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去年刘道玉校长去世时引起了对教育改革的再次关注。其实教育一个明显弊端就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是明摆的事情。一个社会如果对这种现象无动于衷，如果还有权力公然维护，就少有希望。这篇14年以前的演讲讨论了这个问题，供大家参考。（2026年1月28日）
盛按：前些天看到“山河大学”的画饼，觉得是一个辛酸的玩笑。这是一个在系统性错误面前的徒劳补救。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纠正那个系统性错误。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呼吁要改变配置教育资源的机制。但现在看来教育体制没有往前走，而是向后退了。（2023年7月18日）
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公平性
——在2011年天则教育改革论坛上的发言
盛 洪
谢谢赵农，大家上午好。我的演讲题目叫“中国现有教育体制的不公平性”。首先讲一讲有一次调研的偶然发现。今年大概4、5月份我到重庆去做调研。有一天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当地主人让我们参观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非常漂亮，我在北京很难看到。我就照了一些照片，但是这些照片由于是用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这都是他们的校园的景色。这个学校就像一个花园一样。
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叫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奎中学校。地点是距重庆市中心约80公里，是比较偏的地方。为什么我提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因为这对我是一个小小的冲击。因为据我在中国大陆长大的经验，一所非常好的学校，而且是重点学校，全国的名校，似乎不应该布局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偏。当然我后来就反省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这样一种经验是对还是不对呢？
聚奎中学的主人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我到网上又看了一下。这个学校是清代时办的，当时叫聚奎书院，这是由当地的士绅和商人共同创办的，获得当地地方官的支持。这个学校创办以后有很多的文化名人曾到这个学校演讲，其中包括梁漱溟、陈独秀等等。这个学校培养了我们国家的人才，比如周光召，中科院前院长；还有邓若曾，前女排的主教练。这是一个学校的光荣。
我反省，我为什么有小小的先入之见，认为这样的学校不应该布局在那样的地方呢？是因为我生长在计划经济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中国的教育领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之中。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我们不讨论其他事情了，现在只讨论两者哪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更合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可能会有相似的感觉，如果是计划经济的话，计划经济当局即政府部门绝不可能将重点中学布局到江津区白沙镇。为什么这样想呢？刚才茅老师讲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哪个更有效率。但哪个更公平呢？一般似乎认为，计划经济更公平一些。然而我们其实仔细一想就能明白，其实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它依赖的资源配置的机构是金字塔型的，它并不是一个很平等的机构。而市场经济则是网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最高的顶端、然后分级而下的结构。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其实计划经济在配置资源上更不公平。各种资源，狭义而言就我们讲的教育领域而言它同样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点是要强调的。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为了公平就要强调政府干预教育资源的配置，说这样能使社会更公平，是一大谎言。为什么呢？从哲学层次来讲，其实市场经济更平等，计划经济却是制造等级的。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计划经济它不是一个平等的结构，为什么呢？是因为计划在现实中必然依赖于行政体系，而行政体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如果没有有效约束，没有约束行政部门的宪政框架，行政部门的官员就会滥用手中权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包括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就会更糟。
我们现在假定计划当局的官员是自利的，而且不受约束。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们就得让资源配置得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我想这是符合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他们是有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如果他们怎么做都没有外在的力量去约束住他们，那么结果只能是这样。所以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今天的教育领域，这样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就倾向于将教育资源配置到行政中心。为什么要配置到行政中心呢？因为他们自己就在行政中心。再将学校按行政层次划分等级。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有所谓“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方向，竟然也有大学校长跳了出来，说我们不应该“去行政化”，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就是按行政级别来分配的。我想他说的是一句实话。将学校划分成三六九等其实形成的也是金字塔型，有全国重点，有什么部署，什么省属，还有市属大学等等等等，它们都是行政部门的附庸或下属机构，所以学校结构本身也是个金字塔型的。再按照金字塔的顺序额外配置资源，比如像211，比如像985。其实这些都是很糟的概念。大学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去争取这些额外的资源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但就整个教育资源的配置来讲这是极端错误的事情，它又更加强了金字塔的这样一种格局。
所以，如果要我对中国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做一个评价，那就是，这是古今中外最糟的。这张图是中国211和985大学的分布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做一个小的对比。这上面有两个数，前面的数是211大学的数量，后面是985的数量。北京这个地方有22所211大学，8所985大学。我们再看一下郑州，郑州大概就是一所211大学。我们知道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北京人口不到2000万，而且严格来讲它还限制于北京所谓本地居民，所谓有户口的居民，大概也就是1000万。这样一种配置是严重不合理的，这也在反过来印证我的一个说法，资源是按行政中心的级别来配置的，它没有按人口去配置。这种格局在各省也在同构地重复。即使在河南，肯定在郑州教育资源是不成比例地最多的，其他的市、县可能相对比较少。这是从上到下都是如此的，所以这样一种格局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非常糟糕的格局。
我随便找了一个美国大学名校分布图，大家看这些有颜色的地方，可以看出分布基本比较平均，而且我认为它是按照人比例来分布的。
中部人口比较少，东部肯定是美国人口比较密集的，还有西部沿海地区人口较多，这个布局相对来讲是合理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资源分布是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当然也有政府的一些投入。但是政府投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决定的分布，而是由各州、各市决定的分布。所以总体是分散式的教育资源的决策导致这样一种分布结果。
我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上又找了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中国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人数，这底下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第一名是北京，大家看到了，大概是6000多人，这个数据是三倍于，四倍于很多省份。当然还包括还有一些直辖市相对比较多，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这种分布是不合理的，这和我们讲的教育权的平等真是南辕北辙，相差很远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是古今中外最糟的。
我们再看看传统中国，我随便说一个宋代的例子。我看葛兆光的《中国文化史》，他讲北宋时的政治中心在汴梁，文化中心在洛阳。实际上它们不是重合的。在相当长时间都是如此。还有当时的书院制度和私塾制度使得教育资源的分布是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它不是那种像我们今天所呈现的那个样子。这张图是中国宋代书院地理分布图，这里也不是很平均，每个省市都有，而且主要讲的是南宋，实际上区域相对比较小，所以西部没有有效统治，所以主要分布在东南这个方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里人口密度比较高。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在浙江临安，当然浙江并不是书院最多的，最多的是江西224所；还有一个地方比较突出是福建85所；还有湖南是70所，浙江156所也是很多。这个分布相对来讲和当时的人口分布相关，因为这些地方人口更密集。另外和什么有关呢？和文化活动有关。当时主要的文化大家，比如像朱熹，比如陆九渊，他们活动在江西福建一带。有一个著名的“鹅湖之会”，是朱熹与陆家兄弟的会讲。后来有一个著名的朱张会讲在湖南的岳麓书院，朱熹和张轼的会讲。比较活跃是江西、福建和湖南，所以书院比较多的。这是和文化名人活动有关的。
我们反过来看市场经济办教育的逻辑是什么。很重要一点是分散决策。刚才茅老师讲教育的性质是什么，教育基本上是私人物品。什么叫私人物品呢？私人物品就是你可以排他地向消费者个人去收费，假如他不给你钱你就不给他提供服务。这个判断应该说很简单，一个孩子不交学费就不让他上学，这是完全能做到，能够把他排除出去，不交钱不给货，这就是私人物品，很简单的定义。所谓公共物品，如果你不交钱我也没法不给你提供服务。所以总体来讲这个教育其实是私人物品。但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比如穷孩子没有钱上不了学怎么办？这样影响到起点平等，起点公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社会应该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这个时候教育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更高端上，学者探究天道的意义上来讲有公共物品性质。只是在这两个极端，社会政或府应该伸出援手。总体来讲教育基本是私人物品。
当我们说某种东西是私人物品的时候我们暗含一个意思，就是它可以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所以市场经济下，办教育的逻辑就是分散决策。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来作出决定，在教育中主要是由家长和本人作出决定，并支付费用。这样一来，这样一个决策方式影响到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和人口数量相关。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的话，它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和人口数量高度相关。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来配置教育资源的社会，教育资源最多的地区应该是河南，而不应该是北京，不是说首都不能多一点大学，但是北京教育资源过多是太不成比例的现象。北京的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三倍、四倍于其他地方，这是非常糟的扭曲。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相对来讲是比较平衡的。我们再看一个宋代的例子，宋代的书院有很多家民间书院，只有15%是官办的，其他都是民办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资金来源创办的，所以相对来讲它是比现在中国教育资源分布要平均得多。
由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合理，导致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既然你在这资个地区资源分布得过多的话，在其他方面进行市场化改革，人口可以在中国国内自由流动情况下，别人就会追逐这些教育资源。这是很合理的。但是现有的行政部门，就要继续维护这样一种教育资源分布不平等的局面，不然的话他自己就获得不了好处。所以就制定一些有利于自己子女的入学规则。比如北京的高考录取名额按比例远远多于其他地区。这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年了。还有一个政策叫做自主招生，我曾经对自主招生做过批判。我们的大学在决定他们的校长，决定他们的教学内容，决定他们的教学方式，决定他们的院系设置各个方面没有自主权利的时候谈什么“自主”招生呢，这不是很奇怪，这不是很滑稽嘛？我觉得大学真正的自主是由大学自己来决定这些最重要的决策，所以自主招生就是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就是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提供便利。所以由自主招生引发了一系列的腐败，包括自主招生本身就有的腐败，也包括比如说搞个什么航模比赛拿了几等奖，全在那作假，用来高考加分，搞了很多这种花样。
当然还有直接的滥权，我们经常听到有些考生的分数也不够，自主招生分也没有搞那么多，仍然能够进某些名校。这就是直接的滥权。现在在中国，因为实际上对这种滥权的监督没有很严格的制度，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再有就是有些学生和家长发现了这种不公平，他们诉诸法律。比如2001年青岛有三个考生诉教育部，他们就说实际上我们的分数如果按照北京的分数线，是能够上大学的，但是按照山东的分数线我们上不了大学，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中国宪法》保证每个公民权利的平等；也违反《教育法》。《教育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所以这是完全违法的。但是中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并不会产生正面的作用，所以这个事情是不了了之。
还有就是禁止高考移民。很多的家长和学生看到北京这么多的政策优势肯定是想到北京来算做北京名额，被行政部门严格禁止了，是因为他们侵害了这个行政部门所规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现在大家讨论的随迁子女问题，就是大量民工到北京来打工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跟着他们来学习，但是不得已要回到原籍去高考。最近我看到张千帆教授给国务院上书讨论这个问题，要为随迁子女争取到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权利，但是我看他这种争取只是一种争取行动而已，在现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下我们看不到希望。前些日子出现北京强拆民工子弟学校驱赶民工子弟的恶性事件，这一事件也包含了这样一种含义，行政部门在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他驱赶他们干吗，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有些人看中那块地，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这些人在北京上学就会占据更多的北京教育资源，进而提出在北京高考这样的要求，所以他们要提早驱赶。所有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宪法》和《教育法》。《教育法》第9条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显然他们都是在违法。
行政部门这样的直接干预，直接决定教育资源配置的这样一种结构，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由于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导致中心和边缘差距越来越大，还有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结果将把教育鸿沟保持下去，民工的子弟还得当民工。所以有很多学者统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到2005年近30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1978年到1997年来自农村的大学子占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现在占一成左右。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势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如何进入高等学校？”这是对他们的批评。
我的结论是，今天的教育体制本质上是“反教育的”。为什么是“反教育的”？我的帽子是不是太大了呢？我想不是。教育是什么？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教学生做一个人，一个人要有基本的道德，而公平、平等是道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这样一种制度本身都不公平，它是违反公平和平等的，它就是最大的反教育。为什么？它的结果就是让学生被事实教育得根本不相信还有公平，或者他们认为不公平是正常的，所以中国教育糟就糟在这。所以这种教育体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教育改革。这个教育改革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我指的是行政部门的当事人。不要做口头改革派，说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好象有谁妨碍了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中国所谓政治体制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在行政部门不受约束，它们在滥用权力，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行政部门的框架下解决。
现在的中国不需要对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做什么大的改动，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宪法不依，有法律不执行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不需要有什么宣言，不需要有什么大的修宪，不需要大的修改法律。我们执行宪法，我们执行法律就够了。谁妨碍了你去执行宪法，谁妨碍你执行法律了呢？没有人。
所以我的建议，是要对那些直接违反法律，破坏教育公平的恶性事件直接追究责任，对相关的责任人要实行严厉惩罚。最近的北京强拆民工子弟学校和驱赶民工子弟的这样一种事件，这是一个重大事件，竟然没有人管，这是问题。
更全局地，相关行政部门要清理、废止和不再非法实施违反《宪法》和《教育法》的行政条例。他们搞的条例，包括张千帆教授上书要修改的这些条例本身就违宪、违法，不应该实施，首先要清理。这个事情在国务院内部是可以做到。所以要清理它，要废止它，不要再实施它。
再有人大要监督和帮助相关行政部门遵从宪法和遵守法律，对行政部门的违宪和违法行为提出弹劾。不是简单的建议，不是搞什么提案，而是要弹劾。哪个相关负责人违反宪法和法律，我们要做的是弹劾、让他下台的问题。
教育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有关教育的宪政改革。首先废除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教育制度，让市场作为配置教育资源的主体。第二是撤销教育部。这个行政部门应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的存在实际上就是负面的。第三是承认公民的天赋教育权。第四是鼓励民办教学。最后，对民办教育也要有适当的管制。当然是以市场这样一种分散地配置资源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管制，包括维护学校间的公正竞争，也包括在起点公平上去辅助那些穷孩子，在探究天道的高端给予社会和政府的支持。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盛洪教授的演讲，今天盛教授从教育的空间布局着手，对比了计划体制和市场条件下各自的特点，指出了只有在公共决策的领域才有可能形成等级以及等级秩序可能性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并且最后对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展望，也对当下教育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想起来小布什给咱们中国一个小孩子的回信里面的一段话，说人类尤其是美国建国以来，人类到迄今为止最大的发明并不是某一项科学，或者说原子武器，或者发明了电脑、银行，都不是，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笼子，就是把行政权利这个怪兽关在这个笼子里面的笼子，实际上就是行政体制。小布什认为这才是人类最大的发明，最有效的发明，我本人也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在没有宪政的框架之下即便有很好的宪法和很好的法律都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实施，为什么？是因为这一只猛兽现在张牙舞爪忘记了他的权力，他的权力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公民，非常感谢盛洪老师的演讲。下面给10分钟请大家有关问题可以向盛老师提问。
曾晓东：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盛老师，盛老师关于宪法的标准我都同意，我也认为今天对政府过大的行政权利进行制约方面我们力量还是很小的，我们还是应该一起把政府想打的行政力量控制住，像赵老师说的把它放在笼子里。但是我想问一下您能不能讲一下宪法作为终极目标和目前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如何去处理，仍然以北京强拆高考移民为例，从宪法角度来讲，我并不是说我的利益，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这是公民权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导致北京市政府或者是很多北京市市民所担心的由此导致北京更加拥挤，因为大家想想市场来调节这个过程直到把它取平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代价谁来付，或者是怎么样去有效的解决，日本人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其中很多关于过程性目标的概念您如何评价？
盛洪：首先感谢曾老师提问。当然你的提问隐含了一点假设我不太赞成：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实现宪法的终极目标。我不太同意。我刚才举了北宋、南宋的例子，那个时候是什么经济？其实这种教育资源的分散布局从来如此，我们的所谓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的”问题。比如以北京为例。一旦放开了就会很多人涌进北京。但是我们首先想想人们为什么要涌进北京。很多人会说，北京这么多人还不要控制一下人口，北京这么多的教育资源，人涌进怎么办？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北京会有这么多的教育资源？为什么北京有这么多好的街道、楼房和各种设施呢？这正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也就是行政部门不当地把过多的资源配置在北京了，所以北京才变的比较好，大家都向往，都想进来，不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大家知道华盛顿也是首都，但是美国大学分布最多的地方是在波士顿，不在华盛顿。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一个宪政国家，约束住了行政部门，他们没有那种动机非得把大学放在华盛顿。所以首先我们的问题恰恰不是什么发展中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要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可以不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将巨大资源投放在北京的这样一种情况。211、985，本身这些大学占了天时地利还要拿更多的钱，你盖更多的楼，聘更多的大学教授。
不是将来过程中怎么样，我们等不到，目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北京既然教育资源多就应该让大家来，你嫌来的人太多，你就把很多资源配置到外地去，这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像这样一种由于资源配置多了，别人要到这来，你禁止别人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我认为他们有权利去追逐更密集教育资源的地区，现在让他们在北京读书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直接侵害谁的利益？不就是北京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就是你的孩子可能竞争者更多一点儿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约束这个行政部门利益集团，他们就会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违法违宪没有人约束他们。这当然不行。这是我基本的回答。
提问：我想问盛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既得利益者来呼吁改革是很艰难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我们是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首先改变家长的观念，比如说有各种各样新的教育理念的出现吸引这些人，慢慢促进教育多元化的发展，包括甚至从幼儿开始，据我所了解中国很多教育，很多受高等教育的家长慢慢意识到还有更好的教育理念，从小就让孩子接受更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样慢慢就以后有各种各样新教育理念民办学校出现的话，如果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这种新教育理念学校也越来越多，是不是政府本身在这种形势之下改革更容易一些呢？
盛洪：我还是很赞成各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教育形式，这是比较领先的，比较有前瞻性的家长可以这样做。但是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在所谓体制内，在现有的这种传统教育模式下来教育他的孩子，所以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问题。但同时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形式，但并不能证明我们不需要去约束行政权力。这些年很多人不愿接受国内的教育体制到国外读书，但是到国外读书的人家里还要相对来讲比较富裕，一般中产阶级家庭是承担非常沉重负担的。有些家长不吃不喝供孩子到国外去读书，为什么？是因为国内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但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损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同意探索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同时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对行政部门的约束。还有一点，行政部门认为它是无所不管的。举个例子，前些年上海的孟母堂就是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教育当局认为应该关掉。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规定谁能教育谁不能教育。这个行政部门不是跟你井水不犯河水，它不断在僭越公民的权利，也在僭越其他领域的权利，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不约束住他他就限制你，新的教育形式在中国也很难发展起来。
提问：盛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到关于人数量多的地方应该配置更多的教育资源，现在取消行政配置由市场配置的话可能也不会达到人多的地方教育资源最多，因为可能考虑到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或者说这个地方，因为不仅仅是普通人他需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出来，更多的可能是比方说像北京也很多高科技企业需要这么多人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经济动力去办学校，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于人口我有一些质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您详细的谈一谈教育部，您提到比较极端的观点是撤销教育部，我首先想问教育部这样一个机构，比如在欧美有没有对应的机构，第二个是教育部在中国您的眼中它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体做了什么有损教育尊严的事情。谢谢。
盛洪：首先我刚才讲人口决定是一个主要因素，也不不排除别的因素，如经济发展，还有文化活动。但是总体来讲市场经济依赖人口分布配置教育资源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讲更公平。并不是说一定完全按照人口分布。比如美国波士顿的高校很集中，究竟是由一个分散决策机制决定出来的这样一种配置，相对来讲比较合理。而且如果只讲大学恐怕是这样的。但是要从中学和小学的维度来讲，学校分布应更接近按人口的分布。毫无疑问的，现在连中学、小学的空间配置都是很有问题的。
教育部实际是不应该存在的机构，它认为它比市场更聪明，比家长更聪明，比专家更聪明。教育部认为他知道怎么配置资源，哪个学校是211、哪个学校是985。我们听过很多教育部官员验收的笑话。他们其实根本不懂各个学科和专业，他们并不比大学教授更懂教育，他们竟然有权力决定哪个学校更好，哪个学校不好。我们可以请教育部跟大学教授辩论。
实际上大学是要多样化的，它们侧重各不相同。中国这样一种高校结构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很狭隘的思想的映射。他们用自己的狭隘思想来框住学校的发展，所以各个学校都是单维的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但很多其他国家，如美国，很难说哪个学校更好，哪个学校不好。你可以说哈佛、耶鲁有排名，但是很多学校有非常好的专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分布，绝不是哈佛和耶鲁分布最多。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MIT，梅森学院，等等。你在中国只知道清华、北大，这是错的。学校多样性是更重要的，这种多样性并不是计划官员脑子里想出来的，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配置资源本身是错的。而且配置资源的权力包括决定大学校长是谁。这些年大学校长行政化趋势严重，就说明教育部在滥用权力。教育部的某个司长下去当校长，他会当吗，他是教育家吗？再加上权力的腐败，教育部搞的所谓内部文件，竟然凌驾于有关教育的法律，凌驾于宪法，这是中国的问题。
其他国家有没有教育部呢？有。美国有教育部，但是教育部不是像中国是配置教育资源的，而是提供一些标准，提出一些建议，做一些各学校的对比，还有一些协调事务，还有统计。我为了这个发言还看美国教育部的网站，很多是统计，还有不同学校的对比。所以中国有关教育机构能改成这样更好，总而言之现在的教育部绝对应该撤销掉。
主持人：咱们这次论坛也有幸得到了搜狐网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微博正在直播，现场可以进行交流。有网友可能提出一些问题，也给网友一点机会。
搜狐教育：刚才我们一直在用搜狐微博直播，有一个网友说中国大学自主招生阻碍了贫困学子一些向上的通道，想问一下盛教授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盛洪：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教授，包括张千帆教授还有雷颐教授都讨论过，我很同意他们的意见。自主招生是很滑稽的事情。真正的自主是大学的自主，大学自己决定自己的校长和教学内容与方式，决定资源应该配置在哪里。在这些自主都不存在的时候，搞自主招生完全是个幌子。确实是这样，因为自主招生，像杨东平教授说的，就拉开了寒门子弟和权势子弟之间的距离。这种自主招生要去面试，一个农村的孩子到哪儿去面试，是很麻烦的事情。肯定在北京的学生到北京的高校面试更方便一些。还有其他背后的权势的影响。所以我基本的观点是，自主招生是很不好的制度，是一个讽刺，是一个谎言。
搜狐教育：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叫九寨天堂的网友最近教育部批准北京城市学院等五家民办学校获得首批研究生招生资格，请问师资资源不如公办校的民办院校来说他们应该怎样培养这些研究生？
盛洪：首先我评论一下“批准”。我觉得教育部没有资格批准。《宪法》没有规定招研究生要由教育部批准，《教育法》也没有。它根本没有资格批准，它批准就是僭越公民的权利。民办学校大胆地去招生，努力地去挖掘教学资源，探索新的教学道路，不要被教育部的框子所框住就很有希望。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的回答，盛老师的意思是哪一天我们天则所也可以招研究生。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民办教育的改革与希望兼谈融资问题”。
（2011年11月2日，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
