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经济政治分析与评论

盛按：最近看到有一种新的职业叫作“农管”。它一出来就成了横行乡里的祸害。这是因为它的出现是违反宪法的。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以及由公民设立的政府权力，在宪法中都有清楚的边界。根据《立法法》，限制或减少公民权利、或增加行政部门权力的法规，要经人大的同意。而设立“农管”，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任何部门正式文件，遑论立法机关同意。在宪法承认的政府机构中没有它。它却自我授权，侵犯农民的权利。所以它完全是违宪的和违法的存在。除了它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即使它作的事情是它自己辩解的“好事”，增加这些管制也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也不是任意为之。因而农业部的行为，既僭越了立法权，又擅立执法权。既然“农管”是所谓“农业部下属的机构”，就必然要耗费纳税人交纳的资金，而这种耗费是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的，却用来养活一个侵犯纳税人权利的集团。如果不对这种行为予以严厉禁止和惩戒，各个部门都会成立各种“X管”，将会极大侵蚀公民权利，后果将不堪设想。（2023年5月3日）

盛按：我们时不时看到有些行政部门发布消息，对公民权利进行削减。如自然资源部在决定土地制度，住建部在决定房产税，教育部在决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发改委在决定谁可以办媒体，……。这些作法都是对权力来源的颠倒，是违反当前宪法的。在宪法中，它们只是执行部门，没有立法权。由于长期缺少宪治启蒙，以及行政部门习惯僭越权力，我国大多数民众以为那些行政部门有权削减他们的宪法权利。这些行政部门也在利用法律的各种漏洞进行实际上的“立法”，将部门利益塞进法律，以致我国民众的权利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丧失。我国要成为一个尊崇宪治的国家，就必要有对这些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其前提是民众能够明确地知道，在宪法框架下，他们自己才是立法的主体，具体形式是代议制立法机关。这些行政部门只是他们的仆人，只能做宪法和法律允许它们做的事情。再发这篇文章。

最近听一个律师说，当他为委托人向本地的法院递诉状时，发现法院已经没有人了。一打听，原来都下乡强拆去了。我于是警醒，现在强调行政部门的拆迁要经过法院批准，基本上相当于“为强盗发执照”。因为在我国现有的政府结构中，法院在实际上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附属机构；县委书记命令县法院院长“批准”，就会得到“批准”。

更是因为，现在依据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经过正当的立法程序的“法律”，有着加强行政部门权力和弱化甚至消除当事人权利的倾向，所以即使遵守法条的法院“批准”，也会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不利。例如，按照现有的《土地管理法》，政府向农村居民征地只需补偿相当于土地平均产值的6倍到10倍，远低于约25倍的农业用途的土地合理价格；更低于按城市用途估计的价格。按照法条去补偿，就已经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答曰：“因为部门立法”。再问，为什么部门立法会制造坏的法律？这要首先知道，什么是正当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或冲突的规则。迄今为止，保证法律公正和效率的立法程序有两种，一种是“法官立法”，即法官参照类似案件的裁判先例，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最后形成裁决。随着时间推移，大量的法官裁决最后收敛为法律原则，是谓“法官立法”。它的合理性在于，法官作为一个超越政治和商业的群体，经过长期试错，能够形成相对公正的法律传统。这些法律传统，又成为后来法律体系的基础。

还有一种立法程序叫做“公共选择”。既然一项法律对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影响，他们就有权利对法律的创立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而言，一个人会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赞成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公共选择就是所有与选择结果相关的人都参与这一选择，通常的形式就是投票。布坎南指出，当全体一致同意一项宪法或法律时，这个宪法或法律就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因为这项法律而受损。这就是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核心原则，一致同意原则。它是现代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的理论基础。

当然在现实中，达到一致同意的情况少之又少，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地采用多数原则。多数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意的人比不同意的人多，说明至少对多数人有好处，而对少数人不利。这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究竟比对多数人不利要好。况且还有一种纠正多数同意弊端的方法，就是根据决策的重要程度而设置法定的多数比例。越是重要的公共决策，同意的多数比例越高。总体而言，只要立法程序符合多数原则，我们就一般地认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是好的；而如果不符合这一立法程序，我们就认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是不好的。

所谓“部门立法”，就是行政部门主导甚至操控的立法。按照现代政府结构的分类，行政部门是政府中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的部门。部门立法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它既违背了法官立法的传统，又违背了立法机构立法的一致同意原则。一方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与法律人不同。他们没有判例法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中立的和超然的立场，因为他们必然有着执政党的政治倾向，以及在执行法律与政策过程中的部门利益。用部门立法替代法官立法，就不能获得法官们通过试错最后收敛到法律原则的结果。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的官员只是公众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同意不一定与公众的意愿相一致，更有可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就破坏了“一致同意原则”，所立之“法”也就不可能是好的法律。

具体而言，部门立法有多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立法草案或修法草案，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于我国法律并不排除行政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所以人大代表中有约40%是行政部门或执政党机关的官员；而非党政官员的代表，也是按照党政部门的提名，在缺少竞争和对候选人没有充分介绍的情况下当选的，他们中大部分又是人大的常务人员，法院官员，其它党派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国企老总等与党政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员。所以总体来讲，行政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可能比较容易在人大通过。

第二种形式是，即使由于各种原因，人大通过的法律不能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的意愿，它们还可以出台各种法律的“实施细则”，在其中加入违反该法律原则、扩张行政部门权力的条款。如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最后，加上了一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条已经超出了《土地管理法》的边界，完全是行政部门的口吻，根本不考虑“拒交土地”一方的理由，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平衡原则，是今天强拆的重要依据。

第三种形式是，在还没有立法的领域，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直接通过行政部门发布以“条例”、“意见”或“通知”等为名义的行政法规，为行政部门自己授权，设立行政许可门槛和国有企业垄断权。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石油领域的38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全名叫“《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国办发[1999]38号”，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一个“意见”。从法律层级来看，国务院办公厅甚至连行政部门都算不上，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秘书机构，竟然就可以僭越权力颁发一个只有立法机构才有权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最重要的是，不管部门所立之“法”在法律框架中处于何等层级，由于行政部门是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实体部门，它们就采取有倾向性的执法行为。在我国的实际当中，一个法规的权威并不取决于在法律层级上的高度，而取决于是否得到执行。一个部门意见或条例尽管没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但由于行政部门的强力推行，却可能成为最有权威的法律；而宪法虽然名为最高的法律，但由于没有任何具体实施的手段，则沦为一纸空文。例如，北京的汽车尾号限行的规定并没有经过北京市人大的批准，由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直接罚款的手段，它就被实际上实行了。

更进一步，当行政部门的条例或意见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行政部门经常把行政法规甚至行政会议的意见放在法律之上。例如在著名的陕西省凯奇莱案中，合约一方因“与2003年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拒绝履行合同；而这个会议纪要中说，“对由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省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探矿权。” 这实际上是把陕西省政府的行政决定置于《合同法》之上。

在行政部门僭越法律损害民众的利益时，即使当事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将行政部门告上法庭，法庭经常并不依据法律，而是依据行政决定，作出裁决。如在“洪某诉某市街道办事处侵犯其土地所有权案”中，法庭仅依据1950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进行社会改造的意见》，作出剥夺当事人土地所有权的判决。《意见》中说“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这是在司法程序上，把政党决定置于法律之上。上述凯奇莱案在陕西省高等法院重审时，法官就是依据省政府会议形成的21号会议记要，判决凯奇莱公司败诉。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并非独立判案，而是按照党政部门事先规定好的判决去念判决书。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行政部门没有法律文化传统，也违背了“一致同意原则”，也不一定做损害公众和社会的事情。然而，只要我们假定行政部门的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就会利用现有的宪政缺陷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把作为天下公器的法律当成自己的牟利的手段。首先是，一旦出现部门，就会有部门利益。这在现执政党执政初期就开始存在了。如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曾回忆说，在是否赞成上马三门峡水电站的选择面前，“为了争三门峡的领导权，就是三门峡归水利部主管还是归电力部主管，我们的调子也高了，都赞成搞三门峡了。”（1999）这样一个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的严重错误，就这样被钱正英如讲述轶事一样炫耀，可见在她的心里，“部门利益”是一个虽然不正确、却是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理由”。

部门利益的最低层次，就是部门工作的便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行政部门有关自己接待下级机关或企业或居民的“规定”，包括限制时间和事项等等，如某项申请只能在星期几来，“过时不候”。影响立法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虽然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但由于“公检法机关的反对”，却没有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条款。这也说明，对于行政部门不喜欢的立法或修法，它们实际上具有否决权。这一因相应行政部门的工作便利而对修法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国的立法过程达致公正立法的目的。

部门利益的较高层次，是争夺明确的利益。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制订《道路交通安全法》时，农机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农用机动机管理权的争夺。参加该法论证的乔新生教授发现，权力之争的背后是利益。当时“我国有4500万农机户，其中有3000万户既搞农业操作，又从事短途运输。”如果算作农用车，则每辆车要向农机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71元；如果算作机动车，则要向交通管理部门交纳540元。无论哪个数，用3000万乘之，都是一笔巨额资金。最后，《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按两个部门的妥协而定稿（乔新生，2003）。

部门利益的更高层次是争权。争权有几种不同维度。一是争管理权限的空间范围。例如，我国1982年修订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本身也有争议），而在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中，加上了“市区”两字，变成“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郑振源指出，1999年国家统计局将“市区”解释为市的行政辖区，包括了大量集体土地。这样一来，行政部门对土地的直接处置权就扩展到了该市行政区内的非城区土地范围。这实际上增加了行政部门“代表国家”的管理权力，为 “无偿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开了方便之门。”在现实中，深圳市就曾用一纸文件将农村集体土地划归“国有”，导致了紧张的对抗和对农民的剥夺（郑振源，2011）。

争权的另一个维度，是争管理权限的领域范围或产业范围。如教育部于1998年发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5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将教育部的管辖权从公共领域扩展到了私人领域。自费留学本是市场行为，为之提供的中介服务与所有市场中的服务业无异。在这一规定中，教育部竟然自我授权地要求“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商公安部进行资格认定。”这不仅为教育行政部门设租寻租创造了空间，而且也破坏了中介服务市场的竞争性质，给自费留学人员带来不便。

争权的最经常的形式就是设立行政许可门槛。在上一届政府期间，曾经对行政许可进行了清理，但即使如此，据2004年发布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仍保留了500项行政许可，其中虽然有不少因具有公共性质、垄断性质和技术危险性质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但仍有大量行政许可是没有必要的，如“保险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和“护士执业许可”等，本是职业协会的份内之事；如“开办集邮票品集中交易市场许可”，“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和“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等，本是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的非公共物品领域；又如“开办武术学校审批”和“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等，本是民间有权开办学校的教育领域；还有更荒诞的如“建造露天佛像审批”和“举办攀登山峰活动审批”等，更是直接侵犯了民众的宗教权利和野外活动权利。

更进一步，行政部门还可通过“部门立法”直接为自己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牟利益。如广州市2006年出台的《广州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规定，部队、中央、省属驻穗单位和该市国有企业可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3.76万套，建筑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仅这一项规定，就无偿占用了至少十几亿的国家资产。在全国层次上，如原来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居民可以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房，但在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删去了这一条款。在此之后，相关行政部门通过行政部门意见或政策形式，反复削弱甚至否定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交易的合法性，致使大量所谓“小产权”房无法出售或出租，极大减少了房屋的供给，提高了房价，给相关行政部门和与之有关的开发商带来了巨大利益。

更系统地，行政部门尽其所能又肆无忌惮地创设和维护垄断权。如继前述有关石油产业的38号文件之后，相关行政部门于2003年又颁发了所谓《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72 号文件），其中规定“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在批发环节“成品油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集中批发。…… 新设成品油批发企业，一律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报国家经贸委审批。”铁道部也颁发了《铁运函150号令》，规定没有两大集团盖章，各铁路局不准受理成品油运输业务。这从各个角度进一步强化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权。

在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又通过自己的实际“立法权”，违反市场原则和公正精神，为与行政部门官员利益相关的国有企业打开侵吞国家财富的口子。如在2001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取消了与利润（即理论上的全民利益）相对立的工资水平上限；这导致了后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工资水平七倍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极为不公正的结果。2004年，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其中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企业规模挂钩。然而国有企业规模的变动并非主要是高管人员的努力所致，它们所无偿占用和垄断的稀缺资源的价格上涨就构成了资产规模上涨的主要部分。

因此，从总体来看，部门立法是对我国社会在宪政层次的损害。它导致行政部门系统性地利用国家暴力，以降低效率、破坏公正原则为代价，牟取一已之私利。当然，部门立法的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相关部门的人道德水平低于其他人，而是因为，任何人长期处于不受外在约束的行政部门，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滥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这一趋势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大而加速。这是因为，公权力的寻租价值会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大而增大，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行政部门的官员更难抵御，而社会体系也越难对之加以禁止。一旦一个社会对公权力无法有效约束，就相当于一个人身体的免役系统出了毛病，一些细胞不断地不受约束地复制自己并吞噬其它细胞，这个机体很快就会走向死亡；不受约束从而不断膨胀的行政部门也会最终导致我们社会的全面崩坏。

因此，我们的社会再也没有时间讳疾忌医了。当下拯救我们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宪政改革，而宪政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禁止部门立法。这当然不是仅指在狭义的立法阶段的措施，而是对本文所分析的实际“部门立法”的各个方面。这一宪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行政部门回归它的本分，而不能通过一手立法、一手执法的方式，将部门私货塞进法律这个天下公器之中。避免这一严重弊端的根本方法，就是剥夺它现在实际享有的部门立法权。

首先，最容易起步的措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立法法》对相应的行政部门，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各种“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和“意见”等进行清理，凡是与宪法与法律相冲突的，或者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都要加以废止。

第二步，是对《立法法》加以修订，删除其中的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

删除这几条款的目的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禁止行政部门主导立法案或法律修正案的起草，杜绝行政部门对立法的不良影响。代之以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专门委员会委托社会上非行政部门的机构起草，或由民间部门自发提出。

在我国宪政制度得到改革，加强了对行政部门的有效约束，包括规定行政部门官员不得担任人大代表，行政部门的行政条例、规定和意见等都能受到有效制约，不再包含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成分，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行政部门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能够得到有效惩罚；才可以放宽“禁止行政部门参与立法”的限制。这将是一个宪政改革基本完成的标志。我们的人民不再担心行政部门会变成无人制约的怪兽，他们将会享受由一个健康宪政制度保证的长期繁荣。

参考文献

钱正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1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钱正英水利文选》，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乔新生，“农用机动车上路需要多少管理费”，《中国青年报》，2003年10月31日。

郑振源，“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需要修法”，2011年1月30日。

鸣谢：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与杨俊峰博士进行过讨论，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首发于2012年3月2日《中评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保护产权是市场经济、也是文明的根本规则。现在发生的荒诞事情多是无视产权规则。如欠债还钱是一个产权的派生规则。如果银行资不抵债，就应按正当程序进行破产清算，由储户——债权人组成清算小组监督清算。河南村镇银行不能支付储户取款，河南当局不能站在中立立场解决这一商业纠纷，反而站在赖债者一边暴力镇压讨债者。这就不仅侵害了该银行的储户，而且破坏了产权规则。倘若这一行为得到袒护，就会破坏全国的产权规则，使所有银行储户不寒而栗。所以河南当局的行为间接地侵犯了全国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也侵犯了它自己的长远利益。（2023年4月27日）

要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

——在2018年“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上的发言

盛洪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体应该是谁呢？是企业和公民，而不是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可以有很多技术性的手段，但这都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做的事，就是要提供一个好 的制度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为基础的制度——产权制度。有了好的产权制度，企业和公民才能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才能发挥出创造性和积极性，作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努力，高质量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甚至是超额实现。

中央政府决策层已经很重视产权保护了。在2016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要像对国有企业的产权一样“平等保护”。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对凯奇莱案做了终审判决，凯奇莱公司胜诉。这是一个民营企业诉羸省政府的案例，涉及价值愈千亿元的产权。这说明决策层高度重视产权的保护。

不过，这还不够。我建议再加三个副词：完整，普遍，永久。

所谓“完整保护产权”是指，我们不仅要在物理形态上保护，还要在制度意义上保护产权。保护产权并不是说，只是在物理形态上保护产权标的物的完整，而是要在制度层面完整保护产权各项权利的行使。产权包含三个方面，即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转让权）。如果任何一个项权利受到了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不完整。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的限制，就是对使用权的限制；不允许农村集体自由转让土地产权，如不允许农村居民出售或出租在他们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不允许城里人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者若要改变土地用途为建设用途，就要先经政府收购，等等，就是对转让权的限制。

一个资产产权的转让权的充分行使，应该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按市场价格转让，如果市场价格受到限制，如对房地产的价格加以限制，也就是对转让权的限制，也就是对产权完整性的削弱。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说，“用立法的规定来削减价格现在是一种‘夺取’财产的行为，和实际夺取有形体的财产完全一样”（商务印书馆，1983，上卷，第95页）。

更广义地，任何一个资产产权的价格，都会受到其成本的影响，尤其是政府成本，即税率是最重要的影响。税率应该处于一个最佳水平，即保证提供最佳规模的公共物品的前提下的尽量低的税率。如果税率没有处于最佳税率水平，而是高于这一水平，也就增加了产权的政府成本，同时降低了产权的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这也相当于对产权的削弱和侵犯。从1996年到2015年，我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占DGP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也就相当于降低了中国全部资产产权的市场价值，也就是对产权完整性的削弱。如果没有在对现有税种和税率进行清理和调低的前提下，就开征新的税种，如财产税，也是对产权的侵犯。

所谓“普遍保护产权”是指，不仅要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国有企业产权，而且要普遍保护所有的产权。既要保护大企业的产权，也要保护小微企业的产权；既要保护阿里巴巴的产权，也要保护煎饼果子摊的产权；既要保护富人的产权，也要保护穷人的产权，甚至是一间破屋内的所有物品的产权。北京市驱赶外地居民和企业，捣毁他们的财产，关闭那里的街头小店，就是在侵犯他们的产权；以清理天际线为名拆除广告牌，就是在侵犯广告主的产权。不要以为侵犯小的产权没有关系，殊不知这些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中有潜在的比尔·盖茨，潜在的乔布斯，潜在的马云、马化腾。如果认为有些产权是产权，其它产权不是产权，就是对保护产权的普遍性的破坏。

所谓“永久保护产权”，就是保护产权不应计一时一事的利害，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把产权看作是一个基础性权利，一个宪法原则，永久保护。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因为当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开始放开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前年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只有2%，也使决策层注意到要尊重民营企业家的产权。这都表现出尊重产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近又有人在官方微博上号召要“消灭私有制”，又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猪养肥了再宰。企业家们会担忧，什么时候他们够条件被宰呢？所以要永久地保护产权，要把保护产权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宪法原则，要给所有人一个永久的信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创新，集中于提高质量上。

因此，要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

为达此目的，最可操作的方法是落实宪法。首先，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即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没有自由表达，就不知道产权是否受到了侵犯。如北京驱赶外地居民的消息在网络上被封锁，对其提出批评的声音被删除，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外地居民的产权受到了侵犯，就不能保护他们的产权。

第二，政府官员要敬畏产权。现在一个城市的政府可以以执行某一政策，实现某一城市管理目标而无视产权、侵犯产权。实际上，这些产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法律效力和重要性远远高于那些政策或城市管理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在尊重公民与企业的产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治理和执行政策。政府官员必须敬畏宪法，敬畏产权。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经济才有可能高质量增长。

（根据笔者于2018年2月25日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年会上的发言撰写。）

《盛洪教授》：演讲，发言，访谈和评论

盛按：这篇四年前写的文章，涉及到当局开会过度安保给民众带来的不便。现在这种现象却愈演愈烈，发展到它开会就不让别人说话的程度。这不仅没有安全的效果，反而使社会变得更危险。因为一个违反表达自由原则的社会更险恶。我在文中说，“这些过度安保措施本来就只是概念上的安全，看起来毫无具体技术效果的分析，也没有显现出安保专家的智慧，只是徒然增加成本。其次，这种使别人不安全、让大众承担成本的所谓安保，除了徒增反感以外，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这在战略层次带来了政府结构的不安全。因为政府的安全首先要体现在它的政治合法性上，如果为了保护政府的安全而损害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则适得其反。一个让人增加厌恶的措施不是一个更不安全的措施吗？”（2023年3月20日）

盛按：这篇四年前写的文章所批评的事情，现在不仅还存在，而且还要加个“更”字。受到滥权侵害的不仅是挣扎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而是远为广泛。因而这篇文章所主张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就更值得重申：“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2022年10月14日）

盛按：最近甘蔗翁事件惹众怒。其实这只是有形市场上的视觉冲击。大量并不直观的摆摊人正在被剥夺生计。据说《孔夫子旧书网》的书摊突然被要求办两证，联想到前些天北京民宿被要求办六证，突然大面积下架。这是在前些年取消大量行政许可改革后的反动。行政当局认为它可以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可以随便设立市场进入许可，剥夺民众的经济自由。这是反市场化改革的举动。除了受损害的民众，当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它信誓旦旦的“市场起绝对作用”被小小城管轻易否定，而它不发一声。（2021年12月9日）

近些年来，我每年秋天都要去一趟墙子路长城，这里的秋色分外好看。今年我刚把车停下，就有一个农民走过来，告诉我不能在这里登长城，因为要保护。谈话中，我知道他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尽职尽责。我看到附近已经开发了“古长城度假村”，较大的停车场也是新建的，显然本地的农民最终下决心要利用本地的长城资源发展旅游。于是我感到了一种逻辑上的悖谬，政府花钱雇农民，做一件断农民财路的事情。当然，保护长城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否这是一个完全否定附近农民经济权利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还是一个可以与本地发展互补和兼容的事情呢？例如向登长城者收取适当的“长城维护费”，再雇专人维护。我们暂不讨论这个细节。

中国今天的成就全赖市场化改革。市场制度是一种无数分散个人分别自由决策的规则，我们无法知道这众多个人的决策会合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知道，这一结果一定要比计划当局决策的结果好得多。所以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只是某些人的经济自由。一方面如哈耶克所说，“由于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鲜能知道对自由施以特定限制究竟会使我们失去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判断这一规则通行于整个社会了呢？很简单，只要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受到不当限制，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来，经济自由原则受到了损害，这一定会涉及更多的人。

经济学有一个“投资乘数”的概念，说的是一笔新增投资会带来数倍的市场需求。这是因为新增投资会同时增加等量的收入，人们将一部分收入作为储蓄，消费掉其余部分，而这又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形成数倍于最初投资的需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前提就是市场制度。如果任何一个人的交易自由受到限制，市场交易被政府干预而不能顺利进行，其中哪怕一个交易被政府阻断，乘数形成的机理就会遭到破坏。当已经存在的市场制度遭到政府干预，已经起作用的乘数就会失效，也就相当于除数。市场经济虽好，但经不起政府干预的折腾。不用太多时间，经济就可能进入萧条。如果说市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干预市场就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灾难”。

例如，政府限制城市发展规模。这种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规划之中。其政策手段就是用强制力驱赶外来居民。这既带来了震惊中外的“驱赶低端人口”，也在人们并不关注的时候，持续地关闭小商铺，勒令外来居民迁出，停办民工子弟学校，等等。但这立刻毁掉了数十万人的生计，上百万人的生活，也涉及相关的经济产出，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有大量提供商业零售、餐饮、洗车、理发、快递等其它服务的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收入。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的人被禁止出租他们的房屋，也就没有了租金之利；那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谋生的人，也没有了谋生收入。

也许有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事情，无关全局。其实不然。仅拿北京和上海两个公开宣称控制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来说，一个限制为2300万人，一个限制为2500万人。与世界上其它大都市，如东京的4200万比，还有很大规模潜力。到2016年，北京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假定这两个城市各减少了200万人。我们假定这些人离开这两个城市到其它地方谋生，或因限制而不能进入到他们本来想进入的北京或上海，只能获得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以北京的人均GDP128992元和上海的124600元减去全国人均 GDP，则近似地看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效率损失，各乘以200万，共约2774亿元。2017年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代入乘数公式，共损失收入4670亿元。这相当于2017年GDP的0.57%。

但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那些被储蓄的收入也并没有退出市场。无论是居民直接投资，还是存入银行或购买其它金融产品，这些钱还是作为投资需求增加了社会的总需求。出售投资品的人会将收入变成新的需求，出售金融产品的人获得了这笔收入也要购买金融产品，如此循环不已，也形成了一个乘数。只有一个限制，就是银行储蓄还要扣除准备金。因而，这个乘数就叫作“货币乘数”，粗略地，它就是准备金率的倒数。假定准备金率为9%，则上述限制城市人口的效率损失2774亿元的储蓄部分，所可能由货币乘数带来的潜在需求为18493亿元，加上上述消费部分的损失，因限制北京和上海城市人口所带来的损失可达2.8个百分点的GDP。当然，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货币乘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循环完成，如果货币周转的速度较慢，也许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但这只能使这种损失分布在更长的时间中，在短期内更不易察觉而已。

而限制规模的作法并没有使北京或上海的环境变好，反而减少了要素供给。首先是房屋供给。一些在北京工作被剥夺城郊住房的人仍要在北京居住，就只能到城内居住。这使得北京更为拥挤。这立刻就显形了。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今年8月的房租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5.8%。这或者直接影响了不少企业的成本，或者使得在北京的外地青年人无法承受，考虑退出北京。一般而言，企业的地租成本约占企业成本的5%，如果为了弥补房租上涨，地租成本就要提高1.25个百分点的企业成本。面对成本的上升，企业或者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就会形成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或者因处于竞争领域中，不敢涨价过多，从而自己消化成本上升。而减少劳动力供给就直接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所以在竞争的物流业价格上涨了10%，而我们社区门口的油条价格涨了50%（这算地理垄断了）。更糟的是，花钱也买不到服务，例如我们现在只能自己洗车了。

实际上，城市就是市场在具体空间中最有效的体现，通过人口的集聚带来市场网络外部性，创造出更多的交易机会和交易红利。它因此吸引人们向这个利益中心进一步集聚，直到集聚的成本，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地价腾贵等上升到抵消集聚带来的好处时，才会停止。人们只要能在京沪谋得生计，就说明这里还有集聚红利，有人需要他们的生意，从整个社会看也就多了一份GDP，无需别人来证明他们在这里的合理性。用某一资源（如水）的缺乏来证明要控制人口，是以单一目标来否定综合结果，根本没有注意到从整体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各种资源都由市场定价，或人为制定接近市场的价格，更稀缺的资源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获得新的平衡，根本无需大动干戈，以致在冬夜拆毁别人的房屋。从另一个角度看，减少或消除政府干预，也反而会减小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的规模。这我在《从城市经济学看雄安计划》一文中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又如，以保护环境为名，对生产和生活行为加以限制。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煤改气，即使气的设备还没有安装，或还没有通气，就要求停止烧煤取暖，冻着了许多乡村的孩子；大家不太知道的，是政府要求农民不能将秸秆烧掉，而是要将秸秆加工处理。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政府通过强制性命令的形式实施。有些农村地区反映，乡村干部要经常巡视田间，如果发现有地方冒烟，就要“干部摘帽，农民戴铐”。这种行政行为当然是违反法律的。结果是，农民不敢再用烧秸秆这种简便的方法回收秸秆肥力，也没有额外的精力用别的方法处理秸秆或将秸秆运出，结果就因这一件很小的政府干预，而大量放弃耕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马上又显现了宏观上的结果。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减产306万吨，下降2.2%。其中就可能有不许烧秸秆的原因。

问题是，这些表面为了环保的作法在实际上既破坏了市场的作用、减少了经济产出，却不能达到环保的目的。科斯教授指出，有关环保的问题有“交互性”，即为了环保会提高企业成本或带来损失。不能简单地为了单一目标就由政府强制推行环保措施，而应通过市场交易平衡两方利益，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于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既然企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污染，肯定不能人为地为了环保就关闭企业，就只有给一定的排污权额度，然后让企业在市场中交易。这个建议很快被美国政府和市场所接受，并经过实践，最终形成了成熟制度，产生了环保的效果。这种方法其实也被介绍到了我国来，并在许多省份进行了试验。但在总体上并不成功。这是因为排污权要依赖于政府进行初始界定和分配，但我国的政府制度还存在很大缺陷，以至不能公平和有效地界定和分配排污权。

然而，科斯理论的基本精神还是可以用来指导环保工作。即在采取环保措施时，一定要想到其可能产生的成本和带来的损失。其实，在环保时不违背市场原则，考虑效率因素，也正是环保所需。因为我们不仅要从绝对量上考察排污，也要从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污量来考察环保成绩。我们在2009年做过《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5年，我国的市场化指数从4提高到6.3，碳排放效率（GDP/碳排放）从920美元/吨提高到2560美元/吨。”反过来，就是每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碳排放/GDP）在下降，“从1980年到2004年，OECD国家的碳排放强度指数平均每年下降2%，而我国的这一数字则为4.4%”。因为有这样的底气，温家宝总理才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中国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还要下降40~45%。如果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方法减排，也许会降低一些碳排放，却因更大幅度地降低经济产出，而使碳排放强度提高。

数据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2009。

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比较高，改革开放以后，碳排放强度逐年明显下降。

实际上，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在全部污染中有占很小的份额，并且是季节性的，而工业污染、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的污染是大气污染，尤其是构成雾霾的持续的主要部分。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限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也没有限制工业生产。即使搬迁了一些工业企业，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废气排放总量，而是为了地区性环保目的。而在所有这些相关人群中，显然农村居民是收入最低且政治最弱势的群体。所以不许烧秸秆这一所谓环保政策，就是一个正面影响很小、却损害最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的政策。按照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如果一个社会不得不改变市场的初始分配，也只能向最低收入人群倾斜。而这种禁止农村居民烧秸秆、并强制执行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

再有，就是过度安保。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应该有一定的安保措施，但如果过度安保，安保半径过大，措施要求太高，就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损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幅增加了安保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其他人的不安全。实际上，安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对一些人过于安全了，或者无端做过多安保无用功，就有可能对其他人不安全。以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为名打破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周边企业停止经营，就是这些居民生活的不安全，企业产权的不安全。所谓产权安全，就是其运营要稳定和可靠。如果有过多不可预料的因素使之停止运营，这个产权就不安全。极而言之，真正的和整体的安全，就是宪法得到遵守，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保护。

例如，对于北京的安保，在一个时期，就已经扩张到了周边的华北各省份。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就开始了进京安全检查。在北京六环之外设立安全检查站，尤其在高峰期间，可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堵塞。前年十一假期我从北边返京，竟在八达岭高速上堵了7个多小时。又如，因会议而让企业停工。我亲眼所见的极端例子，是因为一个政治会议让距离北京750公里的企业停工。而就是在这一处工业园区，加上煤改气带来的成本上涨，已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因亏损而停产。这种过度安保的负面影响看似很局部，实际上也会带来宏观结果。例如，如以华北地区计，假设每年因会议而使1/5的企业停工10天，也是一个巨大数字。按2016年数据估计，减少的GDP也高达1080亿元，再考虑投资乘数和货币乘数，则高达9000亿，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2个百分点。更何况，近些年来，国际会议不仅在北京召开，而且在诸如杭州、青岛和广州等地召开，它们仿效北京过度安保带来的损失就更为严重。

问题是，这种过度安保不仅没有达到安保的目的，而反更为恶化安保形势。首先是，这些过度安保在技术上和物理上看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安全。换句经济学术语，就是安保的边际效用为零，但边际成本巨大。因为这些过度安保措施本来就只是概念上的安全，看起来毫无具体技术效果的分析，也没有显现出安保专家的智慧，只是徒然增加成本。其次，这种使别人不安全、让大众承担成本的所谓安保，除了徒增反感以外，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这在战略层次带来了政府结构的不安全。因为政府的安全首先要体现在它的政治合法性上，如果为了保护政府的安全而损害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则适得其反。一个让人增加厌恶的措施不是一个更不安全的措施吗？

总体而言，上面讨论的只是多种政府不当干预中的很小一部分，且局限于个别地区。本文并没有讨论那些更大的和全局性的干预，如对楼市，金融市场，和网络运营的干预，等等。但即使这些小的不当干预，也包含着一般性的特征。这首先在于，这些措施主要实施于北京以及上海和其它主要城市。而首都和一线城市在全国有着示范效应。据报道，已有成都、青岛、大连和西安等城市确定了人口规模控制数量。北京和上海驱赶外地居民的行为，也扩散到了一些地区，据说太原也在以整治“背街小巷和老旧社区”为名，在强制关闭小商辅。因而我们上述分析所估计的损失，还只是局部损失，放在全国就会大得多。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作法宣示的一种价值取向，可能会成为政府的一般原则，就会带来普遍的损害。如召开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而要求本城居民停止工作，周边省份的企业停产，则意味着这个会议与普通大众的利益是直接冲突或截然相反的。这些会议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根本不在乎“小民生计”，甚至以这种不在乎的傲慢态度来突显它的“伟大”。实际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社会都是由无数这种小民生计聚集而成，而最高尚的态度就是视民如伤，岂敢让任何一个小民失去他的生计。相反的态度不只是让一些小民丢失生计，而是宣告着一种反市场的和侵犯经济自由的规则，它将伤害所有的人。因而，无论这些会议达成了什么决议或发出了什么宣言，会议的过度安保本身就是对这些决议或宣言的解构和反讽。

《左传》有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不要以为城管收缴了煎饼摊子的家什与自己无关，也不要把大国崛起看成是可以蔑视小民生计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

         2018年11月3日于五木书斋

         原载2018年11月16日《FT中文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我在3月4日没有在微信上发文章。但在第二天早上发现，我的群聊和朋友圏功能被限至3月底。才发现这是所谓“两会”的“需要”。中文的“会议”或“议会”都有一个“议”字。意思是议论或说话。“议会”的英文parlament，其词根parlar是讲话之意，所以parlament就是说话的地方。因而“会议”或“议会”的要点是说话。如果在某个“会”时不许别人说话，这个“会”就不是“会”应该是的那个会。自由表达原则是文明的基础原则，违背它就是背离文明。（2023年3月6日）

盛按：值此世界新闻自由日，再发此文。（2022年5月3日）

盛按：李田田对上级的批评似乎没有那么严厉，却遭到该县政府下狠手送进精神病院。这种极不对称的过激反应在正常社会是看不到的。在那里，这样的批评稀松平常，司空见惯，只会触动那些被批评的人，在社会上则应是波澜不惊。只有在这种视践踏宪法为正常的环境中，一个县政府才会不假思索选择最无耻愚蠢的手段来对付批评。这恰暴露了它的脆弱心理和卑劣个性，却可能适得其反。掩盖丑闻比丑闻更丑，压制批评比被批评的行为更坏。如果它成功地压制了对过多检查的批评，却同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了滥用权力侵犯宪法权利的丑行。（2021年12月24日）

盛按：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两名记者，嘉奖他们坚持表达自由的贡献。值得庆贺。表达自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是包括中国大陆宪法在内的普遍原则，是古今中外四海皆准的文明传统。再发此文。（2021年10月9日）

盛按：近来武汉市政府因封锁新型肺炎消息而遭民众批评，这再一次说明《宪法》第三十五条强调的表达自由何其重要。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病毒，而是因封锁消息而作的最坏的想象。武汉市政府的作法不过是普遍压制自由表达环境下的扭曲反应。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再一次强调《宪法》第三十五条。旧文再发。

近年来神经元研究的发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反应，不仅凭借理性，也诉诸情绪。所谓情绪，就是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这又是经过数十万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心理定势。一个典型的自动反应，就是在黑暗中感到恐惧。为什么？不是因为黑，而是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周边的情况，不知是否有威胁正在逼近。这在远古狩猎时代，有助于人们提高警惕。

因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不知道周边的真实信息。由于原始时代人群规模很小，社会组织简单，只要有亮光，就能知道周边的情况，所以黑暗就是不知信息的一种替代性的恐惧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复杂，威胁是否逼近或存在，并不是有了亮光就能知晓和掌握。有些危险潜藏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有些危险则根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受。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别人的感官观察和思考来帮助一个人获得这些信息。这些别人，有可能通过提醒来告知有关危险的信息，有可能通过批评来告知。

然而，也有一种对批评的神经元反应。这就是感到不快。具体而言，有可能是羞愧，也有可能是厌恶。前者可能导致对批评的接受，后者会导致对批评的拒绝。在远古时代，这两种反应都有道理。因为当时对信息的接受主要是感官对周边事物的直接观察，如果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很可能与他们的感官能力相关。无论是羞愧导致的接受，还是厌恶导致的拒绝，可能都近似地正确。但是这种演进形成的对批评的自动反应，在规模更大、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就不见得正确了。

中国自夏以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其疆域大致覆盖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人口至少应有数十万。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即由一个集团提供公共物品。很显然，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仅用人体感官不能通晓如此大规模社会的情况。并且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使得统治集团必须超越经济人的简单趋利避害本能，以及对批评的厌恶本能，才能有超出个人狭小视野和个人立场局限的信息来源。这就需要依赖一个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它包括由多人组成的信息发现、传递与交流功能，也包括克服厌恶批评本能的制度化批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就相当于使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处于相当于狩猎时代的黑暗之中。只是产生对这种信息系统的需求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通过演进形成神经元的自动反应。

所以才会出现，凭着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如在夏朝末期，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大臣关龙逄多次劝谏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将他杀害，结果百姓对桀极度怨恨。商汤伐桀，四方百姓都翘首以盼。夏桀战败被俘，放逐于南巢。后来商纣也是荒淫暴虐，祖尹警告商纣说，“老百姓都盼着殷朝垮台呢”，而商纣却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比干“强谏”纣王，却被他杀害。最后周武王伐纣，商朝士兵倒戈，商纣死于鹿台。这不仅因为对桀纣的威胁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而且更多了一个因果环节，即桀纣的奢糜享乐在当时会带来快乐，但享乐的财富却是盘剥百姓的结果。被侵害的百姓就成为桀纣统治的威胁。桀纣对批评的拒绝，不仅因为本能厌恶批评，而且因为当下好处会掩盖未来的危险。

这个教训为周人所深思。周武王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即要从民众那里获得有关王朝治理是否得当的信息。因而周朝建立了一个弥补个人感官局限和克服个人立场倾向的制度，设立风官。这种官员，或者专职，或者兼职，到乡下民间，要搜集民谣诗歌。这些诗歌里可能会包含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恨，即“风”。正如“毛诗序”中所说，老百姓的“风”就是“下以风刺上”。这样的信息正是朝庭求之不得的，以使他们摆脱“黑暗”，纠正错误，所以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周虽然也灭亡了，但没有亡在如桀纣一样的暴君手里，且在中国历史中寿命最长，长达800多年，大概与这一制度有关吧。

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羡慕这个制度。唐代白居易曾有一首“采诗官”，就在怀念这一制度。诗中说：

……

周灭秦兴至隋氏，

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

……

没了采诗的制度，也就没有了采诗的精神，即主动寻求批评的精神，于是诗词变成谄媚之声。最后他警告说：

……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

其中所说“厉王”就是周厉王，他是没有继承“风刺”精神的个别例子。他对批评极度反感，竟杀害提出批评的人，对无人敢批评的结果喜形于色。邵公于是对他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句。当然，没有批评的人，提供正确信息的系统就遭到了破坏，周厉王对情势就没有了正确判断。三年后，他被国人驱逐。

“胡亥”即秦二世，也是秦朝的亡国之君。秦之所以亡，贾谊的《过秦论》已经做了精辟总结，就是因为秦帝反感批评，“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秦二世盲人骑瞎马，也没人告诉他危险临近了。

白居易显然想用这两个反面教材讽谏当世。然而，他之所以能写这首诗，不是因为唐朝太差了，而是相当地好。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从谏如流的典范，却不知道以他重视批评的态度，唐朝建立起了当时最成熟和最有效的专业批评制度，即谏议制度。所谓谏议，就是政治批评。唐太宗认为自己闯荡江湖、连年征战，既懂下层民众之疾苦，也知夺取政权之艰辛；但担心生在深宫中、长在妇人滕下的后代不懂。自己尚且要经魏征等人经常批评才能克服偏颇，对于后代就要有一套制度来对抗他们厌恶批评的神经元反应。因而，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年轻文人的最初职业就是批评，即作所谓拾遗、补阙这种低级谏官。白居易身处唐代末期，这套制度虽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他的仕途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以谏官为职。我们知道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却不知他的大量诗词是“风刺”之作。

我们知道“盛唐”有很多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更完备的侦察潜在危险的信息系统，且可以用来克服把自己关进黑暗中的人性弱点。这就是谏议制度。由于盛唐的榜样，谏议制度的光芒照亮了后世；以致宋太祖给子孙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警告说，子孙若有违背此条者，天必伐之。这几乎就是第一原则了。有了这一原则，才能保证正确的信息不因对批评的厌恶而被阻滞。宋朝虽因各种原因有其自己的弱项，也因儒弱最终归于军事失败，但它没有亡在社会的内部崩溃。只因这个第一原则，就使宋与唐比肩。

可是到了明就没有这个第一原则了，结果嘉靖皇帝因“大礼议”之争竟廷仗死了17个谏官。所以在中国历史中，与唐宋相比，明就暗淡多了。但其中也有漂亮人物，如海瑞。就是对那个打死谏官的嘉靖，他买好了棺材，谴散了家人，就上殿去痛责他搞得“家家皆净”。嘉靖竟被他这个气势震住了，把抓他的命令收回。明朝的皇帝中也有明白人，知道海瑞将实情告诉皇帝，实际上救了大明江山。所以后来当海瑞辞世的消息传到万历皇帝那里，他竟辍朝一日，并写祭文。这祭文我们今天在海口的海瑞墓还能看到。在祭文中，万历称赞海瑞“抗言争日月之光”。

海瑞不仅感动了明朝的皇帝，还感动了后代的政治领导人。这就是毛泽东。他看了《明史. 海瑞传》后，就希望有一个当代海瑞，以为他的时代增光。只可惜他只喜欢死海瑞，不喜欢活海瑞。当真的、却打了折扣的海瑞——彭德怀在庐山私下批评了他时，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吴晗遵旨写了《海瑞罢官》，又被敏感地认为是为彭翻案，指使另一个文人“批判”，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系统性地打击批评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受《海瑞罢官》的牵连，海口的海瑞墓被捣毁。一同被捣毁的，是从白居易到海瑞的批评精神。

毛泽东后来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嘉靖也受不了海瑞，但为什么海瑞还能活下来，并受到朝野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不仅有“海瑞精神”，还有支撑这种精神的制度，即谏议制度。海瑞就是这个制度中的正式成员。而毛时代，这个制度已经没有了，彭只是个业余角色，他被打倒了，也没有嘉靖时那种谏官前赴后继的抗争。嘉靖知道，他可以杀掉海瑞，但杀不掉谏议制度，更杀不掉以谏议为政治正确的历史标准。

没有了了解真实信息的系统，毛闭目塞听。1958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饥荒了，而毛在视察徐水县时，干部们在毛眼皮底下造假，竟让毛得出“全国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的结论。在当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如何消化吃不完的粮食”竟成了正式议题。即使到了1960年，全国已经饿死了上千万人，毛仍不知情。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地区的党政组织，那时已经变成了阻止真实信息送达到毛耳边的力量。他们检查从当地邮局寄出的每一封信，把说饥荒实情的信说成是“反动信件”加以扣压甚至追查（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2008，第56~57页，第114页，第225~226页，第228页，……）。少数一些饿死人的信息冲破封锁到了毛的耳边，他也不认为是全局性问题，因为那么多信息都告诉他“形势大好”。直到李先念向毛汇报大饥荒的情况时，毛还说他是“杞国人”。

毛压制批评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使用的方法是说批评的立场或内容是错误的。如他说“海瑞在明朝是左派”，到彭德怀这里就是一个“右派”。在毛的时代，“右派”就等同于“坏蛋”。这就是对批评作为一种原则和制度的根本否定。因为一个批评是否正确如果要由被批评者来评价的话，他可以将他不想接受的批评说成是“坏的”、“错误的”批评。因而，压制“错误的批评”就等于压制所有的批评。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批评者想压制的批评，往往是真正的批评；而被批评者可以表现得“宽容大度”的批评，可能轻描淡写。历史证明，彭德怀的批评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批评。反过来，如果想要真正的批评制度，就要包容所有的批评，包括错误的批评。白居易和海瑞的时代，台谏官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包含了如果失实也不会被追究的权力。

果然，毛的时代，除了一个声音以外，就是鸦雀无声。极少数敢于批评的人，成了“反革命”或“反党分子”。林昭和张志新这两个坚强的女性，只是批评了毛，就遭到了最残酷的对待。更严重的是，当时没有人听到他们。而这个时代，正如古今中外压制批评的后果一样，统治者毁掉了自己的信息系统，依据错误信息作出的错误决定，就将民众和国家带入最悲惨的境地。数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从1949年到1978年，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超过光绪13年（见下图）。当初那个说“吃饭问题最大”、立志救民于水火的青年，由于压制批评，把吃饭问题变得更大。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1952年~1979年）

资料来源：盛洪，“制度应该怎样变迁”，《学术界》，2014年第12期。

所以，保护批评还是压制批评，是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到是否要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凡人由于理性有限及人性弱点，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压制批评是一种绝对错误。它使人们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一错再错。就如不承认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错误导致了大饥荒；不承认大饥荒的错误，就发动了文革一样。别的错误尚可理解，压制批评的错误不可接受。中国自周以来的谏议文化就是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有过必谏”，鼓励“直言极谏”；也要求“从谏如流”，更警告“拒谏者天下必乱”。因而，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在传统中国，当社会把这样一种义务加到士大夫身上后，他们在精神上超越了世俗政权的等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制度要求对最高政治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因而，这种谏议文化与自由表达的原则就是相通的，只是带有中国历史所赋予的特殊色彩。现代中国的创立者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称赞这种谏议监察制度“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之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这种正气，使《五五宪草》中的“人民有言论著及出版自由”条款理所当然，而独立于君权的弹劾权又成为五权之一的监察权的中国资源。而弹劾，无非是把批评变成行动。

反过来，“表达自由”原则所要着力保护的，无需是民众的日常言论，而是表达最容易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部分，即政治批评。在1971年美国政府诉《纽约时报》案中，正是保护表达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致使政府败诉，而使《纽约时报》以披露国防部越战密件的形式对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批评，产生了纠正决策错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保护最严厉的政治批评的权利，所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就自然都得到了保护。如今，我国也有了有关表达自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却因没有了传承了几千年的批评文化，真正该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不能落实，也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不能落实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的谏议文化到现代各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条款，正说明这是从人类几千年成败得失浓缩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的文明金律。它关乎兴亡。一个社会是否有真正的批评，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替代指标；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否不压制批评、进而思考批评，则是该人历史功过的重要砝码。对于任何具体个人，批评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对被批评者有利；而压制批评，不仅损害社会，还会埋葬压制者。

没有了批评精神，一个社会不仅失明失聪，也会精神不振。长期压制批评的结果，会使各级行政官员心理脆弱，没有辩驳能力，容忍批评的阈值过低，稍有批评，不是失态，就是失言。如前几年原湖北省长李鸿忠在记者问了稍微难答一点的问题时，竟把记者的录音笔抢走。党政领导不爱听批评的风格也使整个官员群体变得委琐而不负责任。记得郑也夫曾说过，当他通一位北京市政府前官员请市政府内的中级干部们，向市长转交一封千人签名要求玉渊潭开放野泳的信件时，“找了多个人，居然没有一位愿意送这封信”，“我震惊于市政府的干部连转交一封信都不敢”。由于没有批评文化，“以铜为鉴”，竟不可正衣冠。如常年关注前南京市长季建业的资深媒体人丘宁披露，他发现季的鼻毛较长，就买了一把鼻毛剪给他，过两天他发现季用这把剪刀剪了鼻毛，遂感慨季的下属连这种生活小事也不敢向他提。

没有批评文化，既不正确，也没力量，还不美。在一个自由表达且吸纳正确批评的社会中，共识才能达成，社会成员才能在观念上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压制批评只能获得表面上的平静，而致使“和谐”一词变意。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考虑各方面批评中合理因素的决策，才是有力量的决策，因为它兼顾并平衡了更多人的利益，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实施。

进而，承受批评和承担错误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首要素质，“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最好的解说。坦然面对批评，才真正能反映他的自信，因为他坚信在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正确的意见是有力量的；坚持表达自由的原则，才能反映他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多种不同意见的并存和互动，并不会使一种极端的错误意见占上风；吸纳批评，才反映他的力量，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他自己有多高大，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多雄厚，而是来自于改善公共决策而导致的社会力量的有机整合，以及由于释放了不满而带来的民意支撑；只有在批评的环境下，也才能突显他的成就，因为他知道，没有对手的“胜出”和不经辩论的“正确”不是真正的胜出和正确；不公正规则下的“成功”不足称道。

对批评的态度也涉及到政治审美。世界上没有最美的花，只有万紫千红。我们知道“只要香花、不要毒草”的偏执带来的是百花凋零。表达自由所带来的多种观念、意见、理论和表达形式的并存，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唐宋，那两个我们至今神往的朝代，正是因为有着中国历史上最成熟有效的谏议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激发出的昂扬的批评精神，才出现政治和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图景，而不是“千夫诺诺”的局面。那些我们今天因缺乏批评精神而窄化为“诗人”和“文学家”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就是以政治批评为职业。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社会，可能会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但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文明史的价值。今天的中国，世人已对她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存疑义，人们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她怎样继承已有的文化遗产——批评精神，与表达自由的原则贯通，再次攀登政治与文化的高峰。

2015年1月28日于五木书斋

2015年2月3日首发于《FT中文》

盛按：“最佳税率”是使得社会收益和政府收入都达到最大化的税率。超过这一点继续增加税率，可能会在以后某一时刻使经济突然崩坍。但这个社会没有自动判别这一最佳税率的机制。我在本文最后说，“这种增大政府及其官员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趋势可能快走到尽头，即已经开始超过‘最佳均衡’点，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其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大量企业开始减少投资和生产，其中不少人移民他国。2016年，在对四省的113家企业的调查中，有87%的企业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对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36个企业家中，有34%的人准备移民国外。我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的宏观税率，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财政），国有企业占有资产的机会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在2013年已高达45.6%（盛洪，2017），到2017年则为51.5%。”（2023年3月2日）

盛按：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会有“既要……又要……”的说法，如“既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干预”，这两个“要”都是真诚的，只是它们方向相反，都要的最佳作法就是找到两者的均衡。然而在权力没有约束的条件下，这个均衡点不好找，且短视的权力也认为用强力从市场创造的财富分割更多的份额对它最有利，所以“既要……又要……”实际上只是一“要”，但这最终是什么也要不了。（2022年11月18日）

盛按：人们奇怪，为什么改革与反改革的语言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和睦相处，又为什么改革宣言可以和反动行为在现实中并存。其实垄断利益集团和滥权利益集团也清楚，市场是财富的源泉，它们不过想分割更大的份额，如此就需要使用反改革的手段——垄断，重税和直接侵夺。况且改革话语还可掩护反市场反法治的劣行。当两者实在有冲突时，则在实施中不必顾及市场规则。再说，还可利用对信息的封锁和舆论的控制将反改革说成“改革”。然而口头的假“改革”不会改变结果。分割过大份额必然会损毁产权制度，反改革行为终会破坏市场规则，最后会颠覆市场基础，导致经济崩坍。直接受到损害的自然是民众，但利益集团也会遭到它的短视看不到的毁灭。（2021年12月21日）

一、引言

我们新迁的办公地点位于一个社区，地下停车场的收费很贵，许多人就在院外的大街两旁停车。大街两旁并没有停车位线，在那里停车似乎也没有警察贴罚单。我也加入了这种“免费停车”的队伍中。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持久，就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被罚了两次，每次200元。不过看来这比我在收费停车场的费用还是低一些，所以我还是选择在街旁停车。

我的这种计算也许早就被别人计算过。这就是贴罚单的警察。在这里假设，罚款完全由负责这里的公安局派出所享有。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最有利于他们的罚款频率和方式？假定在街旁停车就是不合法的，那么就应该完全消除这一现象，罚款方式就是见一辆车停在非法定停车地点，就罚一辆，结果就是没有人在街旁停车了。但这样一来，如果从警察的利益最大化角度看，也就没有罚款收入了。这显然对他们不利。

如果他们完全不罚款，也没有任何收入，从该派出所的利益来看，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不考虑是否合法，仅从派出所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们应该怎样罚款？似乎应该这样，停车人的预期罚款应该显著低于地下停车场的停车费，比如说相当于停车费的80%。如果停车费是每天50元，罚款是每次200元，街旁停车被罚款的概率是20%，则预期罚款就是200元乘以20%，为40元，这等于停车费50元的80%。也就是说，如果派出所的警察每天以20%的概率随机对街旁停车进行罚款，可能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这些街旁停车的车主仍认为在街旁是值得的，所以不会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

不过，这可能不是准确的计算，因为随机并不意味着平均，有些车主可能会不走运，被罚的次数要高于20%，所以他们认为不值得，就会退出路边停车场，转而将车停到地下停车场。这样一来，派出所要罚款对象的总量就会减少。那么，派出所的罚款概率多少是“最佳”呢？

为此，我设计了一个小模型。假定每个车主在路边停车，如果没有被贴罚单，就相当于赚了50元，即免去了到地下停车场的费用；如果被贴罚单，警察就赚了200元，同时车主就损失了200元；严格地说，是损失了150元，因为还要减去他省下的50元停车费。当一个车主感受到的期望罚款超过40元，或罚款概率高于20%，他就退出路边停车场，而把车停到收费的地下停车场，每天50元，也就是说他就没有在路边停车场停车、且不被罚的50元收益。假定有400个路边停车位，按一年365天计算。我用EXCEL做了这个小模型，利用里边的随机数函数。罚款概率可以选择给定，但具体分布有赖于随机数。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罚款均衡模型

如图，当罚款概率为0时，车主收益最大，社会总收益也最大。随着概率的提高，警察收益随之提高，车主收益也相应下降，但在罚款概率在14%以内，社会总收益不变。当罚款概率为15%时，有的车主开始退出路边停车场；但警察收益还在上升，社会总收益有所下降。当罚款概率提高到17%时，警察收益达到最大，而此时车主收益已经相当小了。在罚款概率超过17%以后，车主的退出概率迅速上升。在罚款概率为22%时，退出概率已高达64%。到了罚款概率为27%时，社会总收益为0。

这个简单的模型会有很多局限，但其简单性可以用来对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比拟性的说明。

二、改革的利益动机

我们假定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人物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作出决定的动机，是看这一决定是否对他们自己有利。他们也有其它动机，如为人民谋福利，信奉市场经济，遵循正义原则等，但都是辅助性的。或者说，当他们从自利动机出发作出的决定如果与某种意识形态或思潮相近，他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些思想资源，但不能说，他们是从这些思想出发的。

四十年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这是一个全面限制个人的经济自由、而由政府控制一切的经济。这很类似于禁止在路旁停车的制度。警察通过高概率（〉27%）的罚款，使得路旁没有一辆车停放。同样地，政府通过对市场行为的打击，也几乎消灭了市场交易。如同路旁没车时警察也不能获得罚款收益一样，禁止市场交易的国家也很贫穷。不仅民众贫穷，政府也很贫穷。据说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当知道英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是他的6倍时，大吃一惊（科斯和王宁，2013，第208页）。就像没有路边停车，警察的罚款收益为0一样，不允许市场交易，中国的政府高官也很穷。

在这时，如果放开市场，民众的收益就会迅速增长。如果政府至少维持以前的收益，就如同上图中警察的罚款概率为27%以上时的警察收入一样，只要将罚款概率降低到0%，警察收入没有减少，但车主收入大幅度提高。在改革初期，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的参照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比英国的工人收入还低得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只有308美元。即使政府高官的收入是这个数的10倍，也不过是3080美元。据说毛泽东在世时，直到1976年，月工资是405元人民币。当然也还要考虑各种非货币的福利。不过也不会太多。而在1978年，香港的人均GDP是9473美元；英国则是21558美元（2010年美元，世界银行）。

那时计划经济的效率已经穷尽。中央计划当局不敢再增加对农民的征购指标，因为这样会导致农业的显著减产，甚至重蹈三年饥荒的覆辙。因此，中央政府一直很谨慎地不轻易提高对农民的征购。高王凌指出，“自统购统销以来，农民每年所交售的‘任务粮’的数字（包括各种‘公粮’和‘余粮’及所有上交任务在内），始终就没有什么增长，一直维持在800~900亿斤的水平上”（2013，第160页）。下图是他画的一个示意图，时间是大饥荒后到1977年。其中曲线1代表粮食总产量，曲线2代表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曲线3是农民个人私分的部分。而曲线1和曲线2之间的部分是政府拿走的部分（高王凌，2013，第161页）。可以看出，尽管总产量有些微上升，但政府所得部分基本没变。

图2  统购统销制度下的粮食分配

说明：曲线1为粮食总产量，曲线2为农民留下的部分，曲线3为农民私分的部分，曲线1与曲线2之间的部分为政府获得的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知道农民在自留地中的单产远远高于集体田地。杜润生是了解中国农村情况的政府高官，他认为“农民平均一年只需干24天农活就可以了”（转引自高王凌，2013，第177页）。有大量信息显示，自留地中的亩产一般是集体地亩产的4到5倍（高王凌，2013，第207页）。因而在1978年以后接受和推行包产到户，即保证向政府交纳与以前差不多的粮食，剩下的归农村集体和农户自己的制度，就是一个对政府没有丝毫直接损失，却有利于农民的制度。而有利于农民，则政府会在政治上获得回报。因而可以说，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领导人的动机。

图3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占GDP的比重（1979年~1998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果然，在实行包产到户、给农民以更多的经济自由，并逐步开放市场以后，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改观。在其它领域，政府也采取了与农村类似的作法。如国有工业企业的承包制，以及民营企业在低税率环境下的大发展。从1979年到1995年，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8.5%降低到了10.7%（见上图）。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平均为6.1%，这并不低，但考虑到同时存在的短缺和过剩、产品品种的匮乏和质量问题，实际经济情况绝不像数字描绘的那样好。然而，自1978年以后一直到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达平均9.9%（见下图）。自然，政府也在既定份额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一般财政收入从1979年的1146亿元增长为1995年的6242亿元（见上图）。

图4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966年~2017年）

三、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决定相吻合的知识传统

包产到户立竿见影，中国农业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改革开放这一政治决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也逐渐影响到了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使得各种知识传统得以被介绍和传承。在各种知识传统中，有一支经济学的传统，或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这是由魁奈、斯密创始的，由现代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继承的知识传统。在此之前，在中国大陆长期受压的知识传统，由孙冶方和顾准代表的重视价值规律和适度开放商品生产的理论，也得到了解冻，在改革初期成了支持改革决策的重要理论资源。而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一种更成熟和更权威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知识传统。

这一知识传统在西方有着三、四百年的历史，它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被西方崛起历史所证实的理论，因而在西方世界有着主流和正统地位。正是在与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对比中，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才最终放弃计划经济，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也强化了这一知识传统的权威性和正统地位。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经济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知识传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领域的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如尽管中国政府经常背离市场经济原则，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这样写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资源配置”，是标准的经济学术语。

在中国国内，经济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也发展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就用这套知识传统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后来就成为经济智库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当然，所谓“西方经济学”或经济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如新古典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中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有着特殊的影响。由于中国经历的改革开放正是一种制度变迁，这种分析制度的经济学与之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所以就渗透到了改革开放的方案建议甚至操作过程中。在中共的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如“资源稀缺”，“市场定价机制”，“产权清晰”等。这都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知识传统已经成为支撑和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当然，正如前述，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相比，这种知识传统的力量相对较弱。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与自利动机的方向是一致的。然而也不能低估知识传统的力量。在有些时候，被视为正统的知识传统也会反过来矫正从自利出发的决策。

四、从市场化改革涌流出的财富中分割更大的份额

在这时，我们还要假定政治领导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当中国因市场化改革而涌流出巨大财富时，他们会想，能否从这巨大的财富中分割更大的份额；就如同派出所的警察提高罚款概率一样。而中国的政治结构，也适于将提高政府分割份额的意图付诸实施。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现实的制度能够约束政府提高分割的份额。

政府能够增大分割份额的，有几种手段。一是税收；一是设立垄断企业，或授予国有企业垄断权；一是用行政或司法的手段直接侵夺民众或企业的财产。在权力不能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也公权私用，直接抢夺民营企业的财产。

先看税收。对于政府预算，虽然表面上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制度，但这一制度只是一个表面文章。我们2009年对地方政府的研究表明，财政收入决算一般都会超过预算，财政支出又会超过收入决算。包括全国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7年，所有年份的财政支出决算都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预算，见下表。

表1 中国财政收支情况（2000年~2017年）

年份	全国财政超收额（亿元）	地方财政超收额(亿元)	支出超过收入额（亿元）	超收幅度	超支幅度	支出决算超出收入预算幅度
2000		374		6.2%
2001		873		12.6%
2002		542		6.8%
2003		682		7.4%
2004		1535		14.8%
2005		1090		7.7%
2006		1378		8.2%
2007	7271		－1541	16.5%	-3.0%	12.5%
2008	11405		354	19.5%	2.1%	22%
2009	7749		9500	11.7%	11.4%	24.4%
2010	9167		10000	11.2%	8.1%	20.2%
2011	14176		8500	15.8%	5.2%	21.8%
2012	3635		8000	3.2%	7.4%	10.8%
2013	2533		12000	2.0%	8.5%	10.7%
2014	837		13500	0.6%	8.1%	8.7%
2015	－2031		16200	-1.3%	15.5%	14%
2016	2352		28289	1.5%	17.7%	19.5%
2017	3937		30763	2.3%	17.8%	20.6%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显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机制形同虚设。这使得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0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1.7%上升为25.4%，提高了13.4个百分点。这很类似于警察在逐渐提高罚款概率。

图5  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97年~2016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财政部网站。

在2000年前后，在解决所谓的国有企业问题时，政府组建了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并授予它们垄断权。一些传统的垄断领域，如商业银行，盐业，铁路等，仍保持着垄断状态。有些开始进行的市场化的打破垄断的改革又向后退，如电信业曾经出现过六家基础业务运营商，但后来又合并成三个。这些垄断企业基本上是掌握着基础资源或处于产业的上游，因而它们的产品具有着较低的需求弹性，它们通过设定垄断高价，如商业银行利率差高出市场竞争利率差的66~100%（Sheng, Zhao, and Yang, 2015, p.288），成品油税前零售价格高于主要国家平均水平的31%（Sheng and Qian，2015, p.88），等等，从市场中的下游企业和民众那里攫取利润。

我们在2012年的研究，在2015年的更新告诉人们，在2013年左右，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行政性垄断租金约223亿元，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13289亿元，食盐业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达到177亿元。这些同时就是消费者每年的损失。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差的均值在1%~2%之间。而我国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差多年来保持在3%，这主要依赖于压低存款利率1.5个百分点实现的；因较低的存款利率，按2013年的全国存款平均余额98.06万亿元估计，全国个人与机构的利息损失则高达14709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

在另一方面，这些垄断国有企业还有买方垄断的问题。它们低价甚至免费获得和使用国有资源或其它资源。如它们免费占有和使用国有土地，低价获得矿藏开采权，低息获得贷款，又从另一个方向攫取国家与民众的财富。我们的研究发现，“2001～2013年，中石油公司共少付工业土地租金2500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用地少付租金2738亿元，少付的石油资源租金为5604亿元；三大石油企业少付的财务费用为3926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

更进一步，就是用政府强制力直接剥夺财产。这包括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两种。比较普遍的就是用行政强制力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由土地征收征用引起的大范围的严重的社会冲突。到2012年，当年约有6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与土地问题有关[1]；据我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到2014年8月，恶性强拆事件一共182件。其中强拆双方的人员伤亡484人，死亡人数162人（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联合课题组，201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从1996年到2012年，约有6492万农村人口失去土地^[2]。因补偿款仅占土地市场价值的5~10%（范利祥，2006），且再就业困难，失地农民的生活境况普遍下降。当农民向法院起诉强占土地事件时，法院却拒绝受理。

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强征来的土地进行一级开发，以拍卖的方式出售给开发商，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政府从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土地中获得大量资金，被称为“土地财政”。这部分资金现在被视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被称为“政府性基金”。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法律支持的财政收入，其中包含了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自2000年以来，土地财政数额越来越大，直到2017年已达近5万亿元（见下图），几乎是当年GDP的6%。构成分割财富份额的重要一部分。

图6  土地财政收入（2010年~2017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种直接侵夺形式，就是通过行政的或司法的手段直接占有或没收民营企业的产权或财产。如宣布某些民营企业违法，如犯了非法集资或黑社会等罪行，强迫民营企业家交出产权，或直接没收。这方面没有统计数据，但有一些著名案例，如重庆打黑案，据李庄，重庆公安局没收了相关企业近1000亿元的财产；又如曾成杰案，湖南省政府以非法集资罪低价处置了曾成杰的公司的财产；又如吴英案，也是以非法集资罪低价处置财产。这类侵夺案件因没有相应的统计，我们也就不能进行数量上的估计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类案件作为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

最后，我们很容易推断，如果权力不受约束，作为政府官员的个人也会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从民众或民营企业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形式就是索贿。反腐运动所揭露的官员贪腐行为，绝大多数是向企业和民众的盘剥。也有其它以公权力要挟以夺取产权的行为。这与以政府身份的侵夺还不一样，且经常比较隐秘或压制信息，更难让人知道。但正是这个特点，也更为难以约束，作为政府侵夺民众或企业的一部分，将可能在边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为什么两种对立的知识传统可以“和睦相处”？

我们在中共的政治文件中，可以发现两种知识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知识传统。一方面，有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而在另一方面，又有诸如“市场经济”，“改善资源配置”，“鼓励创新”，“万众创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宪治国”，“推进民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等文字。这两种知识传统怎么能在一个政治文件中和睦相处呢？

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是不是很虚伪呢？应该不是。前面的讨论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领导人最喜欢的经济模式，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可以不受约束地提高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涌流出巨大的财富，政治领导人也无从获得相应的利益。因而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口是心非，而是真诚的。只是这是出于自利的动机。市场越发展，经济活动越有效，财富就越多地涌流。

其次，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传统是支持改革开放的知识传统。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这种知识传统也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改革开放的语言。这种语言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效力，即当人们听到这种语言时，就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信号，就代表中共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要继续市场化改革。这样，即使人们有对当下问题的不满，由于有对改革的期待，所以可以耐心等待。这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长期的效果，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世界各国依据对这种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理解，对中国政府产生了继续改革开放，即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继续走向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的期待。这反过来对中国政府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都会带来好处。

而在另一方面，理性的经济人又赞成政府改变分配比例的权力不受约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被证明能够提高政府及其官员的收入。而要证明政府的权力不需要受到外部约束，就要证明中共的特殊性，即它是一个能够自我革命、自我监督和约束的政党。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强调，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天生“先进”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而共产党又是掌握了这个科学真理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它的领袖更是其中之佼佼者。因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对这样一个极为优秀而能自律的政党无需监督和约束，“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其隐含的意思，即政府是一个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全能机构，它有权力对社会中自发的秩序进行干预。这样就满足了政治领导人的另一方面的需求，不得对政府提高分配份额的行为加以限制。

当然，这两种知识传统之所以在文字上可以和平共处，是因为在实践中并不对等。有关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文字，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行的原则，如对于一般的民众的产权和交易，起着基础性规则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采取法治的规则，但当与后一种知识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直接冲突时，则让位于后者。例如，如果市场规则与政府干预相冲突时，则强调政府干预；当公平竞争原则与行政性垄断权相冲突时，则屈从于垄断；当一般民众与政府或其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服从党的政法委对司法程序的干预。在这时，经济自由主义和法治原则的文字就只是一种对抽象原则的阐述，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制度保证。但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在文字上保留在中共的文件中。

六、政治家能够保持“最佳均衡”吗？

前述讨论告诉我们，至少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有一个对他们的“最佳均衡”，即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的均衡。尽管在这一均衡下，社会和民众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问题是，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最佳均衡点在哪吗？再者，如果知道，他们能保持这个最佳均衡吗？

要想判断最佳均衡点在哪，就需要有准确的信息。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下，在强调党的领导的政治框架下，就可能会对不符合政治家意愿或判断的信息加以压制。如对税率的判断。2016年，民营企业税负课题组在李炜光教授的主持下，发布了有关中国企业税负的报告，并称过重的税负为“死亡税率”。这一报告马上就遭到了封杀。李炜光教授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施压。国家税务局网站和主流媒体发起了对这篇报告的连篇累牍的批判，并宣称中国的税率并不高。无论这一报告的判断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对这种声音的压制破坏了社会的舆论生态。然而，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非中立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向政治高层释放出虚假信息，使他们不能正确地判断是否到了最佳均衡。

对于对行政性垄断的揭露和批判，也遭到了压制。课题组于2013年发布了《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和破除》，就越来越被看作是垄断利益集团的眼中钉。由于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是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并且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它们的领导人多是中共中央委员，所以容易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对垄断的揭露和批判。这又使得高层政治领导人缺少对垄断侵夺国民利益的信息。

对于地方政府侵夺农民土地事件揭露和信息传播，遭到了几乎制度化的封杀。不仅农民有关土地的诉讼得不到法院受理，而且相关的报道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就土地问题到北京上访，也被制度化地加以压制。如前所述，据一些数据，自2000年以来，有关土地的群体性冲突每年高达数万起，但我们一般只知道若干起，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判断，遑论中央政府高层。所以这也是造成判断失误的一个原因。

最后，有关政府甚至官员直接侵夺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事件，更被看成是一种宣传上的禁忌，所以除了影响巨大的案例，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民营企业的资产被侵夺。即使那些被披露出来的案例，如重庆所谓“打黑”没收了民营企业近上千亿的资产，曾成杰公司的资产被没收，都没有听到下文了。在这方面，由于舆论上的控制，信息模糊不清。这也会使政治领导人低估对财富分割的份额。

因而，总体来讲，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不仅强化了政府违反市场和法治规则直接干预市场和分割市场创造的财富，而且强化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其最终结果是使政府本身无法准确判断其分割国民财富是否到了最佳均衡点，而很有可能低估了其分割比率。当政治高层在决定最佳均衡时，就有可能是越过了这一最佳点而走向更大的分割比率。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全社会经济的崩坍，也就可能导致政治人物本身的失败。

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政治高层决策者看到了最佳均衡点看哪，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使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但中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使得政府的行为并非像一个人那样统一行动，并在最佳均衡点到达之前停住脚步。实际上，中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着多个多人的利益集团，它们都可以打着党的领导或政府旗号分割国民财富。而它们的行为又正是中央政府的行为，它们遵循的恰是中央政府所遵循的规则，所以中央政府也很难约束它们。例如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开展“唱红打黑”运动，直接以黑社会罪逮捕企业家，并将其企业的资产没收。尽管后来中央政府因薄的其它问题将他卷进监狱，但对他侵夺企业资产的事却没有加以惩罚，也没有将企业资产退回。

因而，作为一个多人集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采取政府的强制性手段侵夺企业财产，同时不考虑他是否使得政治集团在总体上越过了最佳均衡点，以致整个社会的总产出迅速下降，政治集团的收入也随之迅速下降，最后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他们只会考虑自己，从而使得身处中央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控制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中分割的比率，保持在最佳均衡点上。这就如同警察将罚款概率提高到最佳罚款概率以上时，出现的社会总收入的剧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是不稳定的。

即使中央政府真的下定决心要约束政府部门或官员对国民财富的分割比例，目前也缺少一个有效机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到目前为止一直被看作是橡皮图章，受到党政部门的操控；甚至各省的人大主任就是由中共省委书记担任。因而，各地方人大不可能约束和限制地方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扩张。如果由中央政府直接约束，各地方还会有各种手段加以对抗，如提供虚假信息，将政府支出改变为企业支出，或变成银行贷款，等等。而要建立真正有效的财政支出约束机制，实际上就是要对现有政府结构进行改革，将人大改变为真正的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审查机构。即使政府高层下定决心，也需要时日。

七、几种可能的结果或解决办法

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警察并不停下提高罚款概率的脚步，罚款概率太高了，以致整个社会的收入急速下降；也就是，政府及其官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社会蛋糕中分割得太多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停住脚步，仍然继续提高分割比率。如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同比增长8.7%，而同期GDP的增速为6.6%。很显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进一步上升。至2018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为80562亿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相关支出69941亿元，同比增长34.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9）。这又代表着在侵夺土地产权方面，政府也没有停住脚步，而是加快了增大份额的步伐。

问题是，这种增大政府及其官员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趋势可能快走到尽头，即已经开始超过“最佳均衡”点，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其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大量企业开始减少投资和生产，其中不少人移民他国。2016年，天则所曾就税负问题进行调查，在对四省的113家企业的调查中，有87%的企业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2016年，天则所对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36个企业家中，有34%的人准备移民国外（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我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的宏观税率，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财政），国有企业占有资产的机会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在2013年已高达45.6%（盛洪，2017），到2017年则为51.5%（盛洪，2018）。

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对应着税负的逐年增加，从2009年的10.68%下降到2016年的7.12%（2018）。见下表。

表2  民营企业税负水平和总资产报酬率      单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利润税负水平	69	56.6	59.3	76.9	72.1	71.5	79.2	75.9
实际所得税率	16.5	16.5	17.7	19.9	18.8	18.7	30.7	19
总资产报酬率	10.68	9.33	14.96	9.33	8.35	7.79	6.65	7.12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2018。

假定资产负债率为38%（汪娴和王凯，2017），则估计出净资产收益率。减去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再减去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我们看到，自2012年以来，制造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已经是负值。其含义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已不能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平均的市场回报，还不如按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进行一至三年期的贷款业务。这表明，就是在这几年，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表3  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推导的净资产收益率	13.92	11.62	20.21	11.13	9.70	8.89	7.35	8.57
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	5.4	5.6	6.4	6.4	6.15	6	5.5	4.75
再减去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	2.14	-0.36	7.43	-1.65	-2.83	-3.49	-4.53	-2.56

* 这里用来推导净资产的资产负债率是38%（汪娴和王凯，2017）；这里采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为6.38%（廖理和汪毅慧，2003）

图7  以无风险利率加合理的风险溢价估计的资产收益率

上述数据是平均值，具体的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分布在平均值上下。但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有一半的企业是在平均值之下，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给资本带来正常回报，这就会有大规模的企业退出，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缓慢展现的，而是有一个急剧的下跌。如果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在原来高速成长下被掩盖的各种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更为紧张，社会就可能产生动荡，以致导致政治上的激烈变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对信息没有准确的把握，以及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因而还会在经济下滑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导致更大的冲突。

避免这一结果的方法，首先要对这种警察罚款式的社会结构有明确的认识，并清晰地看到，在现有政治结构中，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情形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并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这实际上要求有一个政治变革。但这一变革极为深刻，就是要改变中共几十年的基本治理方法，还要面对庞大的垄断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力对抗。在政治上，这要求有比邓小平还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且要善用政治智慧，化解冲突，并将中共的两套对立的知识系统协调起来。实际上，只要有意愿，这样做并不困难。例如邓小平的典型语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用“不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现实，来否定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言词。

然而，出现这样的政治领导人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即使邓小平再世，他所面对的政治形势也与80年代初大不相同。因为那时大家都很穷，没有什么舍不得；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它将会对任何触动它的利益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进行顽强抵抗。这需要有比邓小平更强有力和更为智慧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有的政治结构已无法容纳这样的变革，从而就需要政治结构本身的变革。

无论政治结构是否变革，要想扭转这一走向崩溃的局面，基本方向就是要减少政府及其官员在国民收入的分割比率，也就是要改变政府及其官员扩大自身分割比率不受约束的政治机制，相应的政治措施包括，第一，大幅度减税，并建立有效的约束财政支出的机制；第二，大幅度裁减政府部门，尤其是用来扩大分割比率，压制对政府侵夺的反抗的部分；第三，取消国有企业垄断权，逐步取消国有企业在营利性领域的存在；第四，地方政府停止征地，代之以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政府只收取土地增值税；第五，要实现司法独立，严格禁止政府行政部门干预司法；第六，开放报禁，取消和禁止对互联网信息的政治性审查，只在宪法第三十五条不保护的领域中进行网络管理。

如此，中国社会才不会以政治领导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建立制度和制定政策，不仅中国经济奇迹会持续下去，中国将会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社会奇迹。

* 此文为作者向2018年11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英文版发表于Man and the Economy, Volume 6, Issue 1, 20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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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陈光金，2012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十余万起，其一半左右与征地有关（2013，第13~14页）。可估计群体性事件数量约为12万起，以50%乘之。

[2]据国家统计数据，从1996年到2012年，全国耕地减少约12984万亩，2012年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为3.17亩。考虑到被征土地多靠近城市，人均耕地按2亩计算。

最近所谓“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大量民众突然发现，他们的医保个人账户中的钱少了约2/3。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立刻就有若干文章，指责这些人目光短浅，没有看到长期的利益。这些文章大多用词模糊，似是而非，引用片断数字，用普通百姓不熟悉的术语偷梁换柱。总体来讲，这些文章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个人账户的钱虽然少了，但以后得病报销的钱多了；这只是权益上的置换。

例如一篇文章说，虽然职工个人账户的钱少了，但医保统筹增加了个人门诊费用的赔付。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某人按新医保规定，可比原来多报销2160元，若是退休人员，可多报4985元（阿力米热，2023）。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在减少个人账户资金的同时，在统筹报销方面有哪些变化，如起付线、报销率或最高限额是否变了。这三点，这篇文章都没完整提到。如没有提到起付线是否变了。该文说在广州新的门诊报销率是80~~85%，其上限是10100 元。但原来是多少没有提。据一份题为《广东省医疗保障待遇清单（2022）》的文件说，普通门诊报销率是50~60%，特定病种门诊还要酌情高些。而最高限额，该文件说“不超过上上年度职工人均工资水平的8倍”，按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32189元估计，约有24万元。但没有说门诊报销的最高限额。估计不会比10100元低许多。对比北京的门诊报销率，在职和退休职工是70~90%，其上限是20000元。都比文中提到的报销率和上限要高。这篇文章显然是夸张了增加的报销金额。

但估且认为，增加的报销金额是该文所说的那么多。但两者是否等价呢？如果将个人账户里的金额看作一种财产，而将可能的保险赔付也看作财产，只有当两种财产在价值上相等才能算是完全置换。稍微算一下，如果原来的个人账户是每月180元，每月减少120元，一年就减少了1340元。但这不能直接与多获2160元或4985元比较。个人账户中的钱，是100%拿在手里的钱，而多获2160元或4985元赔付，只是一个很小的可能。要报销医药费的前提是得病，并不是每个人都得作者假设的“慢性胆囊炎”或类似疾病，并且医药费也不见得会超过报销上限。根据我们开发的模型模拟（注），在门诊中约有82.8%的人的费用达不到起付线标准，因而不能报销；门诊医药费用超过10100元的人只有1.6%。假定这1.6%的人是随机分布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门诊看病费用超过10100元的概率只有1.6% 。因而他可能最多获4985元赔付的概率是1.6%。期望值是两者乘积为79.8元，与减少的1340元相距甚远.。

这是期望值概念，一般来讲，如果两种金融资产期望值相同，还可以在表面上算是等价。但是若考虑风险，两者还不等价。一般人都会觉得“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即如果有1/10的概率获得100元钱，也不如手里有10元钱。从职工个人账户中拿走1340 元，即使有26.8%概率获得4985元的医药费用报销（期望值是1340元），一般人也不愿意；更何况只有1.6%的概率。也就是说，减少个人账户的金额，用小概率的所谓多报销作为“置换”，实际上是对人的财产权的侵夺。说两者等价就是一种欺瞒，有文章甚至说“增加的普通门诊统筹报销待遇比个人账户减少要高”（人民日报，2023），那能是什么？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制度，如果可以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侵犯产权，是对这个社会根基的动摇。如果这个行为能够成立，就等于承认颠覆社会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文章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即使有对部分人的利益削减，也是有人得利。现在的情况是“有病的不够花，没病的用不了”，大量个人账户的资金趴在账上没有用，不如用于急需看病的人身上，这样就提高了医保资金的“共济”水平。（人民日报，2023）这看似很高尚。用这样的语言还可以进一步说，有大量的存款趴在账上没有用，不如花在需要钱的人身上。然而“看来没用”的存款和其它积累的财产的重要作用是，它使人们形成了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可以激励他们为积累财产而努力工作。如果他们暂时不用的财产可以随时被用来“共济”，他们还有激励努力工作吗？财产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即使我现在不用，别人也不能动用。”如果别人可以以“既然你现在没用，就给需要的人用吧”拿走你的财产，那就不叫“财产权”。况且积累财产的作用并不只是当下时时花费，而是用于未来的大用。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暂时不用”的钱可能用于求学、结婚、买房或养育子女，如果没有积累的财产，人们当下就不会安宁，也对未来没有信心。

个人账户的资金也同样具备这样的性质，只不过专门用于医疗。当初设立个人账户被视作个人用于医疗的强制性储蓄，是针对有些人没有长远眼光，但仍然是个人的储蓄。人们一般都是年轻时少病，老时多病，到现在为止，也从来没有仅靠保险体系完全覆盖医疗费用的情况。因而，他们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资金就是他们对自己存款的替代。人们当然可以有仁慈之心，将自己富余的钱用于帮助别人；也可以将自己暂时不用的钱以一定条件借给别人。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自愿，要经过本人的同意。如果打着帮助他人的旗号无偿动用别人的钱，就无高尚可言。也无需唱高调。有专家说个人账户中累积1万多亿元钱，就说要把这些钱用“活了”（时代周报，2023）；此话更可用于银行中约102万亿的“住户存款”，不更应用“活了”吗？除非说这样话的人将自己的存款捐出，说要提高“共济”水平，我们才能相信他是真心的。再则，这个“共济”口号的提出颇像另一个“共产”口号。我们的社会经历过“共产风”的洗劫。这个看似高尚的口号误导了多少民众，使这个社会走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弯路，还要重复吗？

第三个论点是，“一些人认为个人账户里的钱就是个人自己的，这是概念上的误解。”因为这“在法律上”是“医保基金，由政府管理。”（人民日报，2023）这完全无视社会医保虽然有强制性质，但基本上仍是一个交易。即由职工用自己的钱购买，医保则是他们购买的服务，包括个人账户注入资金，是当初购买时的一个服务承诺。这个在未来实现的服务承诺就是买者的财产。表现在保险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两边，在资产方叫作“货币资金”或其它投资，在负债方叫作“保户储金及投资款”。保险机构的负债就是投保人的债权，或曰“财产权”。说个人账户中的钱是“医保基金”相当于说个人储蓄是“银行存款”，仍脱不了个人财产的性质。只不过医保服务购买的形式不那么直观，是以企业直接从职工工资中扣掉一部分，企业又支付一部分的形式。企业支付的部分也相当于工人的工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企业为交医保而扣的款本来就是工人的。这是因为企业雇用工人的工资率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当其中一部分被强制性地交纳医保，企业就相应地降低工资率，使工资率加医保扣款仍等于市场工资率。

还谈什么“政府管理”。在这些作者看来，似乎一谈“政府”，就有某种优越感。其实医保基金的有效管理和运营还是以企业形式为佳，历史已证明，政府制度只有在公共物品领域才勉强算是有效，而在类市场性质的产业中则是低效的。他们也似乎觉得，一谈“政府”，财产的个人性质就会灰飞烟灭，好象政府有侵犯产权的特权。这是对政府性质的无知。其实，按照大陆中国宪法，政府都是民众的，政府是靠民众纳的税养活的，如果政府不按照社会契约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保护产权，公正裁决和维护秩序，政府及其官员是没资格动用纳税人的钱的。政府的职责恰恰是保护产权的，如果它的存在是为了否定产权，则它就没有它赖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础。这种论点从根本上否定个人账户的财产权性质，又是对财产权侵犯的不打自招。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在当下侵损了个人财产，而且是破坏一个本来颠扑不破的原则——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担心他们的其它财产也会被政府以各种理由加以侵犯。

第四个论点是，减少个人账户金额的其它理由还有，可在家庭成员中“共济”；并且如果不用这些资金就会贬值（郑秉文，2023）。其实，在大陆中国，基本的财产单位就是家庭，这无需官方提倡就早已是现实，即使在个人账户在家庭成员中不通用的时候，家庭成员之间早已通过互相开药等方式近似地实现了通用。说个人账户在家庭成员之间共济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承认了财产以家庭为单位。只不过，这个家庭共济的好处绝不能成为在家庭之外“共济”的理由。在家庭与非家庭领域之间还是有一道明确的界限，突破它就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

至于个人账户的钱如果不用就会贬值，更是明显牵强的借口。如果保险机构担心“保户储金及投资款”会贬值，其正确的作法不是不负责任地加快花掉，而是进行安全的保值增值的投资；正如银行通过有效的贷款维持存款的价值一样。至于参保人感到的贬值也可以通过保险机构提高利率来消除；即使真的贬值了，既然个人账户真的是个人自己的，也无需别人操心。如果一个人或机构以会贬值为由侵夺别人的财产，则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道，资产贬值却在自己手里，总比别人抢走好。

第五，这些作者似乎认为，医保当局单方面地改变医保规则——大幅度削减个人账户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我们将医保看作是一种交易，则交易条件的变化则应经过交易双方的谈判才能达成。我们看到在无锡的职工在今年的1月1日以后才知道他们的个人账户遭到削减（澎湃新闻，2023），医保当局甚至在改变头一天还向交易对方保密。这说明这种医保体系根本没有将参保人作为它的交易相对方或服务购买者，也没有将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社会中的公民，它单方面修改交易条件是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也违反民主与法治原则。这种削减个人账户金额的作法或许还与医保当局的运营不善和政府干预有关。如此庞大的医保系统的基本规则应是经过保险精算安排的，不应轻易改动。就在上一年，医保资金被违规地用于公共卫生项目——常态化全员核酸和疫苗，造成了医保收支的不平衡。这种单方面减少个人账户的作法恐怕是用来补窟窿。医保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它认为它可以滥权压制因此带来的不满，但这样的作法只能使本来就效率不高的医保体系更为恶化。

第六点，这些文章说，减少个人账户金额，提高统筹部分会提高医保的“共济性”，能够改善医保的服务或提高效率。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对医保有过系统的研究，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制度的理论研究、效果评价和改革方案》的英文版已于2022年出版。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保险制度虽然有些好处，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会制造“保险幻觉”，使享受医保报销的人觉得医药费用很便宜，并且购买越多越贵的医药能占越大的报销便宜。这在宏观上导致医药费用的反比例上涨。我们在这个报告中专辟一章讨论这个医保悖论——医药价格与自付率成反比的现象，并利用CHARLS微观数据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验证了医疗保险悖论在中国的存在。随着医保体系的建立，大陆中国的医药价格在明显上升。这一章以“医疗保险悖论”为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盛洪，张林，2020）。针对这一点，我们的改革建议是，提高医疗费用的自付率，降低保险报销比率，同时减少医保扣款（即降低医保价格），从总共约9.5%降低到1.2%（盛洪，张林，钱璞，2018）。

根据这个研究，现在这个所谓的“改革”，大幅减少个人账户，而提高医保赔付，正好与正确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会加剧现有医保的弊端。由于个人账户的钱相当于自己的钱，人们在使用时还是精打细算，而一旦个人账户的钱大幅减少，人们就会更依赖于医保报销，他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精打细算，而是通过过度医疗、多买药品来竞争更多的报销款。这在微观上似乎是对个人有利，但从宏观上看，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会导致总体需求的大幅上升，进而使医药价格上升。即使有较大比例的报销，但不足以抵偿价格上升的损失。加上人们还是花费自己的钱购买的医保，其总成本会迅速增加。因而这个看似又“共济”又“改善”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恶化医保服务的倒退。

设立和发展个人账户是一个克服“保险幻觉”的好安排。这是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在世界各国的医保制度中，新加坡的得分是较高的，它既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又使其成本处于低位，约为GDP的4.7%（2012年，对比美国的18%）。这得益于个人账户具有“自己的钱”的性质，人们会精打细算地花费，而不会受到“保险幻觉”的诱惑而大手大脚。在大陆中国的医疗费用逐年高涨的背景下，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具有长远意义。而这种削减甚至“淡化”个人账户的所谓“改革”方向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从总体来看，大陆中国医疗体系的弊端有很多。从公平和效率上看，比较突出的是，依人的身份不同并存着几种医保制度，享受着不同的财政补贴。而这种财政补贴却违反布坎南第二正义原则——如果不得不对收入分配有某种干预的话，就要从给最穷者的补贴开始，而是对权力和收入的优势者给予更大的补贴（见表1）。如果真要提高“共济性”，这是最好的切入点。如果放着这样人为不公平的制度不去触动，却对自然生成的健康者和多病者的个人账户结存的多寡大做文章，显然没有改革的诚意。让财政资金更多地补贴更穷的人难道不是更有“共济”性质吗？而那些打着“专家”旗号用专业术语的扭曲解释为这种“改革”背书的人，要么是不够专业，要么是没有职业道德。

表1  不同医保类型的保障程度（2016年）

数据来源：Sheng Hong, Zhang Lin, Qian Pu,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eform Solution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21, p.203.

注：这个模型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数据和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估计的医疗费用分布特征（期望值和方差）建立起对大陆中国的医疗费用分布的模拟，用随机数生成收入，小病费用，大病费用的正态分布（见下图），用来对各种医保条件及其效果进行测试和估计。

门诊医疗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概率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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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权威解答！关于医保个人账户”，《澎湃新闻》，2023年2月22日。

人民日报，“怎样看待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人民日报》，2023年2月20日。

Sheng Hong, Zhang Lin, Qian Pu, A Theoretical Analysi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eform Solution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21.

盛洪，张林，“医疗保险悖论：医药价格与自付率成反比的假说及其在中国的验证”，《制度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一期。

郑秉文，“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底层逻辑与现实冲突”，《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2月18日。

2023年2月27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动力问题。有人就认为，国企管理层因独享垄断与优惠之利，没有改革动力。我在“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指出，表面看来国企的巨额好处实际上会引来众多的竞争者，他们为挤进国企不惜互相倾轧，从而他们获罪的几率远高于民营企业。他们若识破这一点，就要起来改革。不过那篇文章比较学术化。本文是该文的通俗版。我相信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国企高管们能看懂这篇文章。（2023年2月6日）

盛按：最近听到消息说，国企2020年上缴利润只有全部利润的不足10%，远低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诺的上缴比例30%。看来国企管理利益集团在对抗改革方面又胜利了。然而，按照我在“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中发展的理论，它羸了，但是还是输了。因为它为国企争取的每一笔不义之财，都没有确切指定给某个个人，如此这些不义之财吸引了众多贪婪者的竞争，而在国企内部竞争规则就不仅是市场规则和经营绩效，还有政治手段和构陷阴谋。我发现，按照比例国企管理者获罪概率是民营企业家的94倍。所以，国企管理利益集团越是从十四亿股东那里攫取更多不义之财，就越会出现更激烈和险恶的竞争，就越有可能进监狱。因而，国企是一个幻象，是引诱人进入然后再毁灭他的陷阱。而最可悲的是，这个陷阱是这些受害者自己挖的。我的这篇文章是“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的通俗版。在文章最后，我对国企管理集团有些期待。现在看来，我太乐观了，我太高估他们了。（2021年11月29日）

一直备受关注却久拖不决的国企改革，在今天因为两件事情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第一件事情是我国经济增速的严重下滑。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6.3%，为多年来的最低点；而根据克强指数，增长率约为4.1%。对其中发电量进行修正，则约为3% [注]。新车销售量已经连续13个月下滑。房地产销售面积也出现下降趋势。2019年1~7月，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3%；在总体销售额上升的同时，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3.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10.9%。

与之相应，上海和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在增加。今年1~7月份，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达18%。在租金下降20~30%的情况下，深圳写字楼空置率已从上2018年下半年的17~18%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25%（“深圳写字楼空置率攀升是实体经济艰难的反映”，《和讯新闻》，2019年8月21日）。房地产和汽车，是昂贵的商品；深圳和上海是中国代表性的商业城市。这些数据与宏观数据一起告诉我们，尽管出台了减税措施，我国经济还是有可能走向衰退。

在经济显著放缓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表现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2019年1~6月，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5%，低于6%的平均水平；利润总额增长率为－8.7%，低于－2.4%的平均水平；贸易额增长－5.4%，低于12%的平均水平（大成企业研究院，“经济稳韧有进，民企担纲中坚”，2019）；净资产收益率从2018年的3.9%降到1.9%（根据国资委数据估计）。

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享有免费资本、免费土地、低息贷款、低价的资源开采权，以及垄断权，这样的“成绩”就更成问题。按照我们以前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名义的与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相差12.7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已经降到负的10.8%。按照所有者权益691681亿元计算，约亏损-7479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国GDP的8.3%。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使经济总量下降了8.3%；而带来的机会损失就不仅如此。如果假定国有企业的这些净资产能够带来6%的净利润，就说明它们的存在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约11%，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因而，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必过的一关，而且是阻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关键举措。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是我国改善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障碍。在中美贸易纠纷中，“国有企业”的名字时隐时现。说它“时隐时现”，是说有些时候，它的问题用别的名词替代，如“政府补贴”，“垄断”或“强制转让技术”。今年5月23日，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在巴黎举行的部长级会谈，将这一担忧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们说：

部长们日益担心其他国家将国有企业发展为“国家冠军企业”，破坏以市场导向的贸易，并指导这些国有企业控制全球市场。部长们也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非市场优势和非市场的国内行为日益关切，这些优势和行为对三方国内的农民、工人和企业产生了扭曲的负面影响。

其中所说的“其他国家”应是指中国无疑。除了这一点，这段话在中国也是“政治正确”的，因为中共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而“破坏以市场导向的贸易”就是错的。实际上在中国，国企改革问题也是一个长期被官民关注的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国企改革能否真正实施持悲观态度。这是因为，国企高管群体在享有着巨大的国有资源优惠和政府补贴的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强势群体，让他们放弃利益几乎就是与虎谋皮。然而，这个看法也许是错的。

表面看来，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极为醒目。这包括，第一，不交利润，即资本成本为零。虽然自2007年始，它们貌似每年上交数百上千亿元的利润，但又以补贴或再投资的形式投回到作为整体的国有企业中去。第二，对于已划拨的国有土地不交地租，即土地成本为零。虽然有些上市公司象征性地给母公司交一些地租，但这些国有母公司却将此作为自己的收入。第三，获得低息贷款。据刘小玄等人的研究，国企实际上只需要支付1.6%的融资费率，而市场利率水平约4.68%。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只支付平均市场利率的34%的融资成本。第四，拥有垄断权。据我们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垄断权，使其增加相当于营业收入的4.8%的收入；或按制造业增加值率22%计算，相当于增加值的21.8%。还有低价获得国有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并时常获得政府的资金补贴；在这里我们忽略不计。

图1   增加值中扣除各种要素收益份额和垄断收益份额之后的劳动收益份额

而在另一方面，2001年由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发文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一句话，就是对劳动（含管理）要素的报酬不设限。虽然近些年来政府对国企高管的收入水平设置了上限，但主要采取的是平均工资倍数的相对限制，人们很容易采取水涨船高的对策，还可以用非工资甚至非货币的形式进行分配，通过在职消费享有利益，最差也可以用减少工作努力而直接消耗上述减免非劳动要素成本的好处。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国有企业，它是一个资本成本减少100%，土地成本减少100%，货币成本减少66%，垄断利益增加相当于增加值的21.8%的企业。将这些要素成本减免的利益折合成增加值的份额，约为61.2个百分点。我们也可称之为“国企租”。但对劳动（管理）要素的成本却没有限制。按照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如果完全支付这些要素的成本并去除垄断收益，劳动者报酬的份额为－7.3%。而按上述的减免优惠，则劳动者报酬会占增加值的53.9%。也就是说，即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吃掉了不少这些减免带来的好处，但由于不交或少交其它要素成本，国有企业的劳动（管理）者能获得一大半增加值。这样一种既轻松（所以效率低）又挣钱的地方，谁人不想去？

图2 将资本、土地和垄断收益份额降为零，货币收益份额降为原来的34%的劳动收益份额

然而，这些通过行政部门规定的要素成本减免，却不是补贴给国有企业中的确定的个人的。这就给看似诱人的国有企业带来了致命的颠覆。这是为什么呢？类似的情况经济学已经做过研究。如张五常教授在其《佃农理论》中对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做的研究。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政府强制性地把市场形成的地租率（56.8%）减掉三分之一，就是37.5%。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减下来的租金给了谁？五常教授说，这要分情况。如果减下来的租金转给确定的佃农，那么后者就相当于获得了相应部分的土地产权，结果就与正常的产权关系下的情形相同。但如果减下来的租金并不确定地转移给某个（些）人，则佃农们会竞争这块利益，在竞争中，这块利益就消失殆尽。他称之为“租值消散”。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竞争一块“白得”的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不经济的行为。例如，如果政府规定一种商品的价格降低为市场价格的50%，消费者的反应就是抢购，他们会把时间耗费在排队上面。而排队是不产出商品的。但由于商品便宜了50%，所以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会花至多相当于便宜部分价值的时间去排队。于是，价格降低的租值就这样耗散掉了。类似的，在“在三七五减租”的例子中，假定在减租前佃农的收入是100元，这是他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也与社会平均的工资率相当。减租后，他可以多得50元。但这时如果可以自由竞争这块地的租佃权的话，很多原来收入100元的劳动者，就会投入到土地租佃权的竞争中来，即使他们的加入或者原佃农增加劳动投入，都会使边际生产率递减，以致实际的佃农收入减低到90元，80元，70元，……，但加上减租的50元，仍然高于100元，即他们的机会成本，所以还是值得的，直到降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完全抵消了减租的好处。

那么，国有企业是这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呢？应该说都不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国企租”不是转让给确定个人的，所以不是第一种情况。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国有企业的产权在理论上归国家所有，管理团队和普通员工都是雇员，他们有任期或合同期，他们不可能拥有国有企业的长期利益。但他们一定清楚，在他们的任期内，是可以获得国有企业这种“国企租”的巨大利益的。因而他们又有足够的动力抗拒人们从企业外涌入。他们用正常的劳动人事制度限制企业员工数量。但由于有大量权力和关系的介入安插更多的员工，国有企业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冗员，个别企业如中石化的冗员度甚至高达90%，但总体来说没有达到自由进入那样的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维持了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据我们的估计，2013年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非国有企业的330%。

在另一方面，由于国企高管与行政官员共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之间经常进行身份互换，“国企租”的巨大利益会激起行政官员的强烈动机。根据我们2011年做的官员履历统计，在 19 个部委的 183 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 56 人。通过对 123 家央企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 47 家企业当中，一共有 115 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而按照制度，国企高管是有任期的，正常的更换才会给企图进入的行政官员带来机会。所以在政治过程中，国企高管任期被压缩得很短，约为三年一届，这明显不利于一个企业运营的连续性，但有利于为外部行政官员创造更多的进入机会。在现实中，就是国企，尤其是央企高管频繁更换。如在2018年，至少有97位央企负责人职位调动。而央企一共只有96家，平均调动率是100%。

而非程序的、非正常的进入是另一种进入机会。这就是，现有国企高管因犯罪落马而空出肥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国企高管都会意识到三年任期来日无多，所以除了合法收入外还可能采取非法手段攫取利益。第二，他们的位置被有权势的行政官员觊觎，利用政治手段影响司法构陷他们。无论如何，结果表现为国企高管有更高的几率获罪。而且根据上述逻辑，越是有“油水”的企业，高管获罪几率越高；越是职位高，越有可能落马。例如石油行业因为垄断和其它优惠政策，是油水大的行业，所以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高管获罪率很高。另据统计，从中共十八大到2015年11月，共有171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等共15人，约为9%；副职和其他班子成员共52人，约为30%；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书记共104人，占总数的61%（赵振宇，“部分被查处国企高管案例分析”，《中国纪检监查》杂志，2015年第6期）。显然是职位越高，获罪几率越高。

图 3   国企高管获罪频率（中共十八大~2015年11月）

数据来源：赵振宇，“部分被查处国企高管案例分析”，《中国纪检监查》杂志，2015年第6期。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12月1日到2018年11月30日，犯罪的民营企业家1569人，国企高管768人（和讯名家，2018）。由于2017年国有企业数只有1946家，而非国有企业则高达371054家，在这五年内，平均每家企业的国企高管获罪几率是39%，而民营企业家是0.4%，前者是后者的94倍。尽管国有企业一般规模偏大，但由于国有企业有着“隐性家庭化的特点”，一个人的腐败或垮台经常表现为“窝案”，牵扯到一群人。尤其是如上所述，获罪风险会随着职位的升高而增加，如果用上述国企高管犯罪的768人乘以61%（一把手占全部获罪人员比例），国企一把手获罪几率约为24%。考虑到所谓“一把手”一般指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党委书记是兼任，所以一把手一般是两人，所以具体到个人，一把手的获罪几率是12%。

一旦考虑到获罪风险，上述国企的巨额利益就会被抵消掉，甚至是负数。假定一个国企高管每年能够获得来自于“国企租”的额外收入400万元，平均任职五年，共2000万元，但获罪几率是12%。一旦判刑，根据现有的经验，大概是50万元一年，共可能判40年。我们又假定入狱一年的损失是400万元，则期望值是－160万元，显然得不偿失。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是飞蛾扑火那样涌向国有企业呢？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人由于心理偏差认识不到这一点。亚当 ∙ 斯密说，人们通常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负”和“对自己好运的荒谬假设”。他又说，“贪婪，使人们高估贫穷和富有之间的区别；野心，使人们高估私人职位和公共职位之间的区别；虚荣，使人们高估寂寂无名和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两种弱点会使人们高估国企高管位置的价值，因为这兼有金钱、地位和名声的好处；而低估他们面临的风险，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现代心理学证实了亚当 ∙ 斯密的观察。认知心理学曾做过实验，发现人们很容易犯“忽略基础比率”的错误。即人们只关注一种现象发生的表面比例，如红色的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蓝色的两倍，人们往往不考虑红色汽车的数量是蓝色汽车的两倍，而得出红色汽车更容易出事故的结论来。这是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即使是在哈佛大学学生中做这个实验，竟也有45%的人犯了“忽略基础比率”的错误（艾森克和基思，《认知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78页）。在国企的例子中，人们只看到获罪的民营企业家在总量上比国企高管多，就误以为后者更安全。实际上，这是因为忽略了民营企业的数量是国有企业的191倍这个“基础比率”。国企高管犯此错误的人应比哈佛大学的学生要多一些。

然而，也有一些有长远眼光的国企高管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采取各种方法规避风险。如投入和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源，以期在高管任命方面保住自己的位置并获得更多的安全；或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使企业的财务处于风险的边际之上，以使觊觎位置的人觉得无利可图而止步。但这些还都是技术层面的应对。更聪明的应对则是严格律己、小心谨慎，不追求当下的利益，而求长久平安。不过，这只是在个人层面上的防范，丝毫不会改变国企高管群体面对的平均的负的期望收益。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处处设防，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也就减少了获得“国企租”的数量。在风险减少的同时减少可能的收益，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甚至还不能摆脱恶意的构陷，其收入期望值不会提高。任何一个还没有落马的国企高管，甚至是在退休以后，仍然会有同样的几率在某一天身陷囹圄。

因而，国企高管的处境是一个制度性悖论。这就是，国企高管的这种悲剧式命运，是他们这个群体自己造成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政策性利益，是因为国企高管群体与行政官员群体高度重叠，或者说就是一个群体造成的。正是因为国企高管可以与行政官员互换身份，一个行政官员有朝一日可能变身为国企高管，所以在他制定政策时，就更有可能倾向于国有企业。而在我国，由于“部门立法”有着历史惯性，本来应该由立法机关批准的对国企的免收利润或赋予垄断权等决定，却由行政部门作出。如石油行业的垄断权是被称作“38号文件”的行政规定所赋予的，没有任何合法性。但在他们在密室中作出决定时，不可能赤裸裸地将这些利益归于他们自己，却可能将利益归于一个群体，他们自己又是这个群体中人。他们误以为，这样做一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而实际上，他们为自己挖了个陷阱。

这是因为，只要他们不能把这一巨额利益直接划归自己，他们就面临着同一群体中别人的竞争。而不同于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和平的，遵循市场规则的竞争，他们自己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形式，如政治的或法律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这样一种国有企业体制，就是一个迷惑人的、具有欺骗性的陷阱。当人们陷入其中，甚至锒铛入狱，仍然没有明白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只要这种国企体制不变，他们就无法摆脱那个无可逃遁的命运，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悖论在于，这个陷阱恰恰是国企高管－行政官员这个群体自己设置的。其中的诱饵就是那个令人垂涎的“国企租”，而陷阱则是这个并没有确定“国企租”归属从而导致他们之间争斗的制度环境。正是因为这个国企制度本身违反了人间的基本正义、不通过正当程序就将国家和民众的巨大利益划归自己这个群体，才必然导致这个制度反噬他们自己，如同“天罚”。

然而，国企的这种真相终归要为国企中人所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国企真相在不断展现，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在冲击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经济心理学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耐心，亦即他们越有更长远的眼光。而眼光越长，越能发现隐藏在表现利益后面的代价。而国企中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他们中不少人清楚，不义之财不是财富，而是罪证，这会遭到监察机关的直接惩戒；其中更有一些人能够明白，制度的不正义是广义的、且更为隐蔽的不正义，它可能符合字面上的规则，但他们获得的“国企租”也是广义的不义之财，仍会受到广义的惩罚，即错误制度引起的贪欲和恶意争斗的惩戒。“国企租”越多，越是诱人，惩罚也就越严厉。结束国企高管悲剧命运的根本出路，就是进行彻底的国企改革，首先就要去除“国企租”，使国企成为与其它企业一样的市场中平等的竞争者。即使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要将国企这种制造幻象的陷阱拆除。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国企改革的曙光。国企改革要靠国企内部的动力。以往当我们提出国企改革时，国企高管层就会齐声反对，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捍卫的是陷他们自己于死地的陷阱。现在应该到了一个转折点。国企体制的陷阱性质被揭示出来，越来越多的国企高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位置越高，风险越大，平均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眼光越长远，就越有动力对国企现有体制进行改革。他们将是今后国企改革主要力量。更何况，国企改革是中国民众和国家的利益所在。如果我们用五年时间完成国企改革，最后完全去除“国企租”，则每年可以享有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由于那个阻碍国际公平贸易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发现，他们的利益子虚乌有，还有负面结果，因而这个利益集团就会瓦解，他们也不会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去捍卫国企这个陷阱，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就更容易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这是民众、社会、国家和国企中人皆大欢喜的结果。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国企改革呢？

[注] 2019年上半年克强指数估计：货物周转量增长率，5%（权重25%）；货币供给增长率，4.4%（权重35%）；发电量增长率，3.3%（40%），修正数，0.6%。

2019年9月14日于五木书斋

2019年9月20日首发于《FT中文》

盛按：大陆中国人口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舆论震惊，我们多年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计划生育利益集团的对抗，结束计划生育的时间又被拖了几年，使人口减少的问题更早、更严重地出现了。我在几年前预言，在劳动力减少之前，会出现市场萧条。但我们更担心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又要以此为借口鼓励生育。如此一来，人口问题就是一个政府政策方向的问题，少也政府，多也政府，它里外里都有理，其实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它制造的。我希望，人口减少这件事能够引起对人口问题长远因果的思考，认识到夫妇自然选择生育要远比政府政策好得多，也不会出现人口的大起大落，以及人口结构的失衡。（2023年1月19日）

盛按：最近看当局宣布允许中国父母生三个孩子，感叹计划经济思维如此根深蒂固。中国的计划经济灾难已经证明物质产品生产是不可计划的，人作为复杂得多的生命体怎么能被计划？更糟的是，限制生育的计划政策由于不能被批评而在显现恶果时长期得不到纠正，新的政策由于要实现短期目标而摆向另一个极端。它将制造下一轮的错误，又要用新的一轮极端政策来纠正。我在5年前的双周论坛上评论易富贤的演讲时，已经提出了这一担忧。现再发该评论。

最让人担心的，是政府又要鼓励生育

——在第546期双周论坛上的评论

盛洪

时间差不多了，我再说两句。我虽然也批评易教授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但这个单一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承认人是第一位的要素。包括很多方面，他是劳动力、他是消费者、他是企业家、他是创业者、他是创新者，都是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所以我很同意做这样的研究。当然，我的批评是说仅仅只有这个要素是不够的，还是不够严格，不够精确。

上次易教授来讨论的时候我提的那个问题，在碰到劳动力短缺之前，会碰到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的萎缩。首先人口减少是作为消费者人口的减少，消费者人口的减少会被放大，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就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需求的增量，这就类似于紧缩的政策，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概念投资乘数，增加一个投资增量，它可以放大数倍，当然这个乘数原理正反都起作用，你增加一个增量会增加数倍，减少一个增量会减少数倍。易教授讲人口和经济是有这个关系的，但是不那么严格，我相信经济学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可以更严格一些。

第二点，确实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用人口解释，比如说像城市化过程的一个现象，大城市收入数倍于其他地方，然后缩小，实际上城市化就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在没有达到新均衡以前这些都是正常的，达到城市化均衡以后，就像您刚才说的人不再往东京流了，或者人不再往上海流了，这就是一个新均衡，这是正常的。除了大城市的利益以外，还有大城市的成本，比如说拥挤、污染都有问题，这些年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像汽车化，汽车化也导致城郊化，在美国也发生过了，还有互联网化等因素。如果再完整解释这些现象，再加入一些因素会更好一点。

第三，我再阐发一下刚才张老师提的问题，我国计划生育的这样一个故事，应该作为人类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政府自作聪明、不当干预导致的结果。政府认为它比市场聪明，它比每一对夫妇依据自己现有的情况做出决策更聪明，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是哈耶克批判过的。其实成千上万人的分散决策导致一个综合的结果，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作为一个计划者，你认为那个所谓目标是好的，但是你其实理性有限。当时中共中央的目的就是说孩子少了负担率就低了，忘了几十年以后负担率就高了，这个逻辑很简单。第二，执政者的眼光是短浅的，为什么？人的寿命有限，他执政时间也有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不仅要看到这些年执行这个政策的方向是错的，在制度上和原则上也是错的。

现在的危险是什么？不知道易博士是不是能接受，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鼓励生育？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还得靠政府鼓励生育，原来我们要节育，少生孩子发奖金，是不是多生育也发奖金，政府正反都有事干了。现在大家觉得生育率很低，根本不能维持人口水平，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政府应该鼓励生育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的管制是因为管制所以管制，为什么？我举个比较近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楼市，大家看都在折饼子，干什么呢？一直对楼市进行管制、限购，后来发现经济掉下来，就鼓励买房，突然楼价又一下子飞涨，又反过来管，里外都不是你干的吗？你不限制，怎么会有经济箫条？你不鼓励，怎么会有楼市高涨呢？其实核心就在于里外你都在证明你政府有道理，其实里外里你都证明了你政府没有道理，因为现在的问题都是你创造的问题，这是核心。

我现在想说的是，严格来讲不能通过政府鼓励生育，这是核心，这是更高阶的原则。你要说现在鼓励，然后又过头了，又生多了，又计划生育，政府里外里老能干活，整天这些活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易老师举的例子是印度和美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干预，我觉得这其实要特别注意，它们各方面的指标相对来讲比较均衡，包括负担率等等。要特别强调，现在很有可能计生委变成鼓励计生委了，它就变得很可怕，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这帮人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政策调整会滞后？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利益集团，其他人也说过这个问题，计生委严格来讲就是利益集团，计生委就是罪人，他们卖孩子，都是有证据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卖孩子，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挣钱，这个在莫言的《蛙》小说里面都有提到。还有一个原因，言论不自由。我们不能公开的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国策？就像易老师说那本书不让出版。这说明一个社会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多么核心。相当长时间不允许别人讨论，那就贻误时机。因为这些人理性有限，甚至有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让讨论不是这个事情多么正确，是因为有他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利益了，所以管制是非常糟糕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又是另外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一个社会不许大家自由讨论问题会带来什么灾难。

2016年4月8日

盛按：过度防疫结束，当局又要讲经济，讲民营企业，讲信心了。“信心”可不是讲出来的。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制度，它是市场制度和法治交互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对产权的保护，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建立起信心。如果没有保护产权的至少十年的历史，也不可能让人有稳定的信心。保护产权意味着，对行政权力要加以约束，不能动辄干预或限制市场，要为包括企业家在内所有公民提供公正司法，对滥权侵犯产权的行政部门及官员要绳之以法。一边侵犯民营企业产权，陷民营企业家于囹圄，一边却期待他们创造价值，就如同挖掉树根却希望获得果实一样荒谬。（2022年12月22日）

盛按：从2018年底到现在，我们一直听着“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宣言，但民营企业家被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直到大午事件终于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一个政府宣称要保护民众的安全和产权而不抓强盗，“保护”就是空话。如果不对违宪违法侵害民营企业的地方行政部门采取霹雳手段，“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文件就是一张白纸。再发2018年的文章。

从9月12日吴小平发表有关“民营经济离场论”的文章到习近平先生11月1日发表讲话之间的事情，被有些媒体称为“民营经济惊心动魄的50天”。这大概不算夸张，但不能称为正常。为什么一个普通的评论者，毫无官方背景，却能掀起如此大浪，非要中共总书记亲自出马才能平息？《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文章，称此举“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不料竟引来网上一片嘲讽。有些人说定心丸的效力没有多久，有人说这是“话疗”。还有人拿出几十年的《人民日报》，称“定心丸”已经吃了好几十年。还有学者评论说，“自己人”的说法反而让企业家不安，因为在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间才能建立平等的契约关系，对“自己人”反而可以不讲规则。如此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许也是民营企业家对政府政策认识过程的写照。实际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非公经济”的原则早已写入《宪法》，近些年来历届中共代表大会决议也都强调“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仅从最近十几年来看，我们已经看惯了政府安抚和力挺民营企业的各种政策、文件和讲话。例如在胡温时期，政府出台过非常著名的新旧《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旧非公36条”出台于2005年，其中就有“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和“加大财税和信贷支持力度”等条款。这在原则上与这次习近平先生的讲话没有太大区别。

然而，就在“旧非公36条”发布之前不久，2004年，就出现了两个侵犯和打击民营企业产权的著名案件。一个是铁本案件。在这一案件中，铁本公司被指违规进行投资和征用土地，董事长戴国芳被拘捕，之后又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公诉，徒刑5年。实际上，民营企业的投资应是它的经济自由，本来无需谁来批准；而征用土地则是当地政府批准的，如果有错，也是相关政府部门的错。另一个案例是陕北油田案。2003年，陕北地方政府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企业经营的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只给相当于投资额的20%的“补偿款”。面对投资者们的抗议，当地政府滥用强制性公权力，竟诬投资者们是“寻衅滋事”，将其中一些人投入牢狱。投资者们的律师也被以“非法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拘留。这几乎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夺。

这两个事件都是直接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案件，并且都发生在“旧非公36条”前后。如果真能够落实“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即使这种案件已经发生，也会在其后的处理中加以纠正。对铁本董事长戴国芳的公诉虽与项目本身无关，但项目却因此下马，铁本花巨资购买的设备就迅速贬值，几为废铁，私有产权没有得到保护、却受到了来自政府的侵害。陕北油田的投资者们也最后也大蚀其本、铩羽而归。同样，他们的损失不仅是由于政府不保护产权，而且就来自于政府的强制性收回。而更谈不上“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这两个案件都有赤裸裸的所有制歧视，就在铁本下马之时，宝钢、武钢等国有钢铁公司都宣布了新的大规模投资；而“收回”陕北油田的起因，就是要“收归国有”。其实，不是“旧非公36条”，而是这两个案件给了民营企业家最真实和最强烈的信息。

数年后，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新非公36条”，重点在市场准入方面做了细化，如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基础业务，电力，石油，交通等基础产业领域，进入供水，供气，供热和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进入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然而，就在“新非公36条”出台的同时，陕西省的凯奇莱案正难解难分。这正是一个“新非公36条”所涵盖的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此案主要起因于，合约的国有一方，西勘院以“合同内容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撕毁与凯奇莱公司签订的合约。据称其真正原因是西勘院在勘探中发现了价值千亿的煤矿储藏。就在2011年，陕西省高院重审凯奇莱案，宣布其与西勘院的合约无效；凯奇莱公司被工商局取消登记；其法定代表人赵发奇被抓捕入狱。

另一个大案就是曾成杰案。曾成杰及其湖南三馆房地产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合同，承担了当地三个公共场馆的投资建设，并在政府鼓励下，进行了公开集资。但当出现金融政策变化和金融危机时，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率先退出，又将违约责任推给了企业家。在曾成杰的公司有能力偿还，并且愿意偿还的情况下，竟判他死刑，并将他的公司低价卖给了一家国有企业。在这时，曾成杰不仅没有保住产权，连性命都丢了，遑论“市场进入”了。在这时，哪个信息更真实，“新非公36条”还是曾成杰死刑，就不用争论了。其实就是在2010年左右，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就是“重庆打黑案”。这里的所谓“黑社会”主要是一些民营企业，共有13人被执行了死刑。在薄熙来倒台以后，也没有再对这一大案进行重审和甄别。更有李庄指出，在这一运动中重庆公安局没收了1000亿左右的资产，而进入国库的只是9.3亿左右。

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把“保护产权”提到了新的高度，并提出“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和“共同参与”等五项原则。用心不可谓不端正，言辞不可谓不真切。其中有“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一节，强调“对因政府违约等导致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受到损害等情形，进一步完善赔偿、投诉和救济机制，畅通投诉和救济渠道。”然而，就在这个文件发布之后，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侵犯事件却有越演越烈，也越来越普遍之势。例如民营企业普遍被要求建立中共党支部，至2016年底，已有68%的非国企已经成立了党组织。这不仅会带来成本的增加，而且会用政治组织的原则去干扰公司治理结构的决策，从而导致民间产权的不安全。2017年底在北京进行的驱赶外来居民和拆除楼顶广告的政府行动中，又既不提前告知，也没有对资产损失的补偿，受到损害的民众和民营企业根本找不到所谓的“救济渠道”，令上述中共中央文件如同废纸。

这次习近平先生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讲话，又强调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还承诺要“要加大减税力度。”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午康养小镇生态养老中心所建8栋住宅楼，被徐水区国土局没收了，理由是未批先建。”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被海淀工商局吊销执照，理由是从事了应该申请许可但没有申请的“教育培训”项目。前一个事件直接侵犯了民营企业的财产安全，后一个事件则在加强市场准入的限制，扩大审批的范围，直接抗衡习近平先生的讲话。

政府决策者制定的文件和讲话似乎与我们感受到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他们不够真诚、言不由衷吗？并非如此。实际上，政府决策者非常清楚，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财富涌流的主要来源。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说，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从增量来看，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新增GDP，100%以上的新增就业（即还填补了国有企业减少的就业）。他们也知道，民营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并且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现在国有企业大多集中于上游的基础性产业，如金融，电信，电力，铁路，石油等产业，只有下游企业发展了，它们才能从下游企业的收入中分得自己的份额，并且是垄断的份额。

然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又是税负增长的直接受益者，而国有企业高管集团与行政部门官员集团其实就是一个集团，两个集团在仕途阶梯上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他们不会在制约和监督财政支出方面下大力气，也不愿“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甚至不愿意加强对滥用公权力的约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作法并没有直接产生显著的负面结果，是因为在改革之初，由于政府的参照系是计划经济时期，当时不仅百姓穷，政府也穷，所以当时的税率也很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涌流，政府由于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所以在不断地提高宏观税率，也在利用行政权设立垄断权，并且对利用公权侵夺民营企业资产的官员也相对放纵。这就是为什么在知道民营企业重要性的前提下，还要不时侵夺民营企业的原因。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护产权和不约束公权似乎并行不悖。这是因为，税率是一点儿一点儿提高的，而且起点很低，在提高的过程中，民营企业虽然感到利润率在减少，但离临界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并不构成很大的问题。而利用公权侵夺私产的情况在最初还比较零星，人们往往认为是偶然事件。但当税率提高到相当高度时，一些经营不太好的民营企业首先感到了压力，他们会发出税负太重的抱怨。而利用公权侵夺私产的行为由于没有受到制度的约束和惩罚，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仿效，相关案件越来越多，侵夺的单位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家感受到的税负太重和产权得不到保护的一般认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也就出现保护产权和不约束公权这两个原则的最初冲突。

最后，当民营企业家人心浮动，没有信心继续投资，甚至要移居海外时，累积的结果会影响宏观经济状态。如2016年上半年，我国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速逐月下降，到7月份仅为2.1%，宏观决策者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不说，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一重要问题。这次习近平先生11月1日的讲话，也和当下的严峻经济形势相关。即民营企业已大面积地财务性亏损，即净资产收益率已经低于无风险利率与合理风险溢价之和；经济明显下滑；同时外有贸易战压力。因而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这两次出手都具有“短期功利主义”性质，即只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当问题“被解决”或不太严重时，就不再去注意坚持《意见》或讲话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如前所述，民营企业家们也就只能把这些《意见》或讲话看成是急时抱佛脚。

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邀请专家讨论《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我和一些专家就强调，多少文件不如一个案例。自那时起，中央政府还是推动着一些冤案的重审。比较著名的有凯奇莱案，最高院终审判凯奇莱公司胜诉；吴英案重审减刑；赵守帅案重审无罪；还有重审顾雏军案，重审牟其中案等等。最近刘鹤先生又强调“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11月12日，最高法院又发布了《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法〔2018〕1号），强调要把上述文件或讲话的精神落实到司法实践中。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意图让人们听其言，也观其行，尽管还有短期功利主义性质，但已经站到了一个制度化改变的门口。一方面，这种行动还保留了运动式的风格，还是在配合当下的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只是做做样子；但在另一方面，一旦落实到司法体系，这些案例就有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开启新的持久有效的制度。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不够，还不足以让民营企业家放心。更重要的，不是平反几个冤案，而是要有制度保证，不再发生新的冤案。上述最高法院的那个《通知》的题目就像一个针对一部分人的特例，而不是被成文宪法和法律准确描述，适用于所有人的，并被司法机构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实施的正常制度。而所谓“平反冤案”一词有着内在悖论。如果在重审之前就知道是“冤案”，那它就会被看作是在此之前故意制造的；如果从概率角度讲“冤案”，那就是承认现有的司法制度是有问题的，而问题就是它不遵循法律正当程序。而“平反”作为一个行政目标，其过程更有可能是进一步无视公正的司法程序，同样的手法也可以重新制造冤案。真正能够稳定人心的，就是对制度的稳定预期。当一个人坚信，他能按照宪法和法律文本，通过一个法律正当程序，抗衡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得到一个大致可预期的结果，他的心才会稳定。

那么，涉及到民营企业家的稳定预期的制度是什么？就是能够约束和制衡公权力不被滥用的制度。“保护产权”这四个字，不是一旦被说出来就自动实施了，实际上要由一组制度结构来保证，要由一系列制度性操作来实现。这包括，抱怨，警示，申请，诉讼，裁断，实施和约束等。扼其要，（1）人们要有抱怨或表达意见的权利，即《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得到保障；（2）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制度；即政府不当干预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错误当事人受到惩罚；（3）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人们不会因党政干预从而被拒之于法院门外，人们可以预期这一司法体系内的人致力于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等等。

首先，如果没有抱怨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人们甚至都不会知道，企业家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所以它是首要的权利。反观这些年，企业家们抱怨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压制。不少侵犯产权甚至伤害生命的案件没有得到公共表达。例如曾成杰是在2013年被判处死刑的，直到2015年才被执行死刑，但在此期间，并没有听到相关的舆论声音。据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的助理，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网站、报纸、杂志，得到的都是‘负面报道压力太大’、‘有领导不让发’等答复。”与之对比，吴英案则在一开始就诉诸舆论，天则所也曾专门为吴英案开过讨论会，其结果，是吴英从死刑改为无期。而在曾成杰被杀害以后，我们专门召开的曾成杰案研讨会，也受到了严重干扰，会场两易其地，若干专家因受压力不能到会。因而，如果不能保证《宪法》第35条得到实施，就没有让企业家们放心的第一个“制度信号”。

除了上述两个会，天则所还召开了不少有关企业家案件的会议。如孙大午案，凯奇莱案等。应该说，天则所是我国少有的为民营企业声言的民间机构。天则所设有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近些年来每年都发布《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报告》，召开有关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研讨会等。2016年底，我们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与税制改革研究报告》。这是基于对四个省市100多位企业家的座谈，113个企业的有效问卷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营企业税负太重，几乎到了“死亡税率”的程度。但这种声音很快就召致了压制。更为严重的是，就在几乎习先生讲话的同时，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被以极为荒谬的指控吊销执照。这是一个为民营企业发声的民营企业，它的存否，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制度信号”，如果它不能生存，其它有关“自己人”的定心丸还灵验吗？

第二个“制度信号”，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约束。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就是政府行政部门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而行政部门只是在《宪法》框架下建立的公共部门，只应是为了服务于宪法权利（包括非公产权）的次级的和派生的权力。因此，政府行政部门应该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产权高于行政权。当我看到一个徐水区国土局竟认为它有权力没收一家民营企业的资产时，就知道它没有一点对宪法的理解和对产权的敬畏。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徐水区国土局的问题，而是全国行政部门的普遍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居民和强拆楼顶广告的恶性事件。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看到不少行政部门在肆无忌惮地以公权名义侵犯产权。这些侵犯行为即使由于某些原因而被叫停，也没见到行为当事人受到处罚。所以，人们也需要有一个对行政部门侵犯产权行为处罚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个“制度信号”，就是司法独立。这是宪法原则。《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民营企业（当然是所有公民）能否获得司法服务。现在干预司法独立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迫使法院“不受理”民营企业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诉讼。如大午集团想就其广告牌被拆起诉当地政府行政部门，但法院“不受理”。显然，“保护产权”是一个普遍需要的公共服务，不能只靠政治领导人说一句话，而要靠遍布全国的一般司法体系。一个法院动辄就“不受理”一个正当起诉，民营企业的产权安全就没有救济手段。在这种司法体系下，“保护产权”难道不是一句空话？况且，即使法院受理，也有一个能否公正审理的问题。在法院受到行政权的直接和强力干预下，是否还存在公正审判呢？显然不能。首先是不能遵循程序正义。

例如重庆打黑案时，竟然会出现委托人检举自己的律师的荒诞一幕，并且在李庄案庭审中，所有八位证人均不能出庭作证。又如在辽源市中级法院王成忠二审时，审判法官及其团队与被告是同事关系，却不能依法回避。除了不遵循回避制度，直接向证人施压外，我们经常还能看到的，就是对法律过程的非官方主体的施压，如直接对民营企业聘请的律师施压。这反映了，政府部门还是把司法体系看成是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生成正义的机制。总体来讲，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由于不能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而不能受到大家、包括民营企业家的信赖。因而，逐渐改变人们的印象，就要首先有一组“标志性事件”，如（1）对法院无理“不受理”行为的惩罚；（2）对施压于律师或证人的行政部门人员的惩罚；（3）对不遵循程序正义的法院的惩罚；等等。找到这类案例并不困难，可以说俯拾皆是，关键是要下定决心。

只有给出这些制度信号，并且正心诚意地持续进行制度变革，不管有无“定心丸”，人心自安。虽然以往的“短期功利主义”目的还能达成，但“定心丸”的效力会随着服用次数的增加而递减，直到最后衰减殆尽。因而，即使只是为了当下目的，执政当局也只能采取有利于长远的制度性改革。同时，执政当局的眼光也应从短期变为长期，从只顾自身的利益转变为关照所有人的利益。尽管这有点儿形势所迫，但也到了应出现某种超越意识的时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对言论的压制，对行政部门的放纵，对司法过程的扭曲，都是一次博弈思维，即只从当下的输赢看待问题。然而实际上，这些在一次博弈中获胜的人，都会在多次博弈中输掉。例如压制别人的抱怨和批评，就会使自己作出错误判断和错误行为；借用行政权力侵夺企业财产，抢来的财产却不是财产，而是罪证；直接干预司法导致不公正，最终可能对自己也不会公正；等等。因而，对于执政当局以及对任何人来说，公正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中国今天的情形，也许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市场制度（私人产权）与法治体系（约束公权）在原则上的同构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这种关系早已被曼瑟·奥尔森所揭示。他在“独裁、民主和发展”一文中说，“使个体拥有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的权利所需条件，恰恰与维持一个持续的民主政体所需要条件相同。显然，如果个体 …… 缺乏自由表达的权利，缺乏受到保护的财产和契约的权利，或者如果法治不被遵循，…… 那么一个民主政体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因此，一个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院体系、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对法律和个体权利的尊重，同样也是保证财产和契约权利所需要的。”（中译文载《现代制度经济学》（第二版），上卷，第40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内涵着约束公权的法治原则。况且在今天，在保护私产和不约束公权之间已经没有缓冲和腾挪的余地，解决当下问题，也需长远之策。

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制度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众多的人互动形成的。因而制度变革必然有具体的行动，和由此带来的制度信号。也要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更聪明。如果再玩一次安抚和假装被安抚的游戏，贻误的只是时机。在诸多具体行动中，司法改革的具体行动也许最为重要。因为司法制度是通过判例向社会宣示正当行为规则的制度，而不是对每个人进行监督，时时刻刻干预到细节的制度。后者不仅无法达成，也是弊端丛生。因为它无法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一个案件的公正裁决比这个案件的结果对某一方（如政府一方）有利，更能带来对执政当局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民众对其公正性、从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因而，在民营企业普遍亏损，民营企业家无心经营的当下形势下，把挽救危局转变为落实宪法权利，实现司法独立，切实约束行政权力的改革行动，应是正着。

2018年11月30日于五木书斋

2018年12月5日《FT中文网》与《中评周刊》同步首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这些天不断有视频传来，北京有不少小区的居民质疑居委会封小区的合法性，要求拆除封锁小区的铁门或铁皮围档。有的小区居委会竟叫警察前来弹压，结果警察明智地要求居委会给出封锁小区文件，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他们拒绝听命于居委会。这些居民的行动不仅导致本小区的解封，而且产生了更大范围的效果。与其它小区居民的其它抗争形式，如打12345电话，向上至国务院下致区政府投诉一起，这导致了北京多个已经封控的小区提前解封。北京当局更及时提出“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措施，临时管控原则上不超24小时”的要求。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北京的公民普遍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正在受到以“防疫”为名义的滥权的侵犯，并且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依法维权行为也迫使当局纠正自己的越权行为。

本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权利意识已经非常普及。只是自“疫情”以来，当局以“防疫”为名，逐渐侵削公民权利，并且利用模糊地带，混淆视听，实际上大大挤压了公民权利空间，直到极端的地步——半夜入户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大规模长时间封控等，既非防疫所必需，又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诡计是，以“居委会”的名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封锁小区。大多数居民当然知道，居委会只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但是他们习惯性地假定居委会是听从政府的指令的，实际上居委会也是根据区、街道（乡镇）政府的指示行事，只不过以它自己的名义。于是居民们就默认这是一个政府要求。

而对于政府，中国有相信政府的传统，自唐宋以后一直到民国，正常情况下政府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有一些官府侵犯民众权利，但不会出现政府系统性剥夺权利的情况，由此形成了民众相信政府的习惯。而在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政府出尔反尔严重侵犯公民权利，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然而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改原来的“无法无天”，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约束政府部门官员的行为，在几十年时间里重新树立了政府信用，致使大多数公民习惯于相信政府，相信它不会作出损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居委会侵权的警惕。然而上海封城的惨痛教训使人们觉醒了。在制造了饥饿、恐慌和数百上海居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上海当局竟以封小区的决定是以居委会的名义作出的，说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封市封小区是居民们“自愿的”。这是对自己罪责的无耻推卸，是对经历了封城痛苦和灾难的上海人的极大污辱，也提醒了人们，要警惕这种以“居委会”名义的侵权行为。

上海的封城灾难不仅不被当局认为是教训，反而成了经验。它这种卑鄙伎俩又为其它地方当局所仿效。它们是以中国民众不知法为何物，甚至不知道上海教训是什么为假设的。它们继续玩弄这种“居委会”骗局，以实行那个越来越实行不了的过度防疫措施，然后又不负法律责任。这是这些年在行政部门内部兴起的“无痕化”行政的一部分。所谓“无痕化”，就是既做了违反法律和宪法的事，又不留下痕迹，以逃脱追责。这样做很显然是事先知道它们做的事情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为了完成上级命令，又必需得作。因而在这次“防疫”中，他们普遍的作法是掩去他们的姓名、身份、单位和指示来源，只要把上级口头的命令执行好了就行。

因而，我们经常看到警察或“志愿者”上门去绑架公民去方舱，戴着口罩或身着防护服遮着脸，让人无法看清，又不报自己的姓名身份，不出示执行任务的文件，单凭威胁一般就可以使居民就范，如遇个别敢于质疑或拒绝的，就利用“现场暴力优势”强制将人绑架走。一些“志愿者”在设立关卡限制居民出入，一些工人在小区和楼宇外面加装硬隔离，当受到居民质疑时，他们推说是上级或居委会让干的，再问他们具体是哪个人，他们又吱吱唔唔。总之他们的各种表现就是让居民在受到侵权时，又无法知道究竟是谁让干的，没法追究责任。这些“策略”一时得逞。有些居民不明不白地被强制带到方舱，无端失去自由和舒适的生活，却最终发现自己从来就是核酸阴性。更为灾难地，是一些贵阳居民被半夜转运外地，却在异地遭遇车祸；乌鲁木齐一小区居民被无端封在家里100多天，终有意外死于火灾。

然而这些伎俩不会长期有效。人们都是有正常智力的，政府行政部门假设人们都是傻子，是极端狂妄的想法。惨痛教训使人们修正一下自己盲目相信政府的习惯，对所有打着政府“防疫”旗号的来者都要质疑一下，也不能假设“居委会”决定是政府授意，即使是政府授意也要质疑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至少要符合国务院防控办的“20条”和“九不准”。在网上流传着一些普法的文章，如“你有权拒绝去方舱集中隔离的合法理由”，“居委会无权管控小区限制通行”，“居委会无权封小区！违反‘20条’精神，属于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警察可否随意检察乘客、路人的手机内容”，等等，给公众提供了针对过度防疫侵权的有效法律建议，以应对非法侵权。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视频或文字，例如，一个居民面对打上门来的几个身穿防护服的“警察”要求他们报出自己的姓名单位，出示他们执行任务的文件。这些人拒不出示，还反问“凭什么告诉你”，但他们由此就不敢动强，悻悻而去。据郭于华教授，她的小区被封以后，她发现居委会依据封小区 的文件只是一个区疾控中心的“建议”，遂向政府机构投诉，第二天该小区就解封了（郭于华，2022）。另一个视频显示，在一个社区，居民告诉被居委会叫来的警察，居委会只是一个民事法人，而不是行政法人，没有权力限制居民人身自由，对小区进行封控，警察恭敬地听着这些意见。还有一个视频显示，警察被居委会叫来去压制想出小区的居民，但警察问居委会要封小区的文件，当他听说没有文件时，就说，“我不能执行你没有文件的要求，限制居民的出行。”我们还看到了多个视频，居民自行拆掉封门的铁丝，走出小区；或在小区大门多次进出，挑战门卫对进门的限制。等等。

不仅在北京，在全国这种对非法封控提出质疑，并要求解封的声音越来越多。在一个音频中，一个成都居民给某街道办打电话，质疑本小区没有一例阳性，却遭封控的合法性，说这是违反国务院“九不准”的第一条，不应封锁低风险社区。尽管街道办的人员耍赖说出各种“理由”，如“这是经上级专家研判，有可能出现疫情”等，但该居民紧紧抓住这“违反‘九不准’”不放。然而这种理性的表达几乎不会有积极回应，甚至都不“考虑一下”，人们只能用别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如在广州，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警民对抗。在“讲理”没用时，这也是一种争取权利的方式。在这之后，广州市政府突然宣布多项“优化”防控措施，全市约一半的区立即解除所有临时封控区。政府还宣布停止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东方ONLINE，2022）。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一些广州市民放起了鞭炮。

权利意识的更进一步体现在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并造成伤害的感同身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对别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共同享有的权利的挑战，如果不对别人保卫权利的行为表示同情和声援，如果不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导致伤害表示哀伤和愤怒，就是在纵容滥用权力的侵权者，而如果这一侵权不受惩罚，或至少不受舆论谴责，难免会被当局视为正常，在别的地方重复这样的侵权行为，最终难免会侵犯到自己。因而，人们认识到，侵犯别人的权利就是侵犯自己的权利。当初武汉封城时，尽管有些恶性事件披露出来，但对封城的负面效果的关注和谴责还不太多。在上海封城以后，大量恶性事件被曝光，非正常死亡频现，引起大量关注，但谴责之声不够强烈。但此之后，人们都担心上海封城的灾难会降到自己的头上。这加剧了对别人被侵权的关注。

这次乌鲁木齐火灾事件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愤怒，这不仅是对死难者的哀悼，而且是对同样的过度防疫会加于自己的恐惧。在多个城市出现了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如在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地，在不少大学，人们为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人们不仅哀悼死难者，而且将矛头指向持续三年、且越来越严苛的极端防疫政策，要求停止核酸，全面解封。当然这种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还是初步的，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和发展。大多数居民反对的“防疫”手段还只是特别过分的，如用硬围档将小区封锁起来，而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还有对进入小区要刷健康码的限制，每天核酸的要求，公共场所或机构需48小时核酸证明的变相强制要求，核酸阳性被强制集中隔离，等等，这些也是明显对人的权利的削弱。

再则，人们依据的还只是国务院防控机制的“20条”或“九不准”。然而，仅以这两个国务院文件作依据是不够的，甚至是部分承认行政滥权。本来，依据《宪法》，《传染病防治法》，或行政诸法，行政部门没有因有一核酸阳性者、甚或没有一例核酸阳性者就封控的权力。更何况居委会这样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它们的权力来源只能是居民。它们所作出的决定要经居民同意。所以它们封控小区的行为自动就是违法的，应被强制性地制止，相关人员还要承担罪责。而现在这种情形，要由国务院发布文件来纠正和禁止，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在法治社会，一旦出现行政部门限制公民权利的事情，公民可以立刻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决制止。当然如果行政部门预见到它本身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可能就不会采取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就起到了事先阻止侵权的作用。至于居委会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相当于一个公民侵犯另一个公民，被侵犯者可以直接拒绝或对抗，如果对抗不了，可以报警，请国家帮助制止。

然而，在现在的大陆中国，行政滥权如此猖獗，以致可以侵犯到公民家中，公民却没有手段制止或对抗，显然是不正常的。当行政侵权极端时，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发布文件，对这些过头行为加以纠正减缓了侵权行为，但它蕴含的意思是这些下层行政机构或居委会的作法只是工作上做得过了头，还是在它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它们只有在国务院的命令下才能收敛，而公民却没有手段可以对抗或抵制。这首先是一种事后行为，即各级行政部门可以以“防疫”为名任意侵犯公民权利，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授权或许可，只有当侵权后造成严重恶果，才会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20条”和“九不准”才得以出台。但这时侵害和灾难已经造成了。如上海封城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贵阳半夜转运的大巴事故，乌鲁木齐的火灾死难。

其次，这种作法是以行政权威替代立法权威，更强化了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无视。而殊不知，疫情以来，那些过度防疫的措施也是由行政部门僭越立法权而强加于社会的。如将作为乙类传染病的新冠肺炎按“甲类管理”，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背；又如对核酸阳性者要集中隔离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即使按《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对甲类确诊病例也只是要求进行“单独隔离”；那些全面封锁城市、社区、市场、阻断交通物流的决定都是由各级行政机构违法做出的。如果人们视行政权威为高于立法权威的权威，行政机构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到对侵权稍许抑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对行政滥权无任何还手之力。因而，大陆中国民众苏醒的权利意识还要超越行政权威，而求诸于宪法和法律。

实际上，如果宪法和法律得到尊重和实施，人们无需什么国务院“20条”或“九不准”。那些过度防疫的极端措施没有一项通得过《宪法》、《传染病防治法》和行政诸法的检验。只是现在大陆中国的现状是，对于行政违法公民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加以抵制，没有违宪诉讼，宪法审查机制也没有成为大众认为可以使用的手段，行政诉讼经常不被受理或被枉法裁判，所以才更依赖较明智的行政决定。我们也承认，在现阶段，“20条”和“九不准”都有它们的积极意义。我只是强调，我们的民众如果能够认识到它们只是阶段性手段，只是通向法治的一个阶梯，最终我们还要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使行政机构敬畏宪法、遵循法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保卫我们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援引宪法和法律对抗侵权的行政滥权；一方面，我们依赖更坚实更权威的法的基础。

那么宪法和法律会不会是制定得倾向于当局，而不利于公民权利？这是行政部门经常以“执法”名义实则滥权给公民造成的错误印象。尽管有不少问题，1982年版宪法还是吸取了在之前的文革教训，设立了对权力的一定约束，并明确承诺保护公民权利，如农村土地权利（第10条），个人经济权利（第11条），私有财产权（第13条），法律面前平等（第33条），表达自由（第35条），信仰自由（第36页），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权（第39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条），批评政府与官员的权利（第41条），妇女权利（第48条）等等。这些权利基本上构成了公民的权力结构。以八二宪法为基础，大陆中国在三十多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各种法律都基本上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而行政诸法也是依据宪法精神规定行政部门执法的正当程序，意在约束行政部门不要越位侵犯公民权利。因而大陆中国的公民大致可以信任宪法和法律。

要实行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就要对侵权的滥权者施以惩罚。不仅行政部门要撤回违宪违法的过度防疫措施，还要问责于违法的行政机构或“居委会”。当我看到上海当局说上海封城都是居民“自愿的”时候，我曾建议上海市民起诉那些封锁小区的“居委会”。因为如果它们不是执行政府的命令，而是自己做主封的小区，它们也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即在做出影响本小区居民权利的决定时，要经过居民的同意。这意味着要召开居民大会或至少是代表会议，才能做出决定。我猜测几乎全部的小区“居委会”在封锁小区时都没有通过这一程序。因而“居委会”擅自封锁小区就构成了犯罪。如果在封锁小区期间还发生了对居民的进一步损害，它们更应承担责任。如果“居委会”封小区确实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它们也可以在辩护中拿出证据，以将罪责直接指向真正的责任人。只有对已经的违法进行惩罚，才能建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避免以后的违法。

当然，在理论上，公民可以就各级行政部门以“防疫”为名侵犯权利的行为，如各地政府对市场的关闭，对物流的阻断，对通行的禁止所造成的侵权和损害，提起诉讼。上海其住宅受到非法侵入消杀、导致住宅权被侵犯、财产损失的居民可以以此诉当地防疫当局；贵阳因转运大巴失事死者的亲属可以诉贵阳防疫当局；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亲属也可诉该地防疫当局；……一来要惩罚导致侵害的责任人，二来要求赔偿。当然这种诉讼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依我的经验，很有可能会被当地当局恐吓而不敢诉讼，或者即使提交了诉状也不受理，或者即使受理了也很难胜诉。然而，人们不应因这种种困难而退缩。即使没有打赢的希望，诉讼起码意味着，公民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问心无愧，至少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记录。而广义地，这也为走向宪治法治做了一份小小的努力。

最后，我想纠正一个错误说法，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没有权利意识”。这是因为“权利”这个词是rights 一词翻译过来的，人们没有在传统中国找到这个词。其实传统中国有着不叫“权利”的权利。这就是习惯法中的规定。严格地说，权利就是行为规则，即“人们可以如此做”。当柏克说到英国人的权利时，说英国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他说，“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就“是得自他们先人的祖产”（1999，第42页），即英国人此前一直享有的东西。中国人的传统权利也蕴藏在中国的习惯法中。各种权利虽没有统一的名称，中国习惯法却有一个统一的古称――礼，形容礼是公正恰当的词是“义”，义者，宜也，这与rights 一词的原义相近。所以我们可以借用柏克的说法，权利就是“以前从来就这么做”，如果不允许这么做，就是对权利的侵犯。例如传统中国的人从来就可以自由迁徙，从来就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当禁止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对他们“从来就享有的”权利的侵犯。

当然权利有时也会隐而不彰，这是在缺少对权利需求的时候。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教授讨论问题时，他说“英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投票，也没有规定什么权利。在工业化结束时的人权状况与工业化开始时大不一样。”（盛洪，1996）意思大概是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更为频繁的社会交往，因交往而需要明确权利，所以权利意识就突显了。这加强了我的“交易先于产权”的想法。更为一般化，人们只有当交易、合作、争端或冲突时，才有弄清权利内容和边界的需求，权利意识也就彰显了。但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权利。就如英国在中世纪一样，它藏身于习惯法之中。而在中国，有些权利，如土地产权，因可以自由交易而较彰显，明代政府还做过土地确权，编过《鱼鳞册》，一个农民熟知他能用土地做什么。中国的谏议制度是表达自由最敏感部分的传统，也是从来就有的。然而其它权利，如人身自由则没有受到过明显挑战，它仍藏身于习惯法中。

权利（rights）意识有时也可能受到权力（power）的压制。1949年以后，长达三十年的公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对传统的权利体系进行了彻底地摧毁，经历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权利意识几致泯灭。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恢复产权制度的环境又使权利意识复活了。例如我在农村听到农民称他们各自的承包田为“我家的地”，直接看作拥有土地产权。亿万网民认为他们的发声是天经地义的，而删贴封号则是倒行逆施。这是他们“从来就有的”权利观念。在疫情以后，他们在疫情前“从来就有的”权利，如自由进出小区，自由出入公共场所，自由出入省市，自由出入国境，住宅权，财产权，隐私权，…… 受到了侵犯，而“防疫”借口都远不能与这些权利对抗。当权利没有受到权力的挑战时，还处于“潜龙”状态；过度防疫超越宪法和法律约束侵犯或限制这些“从来就有的”权利时，它们就会在人们意识中觉醒，就如“飞龙在天”。

如果说，权利意识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它就不仅属于广大公众，也属于政府官员。在个人层面，他们的权利也如其他公民一样需要保护；作为官员，他们知道“俸禄民膏”，只有保护权利，权力才有资格存在。如果认为权力可以侵夺和压制权利，他们迟早要丢掉权力。他们中有些人也懂得，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和最好方式。如果是这样，权利就可能获得更好的保护，权力也更有基础。如果滥权侵犯权利，就是在挖权力的根；如果当公民伸张自己的权利时，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滥权的不当，及时纠正错误，也就能避免权力的败坏。在这一波公民维权过程中，一些警察就显现出他们与公民在权利意识上的共识；在本文快写完时，又听说北京、天津、广州、江苏和四川等多地又部分取消了48小时核酸查验，尽管还不到位，也毕竟是个突破，这是对在此前20多个城市反过度防疫抗议的积极回应（弗林，2022），说明权利意识是枪炮也无法阻挡的利器，只要表达出来，就能攻入权力的堡垒，在那里回荡。

参考文献：

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 。

东方ONLINE，“广州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后　当局突宣布一半市区解封”，《东方ONLINE》，2022年12月1日。

郭于华，Diary of Lockdown(11.24-11.28)，《云行云止》：“于华看社会”，2022年11月28日。

弗林，“中国多地放宽防控措施美国务卿：民众抗议产生效应”，rfi，2022年12月3日。

盛洪，“我与科斯”，《读书》，1996年第四、五期。

2022年12月5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防疫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