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类似乎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其实不然。俄乌战争已经使数十万人死亡；以巴战争也有数万人殒命。这是无妄之灾。这个世界是文明的吗？那么，什么是文明呢？我在“什么是文明”一文中，提出了我的“文明”概念，它不是人类的所谓“物质文明”，而是一条原则——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过去用武力解决的纷争。用这个定义来衡量现今的世界，它还不是文明的世界。
比目前两场战争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世界有着毁灭世界数次的核武器。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那个导致核武器产生的规则——武力先进者胜，还会创造出比核武器更可怕的武器。这个规则一直支配着人类历史，只是在最近几百年间更显威力——世界从大刀长矛时代进入了核武器时代。二战以后有了联合国，似乎决心终止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丛林规则，但讽刺的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这说明这个规则还在隐秘地支配着世界。
而“世界永久和平”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在中国，这个理想尤为古老。在《易经》中，就有“天下文明”的说法。将“天下”与“文明”放在一起，并不是两个词的简单拼凑，而是有着内在联系。在中国传统中，“天下”本来就包含着文明规则的意思。顾炎武有关国家天下的著名论断，说国家只是“一家一姓”，而如果亡了“天下”，则将“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是说天下是一个仁义的天下，人们之间不会互相残杀，以侵犯别人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当然也是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和“文明”是同意重复。“天下”如果没有文明规则，就不能组成一个人类社会单位。反过来说，文明规则必通行于天下，因为它不伤害、而有益于所有人，因而不会有边界。
西方世界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并在国内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制约了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对本国人民的侵夺，至少在国内实行了文明规则。然而在国际上，它们利用自己在武器上的优势，侵略和殖民其它国家和民族，更严重地践踏了文明规则。它们之间的武力竞争将人类推进了核时代，后崛起的东方国家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这使“武力先进者胜”的丛林规则又走向了极端。因而，我们不能因西方国家在国内实现了宪政民主，而无视其在国际上违反文明规则的行为；当然也不能因其在国际上的不当行为而否定宪政民主制度。我们衡量的标准是文明规则，符合就称赞，违反就谴责。
然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文明规则是很古老的，除了《易经》的“天下文明”，《摩西五经》之“摩西十戒”包含“不可杀人”的戒律，轴心时代各高级文明都提出了类似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战争不断，人类始终不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在本书的各文章中，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自称“野蛮人”，不接受文明规则，我们无话可说。然而战争却是在“文明民族”之间，或以“文明”的名义发动的。我在“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看世界永久和平”一文中指出，虽然有文明规则在前，但人们仍然想出各种借口使用武力。如《摩西十戒》虽说“不可杀人”，但在实际历史叙述中，仍默认对异教徒的杀戮。这创造出各种“例外”，如对“野蛮人”，“奴隶”，“坏人”，等等。
我在“什么是文明”一文中说，对“文明”的错误定义也会使“文明”成为战争的借口。如认为技术的发展带来物质的丰裕也是一种文明。然而如果将领先技术用于武器的改进，使掌握领先武器的民族国家更轻易发动战争，也被称为“文明战胜野蛮”。它可以用来为欧洲殖民者残杀和驱逐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辩护。技术是中性的，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提高杀人效率。它不是和平规则，“最先进的”武器会导致人类的灭亡。所以“先进的”技术不是“文明”。
这种领先武器是“文明”的说法，又在另一种情形下被赋予了通向和平的性质。我在“从儒学中发现世界永久和平之道”一文中指出，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论”所持有的“以恶治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国家间的战争最终会促使各国走向和平。而这种情况是极偶然的。前提是，各国势均力敌。然而国家大小不一不说，技术的改进会打破武器和军力的平衡。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看法我在“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讨论。这也为冷战后的国际情形所证实。康德之后的二百多年，我们没有看到世界向和平的方向迈进了，反而笼罩在核恐怖的威胁之下。
能够用来对抗文明规则的强大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貌似正确。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说，在一个人的视野范围之内，能够激起他或她的公益心和牺牲精神的事物就是国家，再大一些，如整个世界，他或她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当他或她愿意为公共利益而献身时，其“公共”的含义一般也就是指的国家。所以“民族”或“国家”成了高尚目标的代名词，由此很容易形成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狂热，它的力量是空前强大的。如果再加上统治者利用宣传洗脑和煽动，就会加个“更”字。
“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看似矛盾，其实可能是一个逻辑的两种表现。我在“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个人主义在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时，虽然也将个人主义规则扩展应用，但仍不时陷入利益集团之间的僵局，打破僵局的办法就是要用“外部资源”缓解冲突。这可以解释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扩张性，以及后殖民时代的财政赤字问题。要获得“外部资源”就必须采用非市场的手段，甚至是战争手段。因而社会内部的个人主义规则的维护要依赖于社会外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使得在国内看来符合文明规则的行为与国际上违反文明规则的行为并行不悖。将文明规则从社会内推向全世界就遇到了它自身的障碍。
当然，也会有一种动力将在国内实行的宪政原则推向世界。汤因比年轻时在回答“一个国家能否在维持其海外殖民帝国的情况下继续保留国内的自由”的问题时说，“一个自由民族是不可能奴役其他民族，又不丧失自由的。”（威廉 ∙ 麦克尼尔《阿诺德 ∙ 汤因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76页）这一看法与前述的个人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辅相成的观点似乎相反。其实两者不想矛盾。从初期来看，保持对外部资源的侵夺是缓解内部矛盾的有效手段。但这时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侵夺的基础上的，随时会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威胁和限制了“自由”。因此汤因比的回答是对帝国的一种批判。随着其他国家的独立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帝国既不可能继续侵夺殖民地的资源，更好的方法就是按照国内的规则与它们交往，却能从这种和平的和自由的交往中获得比武力侵夺更多的利益。因为独立的前殖民地会在自由贸易中成为市场和合作伙伴，尽管它们也有竞争和对抗。
国家之间的对抗走向极致，就是霸权的争夺。这又使国家间的竞争更上一层楼。保持长期的优势成为争霸国家的首选。任何走向和平的倡议，如禁核协议都会在“保持优势”的考虑下被拒绝。如我在“从政治人类学视角看世界永久和平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五个核大国发表联合声明拒绝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理由是它“脱离现实”。除了核武器问题，保持优势的战略在技术和贸易问题上也是存在的。本来从纯粹市场的角度，技术或贸易的优势完全是在市场中和平竞争的结果，但从广义的军事优势来看，这两者在其中也非常重要。技术优势可以用于军事，贸易优势也可以为军事力量提供资源。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纯是市场竞争，也不单纯是军事问题。
我看到我在近年来的文章中讨论的技术和贸易问题，似乎是与前些年，如1995年开始的观点有所不同。在1995年发表的“什么是文明”中，我批评了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在贸易上对中国的压制；在2002年发表的“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一文中我又指出，在19世纪中国被强加5%条约关税的同时，英国的关税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我并批评在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对大陆中国最惠国待遇和“入关”的严厉态度。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时，我却在“谁的贸易战，为何而战”中，强调要接受美方的“公平贸易”要求；在“尊崇宪治，天下无敌”一文中说，美国及西方世界在高科技上脱钩也有其道理，似乎与前述文章的主张矛盾。然而这些不同方向的批评，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即都是强调贸易自由和公平的。这正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从总体上讲，美国及西方世界“保持优势”的考虑一直存在，中国想扭转劣势、缩小距离的想法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超出这些考虑的因素。二十世纪80~90年代，大陆中国还处于邓时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社会走向市场化和自由贸易是大势所趋，外贸体制也逐渐自由化，民营企业也更多地参与对外贸易。对她参与自由贸易的支持就是对她改革开放的支持。二十一世纪以后，当初“照顾”大陆中国的非对称关税已不再适宜于国际竞争力强大的中国企业。而在近年来，大陆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国有企业经90年代末期的整合已成为社会中强大的垄断力量，它在国内压制民企，对外侵夺知识产权；当局严密控制了互联网的进出通道。这种非市场的强大势力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如对它垄断的领域进行贸易保护，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排斥境外的互联网企业，结果是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而这个利益集团经常将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国家的利益，扭曲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这恰是需要改革掉的问题，且改革的结果将更有利于大陆中国的发展。
我并不固定地站在哪一边，正说明遵循文明规则是对事不对人。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是完美的。他们有可能遵循文明规则，我们就支持和称赞；也有可能违反文明规则，我们就反对和谴责。我在“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一文中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在“‘应许之地’之惑与‘不可杀人’之法”一文中，谴责了哈马斯，也谴责了以色列。总体来讲，美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国家。她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全世界作出了榜样，她也直面自己的问题，并有信心解决之。我在“和平交权，宪法凯旋”一文中对美国2020年大选做了评论，并称赞美国人靠对宪法的忠诚克服了这一危机。然而我对美国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她的错误多出现在国际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不再发挥作用，美国的强大国力又会使她容易进行错误的判断。如对前南问题，中东问题，她的表现就很糟糕。
我对“天下文明”前景的实现多寄托于“中国”。这大概与我是一个中国人有关。然而什么是“中国”，我在“尊崇宪治，天下无敌”一文中解释得很清楚：“‘中国’是指一个由世代中国人组成的历史性的有机整体”，而不是“指当下的中国，或者指中国政府，甚至被代指中国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现在来看，谁推进天下文明，谁就是“中国”。因此，我既然赞赏“天下文明”，我就要避免我的本民族、本文化的倾向，尽量作到“从月球上俯看地球”。其实，任何一个力量愿意接受天下文明的规则，推进世界走向天下文明，我都支持；这意味着，她不以她自己的实力优势获得文明规则之外的利益。我对那种企图称霸世界的强权都保持警惕，并严加批判。现实地，灯塔之国也有可能扮演这样一个“中国”的角色，只是我们不能放弃对她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的防范和批评，并且期待她在若干其它力量（包括实行宪治的中国）的抗衡下，将文明规则推向天下。
2024年3月22日于五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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