两个枝杈之间的转角也不同，什么样的角度使枝杈分布更为合理，使得上面的枝杈不会遮盖下面的枝杈，这只有这些结构之间的竞争才能决定。羊角也是如此有多种角度，哪一种角度在公羊之间的争斗中胜出，从而使胜者获得与母羊的交配权，遗传后代，取决于实际的结果。通过对行为规则结果的结构的取舍，大自然使行为规则生成的多样化的结果留下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结构。

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如此。最初人们在不断重复的非目的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行为规则，即习俗，而后人们遵循这些习俗而行为，进行生产、交易和生活，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遵循同一规则，不同人的结果也不同。大家都按照市场规则行事，有人生产计算机，有人生产服装，有人是亿万富翁，有人是摆小摊的，等等。由于在一定行为规则下有着很大选择空间，因而在好的行为规则下，即哈耶克所说正当行为规则下，人类社会中会不断创生出新的形态、模式或结构来。如同从交换中产生货币，在金融交易中产生出银行，从部落竞争中生成国家一样。这使人类社会不仅纷繁多彩，而且还持续演化。

于是，我们认为真正能溯源宇宙的“一”，不是一个祖先，或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最小单位，而是一个极简的行为规则。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一个作为现有无数物种和物质的唯一祖先，然而“祖先”之称意味着衪已经是一个可以遗传的有机体；遗传意味着将成熟的行为规则及其遗留的信息打包传给后代。而这已经是极为复杂的规则的产物了，并不是宇宙本原。寻找最小物质单位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从分子、原子、夸克，直到超玄。但这些越来越小的物质单位只是告诉了人们最小的质料单位，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繁复多样的万物，从而显现出了极简行为规则存在的逻辑必然，即超弦本身就是遵循基本行为规则从而结构万物的基本能量。而行为规则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很好解释一个物为什么如此这般。即我们前边说的，物是质料循行为规则而行的遗留结构。并且对行为规则既可以通过对物的行为观察而发现，也可以通过人自己头脑的直观和顿悟而获得其基本原理，因而是人的有限理性大致可以把握的。在各种规则中，极简规则是最基础的，通过遵循极简规则形成的物，又能在更高层次形成新的规则，因而极简规则是堪当宇宙的“一”的规则，对它的探究就是最根本的探究。

我们假设有一个唯一的极简行为规则，通行于宇宙万物。应该说宇宙万物都是由它生成的。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宇宙是一个唯一的时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先贤们早就开始了。如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在这里，“天地”就是宇宙或时空整体的概念。庄子说的“指”可理解为是动词“指”，就是用手“指一下”来说天地，意思是天地是唯一的时空。“万物”是指在这个唯一的整体的宇宙时空中的所有的物。其实在中国春秋时期，在道家语言中，“天地”和“万物”就有明确内涵，如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与庄子说的很对应。“天地”就是那个唯一的整体的时空，而“万物”就是在天地间的所有东西。在康德那里，“天地”对应着他所说的时间和空间，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先天就具备的绝对形式，这似乎是指人自己的主观形式，然而人的先天形式并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是人经历几百万年的演化而成的，而这里面还包含了在形成人之前的所有宇宙演化的规则，因而康德所谓先天的时空形式就是宇宙的时空形式。

对应于唯一的整体的时空，康德提出人先天具有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可以将时空内的杂多都装进来，而且能够将它们以某种联系的形式放在一起。这一看法被现代脑科学所佐证。脑科学家们指出，意识具有整体性；任何一个意识对杂乱的外部世界的反映都是统一的，尽管大脑可能已经高度分化和分工，但复杂和强大的互信息或复馈功能使得各部分获得或加工的意识最后整合成一个意识。“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神经元群做不同的事情（它们是分化性的），而在同时，它们互相作用而产生统一的意识场景和统一的行为（它们是整体性的）。”（埃德尔曼，2019，第145页 ）而如前所述，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地”是指宇宙时空，在古代圣贤看来，也是唯一的一个整体。如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是用“我”这个主体的综合统一性来说明，宇宙时空也是统一的。程颢也说，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

所谓“万物一马也”，如前所述，“万物”是指宇宙间的所有事物。在这里，“一马”是指遵循一个规则的千变万化的具体行为，从而由行为遗留形成的结构构成的，或再结构成的各种事物。“马”在这里是奔腾着的，象征着行为及其过程。这就是想象，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极简规则。所谓“唯一”，就是宇宙所有物质都是质料通过遵循它而生成的，或者是由它生成的物质形成的次级规则生成的；所谓“极简”，就是没有另外一条规则比它更基本更简单了。为什么？假设它不是最简单的，那么就有一条规则比它还简单。更简单意味着遵循起来成本更低。因而更简单意味着，动作更少，时间更短，障碍或限制更少，其生成的结构就更复杂，也更有效。原有那条规则导致的结构没有这一规则导致的复杂，从而就不能等同这一规则。这个更简单的规则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用高，就会在竞争中胜过原有那条规则。那么其它质料就会“接受”或“模仿”这条最简单的规则。久而久之，整个宇宙的质料都通行了这一更简单规则。如此多次比较替代，直至最简单的规则。换句话说，因为最简单，所以最有效，也就最有竞争力。

根据上面关于极简的条件，最简单，时间最少，障碍或限制最少，我猜想，宇宙最基本的极简规则是“随机的运动”。随机，就是没有任何限制或障碍；运动，就是只要动就行（极端地，静也是一种动），再简单不过了。想象一下宇宙大爆炸后的一瞬间，大量极小的粒子或者能量奔涌而出，它们不受任何限制，随机地向各个方向移动；又形成了无数不同的具体行为，其中有些行为恰好与宇宙中天定的规则相符，如符合几种超弦波的行为规则，于是构成了超弦波；超弦波再随机地运动，在无数因随机而形成的超弦波行为中，又有若干恰好符合夸克的行为规则，形成几种夸克；……可以推断，随机地寻找超弦行为规则是最有效的方法，因而，随机的运动是宇宙中唯一的极简规则，或者说，这是宇宙的元规则，是最有效寻找有效规则的规则。因为只要不是随机的，就有某些对行为的限制，一旦有限制，就不可能更有效率地找到有意义的行为规则（盛洪，2019）——如超弦规则，也就不是极简的。

这种对唯一极简规则的信念在东西方都是有传统的。在中国，儒道各家都认为，天地是被道充斥着，万物因道而成型。如前引，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道者万物之奥。”这都与“万物一马也”同意。先秦时孔孟很少明确这样说，但他们似乎是认为不言自明。然而《中庸》则明确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到了宋代，新儒家有着更为形而上的倾向，遂有人直接表达这样的看法。如程颐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程颢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道 ”就是这个唯一的极简规则。儒家用“理一分殊”将纷繁复杂的万物与唯一的极简规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极简规则所生成的物表现为阴阳之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都呈现为各种阴阳组合状态，其变化及其生灭也是由阴阳变化而导致的，这就恰当地解释了“理一”和“分殊”看似不可调和的差异。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一旦我们掌握了数的结构，我们就掌握了世界。”（转引自罗素，1992，第21页）在这里，“数”是剔除了具体经验的抽象概念，是直观看不到的，就是类似于“道”的概念；而“数的结构”就是数的行为规则，也就类似于“道”。正是因为数的结构充斥着世界，是宇宙所有的物的行为规则，所以掌握了数的结构就能掌握世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相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祂创造的规则当然是通行于世界的唯一规则。在近代，不仅有康德说的人脑的先天的“统一综合性”作为对唯一宇宙规则的对应物，而且黑格尔以其“绝对精神”概念笼括世间万物。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也是企图发现一统宇宙的单一规则。如牛顿创立的宇宙体系，就是宇宙间物的运动的单一规则；而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体系，将牛顿体系推广到更广的时空；进而又欲创立统一场理论，将几种作用力，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统一为用一个规则涵括。这种努力，叔本华概括为一种信念，“宇宙万物都是同一意志的客观化。”(Kindle位置1690).。意志，就是物自体，就是宇宙规则。

看来人类把宇宙想象为有一个唯一的规则支配、并为探寻这一规则而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过程中存在着具体的困难。如如何认为一个人与一块石头受同一规则支配呢？在都是重物这个意义上，人与石头受同一规则支配。其它方面涉及到从极简规则到复杂规则之间的联系，过渡或转换。目前人类还没有打通这之间的关联。但是努力已经开始了。例如，沃尔夫拉姆在其《一种新的科学》一书中，展示了他做的一维二态三元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告诉人们在完全随机选择的情况下，在256种可能的规则下，有三种显现出有规则的复杂图形。这简单地说明，导致有意义图形的规则是先定地存在，在随机选择的时候，随着其附着的图形而显现出来。当他将模型变成三态的时候，可能的规则数量就变成天文数字，这时逐一试验的方法就不可行。他最初采用一个筛选程序，结果很长时间没有有意义的图形出现，后来他去掉这个筛选程序，很快就出现了有意义的图形（Wolfram, 2002, pp.112~113）。

这说明，人们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理性的猜测进行的选择，不如随机的选择更有效。我将这一想法写进了一篇随笔式的文章，“为什么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盛洪，2019）里面。这一想法与“随机的运动是极简规则”的想法是相近的。随机意味着没有任何障碍或限制，从而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状态；而理性无论多么高明，终究是有限的；依理性而进行的选择显然是对随机状态的限制。因为有限的理性无法预知隐藏在无数规则之中的有意义的规则，因而依所谓理性而猜测的“正确的规则”或天道，就是那个天定规则的概率极低，这时更有可能是理性设定的条件或限制反而会将潜在的“正确的规则”排除在外。这样一来，“理性的选择”要比随机的选择要差。

在这里，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随机”的性质。随机的行为规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规则，也就是最简单的行为规则。随机的行为就是没有任何预设规则，没有任何限制的行为。与有限制的行为相比，随机行为会有更多的行为可能性，随机行为可以遍试各种可能性，因而随机的行为不会遗漏任何一种可能性。所以随机是最有效的，随机的规则也是最简单的，惟其简单，也才可以生成最复杂的结构。东西方传统的价值中，与随机比较接近的，是自然和自由。“自然”就是让事物遵循自然法去运动或行为，不要有人为的限制。因而当人们强调自然的时候，就几乎是强调随机。“自由”就是行为没有任何约束或限制的状态，这也就是随机；因而人们在强调自由的时候，也是在强调随机。由随机的性质，我们也就知道，传统中自然和自由的倾向是有效率的。

极简规则怎样才能与复杂事物的规则相通呢？在简单事物和复杂事物之间是有多个层次的。在遵循极简规则形成了物以后，如形成了基本粒子以后，这个层次的物也可以成为更高层次的规则的质料，即基本粒子遵循这个层次的极简规则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物，如原子；如此循环往复，逐渐成为分子，细胞，多细胞生物，……每上一个层级，在物的面前就会展开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时空，其中隐藏着更多的生成更高层次物的行为规则，这比从极简规则直接生成这些规则的概率要高得多，就如同原子不可能直接生成细胞，昆虫不可能直接演化成哺乳动物一样。然而，即使在不同的层次，“随机的运动”的规则是一样的。在每一个的层次，在低一层次生成的物仍是本层次的质料，它们像任何层次的质料一样，随机地运动着，偶然地会撞上有意义的行为规则，生成高一层级的物。

其实，在遇到有意义的行为规则后，由于其更有效率而被保持了下来，从而使其生成的物能够持续存在。但这样一来，该物的行为就不是完全没有限制，而是限制在其行为规则之内。例如植物的行为规则被限制在向上接收阳光，而不是向下躲避阳光。因而，越是复杂高级的物，其行为规则也越复杂，就意味着限制也越多。然而这种限制是有意义的限制，是使该物获益的限制，不如此就会受到损失，以致死亡。不过，即使是在复杂事物各种限制的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没有自由的空间。这些限制仍是哈耶克所说是“否定性的”，即只对某些行为做禁止性规定，在此之外不加限制。因而有着多种限制的行为规则仍有很大的选择时空，让质料随机地运动，这与在极简规则下的质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这种随机的运动中，仍可发现更高级的有意义的行为规则，如同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由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意义。

如此，我们阐释了宇宙万物，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从超弦到人类智慧，都服从唯一的一个极简行为规则。因此，“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有了这个“一”，天地万物才成其为天地万物。正如《道德经》所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参考文献

Wolfram, Stephen, A New Kind of Science, Wolfram Media Inc., 2002.

埃德尔曼，《意识的宇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盛洪，“为什么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读书》，2019年第4期。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哈尔滨出版社， 2015，Kindle 版本。

首发于2023年3月9日《FT中文网》。文章发后，很快收到黄有光教授的邮件，本文根据他的批评做了修订。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天道见春秋，霜叶恒如血；
临冬不畏寒，百代留颜色。

山高鹰飞低，九眼望京冀；
楼外云气横，烽火不可戏。

白云山后窥，泉水石上戏；
变幻自是美，纯心知天趣。

我一般睡觉都不错。可是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试图放松，想进入自然状态，一种最放松的状态。口里默念着“自然”。突然，觉得这个中文词很有意思。自然，对应的英文是Nature。它是由“自”和“然”组成。“自”的意思是“自己”，“自我”，“然”的意思是“状态”，“如此”。自然就是“它本身就是那个样子”（Itself is like that），或者“自己是自己的原因。”（Its cause is itself）猛然一惊，这不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证明吗？

阿奎那从五个方面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第二个是说，世间万物总有原因，但总有一个是第一个原因，这就是上帝。这第一个原因之所以没有原因，是因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这不正是“自然”吗？阿奎那艰涩严整的形式逻辑的上帝证明，竟早就隐藏在中文“自然”中。上古中国人是怎样造出这个词的呀！

按照阿奎那的证明，“自然”就是上帝。但在中文中，自然就是指大自然，指世间万物。如山川湖海，日月星辰。然而这些自然之物怎么就是自己的原因了呢？譬如一棵树，难道它的原因不是种子，阳光，雨露吗？接着就要问，什么是种子，阳光和雨露的原因呢？如此追问下去，又回到了要找第一个原因的路子上了。

其实，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西方人的因果链是直线式的，而中国人的因果链是循环式的，即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圈。譬如，树的原因是种子，种子的原因是树。当然，更复杂的事物的因果链会很长，以至我们都无法细数，甚至整个人类最终也不能完全弄清楚。但可以假设存在着这样一个循环的因果链。

如果因果链是这样的，就没有首尾，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追寻处在直线因果链端头的第一原因，而每个自然之物都可以是自己的原因，因为寻着循环因果链追寻下去，最终要回到自己身上。称世间万物为“自然”，就是非常恰当的。

如果因果链是循环的，那么时间也可以是循环的，空间也可以是循环的。如果大爆炸是时间起点，那么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那就是大崩塌的最后一刻。它与大爆炸之后的一刻对称。同样，如果在大爆炸的零点时宇宙空间面积为零，大爆炸之前的一刻，宇宙空间的面积则是大崩塌最后一刻还未完全收缩完的面积，它与大爆炸之后的一刻的空间面积对称。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宇宙模式，它无始无终，可大可小。大爆炸的原因是大崩塌，大崩塌的原因是大爆炸。如果硬要找一个起点，就在任一时间、任一空间点一下，那就是起点。它一定是它后面那个事物的原因。如此也可以理解阿奎那关于上帝的第一个证明，需要有一个推动力，这就是上帝。因为在任一时间、任一空间，宇宙都在做着纠正偏离均衡的运动，因而本身就有着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的原因。

如此看来，“上帝”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就是给思维一个起点。不然的话，西方人会不断地探讨原因的原因，也就是理论的前提的前提，却永远不可能完成，也就无法确立任何理论。正是把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力和第一原因，理论就有了基本前提。

“自然”的“然”在中文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显然明白”（It looks obviously as itself）既然它是它自己的原因，又显然明白地就是它自己，那就无需探究了。因为探究的结果又回到它自己身上。如果不探究宇宙，那又该做什么？欣赏它。

大爆炸和大崩塌的循环，使另一项探究也可以简化，那就是探究组成宇宙的最小单位。即使大爆炸和大崩塌之间的那一点是一个零空间的点，且温度极高，也就是最高熵值，任何结构都不可能存在，因而这个最小单位就是无。随着大爆炸，空间在扩展，温度在降低，负熵在增加，超弦，夸克，量子，原子，分子，等等，就会形成。随着大崩塌，熵在增加，结构会分解和消融，最后变为无。结构的原因是解构，解构的原因是结构。

可以猜想，因果链的循环，是宇宙在每一刻的状态在趋向均衡，但不会在均衡点上停下来，而是矫枉过正，冲过均衡点摆向另一个非均衡的方向，然后再摆回来。与钟摆不同的是，它不会因为摩擦力而减速并最终停下来。在这里均衡内在地起作用，它是宇宙一切运动向往、到达，越过，但永远不能停留的点。

自然就是世间万物，世间万物就是上帝。它不是一个与我们尺寸差不多的生物，而是自然的整体。而这整体，是由万物有结构地组成的，也包括我们；一个系统，当负熵，或复杂度超过一个阈值，就表现为生命和智慧。由于自然的宇宙无限大，它也就可能有极高的负熵或复杂度，也就会全知全能。

这一点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因为我们只是它的极为微小的组成元素。我们看到的天体都是一片死寂也不能说明这些天体的整体不是有智慧的，就像我们发现我们身体中的原子与石头中的原子一样，也没有生命迹象。这又对应了阿奎那关于上帝的第三个证明，最完美的是上帝。

这一点人类已经知道了。《新约》中说，我们活在主的身体里，主活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上帝在我们身上。

             2015年1月28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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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旅行，尤其喜欢自驾游。中短程就直接开车出去，远程就下飞机租个车。我在正常的时代一年大约自驾六、七次，其中一两次在境外，四、五次在国内。2018年底以后，我的出境受到了干扰。每当无法出境旅行时，我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国内旅行。如2019年春节期间，我去美国亚利桑那的行程受到了阻碍，我就转为到山东自驾。当年7月，我们原本要去俄罗斯旅行，却因突然变故无法出行，改为去甘肃南部自驾。

不过自2020年疫情开始，情况又进一步恶化了。有若干个月多个地区封控，无法出行。以后疫情减轻了一些，虽然乘坐飞机或火车有被传染的危险，但我们觉得自驾游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可以只到中程距离的地方去。五月份去了趟陕西榆林；八月份去了辽宁锦州，但由于突刮台风，住了一天就返回了。十一前几天去了趟山西阳城，十一月底去了趟安徽亳州。那时虽然也在防疫，其控制手段远没有今天严苛。入住酒店好象并不繁琐，只需要健康码。也不用担心去了会遇到什么不测的“防疫”措施，所以动身之前无需询问防疫情况。

2021年年初，我得了场大病，到八、九月份才缓过来，我又筹划出去自驾。这时各地的“防疫”措施已经变得更为繁琐，我得在选择目的地时考虑这些问题。打电话询问了几个地方酒店的入住要求，我排除了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山西临汾。山西是一个古迹保存较多、较好的地方，去一趟很值得。我们十一之前驾车去了临汾。入住酒店已经要求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了。好在只要没有异常，还算方便。临汾地区有小西天，双林寺，尧陵，东岳庙等高水平的名胜古迹。也有一些上古遗迹，如帝尧曾到访过的康庄，村民不知帝尧来访，仍唱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有纪念辅佐尧的司法祖师皋陶的祠堂。这个地方也临近黄河壶口大瀑布。可惜山西这边关闭了这个景区，但发现陕西那边还可以进入景区，只需通过一座大桥。打电话陕西12345，对方说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只得作罢。回京时路经阳泉，入住酒店也比较方便。

到了2022年，所谓“防疫”更加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了。北京当局以各种借口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在所谓的会议前后，更是收紧出京限制。尤其是到了五月以后，当局要求公共场所都要出示72小时核酸证明，更是将全体市民推到长期变相强制核酸的境地。各地不断传来突然封城封区的消息，如上海，广州，海南，深圳，西安，郑州，新疆，西藏等地，让人觉得有不测的危险会随时发生，外地去的旅客会莫名其妙地被隔离在酒店或者条件更差的方舱，长时间不能回家。许多地方收紧进入措施，或者外地来的一律不让进入；或者非高中风险社区、但其所在县（市）有一两个高中风险社区的人，到了该地也要隔离三天。虽然后来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要求不许随意扩大防控范围，但很多地方仍坚持自己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尽量避免出去旅游。

我一直拖到七月份实在忍受不了了，决定出行。我首先选择了科尔沁草原。这个地方一来人口密度较低，几乎没有病例，一来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我订完酒店后给酒店打电话，确认一下入住要求。第一次那个接电话的女士当知道我住在北京昌平，立刻说要隔离三天。显然她还坚持着那个过度严苛的规定。我一生气决定不去了，把房子退了。第二天，我还不甘心，又给通辽12345打电话，通过这里转到通辽疾控中心。接电话的人倒是很理性，说“高中风险地区”是指“社区”并非“行政区”。我告诉他说某酒店非说是“行政区”，他说酒店怎么能决定呢。我回头又给酒店打电话，这次是一个语气缓和的男士，不再坚持什么隔离三天，说只要有48小时核酸证明，只要能进通辽，就能入住酒店。

我打算在到达通辽之前在库伦停一站，于是订了库伦的酒店。打电话确认入住要求时，对方听说我来自北京昌平，又说要隔离三天。我跟他说了市里疾控办明确了“高中风险地区”是“社区”而非“行政区”，他还是不听，还骄傲地说他这是“为了库伦人民的健康安全”。我只得取消在库伦的酒店。这使我们自驾少了中途停站的选择，更为辛苦一些。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太太突然说不想去了，原因是她很焦虑，恐怕出去以后可能突然被隔离或其它什么不测。我只好说如果她不愿意去，我们就不去。但我没有退掉酒店。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又说可以去了。看来睡了一觉，心情放松了一些；或许是做好了碰到“防疫”意外的思想准备。于是我们出发了。在到通辽的高速路出口之前，我们还一直很忐忑，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关卡。没想到ETC出口刷了卡就直接出去了。到了酒店，也只需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确实如对方后来承诺的，“只要能进通辽，就能住酒店”。总体来讲，以前的焦虑只是虚惊一场。在通辽的几天，到景点只是要察看健康码，对核酸没有要求。回北京之前做了一次核酸。在进京的时候，似乎没有查，只是刷了一下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有核酸的信息。

后来又受邀到昆明参加8月初的“第11届宗教哲学塈自由儒学论坛”，觉得这是又一个出游的机会，于是积极准备。好在到昆明以后头三天的住宿由组织方安排，并告诉我们应该事先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们按照要求下载了“云南健康码”和“昆明健康宝”小程序，并填写好信息。并在出发前一天做了核酸检测。这次是乘飞机去。由于“防疫”，首都机场人不太多，办登机比较顺利。由于三年多没有坐飞机了，有点生疏。事先在《携程》上无法办理选座，也无法办理登机。结果在机场自动柜员机办登机时已经没有靠过道的座位了。另外是由于自助办理的行李托运，在之前将电池和充电器一起装进箱子，离开后被后续的安全人员检查出来并“移除”。这又是一个疏忽。

飞机在昆明降落后，被要求在出口处做一次落地核酸，这显然是不承认外省市做的核酸证明。好在排队时间不长。到租车公司取到车，就一路顺利到了饭店。饭店似乎是要求出示“云南健康码”。这都准备好了。开了两天会，颇有收获。想到会后要到建水游览，是否要事先做一下核酸，于是就给建水的酒店打电话，询问核酸的要求，对方说只需要“两码”，于是就免去了这次核酸麻烦。去建水游览了文庙，双龙桥，还有团山，第二天就去看哈尼梯田。结果一路上降雨不断，进入口时还有人要求我们在网上买票，我们觉得应到需要出示票的地方再买。到了重要的观景区，如老虎嘴观景台却因“防疫”关闭，另外一个著名的观景区又太远了，在雨天去似乎太辛苦了，结果只在近处拍了一些梯田的照片，然后调头去蒙自。

到蒙自时赶上红河州博物馆开放时间的尾巴，匆匆进去，但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展品。不过楼还是盖得挺漂亮。住的酒店临近南湖景区，风景还是不错。与在建水一样，酒店只要求出示“两码”。蒙自没有什么著名景点，只是去了旧海关，却还不开放。之后我们做了准备返京的核酸检测。离开蒙自，我们去了位于泸西县的阿庐古洞，然后回到昆明，在滇池湖畔的酒店入住。第二天在滇池边上的公园游玩，并游览了官渡古镇后，准备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结果到时预约已经满了，没有名额了。于是就到机场还车，吃过饭就准备登机。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证明。一切正常。这次恢复了点经验，事先在《中国国航》APP上选了座位。飞回北京。下飞机时，没人检查，大概是昆明登机时已经严格检查了，信息也传到北京机场。到机场相关机构要回电池，就登出租回家了。

快到十一，我又蠢蠢欲动。经过权衡，决定到烟台。我做好了自驾计划，并订好了酒店，准备在十一前几天去，9月30日回来。打电话给酒店，说高中风险地区不能去，其它地区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这当然没问题。又问一下烟台12345，说下高速要做落地核酸，这可以接受。又说建议在到烟台后的三天内不要到公共场所去。我说旅游者先要三天不出去，还让人来不让了？对方忙说这只是“建议”。准备停当，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我太太又说不想去了，看来还是一种“出门焦虑”，这是在这种过度防疫且政府行为不测的情况下的焦虑。我说那就十一以后去吧。我们定在10月7日出发，这次太太很配合，将行李箱都装好了。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突然看到网上有人说，他的所有离京的朋友都弹窗了，看来这是为了达到非防疫目的而滥用健康宝的举动。这时如果离京将可能面临弹窗的危险，于是果断决定不去了。

等到什么会开完以后，我又做了一次策划。这次不能去烟台了，因为这个季节在海边有点冷了。我拿出以前就做好的“许昌郑州自驾计划”，上网看了这两个地区的“疫情”和防疫要求，发现郑州严苛得多，要求24小时核酸证明，这简直就是不让人来。许昌要求是48小时，并且许昌的“疫情”也比较少，只有一个县在几天前有一例确诊。于是决定不在郑州住，而住在许昌。但可以到郑州一带游览。不过在《美团》上一查，发现郑州的景点多不开放，于是取消了郑州城区及附近的游览安排。但从北京到许昌车程有8~9小时，我们一般都要找一个中间点，既休息一下，又游览一个景点。我选择了邯郸。上网看了邯郸的“疫情”信息，也比较“干净”，只有一个县有几例阳性。于是决定去时到附近的广府古城游览，回来在邯郸住一个晚上。

许昌“疫情”图

邯郸“疫情”图

我们准备于10月27日出发。但在出发前，我发现北京当局又收紧了进京政策，说凡是在14日内有一例以上感染者的县呆过，就“严格限制进京”。这显然又把风险地区解释为“行政区”。我只得把原计划要去的许昌鄢陵县的景点去掉，那个县好象几天前有一例。27日，我们按时出发。高速路上似乎只有我们一辆车。这次我还增加了一点风险，这就是自十一以后，我的手机上的流量经常不稳定，有时会显示“信号弱”，不能扫码。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到了邯郸，在下高速路口时，先被要求扫码，我扫了半天都扫不出来，好在我太太扫出来了，守卡人员扣住我们的身份证，就让我们到旁边的核酸检测点去测核酸。到了那里又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心里很是不安。幸亏似乎他们的政策是一车上的人可以有一个人扫出来即可，于是给我们两张票，到守卡人员那里换回身份证，做了核酸和抗原才算过去了。

到了广府古城，这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古城，乘了一辆旅游车进去参观了一两个景点，又在城外照了几张相，就离去继续赶路。到了许昌下高速时，也是被要求做核酸和抗原检测。这次又要求扫码，大概是“许昌核酸检测”小程序，由于一路上我的手机流量都不好，所以这次我担心扫不出来，心里暗暗祈祷，如果过不了这一关，整个行程全都得泡汤，甚至晚上都不能住在许昌。结果似乎是奇迹，这次居然能扫出来，就这样做完了检测，等抗原有了结果，就放我们进去了。心想也许是核酸检测点那里有WIFI，手机自动接上了？到了酒店，要求出示两码，这次不怕了，由于酒店有WIFI，我接上酒店WIFI，顺利地出示了两码。我们也在出发前三天按当地要求在“豫事办”小程序上做了报备。入住没有问题。

广府古城

第二天的早餐酒店说是不能堂食，是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里的，这样没有选择的早餐不可能好，就退掉了后两天的。原行程安排还是比较满，不过已经发现许昌博物馆已经停止开放，这是一大损失。于是早上先去文峰塔，发现它也在前几天就停止开放了。于是有点忐忑。下一个景点是春秋楼，会不会也关了？开车接近春秋楼景区时，看到门还开着。于是停好车，向门口走去。进门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我太太可以扫出来，我自己因为预料到信号弱可能无法扫码，就事先将头天做的核酸证明截图下来，给他们出示了以后，还是放我进去了。春秋楼自然是许昌主打的景区，里面还是有不少珍贵文物，近旁的文庙形制规整，尤其是那个麒麟祥瑞大照壁，是明代嘉庆年间修建的，艺术价值很高。不过这里似乎就我们两个游客，这是许昌的悲哀，还有是我们太胆大了？

麒麟祥瑞大照壁

之后又到了壩陵桥，这是许昌另一个主打景点。幸好这个景点也开放。只是把门的工作人员比较死性，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也不接受我的核酸证明截图，在门口争执了一会儿，她又打电话请示领导，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我问这里有没有WIFI，她说有，并告诉我账号和密码，这才扫出码，得以进入。这说明其实有了核酸证明，许多地方也不认。景区中最有价值的是关帝庙中的古壩陵桥，这比在景区河中的那个“壩陵桥”好多了。三孔，栏杆上石雕，风雨廊。据说这是当年关公挑袍的地方。不过这么好的景区也是空空荡荡。

古霸陵桥

游完壩陵桥一看时间还很富裕，我们就想找一家餐馆吃午饭。我们的习惯，为了抓紧时间看景点，出来旅游一般是不吃中午饭的，饿了就吃点儿点心。不过这天有几个景点没开，节省了不少时间，所以可以从容地吃午饭。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餐馆都已关门，开门的餐馆或大商厦的餐饮中心都不允许堂食，偶然看到巷子里有个小面馆可以进去，于是吃了午饭。吃饭的时候，听老板娘说，他们明天又不让开门了，这一阵子似乎是只有一半时间营业。我们问，那房租可以只付一半吗？下午去魏文帝庙，它在城郊，到了地方发现这是一组规制不整、破旧零乱的建筑，一个志愿的守庙人向我们强调这是关羽夜读《春秋》的真实地点。但说这是曹氏家庙，还是令人怀疑。回到城里，已经打消了堂食的想法，在《饿了吗》订了快餐，送到酒店。快递员自然不让上楼，由送餐机器人送到房间门口。

第三天早上，我们觉得应该做一次核酸检测，以备景点进门之用。酒店这时也说，这一天许昌要开始为期三天的全员核酸检测。许昌明明多天没有一例感染者，为什么突然发动全员核酸？真是莫名其妙。好在核酸检测就是酒店后院，人也不算多。做完了我们就出发。这天安排的是，在周边县游览，主要是襄城县，禹州市。在出去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回到许昌还是要扫码，我怕这次流量会不会没有信号。但不能管那么多了，将重要的物品（计算机和相机）带上，如果真不能回许昌，就到邯郸去。房间里的箱子可以不要了。我们第一站要去乾明寺，在襄城县高速入口下高速时，守卡人员问我们干什么来了，我回答“来旅游”，他挥了挥手，我以为放我进去，刚在心里想，他们对外来游客还挺善意，结果那人又叫到，不是让你进去，是让你回去，用手做了个调头的姿势。原来这个地方连核酸检测都不做，就干脆不让外地人来。

碰了这个钉子，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许昌全境都实行了更严厉的进入管制，我们准备去的其它地方是否也不让进？于是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要去的下一站——神垕古镇，接电话的人说还开放，只是老街关闭了。既然还开放，我们就继续前行。到了禹州下高速的地方，守卡人示意我们停车做核酸，心想，这还有戏。做核酸和抗原似乎不需要扫什么码，只是让我们做完了抗原等几分钟，等看到没问题，就放我们过去了。从禹州城到神垕镇的路也不短，最后到了神垕，发现也没有什么关卡，还挺高兴。停好车后，走到老街大门口，发现它已关门，这我们打电话已经知道了，只是不知道老街原来是一个用墙封闭的地方。有两对老年夫妇也在老街大门口，因为进不去，就在外边照相。一交谈，原来是广西人，先是去四川，又从四川开车过来。看来是与我们一个级别的游客。他们说，他们从四川一路开车过来几乎所有的高速路口都不让下。看来这里还算好的。

原以为神垕老街只是古镇上的一条街，原来它就是人们通常指的古镇本身。那些重要景点，如伯灵翁庙，关帝庙等都在里面。所以进不去老街就等于没法观览古镇。在老街墙外面转了转，又到附近的灵泉寺去看了看，就开车走了。这次等于又补了个空。于是原来这一天的安排全都没有实现，只得往回走。路过禹州城，偶然想起书中说到这里有一个御史街坊，其中有个古牌坊，可以看看。于是到那里找。一问人，都说没有这个牌坊。原来介绍许昌的那本书是很夸张的，把原来有现在没有的东西都写上，误导游客。那就回去吧。但是回去也还有不确定性。万一回到许昌，手机扫不了码，守卡人员又特别死性怎么办？没想到回去的路没有上高速，只是沿着一条大道驶回许昌城区，没有什么高速口要查核酸。这又轻松了一下。

第四天的计划是先游览天宝宫和铁佛寺，它们都位于许昌北部的长葛市，然后就去邯郸的景点，并在那里住一晚。有了昨天的教训，就事先在《美团》上察看天宝宫是否关闭，似乎没有关闭的消息，但当用《高德》导航时，发现天宝宫已经关闭。干脆也不去铁佛寺了，直接到邯郸的娲皇宫。到那里大约需要四个半小时。在接近郑州的时候，发现高速旁不时有人拉着行李箱徒步行走，觉得可能是什么大巴甩客了。但后来在朋友圈上看到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因疫情离厂回乡的消息，才知道我们又碰上了过度防疫导致的企业崩坏事件了。过了郑州不久，邯郸的酒店来电话，说邯郸很有可能封控，劝我们不要去酒店了。那就不去了吧。但当到《携程》退酒店时，却已过了免费退订的时间。这是当初没看清楚，以为12:00是晚上12:00。不过经过与《携程》交涉，还是给退了。这大概在《携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所谓“防疫”的突然袭击，游客会经常变动他们的预订。

那就继续朝娲皇宫的方向前进。它位于涉县。不过既然邯郸要封控，涉县隶属邯郸，是否涉县也一并封控了？《美团》上并没有关闭的信息。不能确定。只有到那里才能知道。在涉县下高速，还好，还允许我们做核酸和抗原，说明可以进去。他们只不过做得更精致，做完一道就给一个颜色的牌儿，最后抗原通过了，就给绿牌儿。在关卡处问他们，娲皇宫是否开放，他们都不敢确定。继续往前走，有一个人在路口专门守着，给他绿牌儿才能过去。问他娲皇宫是否开放，他说肯定关了吧。我们还不死心，继续驶向娲皇宫。开到停车场，发现有些车，看样子是开着。看来坚持还是很重要。我在游客中心接上WIFI，扫了码，心里觉得进门没问题了。走到门口，有两个大白问我们做了核酸吗？当然做了。下高速就得做。于是就让我们进去了。娲皇宫还是不错，在全国女娲庙中是最大的。这是一组寺庙建筑。由朝元官、停骖宫、广生宫和娲皇宫等一组建筑组成。还有摩崖刻经和石刻博物馆，有价值的文物还不少。

娲皇宫

从娲皇宫出来，已经下午4点半了。结果不能去邯郸了，也不能在河北的其它城市住宿，因为邯郸的封控可能来自河北省的命令。我们就不到这些城市碰钉子了。只能回北京。我们估计，这需要5个小时左右。但一导航发现，得需要7个半小时。心想大概是回京防疫检查排队吧。结果10点半到了北京外围的防疫检查点，竟排了5小时的队。原来想象这么长的队，一定检查得很复杂，还得做核酸吧。我为了能够扫出码，也已购买了一点儿车载WIFI，以防扫不出码的麻烦。结果通过检查点的时候，警察只刷了我们的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确实有核酸信息。到了家，已经凌晨4点半了。我们排了5小时的队固然辛苦，而且也是较高的成本。如果到北京就要排队5小时，将会阻碍多少人员的流动。况且这是在大多数人，也许有90%，还不敢出京或到北京的情况下的人流，比正常的人流少了很多。如果人流正常，将会排多长队？

进入北京防疫检查排队

回想一下，虽然此次出京自驾的经历远不如意，但与其他人相比，似乎还算很幸运。经常在朋友圈上看到有些人被弹窗了，有的人甚至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回京。与他们相比，排队5个小时真是太幸运了。我意识到，我有一种对坏的事情的感激之情。这很糟糕。这是因为有更坏的事情存在。与“更坏”相比，“坏”竟然是件好事。比如下高速就要求做核酸是件坏事，但比起根本就不让下高速就觉得很高兴，毕竟我还能进去；到北京就要排5个小时的队，但与被弹窗相比，就觉得很好了，毕竟在这之后我就能回家，而不必等10天一个月。如果这种情境持续的时间很长，就会助长这种心理形成定势，对坏的事情心存感激。况且这不只是我的一个人的情况。但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更坏”的是在“坏”的基础上发展的，如果感激坏的事情，只会助长更坏的事情。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这篇文章题目不是“许昌游记”或“邯郸游记”，而是“核酸游记”？这是因为，游记是要记述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这次出游，不得不停步的核酸检测点要多于景点，我们只去成了五个景点，但却到过六次核酸点做了核酸，就在我们回家以后，许昌那边还追过来一个电话要我们做许昌的第三次全员核酸。他们应该有我们的住宿记录，我们明明在前一天已经离店，这种要求近乎荒诞无礼了。况且在入住酒店和进入景点时都要出示核酸证明，又是多次核酸刺激。本来旅游就是要看自然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河流，但核酸检测都是一样的，这抹杀了不同地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大大减弱了游客从不同和差异中获得的快感，使他们在印象中很难将一个地区从另一个地区中区别开来，只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核酸。

从许昌和邯郸这两个地方的疫情数据来看，它们在10月底左右都只有很轻的疫情，许昌甚至一直是零，邯郸虽然出现了若干例感染者，却都是“无症状”，为什么它们突然要求全员核酸，甚至进行封控，有的地方竟不让旅游者进入呢？这显然是过度防疫之举，并且相邻省份还有竞争“谁更严格”之嫌。原因一是防疫当局一直把新冠疫情，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后的疾病说得很严重，不放松防疫的基本尺度。这是大政策上的误差。在此背景下，所谓“防疫不力”可能会丢官，这已经被许多案例所证实；那些以所谓“防疫”为名实际造成更多非正常死亡的地方官员不仅没事，反而有可能得到高升。所以地方政府实际上把“防疫”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抓，而它们的本职工作——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却是次要的了。而这些过度措施根本没有防疫的实际效果，如将“风险区”的范围从社区扩大到行政区只是将传染风险从零减少到零，只是作给上面看，难免是“谄媚式防疫”，即以过头实施来表示效忠。这种取向继承了文革时期“宁左勿右”的恶习。

而在另一方面，过度防疫的措施多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举措。突然封城，所谓“静默管理”，“区域管控”等等，都是以一个不充分的理由为借口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明显违反《宪法》的。而即使有《传染病防治法》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过度防疫也是于法无据。如该法根本没有规定对核酸阳性者可以集中隔离，遑论更没有对核酸阴性者的集中隔离，核酸检测既没有全员检测、也没有连续多天检测的规定。对于进出地区间的限制，也不能由地方政府任性实施。但民众没有有效手段制止地方政府这些违宪违法的行为。地方当局之所以能够严重侵害公民权利，如破门绑架老人出去隔离，非法入户消杀，焊死楼门，阻碍急重病人就医等，是因为它们有着“现场暴力优势”（盛洪，2022），公民无法对抗。当过度防疫因地方政府走向极端后，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揪偏。如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然而这是假定地方政府有权任意越过宪法前提下的非强制性批评，它并不能采取霹雳手段，将已经违宪违法的地方官员绳之以法。

我的三年来的旅行史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过度防疫上不仅是层层加码，而且是步步进逼。所谓“步步进逼”是指，过度防疫的层层加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并且有棘轮效应，只进不退。我们一般说“三年防疫”，但是就外出自由来讲，这三年之内也大不一样。现在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已经从2020年的只查健康码到现在的落地查核酸，天天查核酸。而在任何一地，如在北京，从2020年的到公共场所只看健康码到现在的要求72小时核酸证明，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每次升级都似乎有一个短期的理由，但是升级以后就不退回去了，并且也没有取消的条件和日期。例如5月份因当时阳性病例多了几例，当局就因此提高措施等级，要求72小时核酸，但自此之后就持续如此，没有取消之意。在10月时由于某个非疫情目的又增加了进小区也要查核酸的措施，到现在这非疫情目的已经过时，却没有取消的迹象。诚然，最近国务院防控机制鲜见地作了点调整，但与步步进逼相比，步子小得可怜。这种步步进逼被某些官员称为“压力测试”，是要测试对公民的权利可以侵犯到什么程度吗？

当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健康码”体系后，上述违宪违法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和隐蔽。对防疫数据库的侵入，对数据的非法使用或篡改，没有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致使一些地方官员任意侵入防疫数据库，修改其中的参数，将非防疫目的强加其中，甚至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局外人却无法知道。如最早听说滥用健康码的事情是给将要到本地出庭的律师赋红码，直接破坏法律的正当程序；再则是郑州当局为了阻止乡镇银行储户合法维权而将它们赋红码；最近看到的是十一前后北京当局将许多出京人士的健康宝弹窗，而他们根本没有到过中高风险地区。陶斯亮被弹窗就是一例（陶斯亮，2022）。前两天又是到上海采访进博会的官媒记者被集体弹窗（安德烈，2022）。健康码弹窗或赋红码操作使滥权者的侵权手段达到了“理想境界”：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限制特定个人或人群的人身自由，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会被追责。但这却会摧毁健康宝的公信力，使其不再有资格充当防疫的工具。

核酸及其背后的网络给国人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是肉体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精神的。一个人在观念上如果每天都要受到一种不愉快的持续刺激，他或她的心灵很难安宁。现在除了做核酸，每个人每天至少受到四次核酸的侵扰，久而久之，这会在大脑中形成固定的神经元群，在这时核酸已经不具其表面上的含义，而从各种角度有不同意味：愚蠢，病态，谄媚，滥权，禁闭，侵害甚至死亡。无论人们的专业有多么不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干扰。人们不能排除干扰，静下心来沉浸于他们的精神探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我原来在修改文章初稿时，经常可以全身心沉浸于阅读之中，忘掉眼前的烦恼。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如果只是我这个个人的情形还不值得担忧，但这种情况会使整个国族的精神受到伤害，不可预料的荒诞措施和恐惧的普遍性，使人们不可能心无旁骛，灵感频现，带来惊喜的理论创新和艺术创造。长此以往，这个国族不仅缺少昂扬的精神气质，而且文化沉闷思想僵滞，她的成员能感到自豪吗？

参考文献：

安德烈，“大批央媒记者上海采访进博会遭弹窗求助中宣部”，《网上电台》，2022年11月7日。

盛洪，“用唐山打人事件比拟滥权的性质”，《盛洪教授》，2022年7月11日。

陶斯亮，“弹窗”，《凤凰网资讯 》：“社会”， 2022年11月5 日。

　　　　2022年11月12日于五木书斋

我喜欢旅行，尤其喜欢自驾游。中短程就直接开车出去，远程就下飞机租个车。我在正常的时代一年大约自驾六、七次，其中一两次在境外，四、五次在国内。2018年底以后，我的出境受到了干扰。每当无法出境旅行时，我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国内旅行。如2019年春节期间，我去美国亚利桑那的行程受到了阻碍，我就转为到山东自驾。当年7月，我们原本要去俄罗斯旅行，却因突然变故无法出行，改为去甘肃南部自驾。

不过自2020年疫情开始，情况又进一步恶化了。有若干个月多个地区封控，无法出行。以后疫情减轻了一些，虽然乘坐飞机或火车有被传染的危险，但我们觉得自驾游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可以只到中程距离的地方去。五月份去了趟陕西榆林；八月份去了辽宁锦州，但由于突刮台风，住了一天就返回了。十一前几天去了趟山西阳城，十一月底去了趟安徽亳州。那时虽然也在防疫，其控制手段远没有今天严苛。入住酒店好象并不繁琐，只需要健康码。也不用担心去了会遇到什么不测的“防疫”措施，所以动身之前无需询问防疫情况。

2021年年初，我得了场大病，到八、九月份才缓过来，我又筹划出去自驾。这时各地的“防疫”措施已经变得更为繁琐，我得在选择目的地时考虑这些问题。打电话询问了几个地方酒店的入住要求，我排除了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山西临汾。山西是一个古迹保存较多、较好的地方，去一趟很值得。我们十一之前驾车去了临汾。入住酒店已经要求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了。好在只要没有异常，还算方便。临汾地区有小西天，双林寺，尧陵，东岳庙等高水平的名胜古迹。也有一些上古遗迹，如帝尧曾到访过的康庄，村民不知帝尧来访，仍唱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有纪念辅佐尧的司法祖师皋陶的祠堂。这个地方也临近黄河壶口大瀑布。可惜山西这边关闭了这个景区，但发现陕西那边还可以进入景区，只需通过一座大桥。打电话陕西12345，对方说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只得作罢。回京时路经阳泉，入住酒店也比较方便。

到了2022年，所谓“防疫”更加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了。北京当局以各种借口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在所谓的会议前后，更是收紧出京限制。尤其是到了五月以后，当局要求公共场所都要出示72小时核酸证明，更是将全体市民推到长期变相强制核酸的境地。各地不断传来突然封城封区的消息，如上海，广州，海南，深圳，西安，郑州，新疆，西藏等地，让人觉得有不测的危险会随时发生，外地去的旅客会莫名其妙地被隔离在酒店或者条件更差的方舱，长时间不能回家。许多地方收紧进入措施，或者外地来的一律不让进入；或者非高中风险社区、但其所在县（市）有一两个高中风险社区的人，到了该地也要隔离三天。虽然后来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要求不许随意扩大防控范围，但很多地方仍坚持自己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尽量避免出去旅游。

我一直拖到七月份实在忍受不了了，决定出行。我首先选择了科尔沁草原。这个地方一来人口密度较低，几乎没有病例，一来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我订完酒店后给酒店打电话，确认一下入住要求。第一次那个接电话的女士当知道我住在北京昌平，立刻说要隔离三天。显然她还坚持着那个过度严苛的规定。我一生气决定不去了，把房子退了。第二天，我还不甘心，又给通辽12345打电话，通过这里转到通辽疾控中心。接电话的人倒是很理性，说“高中风险地区”是指“社区”并非“行政区”。我告诉他说某酒店非说是“行政区”，他说酒店怎么能决定呢。我回头又给酒店打电话，这次是一个语气缓和的男士，不再坚持什么隔离三天，说只要有48小时核酸证明，只要能进通辽，就能入住酒店。

我打算在到达通辽之前在库伦停一站，于是订了库伦的酒店。打电话确认入住要求时，对方听说我来自北京昌平，又说要隔离三天。我跟他说了市里疾控办明确了“高中风险地区”是“社区”而非“行政区”，他还是不听，还骄傲地说他这是“为了库伦人民的健康安全”。我只得取消在库伦的酒店。这使我们自驾少了中途停站的选择，更为辛苦一些。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太太突然说不想去了，原因是她很焦虑，恐怕出去以后可能突然被隔离或其它什么不测。我只好说如果她不愿意去，我们就不去。但我没有退掉酒店。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又说可以去了。看来睡了一觉，心情放松了一些；或许是做好了碰到“防疫”意外的思想准备。于是我们出发了。在到通辽的高速路出口之前，我们还一直很忐忑，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关卡。没想到ETC出口刷了卡就直接出去了。到了酒店，也只需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确实如对方后来承诺的，“只要能进通辽，就能住酒店”。总体来讲，以前的焦虑只是虚惊一场。在通辽的几天，到景点只是要察看健康码，对核酸没有要求。回北京之前做了一次核酸。在进京的时候，似乎没有查，只是刷了一下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有核酸的信息。

后来又受邀到昆明参加8月初的“第11届宗教哲学塈自由儒学论坛”，觉得这是又一个出游的机会，于是积极准备。好在到昆明以后头三天的住宿由组织方安排，并告诉我们应该事先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们按照要求下载了“云南健康码”和“昆明健康宝”小程序，并填写好信息。并在出发前一天做了核酸检测。这次是乘飞机去。由于“防疫”，首都机场人不太多，办登机比较顺利。由于三年多没有坐飞机了，有点生疏。事先在《携程》上无法办理选座，也无法办理登机。结果在机场自动柜员机办登机时已经没有靠过道的座位了。另外是由于自助办理的行李托运，在之前将电池和充电器一起装进箱子，离开后被后续的安全人员检查出来并“移除”。这又是一个疏忽。

飞机在昆明降落后，被要求在出口处做一次落地核酸，这显然是不承认外省市做的核酸证明。好在排队时间不长。到租车公司取到车，就一路顺利到了饭店。饭店似乎是要求出示“云南健康码”。这都准备好了。开了两天会，颇有收获。想到会后要到建水游览，是否要事先做一下核酸，于是就给建水的酒店打电话，询问核酸的要求，对方说只需要“两码”，于是就免去了这次核酸麻烦。去建水游览了文庙，双龙桥，还有团山，第二天就去看哈尼梯田。结果一路上降雨不断，进入口时还有人要求我们在网上买票，我们觉得应到需要出示票的地方再买。到了重要的观景区，如老虎嘴观景台却因“防疫”关闭，另外一个著名的观景区又太远了，在雨天去似乎太辛苦了，结果只在近处拍了一些梯田的照片，然后调头去蒙自。

到蒙自时赶上红河州博物馆开放时间的尾巴，匆匆进去，但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展品。不过楼还是盖得挺漂亮。住的酒店临近南湖景区，风景还是不错。与在建水一样，酒店只要求出示“两码”。蒙自没有什么著名景点，只是去了旧海关，却还不开放。之后我们做了准备返京的核酸检测。离开蒙自，我们去了位于泸西县的阿庐古洞，然后回到昆明，在滇池湖畔的酒店入住。第二天在滇池边上的公园游玩，并游览了官渡古镇后，准备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结果到时预约已经满了，没有名额了。于是就到机场还车，吃过饭就准备登机。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证明。一切正常。这次恢复了点经验，事先在《中国国航》APP上选了座位。飞回北京。下飞机时，没人检查，大概是昆明登机时已经严格检查了，信息也传到北京机场。到机场相关机构要回电池，就登出租回家了。

快到十一，我又蠢蠢欲动。经过权衡，决定到烟台。我做好了自驾计划，并订好了酒店，准备在十一前几天去，9月30日回来。打电话给酒店，说高中风险地区不能去，其它地区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这当然没问题。又问一下烟台12345，说下高速要做落地核酸，这可以接受。又说建议在到烟台后的三天内不要到公共场所去。我说旅游者先要三天不出去，还让人来不让了？对方忙说这只是“建议”。准备停当，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我太太又说不想去了，看来还是一种“出门焦虑”，这是在这种过度防疫且政府行为不测的情况下的焦虑。我说那就十一以后去吧。我们定在10月7日出发，这次太太很配合，将行李箱都装好了。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突然看到网上有人说，他的所有离京的朋友都弹窗了，看来这是为了达到非防疫目的而滥用健康宝的举动。这时如果离京将可能面临弹窗的危险，于是果断决定不去了。

等到什么会开完以后，我又做了一次策划。这次不能去烟台了，因为这个季节在海边有点冷了。我拿出以前就做好的“许昌郑州自驾计划”，上网看了这两个地区的“疫情”和防疫要求，发现郑州严苛得多，要求24小时核酸证明，这简直就是不让人来。许昌要求是48小时，并且许昌的“疫情”也比较少，只有一个县在几天前有一例确诊。于是决定不在郑州住，而住在许昌。但可以到郑州一带游览。不过在《美团》上一查，发现郑州的景点多不开放，于是取消了郑州城区及附近的游览安排。但从北京到许昌车程有8~9小时，我们一般都要找一个中间点，既休息一下，又游览一个景点。我选择了邯郸。上网看了邯郸的“疫情”信息，也比较“干净”，只有一个县有几例阳性。于是决定去时到附近的广府古城游览，回来在邯郸住一个晚上。

许昌“疫情”图

邯郸“疫情”图

我们准备于10月27日出发。但在出发前，我发现北京当局又收紧了进京政策，说凡是在14日内有一例以上感染者的县呆过，就“严格限制进京”。这显然又把风险地区解释为“行政区”。我只得把原计划要去的许昌鄢陵县的景点去掉，那个县好象几天前有一例。27日，我们按时出发。高速路上似乎只有我们一辆车。这次我还增加了一点风险，这就是自十一以后，我的手机上的流量经常不稳定，有时会显示“信号弱”，不能扫码。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到了邯郸，在下高速路口时，先被要求扫码，我扫了半天都扫不出来，好在我太太扫出来了，守卡人员扣住我们的身份证，就让我们到旁边的核酸检测点去测核酸。到了那里又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心里很是不安。幸亏似乎他们的政策是一车上的人可以有一个人扫出来即可，于是给我们两张票，到守卡人员那里换回身份证，做了核酸和抗原才算过去了。

到了广府古城，这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古城，乘了一辆旅游车进去参观了一两个景点，又在城外照了几张相，就离去继续赶路。到了许昌下高速时，也是被要求做核酸和抗原检测。这次又要求扫码，大概是“许昌核酸检测”小程序，由于一路上我的手机流量都不好，所以这次我担心扫不出来，心里暗暗祈祷，如果过不了这一关，整个行程全都得泡汤，甚至晚上都不能住在许昌。结果似乎是奇迹，这次居然能扫出来，就这样做完了检测，等抗原有了结果，就放我们进去了。心想也许是核酸检测点那里有WIFI，手机自动接上了？到了酒店，要求出示两码，这次不怕了，由于酒店有WIFI，我接上酒店WIFI，顺利地出示了两码。我们也在出发前三天按当地要求在“豫事办”小程序上做了报备。入住没有问题。

广府古城

第二天的早餐酒店说是不能堂食，是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里的，这样没有选择的早餐不可能好，就退掉了后两天的。原行程安排还是比较满，不过已经发现许昌博物馆已经停止开放，这是一大损失。于是早上先去文峰塔，发现它也在前几天就停止开放了。于是有点忐忑。下一个景点是春秋楼，会不会也关了？开车接近春秋楼景区时，看到门还开着。于是停好车，向门口走去。进门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我太太可以扫出来，我自己因为预料到信号弱可能无法扫码，就事先将头天做的核酸证明截图下来，给他们出示了以后，还是放我进去了。春秋楼自然是许昌主打的景区，里面还是有不少珍贵文物，近旁的文庙形制规整，尤其是那个麒麟祥瑞大照壁，是明代嘉庆年间修建的，艺术价值很高。不过这里似乎就我们两个游客，这是许昌的悲哀，还有是我们太胆大了？

麒麟祥瑞大照壁

之后又到了壩陵桥，这是许昌另一个主打景点。幸好这个景点也开放。只是把门的工作人员比较死性，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也不接受我的核酸证明截图，在门口争执了一会儿，她又打电话请示领导，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我问这里有没有WIFI，她说有，并告诉我账号和密码，这才扫出码，得以进入。这说明其实有了核酸证明，许多地方也不认。景区中最有价值的是关帝庙中的古壩陵桥，这比在景区河中的那个“壩陵桥”好多了。三孔，栏杆上石雕，风雨廊。据说这是当年关公挑袍的地方。不过这么好的景区也是空空荡荡。

古霸陵桥

游完壩陵桥一看时间还很富裕，我们就想找一家餐馆吃午饭。我们的习惯，为了抓紧时间看景点，出来旅游一般是不吃中午饭的，饿了就吃点儿点心。不过这天有几个景点没开，节省了不少时间，所以可以从容地吃午饭。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餐馆都已关门，开门的餐馆或大商厦的餐饮中心都不允许堂食，偶然看到巷子里有个小面馆可以进去，于是吃了午饭。吃饭的时候，听老板娘说，他们明天又不让开门了，这一阵子似乎是只有一半时间营业。我们问，那房租可以只付一半吗？下午去魏文帝庙，它在城郊，到了地方发现这是一组规制不整、破旧零乱的建筑，一个志愿的守庙人向我们强调这是关羽夜读《春秋》的真实地点。但说这是曹氏家庙，还是令人怀疑。回到城里，已经打消了堂食的想法，在《饿了吗》订了快餐，送到酒店。快递员自然不让上楼，由送餐机器人送到房间门口。

第三天早上，我们觉得应该做一次核酸检测，以备景点进门之用。酒店这时也说，这一天许昌要开始为期三天的全员核酸检测。许昌明明多天没有一例感染者，为什么突然发动全员核酸？真是莫名其妙。好在核酸检测就是酒店后院，人也不算多。做完了我们就出发。这天安排的是，在周边县游览，主要是襄城县，禹州市。在出去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回到许昌还是要扫码，我怕这次流量会不会没有信号。但不能管那么多了，将重要的物品（计算机和相机）带上，如果真不能回许昌，就到邯郸去。房间里的箱子可以不要了。我们第一站要去乾明寺，在襄城县高速入口下高速时，守卡人员问我们干什么来了，我回答“来旅游”，他挥了挥手，我以为放我进去，刚在心里想，他们对外来游客还挺善意，结果那人又叫到，不是让你进去，是让你回去，用手做了个调头的姿势。原来这个地方连核酸检测都不做，就干脆不让外地人来。

碰了这个钉子，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许昌全境都实行了更严厉的进入管制，我们准备去的其它地方是否也不让进？于是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要去的下一站——神垕古镇，接电话的人说还开放，只是老街关闭了。既然还开放，我们就继续前行。到了禹州下高速的地方，守卡人示意我们停车做核酸，心想，这还有戏。做核酸和抗原似乎不需要扫什么码，只是让我们做完了抗原等几分钟，等看到没问题，就放我们过去了。从禹州城到神垕镇的路也不短，最后到了神垕，发现也没有什么关卡，还挺高兴。停好车后，走到老街大门口，发现它已关门，这我们打电话已经知道了，只是不知道老街原来是一个用墙封闭的地方。有两对老年夫妇也在老街大门口，因为进不去，就在外边照相。一交谈，原来是广西人，先是去四川，又从四川开车过来。看来是与我们一个级别的游客。他们说，他们从四川一路开车过来几乎所有的高速路口都不让下。看来这里还算好的。

原以为神垕老街只是古镇上的一条街，原来它就是人们通常指的古镇本身。那些重要景点，如伯灵翁庙，关帝庙等都在里面。所以进不去老街就等于没法观览古镇。在老街墙外面转了转，又到附近的灵泉寺去看了看，就开车走了。这次等于又补了个空。于是原来这一天的安排全都没有实现，只得往回走。路过禹州城，偶然想起书中说到这里有一个御史街坊，其中有个古牌坊，可以看看。于是到那里找。一问人，都说没有这个牌坊。原来介绍许昌的那本书是很夸张的，把原来有现在没有的东西都写上，误导游客。那就回去吧。但是回去也还有不确定性。万一回到许昌，手机扫不了码，守卡人员又特别死性怎么办？没想到回去的路没有上高速，只是沿着一条大道驶回许昌城区，没有什么高速口要查核酸。这又轻松了一下。

第四天的计划是先游览天宝宫和铁佛寺，它们都位于许昌北部的长葛市，然后就去邯郸的景点，并在那里住一晚。有了昨天的教训，就事先在《美团》上察看天宝宫是否关闭，似乎没有关闭的消息，但当用《高德》导航时，发现天宝宫已经关闭。干脆也不去铁佛寺了，直接到邯郸的娲皇宫。到那里大约需要四个半小时。在接近郑州的时候，发现高速旁不时有人拉着行李箱徒步行走，觉得可能是什么大巴甩客了。但后来在朋友圈上看到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因疫情离厂回乡的消息，才知道我们又碰上了过度防疫导致的企业崩坏事件了。过了郑州不久，邯郸的酒店来电话，说邯郸很有可能封控，劝我们不要去酒店了。那就不去了吧。但当到《携程》退酒店时，却已过了免费退订的时间。这是当初没看清楚，以为12:00是晚上12:00。不过经过与《携程》交涉，还是给退了。这大概在《携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所谓“防疫”的突然袭击，游客会经常变动他们的预订。

那就继续朝娲皇宫的方向前进。它位于涉县。不过既然邯郸要封控，涉县隶属邯郸，是否涉县也一并封控了？《美团》上并没有关闭的信息。不能确定。只有到那里才能知道。在涉县下高速，还好，还允许我们做核酸和抗原，说明可以进去。他们只不过做得更精致，做完一道就给一个颜色的牌儿，最后抗原通过了，就给绿牌儿。在关卡处问他们，娲皇宫是否开放，他们都不敢确定。继续往前走，有一个人在路口专门守着，给他绿牌儿才能过去。问他娲皇宫是否开放，他说肯定关了吧。我们还不死心，继续驶向娲皇宫。开到停车场，发现有些车，看样子是开着。看来坚持还是很重要。我在游客中心接上WIFI，扫了码，心里觉得进门没问题了。走到门口，有两个大白问我们做了核酸吗？当然做了。下高速就得做。于是就让我们进去了。娲皇宫还是不错，在全国女娲庙中是最大的。这是一组寺庙建筑。由朝元官、停骖宫、广生宫和娲皇宫等一组建筑组成。还有摩崖刻经和石刻博物馆，有价值的文物还不少。

娲皇宫

从娲皇宫出来，已经下午4点半了。结果不能去邯郸了，也不能在河北的其它城市住宿，因为邯郸的封控可能来自河北省的命令。我们就不到这些城市碰钉子了。只能回北京。我们估计，这需要5个小时左右。但一导航发现，得需要7个半小时。心想大概是回京防疫检查排队吧。结果10点半到了北京外围的防疫检查点，竟排了5小时的队。原来想象这么长的队，一定检查得很复杂，还得做核酸吧。我为了能够扫出码，也已购买了一点儿车载WIFI，以防扫不出码的麻烦。结果通过检查点的时候，警察只刷了我们的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确实有核酸信息。到了家，已经凌晨4点半了。我们排了5小时的队固然辛苦，而且也是较高的成本。如果到北京就要排队5小时，将会阻碍多少人员的流动。况且这是在大多数人，也许有90%，还不敢出京或到北京的情况下的人流，比正常的人流少了很多。如果人流正常，将会排多长队？

进入北京防疫检查排队

回想一下，虽然此次出京自驾的经历远不如意，但与其他人相比，似乎还算很幸运。经常在朋友圈上看到有些人被弹窗了，有的人甚至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回京。与他们相比，排队5个小时真是太幸运了。我意识到，我有一种对坏的事情的感激之情。这很糟糕。这是因为有更坏的事情存在。与“更坏”相比，“坏”竟然是件好事。比如下高速就要求做核酸是件坏事，但比起根本就不让下高速就觉得很高兴，毕竟我还能进去；到北京就要排5个小时的队，但与被弹窗相比，就觉得很好了，毕竟在这之后我就能回家，而不必等10天一个月。如果这种情境持续的时间很长，就会助长这种心理形成定势，对坏的事情心存感激。况且这不只是我的一个人的情况。但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更坏”的是在“坏”的基础上发展的，如果感激坏的事情，只会助长更坏的事情。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这篇文章题目不是“许昌游记”或“邯郸游记”，而是“核酸游记”？这是因为，游记是要记述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这次出游，不得不停步的核酸检测点要多于景点，我们只去成了五个景点，但却到过六次核酸点做了核酸，就在我们回家以后，许昌那边还追过来一个电话要我们做许昌的第三次全员核酸。他们应该有我们的住宿记录，我们明明在前一天已经离店，这种要求近乎荒诞无礼了。况且在入住酒店和进入景点时都要出示核酸证明，又是多次核酸刺激。本来旅游就是要看自然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河流，但核酸检测都是一样的，这抹杀了不同地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大大减弱了游客从不同和差异中获得的快感，使他们在印象中很难将一个地区从另一个地区中区别开来，只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核酸。

从许昌和邯郸这两个地方的疫情数据来看，它们在10月底左右都只有很轻的疫情，许昌甚至一直是零，邯郸虽然出现了若干例感染者，却都是“无症状”，为什么它们突然要求全员核酸，甚至进行封控，有的地方竟不让旅游者进入呢？这显然是过度防疫之举，并且相邻省份还有竞争“谁更严格”之嫌。原因一是防疫当局一直把新冠疫情，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后的疾病说得很严重，不放松防疫的基本尺度。这是大政策上的误差。在此背景下，所谓“防疫不力”可能会丢官，这已经被许多案例所证实；那些以所谓“防疫”为名实际造成更多非正常死亡的地方官员不仅没事，反而有可能得到高升。所以地方政府实际上把“防疫”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抓，而它们的本职工作——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却是次要的了。而这些过度措施根本没有防疫的实际效果，如将“风险区”的范围从社区扩大到行政区只是将传染风险从零减少到零，只是作给上面看，难免是“谄媚式防疫”，即以过头实施来表示效忠。这种取向继承了文革时期“宁左勿右”的恶习。

而在另一方面，过度防疫的措施多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举措。突然封城，所谓“静默管理”，“区域管控”等等，都是以一个不充分的理由为借口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明显违反《宪法》的。而即使有《传染病防治法》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过度防疫也是于法无据。如该法根本没有规定对核酸阳性者可以集中隔离，遑论更没有对核酸阴性者的集中隔离，核酸检测既没有全员检测、也没有连续多天检测的规定。对于进出地区间的限制，也不能由地方政府任性实施。但民众没有有效手段制止地方政府这些违宪违法的行为。地方当局之所以能够严重侵害公民权利，如破门绑架老人出去隔离，非法入户消杀，焊死楼门，阻碍急重病人就医等，是因为它们有着“现场暴力优势”（盛洪，2022），公民无法对抗。当过度防疫因地方政府走向极端后，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揪偏。如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然而这是假定地方政府有权任意越过宪法前提下的非强制性批评，它并不能采取霹雳手段，将已经违宪违法的地方官员绳之以法。

我的三年来的旅行史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过度防疫上不仅是层层加码，而且是步步进逼。所谓“步步进逼”是指，过度防疫的层层加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并且有棘轮效应，只进不退。我们一般说“三年防疫”，但是就外出自由来讲，这三年之内也大不一样。现在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已经从2020年的只查健康码到现在的落地查核酸，天天查核酸。而在任何一地，如在北京，从2020年的到公共场所只看健康码到现在的要求72小时核酸证明，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每次升级都似乎有一个短期的理由，但是升级以后就不退回去了，并且也没有取消的条件和日期。例如5月份因当时阳性病例多了几例，当局就因此提高措施等级，要求72小时核酸，但自此之后就持续如此，没有取消之意。在10月时由于某个非疫情目的又增加了进小区也要查核酸的措施，到现在这非疫情目的已经过时，却没有取消的迹象。诚然，最近国务院防控机制鲜见地作了点调整，但与步步进逼相比，步子小得可怜。这种步步进逼被某些官员称为“压力测试”，是要测试对公民的权利可以侵犯到什么程度吗？

当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健康码”体系后，上述违宪违法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和隐蔽。对防疫数据库的侵入，对数据的非法使用或篡改，没有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致使一些地方官员任意侵入防疫数据库，修改其中的参数，将非防疫目的强加其中，甚至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局外人却无法知道。如最早听说滥用健康码的事情是给将要到本地出庭的律师赋红码，直接破坏法律的正当程序；再则是郑州当局为了阻止乡镇银行储户合法维权而将它们赋红码；最近看到的是十一前后北京当局将许多出京人士的健康宝弹窗，而他们根本没有到过中高风险地区。陶斯亮被弹窗就是一例（陶斯亮，2022）。前两天又是到上海采访进博会的官媒记者被集体弹窗（安德烈，2022）。健康码弹窗或赋红码操作使滥权者的侵权手段达到了“理想境界”：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限制特定个人或人群的人身自由，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会被追责。但这却会摧毁健康宝的公信力，使其不再有资格充当防疫的工具。

核酸及其背后的网络给国人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是肉体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精神的。一个人在观念上如果每天都要受到一种不愉快的持续刺激，他或她的心灵很难安宁。现在除了做核酸，每个人每天至少受到四次核酸的侵扰，久而久之，这会在大脑中形成固定的神经元群，在这时核酸已经不具其表面上的含义，而从各种角度有不同意味：愚蠢，病态，谄媚，滥权，禁闭，侵害甚至死亡。无论人们的专业有多么不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干扰。人们不能排除干扰，静下心来沉浸于他们的精神探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我原来在修改文章初稿时，经常可以全身心沉浸于阅读之中，忘掉眼前的烦恼。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如果只是我这个个人的情形还不值得担忧，但这种情况会使整个国族的精神受到伤害，不可预料的荒诞措施和恐惧的普遍性，使人们不可能心无旁骛，灵感频现，带来惊喜的理论创新和艺术创造。长此以往，这个国族不仅缺少昂扬的精神气质，而且文化沉闷思想僵滞，她的成员能感到自豪吗？

参考文献：

安德烈，“大批央媒记者上海采访进博会遭弹窗求助中宣部”，《网上电台》，2022年11月7日。

盛洪，“用唐山打人事件比拟滥权的性质”，《盛洪教授》，2022年7月11日。

陶斯亮，“弹窗”，《凤凰网资讯 》：“社会”， 2022年11月5 日。

　　　　2022年11月12日于五木书斋

湖区是英国人的传统休假区，位于英国中部的西海岸。我们在离开斯塔福德镇的莎士比亚故居以后，就驾车驶向湖区。到达湖区的服务中心时，正是下午，阳光灿烂，白云高起。这是一个小镇子，一派休假气象。游人如织。

随着人群，我们在湖边散步。湖上可以游船，我们不太感兴趣。岸上一片绿，宁静而优雅。

路边有一个波特小姐的博物馆，正好在前些日子看过有关她的影片，有所了解。潇潇也很感兴趣。就进去看看。波特小姐是以画儿童漫画著名，她的漫画很受儿童欢迎，因而收获大量版税。她用版税在湖区购地置房，因而是湖区居民。这也许是在这里有一个关于她的博物馆的原因。博物馆果然内容丰富，有不少她创造的动物漫画形象。潇潇照了一些合照。

离开湖边，就寻找我们预订的饭店。导航仪似乎没有给出准确的位置，幸亏老妈眼尖，行车过程中看到了酒店的牌子。这是在山上的一个酒店，比较安静。安置下来以后，我们就向海边走，经过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地名是“沙庄”（Grange over-sand），似乎也是一个古老的文物。照了几张相，就向海边走去。

海岸似乎很难走。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软泥，看样子无法走到海边。照了几张相，就回酒店了。

第二天醒得很早，就起来再向海边走去。出酒店大门时，天色还有些暗。经过旧车站，跨过铁路时，太阳在天边升起。透过铁路边的大树之冠，金色余光映照着铁轨和栏杆，一幅典雅的图画。

这本不是湖区旅游的重点，我们原没有指望这里有什么景色。但这美景给我们意外的惊喜。旅行经常是，有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但对之有所弥补的，就是这样的意外惊喜。

滇水阔如海，一隅窥万顷；
上善生百物，池中可游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